……在這80年內的人們的記憶中，新發現的國家和地區比以前5000年中發現的還多，而且，半個以上的世界是由現在仍活著的（或者就其年齡來說，也許是很健康的）人們發現的。
喬治·貝斯特，馬丁·弗羅比歇的遠征隊的一個成員
從1500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人類歷史上一個較關鍵的時期。正是在這一時期裡，地理大發現揭示了新大陸的存在，從而預示了世界歷史的全球性階段的來臨。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裡，歐洲人憑借他們在海外活動中的領導能力，上升到世界首位。這些世紀中發展起來的某些全球性的相互關係自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更加緊密起來。在1763年，這些相互關係比起它們在早一、二個世紀時要重要得多，但是，比起它們發展到1914年時則極其微不足道。換言之，從1500至1763年的這些歲月構成了從1500年以前時代的地區孤立主義到19世紀歐洲的世界霸權的過渡時期。本章的目的是分析發展於各頜域的全球性關係的確切的性質和程度。
一、新的全球性視野
歐洲的海外擴張和陸上擴張的第一個最明顯的結果是，人類的眼界前所未有地擴大了。地理知識不再局限於一個地區、一塊大陸或半球。整個地球的外形首次被確定和繪入地圖。這工作主要是由帶頭從事渡洋探險的西歐人進行的。在葡萄牙人於15世紀初開始沿非洲海岸摸索著前進以前，歐洲人僅掌握有關北非和中東的準確知識。他們關於印度的知識是模糊的；關於中亞、東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知識則更模糊。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亞的真實存在當然是未曾料想到的，更不用說南極洲的存在了。
到1763年，情況全然不同。世界大部分地區的主要海岸線，包括南北美洲的大西洋岸、南美洲的太平洋岸、整個非洲的海岸輪廓以及南亞和東亞的海岸，都已詳細程度不等地為人們所瞭解。在某些地區，歐洲人的知識已超出海岸線範圍。俄羅斯人相當熟悉西伯利亞，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相當熟悉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區。在格蘭德河的北面，西班牙人已勘探了很多地區，徒然地尋找黃金和傳說中的城市，而法國人和英國人則利用獨木舟和印第安人所知道的河流和湖泊的路線，在更北面的地區廣泛地漫遊。
但是，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大半未探明;澳大利亞雖然其西海岸已被荷蘭航海者發現，但整體上幾乎尚未為人們所瞭解。同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內地基本上仍是塊空白；中亞的情況也一樣，13世紀馬可·波羅的敘述仍是關於中亞的知識的主要來源。總的來說，歐洲人在直至1763年為止的這一時期中，已獲得有關世界大部分海岸線的知識。在下一時期中，他們將侵入幾塊大陸的內地，還將探察南、北極地區。
二、人類、動物和植物的全球性擴散
歐洲人的發現不僅導致新的全球性視野，還導致新的全球性種族分佈。實際上，150O年以前，存在著世界範圍的種族隔離。尼格羅種人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太平洋的少數島嶼上，蒙古種人聚居在中亞、西伯利亞、東亞和南北美洲，高加索種人集聚在歐洲、北非、中東和印度。到1763年，這一格局已根本地改變。在亞洲，俄羅斯人開始慢慢地越過烏拉爾山脈，遷徙到西伯利亞。在非洲，荷蘭人已在好望角建立起一塊永久的殖民地，因為那裡氣候宜人，土著又非常原始，不能進行有效的抵抗。到1763年，也就是荷蘭人在開普敦登陸後過了111年時，他們已向北推進了相當大的一段距離，並開始渡過奧蘭治河。
種族組成方面的最大的變化發生在南北美洲。關於1492年以前印第安人口的各種估計數，從100萬至高達1億，極其不同。不管其數目原本也許是多少，歐洲人侵入所帶來的災難性影響是人們所一致承認的。征服期間遭受的有形損失、文化模式的破壞、征服引起的心理創傷、強迫勞動的負擔、酒精和新疾病的傳入——所有這些因素多式多樣地結合起來，使各地的印第安人大批死亡。一個世紀內，土著居民的總人口似乎已下降90％至95%。遭受打擊最嚴重的是加勒比海島嶼和熱帶沿海區的土著，他們在大約30年時間裡完全從那裡消失。熱帶高地地區如巴西和熱帶低地地區如巴拉圭的土著則較有恢復力。他們雖然蒙受了非常慘重的損失，但能夠復原，能夠組成繁衍出當代大部分美洲印第安居民的種族。只是到了20世紀時，美洲熱帶區的印第安人口才接近其原先的數字，而在別處，仍遠遠地落後。
取代日漸消失的印第安人的是來自歐洲和非洲的移民浪潮。由此產生的居留地有三種類型。一種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組成；在這些殖民地中，伊比利亞移民組成一個永久居留的貴族階層，統治高地被征服的印第安人和低地從非洲輸入的黑人奴隸。由於歐洲移民中男子比婦女多得多，他們通常娶印第安女子為妻，或者找她們做情婦。於是，出現了混血兒居民；在南北美洲許多地區，他們已開始在人數上超過歐洲人和印第安人。
第二種居留地發展於西印度群島；在那裡，歐洲人——英國人、法國人及西班牙人——也組成一個居留的貴族階層，不過，所統治的僅僅是從外面輸入的黑人勞動力。最初，種植園主僱用來自歐洲的契約雇工為他們經營煙草、靛籃和棉花種植園。但是，由於17世紀中葉他們轉向蔗糖生產，需要的勞動力便要多得多，遂從非洲運進奴隸。例如，在英屬巴巴多斯，1640年時僅有數百名黑人，然而，到1685年，黑人已達46000人，而白人才2O 00O人。同樣。在法屬島嶼，到1700年時有44000個黑人和18000個白人。
南北美洲的第三種居留地見於大西洋沿海一帶。那些地方的土著印第安人或者人數太少，或者非常難駕御，無法作為充足的勞動力來源，而且，除了南部的殖民地外，那一帶的作物也不成為輸入黑人勞動力的根據。在這些情況下，英國和法國移民自己開墾土地，當農夫、漁民或商人，靠自己的勞動過活，發展起完全以歐洲人為其成分的社會。
總之，來自歐洲和非洲的大規模遷移把南北美洲從純粹是蒙古種人的大陸改變成世界上種族成分最混雜的地區。黑人的遷移繼續到19世紀中葉，使奴隸的總數達1000萬左右，而歐洲移民的人數一直在穩步增長，到ZO世紀初因每年有近100萬的人到來而達很高的數字。最後結果是，如今，居住美洲的是多數的白種人與明顯少數的黑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與白人的混血兒以及黑白混血兒（見第十八章第一節）。
由某些種族的人口減少和遷移引起的新的世界種族格局已為人們所非常熟悉，以致現在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而，其極為巨大的意義也被普遍忽視。在直至1763年為止的這一時期中，所出現的情況是，歐洲人提出要求說大片大片新地區應歸他們佔有；在後面一世紀中，他們佔據了這些地區——不僅是南北美洲，而且還有西伯利亞和澳大利亞。如果設想一下，那時最先到達並拓居人口稀少的大陸的是中國人而非歐洲人，那麼，這種從根本上重新繪製世界種族圖的意義便可得到估計。假使那樣的話，如今中國人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大概會更接近於四分之三而不是現在的四分之一。
人類諸種族的混合必然伴隨以動植物的相應的混合。除了少數無關緊要的例外，凡是今天得到利用的動植物都是由史前時期世界各地區的人們馴化出來的。它們從各自發源地向外的傳播一直緩慢地進行到1500年；這時，它們開始由橫跨地球的人們在各大陸中間來回移植。各種圈養的動物，尤其是馬、牛和羊，是東半球的一個重要貢獻。美洲大陸投有可與之媲美的動物，那裡的美洲駝和羊駝價值較小。東半球的穀類植物也很重要，特別是小麥、黑麥、燕麥和大麥。西班牙人是果園愛好者，除了給美洲帶來橄欖樹和歐洲葡萄樹外，還帶來了種類繁多的水果。在早期的拉丁美洲，幾乎所有的傳教機構和高大住宅的周圍都有一個照料這些歐洲輸入物的、帶圍牆的果園。
作為回報，美洲印第安人貢獻出非常豐富的糧食作物，特別是玉米和馬鈴薯，此外還有木薯、番茄、鱷梨、白薯、花生以及若干品種的蠶豆、南瓜和筍瓜。可可樹是美洲的另一種土生植物，阿茲特克人和馬雅人曾用可可豆製成使征服者喜歡的巧克力飲料。這些印第安植物非常重要，今天，世界生產的全部肥料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供它們用的。
除這些糧食作物之外，美洲印第安人還培植了兩種主要的經濟作物：煙草和棉花。印第安人很早就已以今日所知道的各種形式——煙斗、雪茄煙、用玉米苞皮捲成的香煙、鼻煙——吸用煙草。煙草迅速地從美洲大陸傳播到全世界，而且在這過程中，還有幾種新品種給培植出來，通常所說的地中海東部的土耳其煙草就是其中一例;現在，這種煙草又被傳回到美洲大陸。各種棉花在1500年以前就已為東半球和美洲的人們所知道，但是，今日的商品棉花多半來源於印第安人馴化的棉花品種。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藥物學上佔有顯著地位的幾種美洲土生藥材，尤其是制可卡因和奴佛卡因用的古柯葉、制麻醉劑用的箭毒、提取奎寧用的金雞納樹皮、制鎮痛劑用的曼陀羅以及制輕瀉劑用的藥鼠李。
當然，動植物的交換並不限於歐亞大陸和南北美洲之間。整個世界曾捲入這種交換，澳大利亞的情況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澳大利亞現今是諸如羊毛、羊肉、牛肉和小麥之類初級產品的世界主要輸出者，而所有這些農牧產品都來源於從外界移入的物種。盛產橡膠、咖啡、茶葉和煙草的印度尼西亞與盛產蔗糖和菠蘿的夏威夷的情況也是如此。
三、全球性的經濟關係
到18世紀的後一段時期，規模巨大的洲際貿易已在歷史上首次發展起來。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已在歐亞大陸一地區和另一地區之間販運大部分奢侈品——香料、絲綢、寶石和香精。到18世紀末葉，這種有限的奢侈品貿易由於新的、體積龐大的必需品的交換而轉變為大規模貿易。大西洋貿易的情況尤其如此，因為美洲種植園為供應歐洲，先生產了大量煙草和蔗糖，以後又生產了大量咖啡、棉花及其他商品。這種種植園實行單一經營，所以它們進口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包括穀物、魚、布匹和金屬產品。它們還必須輸入勞動力，從而，導致繁榮一時的三角貿易：歐洲的朗姆酒、布匹、槍炮及其他金屬產品給運到非洲，非洲的奴隸給運到美洲，美洲的蔗糖、煙草和金銀給運到歐洲。
這一時代新的、大規模的全球性貿易的另一重要方面在西歐與東歐之間。這裡，西歐又得到種種原料，尤其是做麵包用的穀物；由於人口增加和大量可耕地轉變為牧場，穀物的需要量很大。在從事波羅的海穀物貿易的主要港口但澤，黑麥、大麥和燕麥的價格在1550至1600年間分別上漲了247%、187％和185%。這種情況促使穀物及其他原料的出口量大大增加，因此，波蘭和匈牙利銷往西方的出口商品的價格在這數十年間通常兩倍於進口商品的價格。波蘭、匈牙利、俄國，最後還有巴爾幹半島各國，得到了紡織品、武器、金屬產品以及殖民地商品；作為回報，它們提供了穀物、牛、獸皮、船用補給品和亞麻。它們還提供毛皮；毛皮是西伯利亞的俄羅斯人（見第八章第四節）通過採用西班牙人在美洲獲取金銀的同樣方法即剝削土著勞動力而獲得的。
歐洲與亞洲的貿易比不上與南北美洲或東歐的貿易，其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原因是，歐洲紡織行業反對從亞洲各國進口棉織品。這些棉織品在英語和歐洲其他一些語言中的名稱反映了它們的原產地。「Gingham」（條格平布）來自馬來語中意為「有條紋的」一個詞，「chintZ」（磨擦軋光印花布）來自興都斯坦語中意為「有斑點的」一個詞，而「Calico」（印花平布）和「muslin」（細平布）則分別來源於地名「卡利庫特」和「摩蘇爾」。這些外國產的棉織品由於份量輕、顏色鮮明、價格低廉、尤其是耐洗，在歐洲非常受歡迎。它們開始被大量進口，因此，本地紡織界和一部分人——這部分人擔心為支付外國棉織品而造成的金銀流失會危及國家的安全——一提出了反對。英國一些小冊子作者污蔑這些進口商品為「適於輕佻女子的低劣商品」。但是，他們關心英國女子的端莊和品行同他們猛烈攻擊這些棉織品一樣，其動機是顯而易見的。歐洲組織界為了保證禁止進口印度棉布的法律獲得通過，對他們各自的政府施加了足夠的壓力。這些法律並沒有被普遍遵守，然而，它們確起了明顯地減少與亞洲的貿易量的作用。
限制歐洲與亞洲的貿易的另一原因，在於難以找到能在亞洲市場上出售的物品。這問題從古典時代起就有了；那時，羅馬帝國為支付中國絲綢和印度紡織品而耗盡黃金。16、17和遇世紀時，情況還是如此，亞洲仍然對歐洲商品不感興趣，而歐洲則勉強地用金銀去支付它所想要的亞洲產品。西方商人在努力找出擺脫僵局的途徑時往往是竭盡全力的。阿姆斯特丹公司曾向泰國出口「數千幅有待在帕塔尼的市場上出售的荷蘭雕版畫。其中，有聖母像（是根據加爾文教商人的指示，防備賣給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和描繪聖經中情節的作品；有記載李維的歷史故事、適合於重視古典作品的暹羅人的版畫，最後，還有對更普遍的人們具有吸引力的圖片，即一批裸體畫和更不合乎禮儀的插圖。」事實上，歐洲直到18世紀末葉發展起動力機器時才解決與亞洲貿易中的這一問題。18世紀末葉，形勢完全改變，因為歐洲能用機器織的廉價紡織品淹沒亞洲。但是，那時以前，東西方貿易由於亞洲樂於接受歐洲的金銀、很少接受歐洲的其他物品而一直受到妨礙。這種形勢解釋了18世紀後半世紀伏爾泰的以下這段頗揭示問題的評述：
人們詢問，所有正從秘魯和墨西哥不斷地流入西班牙的黃金和白銀的結果如何？它們落入法國人、英國人和荷蘭人的口袋；他們在加的斯經商，並把自己的工業產品送到美洲作為回報。這些金錢的大部分流到東印度群島，支付絲綢、香料、鉀硝、冰糖、茶葉、紡織品、鑽石和古董。
這種新的世界性經濟關係的意義何在呢？首先，第一次國際分工已大規模地完成。世界正在成為一個經濟單位。南北美洲和東歐（與西伯利亞一起）生產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亞洲提供各種奢侈商品，而西歐則指揮這些全球性活動，並愈益傾全力於工業生產。
新的全球性經濟在原料生產區提出了勞動力供應問題。美洲種植園通過大規模地輸入非洲奴隸解決這一問題（見表1）。黑人如今正是在以往專門從事種植園農業的那些地區——巴西北部。西印度群島和美國南部——為數非常眾多。這就留下一傷痛苦的遺產，因為這些地區至今仍由於始於殖民地時期的基本問題——種族問題和不發達問題——而遭受嚴重破壞。當前，美國少數民族聚居區和加勒比海島嶼的種族鬥爭是長達四個多世紀的橫渡大洋的奴隸貿易的最終結果，而整個拉丁美洲的不發達只不過是西、葡殖民地（與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對於西北歐的經濟依賴關係的繼續。
為參加這新的全球性經濟，南北美洲付出的代價是實行奴隸制，東歐付出的代價則是實行農奴制。其基本原因相同——即需要有充裕的、可靠的廉價勞動力供應，以便為生利的西歐市場生產商品。在此以前，波蘭和匈牙利貴族要求農民提供的勞動是最低限度的——一年義務勞動3至6天——因為不存在增加產量的誘因。但是，當面向市場的生產變得有利可圖時，貴族很快作出響應，大幅度地將義務勞動時間增至每週一天，到16世紀末，增至每週6天。為了保證農民繼續承當這強派的勞役，還逐漸通過了限制農民自由遷移的法律。終於，農民被完全束縛在土地上，從而成為沒有遷居自由的農奴，遭受貴族的強征勒索。
在土耳其統治下的巴爾幹半島各國，存在著一個類似的發展過程。那裡，征服時期中有功的武士（騎士）都給分封以來邑即提馬爾。這種提馬爾制度允許農民世代使用其小塊土地，以作為他們繳納輕微賦稅和承當勞役的報酬，而騎士，如果不履行其軍事義務，可以被剝奪他們的提馬爾。16世紀時，這種格外仁慈的制度由於帝國當局的衰弱和西方市場的吸引力，遭到破壞。騎士把他們的提馬爾改變為奇夫利克即可繼承的私有地產；地產上的農民被迫接受租佃條件，否則，就要被逐出土地。佃戶在繳納國家徵收的稅和騎士需要的部分收成後，留下的通常僅佔其產品的三分之一左右。雖然他們在法律上並沒象波蘭、匈牙利和俄國的農奴那樣被束縛在土地上，但實際上，由於欠騎士的債，他們被同樣有效地固著在土地上。這種奇夫利克制度在諸如色薩利、馬其頓、馬裡查河和多膨河流域之類的肥沃平原區傳播開來，並不是偶然的，因為那裡可進行面向西方市場的大規模生產。此外，農民起義與奇夫利克制度的傳播在時期上一致，也不是偶然的；正像奴隸起義是美洲種植園奴役的結果一樣，農民起義是東歐農奴制的結果。
輸入地區 1451-1870年
英屬北美洲 39900O
西屬美洲 1552100
加勒比海（英、法、荷、丹殖民地） 3793200
巴西 3646800
總計 9391100
新的全球性經濟還在消極和積極兩方面給非洲以極其重要的影響。據估計，被拐運到南北美洲的非洲人有3500萬至4000萬，奴隸貿易是造成這一損失的主要原因；不過，這數字還要靠充分的調查予以證實。實際上，只有大約1，000萬奴隸到達目的地。其他人都在途中死於非洲或海上。奴隸貿易的影響因地區而遇然不同。安哥拉和東非受損失嚴重，因為那裡的人口一開始就比較稀少，經濟上常常接近於僅能餬口的生活水平，所以，即使損失的人口很少，其影響也是毀滅性的。相形之下，西非經濟上較先進，遂人口較稠密，因此，奴隸販子的劫掠也不是那麼具有毀滅性。從整個大陸看，由於運走奴隸的時期從1450延續到1870年，而被運走奴隸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其總人口據估計有7，000萬至8，000萬，故人口方面的影響是比較微小的。不過，奴隸貿易對非洲從塞內加爾到安哥拉的整個沿海地區和方圓四、五百哩的內地，有一種腐蝕性的、擾亂性的影響。攜帶朗姆酒、槍炮和金屬器具等貨物的歐洲奴隸販子的到來，引起了一個連鎖反應：侵襲內地獵取奴隸，各種各樣的集團為控制這有利可圖的、軍事上起決定作用的貿易而相互征戰。隨著有些組織和地區如阿散蒂聯盟和達荷美王國上升到支配地位、其他組織和地區如約魯巴、貝寧文明區和剛果王國日漸衰落，奴隸貿易的總的影響肯定是破壞性的。
然而，奴隸貿易除佔有奴隸之外，確還包括了貿易。非洲人親自把自己的同胞賣給歐洲人後，作為報酬，不僅得到了酒精和火器，而且還得到了某些實用商品和經濟上的生產性商品，包括紡織品、工具和供當地鐵匠鋪和作坊使用的原料。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一個更重要的積極影響是，從南北美洲引進了新的糧食作物。玉米、木薯、白薯、胡椒、菠蘿和煙草被葡萄牙人引進非洲後，非常迅速地在各部落中間傳播開來。用這些新食物實際上能供養大量的人，其數目或許會超過在奴隸貿易中失去的人員總數。
各大陸中，亞洲受到的影響最小，因為它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已強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間接的征服。亞洲大部分地區完全沒注意到正出現在沿海地區的、固執的、令人討厭的歐洲商人。只有印度的少數沿海地區和東印度群島的某些島嶼大大地感覺到歐洲經濟擴張的影響。就整個亞洲而論，亞洲的態度由中國皇帝乾隆在答覆1793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貿易關係的一封信時作了最好的表達，他說：「在統治這個廣闊的世界時，我只考慮一個目標，即維持一個完善的統治，履行國家的職責：奇特、昂貴的東西不會引起我的興趣。……正如您的大使能親眼看到的那樣，我們擁有一切東西。我根本不看重奇特或精巧的物品，因而，不需要貴國的產品。」
歐洲也受到新的全球性經濟的影響，但是，所受到的影響全是積極的。歐洲人是世界貿易最早的中間人。他們開闢了新的外洋航線，提供了必需的資本、船舶和專門技術。當然，他們會從奴隸貿易、甘蔗和煙草種植園以及東方貿易中得益最多。有些利益慢慢地為歐洲的人民群眾所獲得，茶葉的情況叮表明這一點；茶葉於1650年前後被引進英國時，每磅的價值大約為10英鎊，然而一個世紀後，已成為普通消費品。比對生活水平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新的全球性貿易對歐洲經濟的促進性影響。以後將提到，18世紀末葉開始進行的工業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從海外事業中積聚起來的資本和海外市場對歐洲製造品的日漸增長的需要。
因此，正是在這一時期中，歐洲突飛猛進，迅速上升到世界經濟首位。總的結果是積極的，因為世界分工導致世界生產率的增長。1763年的世界比1500年的世界富裕，而且，經濟增長已繼續到現在。但是，從一開始起，西北歐就作為世界創業者，得到大部分利益而損害了其他地區。從當前的種族鬥爭、富國與窮國間的顯著差異以及農奴制在整個東歐留下的至今依舊可覺察的傷痕中，可清楚地看出這種損害所包含的內容。
四、全球性的政治關係
在直至1763年為止的這一時期中，全球性的政治關係同經濟關係一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西歐人不再被擴張中的伊斯蘭教圍在歐亞大陸西端。相反，他們已通過贏得對印度洋的控制，從南面包圍穆斯林世界，而俄羅斯人則已通過征服西伯利亞，從北面包圍穆斯杯世界。當時，西歐人還發現了美洲，為經濟開發和殖民開闢了大片大片地區。在這樣做時，他們蓄積起巨大的資源和力量；這些資源和力量進一步加強了他們同伊斯蘭教面對面的地位，並在下一世紀中證明是越來越起決定性作用的。
所有這一切說明世界均勢已起了一個根本的、重大的變化——一個可與先前人口均衡方面的變化相比較的變化。以往，穆斯林世界一向是創始力的中心，它向四面八方探查並推進——伸入東南歐、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亞和東南亞。現在，一個能以全球規模而不僅僅是以歐亞大陸規模起作用的新的中心已崛起。在這新的中心，先是從伊比利亞半島，以後是從西北眈一條條貿易和政治影響的路線向各方伸展，圍繞整個世界——向西到南北美洲，向南繞過非洲，向東到印度並繞過東南亞。
這並不意味著歐洲人到1763年時已實際控制了所有這些地區。然而，它的確意味著歐洲人已有效地支配著那些人口稀少的地區——南北美洲、西伯利亞以及後來的澳大利亞——雖然他們以大陸規模進行的實際佔據須等到19世紀才開始。但是，在非洲和亞洲，除荷蘭人侵入好望角和東印度群島外，西歐人在這一時期中僅獲得一些沿海據點。在別處，諸土著民族非常強大，且有高度的組織，不允許在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亞發生的情況在他們那裡重演。
例如，在西非，沿海地區的酋長們小心翼翼地保護著他們作為內地部落與歐洲人之間的中間人的有利位置；由於他們的反對和氣候方面的困難，歐洲人對內地的入侵被阻止。因而，歐洲人只好滿足於設立沿海商站，通過商站從事奴隸貿易以及其他任何也許會產生利潤的商品的貿易。
在印度，在達·伽馬於1498年到達以後的250年中，歐洲人一直被疏遠。這兩個半世紀裡，他們能在少數港口經商，不過，顯然是經土著統治者勉強同意才得以這樣做的。例如，1712年，威廉堡的司令官、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外孫約翰·羅索用以下敬辭作為給莫臥兒皇帝的一份請願書的開端：「英國東印度公司總經理約翰·羅素伏地叩首，以奴隸應有的恭敬提出最小的沙粒般的請求。……」直到18世紀末，英國人才強大到足以利用莫臥兒帝國的解體、開始他們對印度領土的征服。
在中國和日本，如同俄羅斯人在進入阿穆爾河流域時所發現的那樣，歐洲人侵略領土的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由於受到不容挑戰的任意法令的支配，甚雖與遠東的貿易也是很不穩定的。1763年，即葡萄牙人到達遠東已有兩個多世紀時，西方商人只能在廣州和長崎經商。即使奧斯曼帝國，已失去的也僅僅是它在多瑙河對岸的邊遠地區，儘管它當時正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並易受到歐洲的陸軍強國和海軍強國的侵略。
我們可以得出給論，在政治領域和在經濟領域一樣，1763年的歐洲正行進在半途中。它不再是歐亞大陸的一個比較孤立、不重要的半島。它已在海外和陸上擴張，確立起對比較空寂、軍事上軟弱的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亞的控制。但是，在非洲、中東、南亞和東亞，歐洲人必須等到19世紀時才能宣稱他們的統治。為了強調這些世紀的過渡性質，應該著重指出，當西歐人正在由海路實現他們從翼側包抄的全球性運動時，穆斯林仍有足夠的推動力從陸上繼續挺進中歐，於1683年圍攻中歐的維也納，並且侵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東南亞，在那裡贏得新的皈依者。
五、全球性的文化關係
歐洲文化的強加和歐洲政治統治的強加一樣，取決於各土著社會的狀況。例如，英國人和法國人能把各自的文化整個地遷移到南北美洲，是因為諸土著民族或者被消滅了，或者已被攆走。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印第安人仍然對格蘭德河以北的白人的文明有著明顯的影響。英、法移民與印第安人之間剛發生接觸時，印第安人對自己的社會準則感到放心，認為自己的文化至少比得上正在入侵中的白人的文化。 1744年，當有人在一次會議上提議易洛魁人送他們的一些孩子去威廉斯堡接受歐洲式的教育時，易洛魁人的反應表明了這一點。他們用以下建議來表示反對：「如果英國紳上把他們的孩子送12個或24個到奧農達加，聯盟議會會關心他們的教育，用真正最好的方式撫養他們，使他們成人。」印第安人這種堅定的獨立心促使本傑明·富蘭克林在1784年寫道：「我們稱他們為野蠻人，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同於我們的，我們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完美的文化：他們也如此看待他們的生活方式。」誠然，白人擁有掠奪印第安人和接管整個大陸的人數、組織和力量。但最後，白人發現，他們已不知不覺地在自己的詞彙、文學、服裝、藥物以及他們所種植和消費的作物中接受了當地印第安文化的許多特點。
印第安人對在格蘭德河以南發展起來的拉丁美洲文明的影響也是很大的。不幸的是，這種影響至今沒得到充分調查，因為大部分研究是集中在相反的過程即伊比利亞文化對印第安人的影響上。然而，即便是偶然來到拉丁美洲的旅人，也不能不注意到印第安文化殘餘物的跡象。例如，用土磚砌造房屋，用沒有鋸過的松樹原木作稿條即椽子。同樣，披在肩上的毛毯即塞拉普毛毯起源於印第安部落，用兩塊毛毯縫合在一起、正中開領D製成的龐喬頭篷也是如此。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普遍信奉的羅馬天主教，是基督教的教義和慣例與印第安人的信仰和習慣的混合物。雖然印第安人已放棄當地諸神的名字，但他們把這些神的特性分派給聖母瑪利亞和聖徒們，期望天主教萬神殿中的這些偶像能像他們的神那樣，治癒疾病、控制天氣和使他們免受傷害——他們相信，他們的神以往這樣做過。在拉丁美洲的菜餚方面，也許可找到印第安影響的最明顯的跡象。玉米粽子、玉米粉圓餅和各種辣萊都是以印第安兩大名產蠶豆和玉米為基本原料。
在1763年以前的這一時期中，除了前面已提到的新的、最重要的糧食作物的傳播外，歐洲人對非洲和歐亞諸土著文化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在西非，土著酋長們把歐洲商人基本上限制在他們的沿海貿易站。這些酋長的態度在1482年1月20日黃金海岸一個叫克瓦米·安薩的酋長所說的以下這番話中驚人地顯露出來。這番話是對葡萄牙一位高官顯貴的答覆。他帶著一支令人敬畏的扈從隊到達那裡，請求允許在當地修築一座要塞。
我並不是感覺不到你們偉大的主人、葡萄牙首腦今日給予我的很高的榮譽。為了不辜負他對我的友誼；我在和葡萄牙人做買賣時總是努力做到嚴守規矩，總是盡力為商船快速搞到船貨。但是，在今日以前，我從未看到其臣民的外表上出現過這麼大的不同：他們向來只是穿著簡陋的服裝，輕易地滿足於他們所得到的商品；他們極不希望留在這片土地上，直至能弄到全部船貨時才會高興起來，然後返回。現在，我注意到一個奇怪的不同。許多衣著華麗的人渴望能在這裡建造房屋，留在我們中間。這些地位很高的人由一位指揮官帶領，按這位指揮官自己的說法，他似乎是製造白天和黑夜的上帝的後裔；這些人決不能使自己忍受這裡的惡劣氣候，也不能在這裡獲得充斥於他們國家的奢侈品。因此，我們所有男子漢所共有的激情將不可避免地引起種種爭端；更可取得多的做法是，我們兩個民族應當留在至今已確立的立場上，允許你們的船象通常那樣作短暫的過訪；雙方偶然相見的願望會保持我們之間的和平。大海和陸地始終是近鄰，所以老是不和，爭辯著誰該退讓；擁有巨大暴力的大海試圖征服陸地，同樣頑強的陸地則決心反抗大海。
在中東、印度和中國的古老的文明中心，諸土著民族如人們可能預料的那樣，對歐洲入侵者的文化根本沒有印象。穆斯林土耳其人雖與基督教歐洲人關係最密切，但極其看不起他們。甚至在17、18世紀土耳其人本身每況愈下時，他們還毫不猶豫地表達對基督教異教徒的輕蔑。1666年，土耳其首相對法國大使突然叫嚷道：『難道我不知道你、你是一個邪教徒，不信上帝的人，是一頭豬、一條狗、一個吃糞的東西嗎？」
對歐洲和歐洲人的這種傲慢不恭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由來已久的不和來解釋。歐亞大陸其他地方對歐洲人的反應不是那麼傲慢無禮，但同時也沒有尊敬的表示，更不用說敬畏了。當葡萄牙人到達錫蘭時，科倫坡的土著官員將以下這份對新來的人的頗為客觀的評價送交在康提的國王：「在我們的科倫坡港口，來了一些皮膚白皙但長相頗不難看的人；他們戴鐵帽、穿鐵農；他們不在一個地方停留片刻列也們老是到處走來走去；他們吃大塊的石頭『硬餅乾』，喝血『碰巧，地道的馬德拉葡萄酒』；他們用兩、三塊黃金或白銀買一條魚或一隻酸橙。……」這位科倫坡官員是個目光敏銳的人，接著又說，「他們的槍炮非常好。」後面一句評語特別予人以啟示：凡是在歐洲人給別的人們留下印象的地方，必定是由於其技術成就的緣故。
在印度大陸，當已在果阿安身的葡萄牙人於1560年引進宗教法庭時，諸土著民族的反應是非常消極的。從〕6O0至1773年，因有異教觀點而被處火刑的受害者有73名。印度居民不能不注意到天主教的一種不一致性：它監禁、折磨和以火刑燒死那些其唯一罪行是持異端觀點的人，而同時，又阻止那些將自焚視作一種崇高美德的寡婦自願讓火燒死。此外，歐洲冒險家在印度的不法和狂暴行為進一步降低了印度人民對天主教徒的評價。1616年，有人對英國牧師特裡先生說：「基督教是魔鬼的宗教；基督教徒時常酗酒；基督教徒時常幹壞事；基督教徒時常打人；基督教徒時常辱罵別人。」
由於耶穌會傳教士的卓越才能和學問上的造詣，中國人對歐洲人的反應開始時比較良好（如第四章第四節所提到的）。耶穌會會土成功地贏得了一些皈依者，包括少數學者和一些皇室成員。然而，即使是具備天文學、數學和地理學知識的能幹的耶穌會會土，也沒有給中國人留下過深的印象。有位作者因為基督教接近於儒教，並驚奇地發現有些歐洲人是「真正的紳士」，所以讚揚歐洲人，寫了一篇最表示讚賞的評論：
天主國（上天之主的國家，即天主教國，可能指意大利）較遠地位於佛教國（印度）的西面。那裡的人們懂得文學，而且同中國人一樣博學且舉止優雅。有卜利瑪竇（馬特奧·裡奇）的人來自該國；他取道印度，經過四年遠足，抵達廣東邊界。他們的宗教是崇拜天主（「上天之主」，意指上帝的天主教名詞），正如儒教徒崇拜孔子，佛教徒崇拜佛陀一樣。他寫的著作中，有一本題名為《天學實義》（基督教的真實含義）；該書常運用與儒教相比較的方法闡明真理，但是，尖銳地批評了佛教和道教有關虛無和空寂的理論。……我非常喜歡他的思想。其思想接近於儒教；但是，在規勸教區居民時更誠摯，這方面他不同於佛教徒，佛教徒總是喜歡用晦澀難解、無條理的話來愚弄和嚇唬平民百姓。……他和人談話時，很有禮貌；如果受到挑戰，他辯論起來是不知疲倦的。因此，在外國也有真正的紳士。
這篇頌辭是個例外。中國大部分學者都拒絕西方科學和西方宗教。在教皇克雷芒十一世於1715年3月頒布「自該日」訓令、禁止基督教徒參加祭祖或尊孔的儀式之後，中國皇帝康熙輕蔑地說：「讀了這篇訓令，我所能說的是，西方人，像他們那樣愚蠢的人，怎麼能反對中國的偉大學說呢？他們當中沒有人能透徹地理解中國的經籍；當他們說話時，其中大部分人是可笑的。我現已閱完的這篇訓令頗類似於佛教徒和道教徒的種種迷信玩意兒，但是，沒有任何東西像這篇訓令那樣充滿了大錯。」就當時中國民眾對歐洲人的看法而論，它或許準確地反映在以下這句格言中：只有他們中國人擁有雙眼，歐洲人是獨眼，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居民均為瞎子。假如是這種氣氛，那麼可以理解：1763年以前，除諸如夭文學之類的某些專門的知識領域外，歐洲人對中國文明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
雖然這一時期中，中國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對歐洲人的文化沒有印象，但歐洲人卻相反，對他們在君士坦丁堡、德裡和北京所看到的東西印象非常深。他們首先熟悉奧斯曼帝國，他們的反應是尊敬、欽佩和不安。遲至1634年即帝國開始衰落後，一位富有思想的英國旅行者還下結論說，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偉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誰見到過他們最得意的這些時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個出土耳其更好的地方。」在較早的年代裡，在蘇裡曼一世統治期間，哈普斯堡皇室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富有見識且觀察力敏銳的奧吉爾·吉斯萊恩·德·巴斯貝克也表示過類似的讚美。1555年，巴斯貝克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蘇裡曼比作雷電——」他猛擊、毀壞和消滅一切擋道的東西。」巴斯貝克不僅對奧斯曼帝國的力量，而且對基於嚴格的人才制度的奧斯曼官僚機構的效率也印象很深。
17世紀期間，奧斯曼帝國失去了在歐洲人中間的聲譽。許多衰敗的徵兆日益明顯起來，其中包括王朝的墮落、行政管理的腐敗和軍事上的軟弱。但當時，歐洲知識分子正被有關傳說中的遙遠的中國文明的許多詳細的報道所強烈地吸引住。這些報道以耶穌會傳教士的報告為根據，引起了對中國和中國事物的巨大熱情。實際上，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國的歷史、藝術、哲學和政治後，完全入迷了。中國由於其孔子的倫理體系、為政府部門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對學問而不是對作戰本領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藝品如瓷器、絲綢和漆器等，開始被推舉為模範文明。例如，伏爾泰（1694－1778年）用一幅孔子的畫像裝飾其書齋的牆，而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年）則稱讚中國的康熙皇帝是「如此偉大、人間幾乎不可能有的君主，因為他是個神一般的凡人，點一下頭，就能治理一切；不過，他是通過受教育獲得美德和智慧……，從而贏得統治權。」
18世紀末葉，歐洲人對中國的欽佩開始消逝，一方面是由於天主教傳教士正在受到迫害，一方面是由於歐洲人開始對中國的自然資源比對中國的文化更感興趣。這種態度的轉變反映對1776至1814年間在巴黎出版的16卷《關於中國人的歷史、科學和技術等等的學會論文集》中。該書第十一卷於1786年問世，裡面幾乎僅收錄關於可能會使商人感興趣的資源——硼砂、褐煤、水銀、氨草膠、馬、竹以及產棉狀毛的動物——的報告。
正如歐洲人的興趣在17世紀從奧斯曼帝國轉移到中國一樣，到了18世紀後期，歐洲人的興趣又轉移到希臘，並在較小程度上轉移到印度。古典希臘人成為受過教育的歐洲人極其喜愛的人．1778年，一位德國學者寫道，「我們怎麼能相信，在歐洲的導師希臘人會閱讀以前，東方諸野蠻民族已產生編年史和詩歌，並擁有完整的宗教和倫理呢？」不過，歐洲有少數知識分子確開始熱中於印度文化。歐洲一般公眾在這時以前很久就已知道印度，而且，有關德裡「莫臥兒大帝」的財富和豪華生活的報道已使他們為之激動。1658至1667年間在德裡侍候皇室的法國醫生弗朗索斯·伯尼埃，曾對著名的孔雀寶座作了以下描述；我們可以想像出當時的人們對這段描述的反應。
莫臥兒大帝有七張豪華的寶座，一張寶座完全鑲嵌以鑽石，其餘的則鑲嵌以紅寶石、綠室石或珍珠。……但是，據我看來，這豪華的寶座的最奢華之處在於：支撐華蓋的12根支柱由一串串美麗的珍珠環繞著；這些珍珠又圓又明亮，每顆重六至十克拉。在距離寶座四呎的兩側，各有兩頂固定的傘；傘桿高七、八呎，傘上鑲滿了鑽石、紅寶石和珍珠。這些幸是用紅色的天鵝絨製成的，繡有花紋，四周圍以珍珠作緣飾。
隨著歐洲人逐漸注意到印度人的古代文學，他們對印度及其文明的膚淺認識開始深化。印度博學家不願意把自己的神聖的學問傳授給外國人。但是，少數歐洲人，多半為耶穌會神父，獲得了梵語、文學和哲學方面的知識。德國哲學家叔本華（1788—1860年）就像萊布尼茨被中國人迷住那樣，著迷於印度哲學。1786年，英國學者威廉·瓊斯爵士向孟加拉亞洲學會宣佈，」無論梵語多麼古舊，它具有奇妙的結構；它比希臘語更完美，比拉丁語更詞彙豐富，比希臘語和拉丁語中的任何一者更優美得多。」
六、歷史展望中的近代初期
從1500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前幾個時代中的地區孤立主義與19世紀的歐洲世界霸權之間的一個中間階段。在經濟上，這一時期中，歐洲人將他們的貿易活動實際上擴展到世界各地，不過，他們還不能開發那些巨大的本陸塊的內地。雖然洲際貿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但貿易量仍遠遠低於以後世紀中所達到的數量。
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個單一的整體。震撼歐洲的有名的六年戰爭未曾影響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北美洲、非洲內地、中東大部分地區和整個東亞。雖然歐洲人已牢固地控制了西伯利亞、南美洲和北美洲東部地區，但到當時為止，他們在非洲、印度和東印度群島僅擁有少數飛地，而在遠東，只能作為商人從事冒險活動，而且，即使以商人身份活動，他們還必須服從最具有限制性、最任意的規章制度。
在文化上，這是一個眼界不斷開闊的時期。整個地球上，一些民族正注意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總的講，歐亞大陸諸古代文明給歐洲人的印象和影響較後者給前者的印象和影響更深。當歐洲人發現新的海洋、大陸和文明時，他們有一種睜大眼睛的驚訝感覺。他們在貪婪地互相爭奪掠奪物和貿易的同時，還表現出某種謙卑。他們有時甚至經歷了令人不安的良心的反省，如在對待西屆美洲的印第安人時所顯示的那樣。但是，在這一時期逝去以前，歐洲對世界其餘地區的態度起了顯著變化。歐洲的態度變得愈來愈粗暴、冷酷和偏狹。19世紀中葉，法國漢學家紀堯姆·波蒂厄抱怨說，在萊布尼茨的時代曾強烈地使歐洲知識分子感興趣的中國文明，「如今幾乎沒有引起少數傑出人物的注意。……這些人，我們平日視作野蠻人，不過，在我們的祖先居住於高盧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帶的數世紀以前，已達到很高的文化水平，如今，他們卻僅僅使我們產生極大的輕蔑。」本書第三篇將論述歐洲人為何開始感到自己勝過這些「劣種」，以及歐洲人如何能將自己的統治強加於他們。
歷史對我們今天的意義
從世界歷史看地區自治與全球統一
公元1500年之後的時代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時代，因為它標誌著地區自治和全球統一之間衝突的開端。在這以前，不存在任何衝突，因為根本就沒有全球的聯繫，遑論全球統一。數萬年以來，人類一直生活在地區隔絕的狀態中。當最初的人類大概從非洲這個祖先發祥地散居開來時，他們就失去了與其原先鄰居的聯繫。當他們向四面八方擴散開來，直到佔據了除南極洲以外的所有大陸時，他們持續不斷地重複了這一過程。例如。最初的蒙古種人穿越西伯利亞東北部到達阿拉斯加後，他們又向整個北美和南美地區繼續推進。他們在彼此相對隔絕的新的社會中定居下來。幾千年來，他們各自形成了獨特的方言和文化，甚至在形體特徵上也產生了差別。這一過程擴展到全球，因而一直到公元1500年，種族隔離現象遍存於全球。所有的黑人或黑色種人都生活於非洲，所有的白人或高加索種人都生活於歐洲和中東，所有的蒙古種人都生活於東亞和美洲，而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則生活於澳洲。
公元1500年前後，當西方進行海外擴張時，這種傳統的地區自治便開始讓位於全球統一。各個種族不再互相隔絕，因為成千上萬的人自願或不自願地移居到新的大陸。由於歐洲人在這一全球歷史運動中處於領先地位，所以正是他們支配了這個剛剛聯成一體的世界。到19世紀，他們以其強大的帝國和股份公司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控制了全球。他們還取得了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於是西方文化成了全球的典範。西方文化被等同於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天生就下賤。這種西方的霸權在19世紀時不僅歐洲人而且非歐洲人都認為是理所當然。在人們看來，西方的優勢地位幾乎是天經地義，是由上帝安排的。
如今20世紀，鐘擺開始再次擺向地區自治。歐洲用了四個世紀（1500－1900年）才建立起世界範圍的統治。而時間僅過去40年，歐洲這種統治就土崩瓦解了，這一瓦解過程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又加快了步伐。政治瓦解表現為帝國統治的終結。經濟崩潰與共產主義社會的興起同時，即開始於1917年蘇俄的建立，並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主義擴展到中國、東南亞、非洲和古巴而不斷加速。文化分化範圍更為寬廣，西方文化不再被認為與文明同義，而非西方的文化也不再等同於野蠻。
目前，西方文化在全世界不僅直接受到挑戰。甚至被抵制。1979年11月，美國使館人員在德黑蘭被扣留為人質時，西方記者曾書面向那些年輕的捕手提出許多問題。後者集體作出回答，他們的答覆如下：「西方文化對殖民主義者來說是一種極好的手段，一種使人疏遠本民族的工具。通過使一個民族接受西方和美國的價值觀念，他們就能使之服從其統治。」這些捕手還表達了對受西方教育或影響的伊朗知識分子的不信任。「我們要這些滿腦子腐朽思想的人有什麼用呢？讓他們到他們想要去的地方去吧！這些腐朽的傢伙就是那些跟在西方模式後面亦步亦趨的知識分子，他們對我們的運動和革命毫無價值。」
具有這種觀點的並不局限於年輕的激進派。許多持各種各樣政治信仰的非西方人都具有這種觀點。印度政治理論家梅達（V.R·Mehta）在其頗具影響的著作《超越馬克思主義：走向另一種前景》中提出，無論是西方的民主還是蘇聯的共產主義都不能為印度的發展提供合適的準則。他反對自由主義的民主，因為他認為這會把人貶低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從而導致一個自私自利的以個人為核心的社會。他也同樣抵制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強調經濟事務和國家活動，因而個人沒有什麼選擇餘地並且破壞了生活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梅達因此得出結論說，「每個社會都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都有充分發揮其功能的自己的道路。……支離破碎的印度社會不能以西方社會為榜樣加以改造。印度必須找到適合其特殊情況的自己的民族建設和發展戰略。」
反對西方的全球統治不足為怪。這種統治是一種歷史的偏差，它由錯綜複雜的特定情況而產生，因而必定是暫時的。但是令人驚奇的是，當前地區自治的力量同樣也正在主要的西方國家內興起，一些已沉睡了幾十年或幾百年的民族群體或亞群體現在也活躍起來並要求自治。在美國，存在著少數民族群體，即黑人、操西班牙語者以及美洲土著居民。在鄰近的加拿大，法裔魁北克人要求脫離的傾向已威脅到加拿大版圖的統一。同樣，英國正在對付蘇格蘭、愛爾蘭和威爾士的所謂脫離主義者。法國也正面臨著科西嘉、布列塔尼和巴斯克解放陣線的同樣的挑戰。
地區自治的要求並非僅僅針對西方的中央政權。在伊朗，對西方影響的普遍反抗與反對德黑蘭中央政府統治的地方暴動——即由庫爾德入、阿拉伯人、俾路支人以及土庫曼人這些少數民族發動的叛亂齊頭並進。由於這些少數民族幾乎佔到全國總人口的一半，伊朗百臨地區自治要求的威脅遠遠超過來自任何西方國家的威脅。蘇聯也有類似的情況，那兒聚居著幾十個非斯拉夫族的少數民族。由於他們的出生率大大高於斯拉夫族，他們同樣很快將達到總人口的半數。蘇聯少數民族對政府不滿的詳細情況並不十分清楚。一位蘇聯逃亡來的歷史學家安德烈·阿馬爾裡克（And－rei Amalrik）在其《蘇聯會生存到1984年嗎？》一書中這樣預測，少數民族將在蘇聯這個國家的瓦解中起到重要作用，而這是他滿懷信心地期待和盼望著的。
我們時代的眾多動亂均由兩大互相對抗的力量之間的衝突而引起。一方面，由於現代通訊媒介、跨國公司以及環球飛行的宇宙飛船，現代技術正在前所未有地將全球統一起來。另一方面，全球又因那些決心創造自己未來的沉睡至今的大眾的覺醒而正被搞得四分五裂。現代衝突這種歷史性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500年以後的那幾個世紀。在那幾個世紀中，西方探險家和商人首次把全世界所有居民聯繫在一起。直到今天，我們仍然面臨著這種決定性影響的積極面和消極面。埃及記者穆罕默德·海卡爾（Mohammed Heikl）寫道：「陷入重圍的民族主義已經集中精力，準備為了未來而不是過去而背水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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