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幸福，因為我是人，而不是動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國人，而不是蠻族人；我幸福，因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陽。
邵雍（新儒教徒，1011∼1077）
漢朝最終由隋、唐繼承，使中國文明繼續沿著傳統的道路發展，這種情況與羅馬帝國崩潰後西方所發生的獨特變化形成鮮明對照（見第十一章第三節）。隨後1000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偉大的黃金時代。早在漢代，中國已成功地趕上歐亞大陸其他文明，而現在，即中世紀時期，中國則突飛猛進，仍是世界上最富饒、人口最多、在許多方面文化最先進的國家。
從6世紀隋朝重新統一中國，到16世紀西方人開始由水路侵入中國，這1000年是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空前穩定的時期。但似乎有悖常理的是，這種穩定性既是好事，又是壞事。說它是好事，是因為在這1000年中，中國社會比世界其他任何社會，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質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說它是壞事，是因為正是這種成就和舒適，使中國雖不是絕對靜止，但卻相應地保持不變。然而，在這同時，如下章所述，西方由於技術發展早、經濟繁榮以及社會、政治等多種因素，正在發生著變化。而所有這些形成一種推動力，最終導致世界性霸權。結果，極為穩定而又保守的中國社會，被西方的不可阻擋的擴張主義弄得四分五裂。但這一點不應抹殺：整整1000年，中國文明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和對人類遺產的巨大貢獻，始終居世界領先地位。
一、隋朝統一中國
隋朝（589—618年）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約早八個世紀的秦朝一樣。兩者都在經歷長期的混亂之後，重新統一了中國，然後，都為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但是，在這過程中，它們都沉重地壓迫人民，都遭到了眾多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抗，以致都幾乎是其創立者一死便崩潰。
秦朝統治者的偉大貢獻是：統一全中國，修建公路和開挖運民修築長城，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擴大並鞏固疆土。隋朝統治者的成就與此非常相似，且同樣窮極民力財力。他們重建部分失修的萬里長城，開挖後被稱為「大運河」的龐大的運河系統的主要河段。這一大運河滿足了將已成為全國經濟中心的長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連接起來的迫切需要，但為此付出的財產和生命的代價是十分昂貴的。後來，一位中國作家評論道：此項工程的發起者隋煬帝「雖使他的朝代縮短了許多年，但給子孫萬代卻帶來莫大的好處。他雖實行暴政，但其統治將被認為具有不朽的功績」。
拓疆擴土的一系列戰爭，同樣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這些戰爭使帝國的疆域擴大到包括台灣、印度支那的安南和占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肅在內的地區。但是，征服朝鮮最北部領土的企圖卻慘遭失敗；當時的朝鮮分成三個王國。連續四次入侵，都被不屈不撓的朝鮮軍擊退。於是，不滿的士兵發動兵變；而全國各地的農民，也因賦稅過重而起來造反。隋煬帝逃到南方，618年被暗殺。幾個覬覦王位者隨後展開爭奪，獲勝者建立了唐朝，唐朝被中國和西方許多歷史學家稱為最輝煌的朝代。
二、大唐帝國
唐朝最明顯的特點是帝國擴張。通過一系列大的戰役，它的疆域甚至超過漢朝。唐朝在中亞建立了中國的宗主權，控制整個塔里木盆地，並越過帕米爾高原，控制奧克蘇斯河流域各國，以及個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區。另外，南部的西藏、西北的蒙古、東北的朝鮮和滿洲等廣大地區，這時也被迫承認中國的宗主權。當時世界上，只有中東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帝國能與之匹敵。中國人的勝利，不應完全歸於其優越的物質力量，下面這段東突厥人關於他們與大唐帝國的關係的敘述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
送來黃金、白銀、小米和絲綢的中國人，總喜歡使用奉承話，隨意處置其日漸減少的財富。他們用奉承話和其日漸減少的財富來引誘居住在遙遠地區的民族，使這些民族更接近他們……由於顯要人物「王子」和人民之間關係不融洽，由於中國人陰險、狡猾、詭計多端，由於兄弟們樂意接受於他們彼此間不利的勸告，引起顯要人物和人民之間的衝突，中國人使突厥人古老的王國土崩瓦解，使守法的可汗滅亡。貴族的兒子成為中國人的農奴，純潔的女兒變成了奴隸。
國內重建了強大的中央政府，使對外征服成為可能。如前所述（第十章第五節），漢朝被強有力的地方家族所削服這些地方家族積聚起巨大的、自給自足的、免稅的大地產，在這上面建造堡壘式的莊園，成功地與中央政權相對抗。佛寺的出現促進了國家的分裂，這些佛寺因擁有廣闊的、其面積不斷增長的土地，也向帝國政府提出了挑戰。
解決這一政治分裂的方法，在改朝換代間的幾個世紀中逐漸形成，並由隋、唐官僚加以完善。它由「均田制」組成，即：中央政府分給每個強壯的農民大約19英畝土地。這並不是去剝奪大家族所佔有的土地，而是通過其他途徑獲得土地，如開墾戰爭期間被荒廢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農民得到政府的贈與地，而且實際上，並非他們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土地。然而，「均田制」的確對削弱大家族的控制、加強唐朝統治有所幫助。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產的增長。它也增加了國家稅收，因為雖然擁有政治權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稅，但廣大小農卻要納稅。此外，農民們還得接受軍事訓練，組成一支常備軍，從而加強了帝國政府的軍事地位。
唐朝還通過發展一支能管理全國的精幹的官僚隊伍，來鞏固帝國政權。前隋朝恢復了漢朝的在全國競爭性考試的基礎上選拔官吏的制度。唐朝根據儒家的基本信條——徵召有才能的人較之西方典型的、進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決國家的種種問題——繼承並發展了這一制度。這一制度完全形成後，由在一連串複雜的儀式中舉行的一系列考試組成。首先是地方和縣城的考試，每兩、三年舉行一次。大約有8％的考生能通過地方考試，參加幾星期後的縣城考試。有幸通過考試的人（約一半考生）有資格擔任較小的官職，並可進一步參加省城的鄉試；鄉試每三年舉行一次，成功者有權參加在京城舉行的會試。只有6%的人能通過這一「籬笆」，有資格擔任較高的官職。這些人中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過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高一級的殿試，被吸收為中國最高貴的學術團體——翰林院的成員；史官和其他職掌文學的高級官員都是從翰林院中選拔出來的。
最初的考試完全是綜合性的，著重強調儒家經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教學和政治時事等。漸漸地，這些考試集中於文體和儒家正統觀念。最後給果是形成一種制度：從理論上說，官職之門向一切有才之上敞開，但實際上卻有利於那些有足夠財力進行多年的學習和準備的階層。這並不意味著，統治中國的是世襲貴族階層，相反，是一個由學者組成的統治集團即文人學士集團，他們為中國提供了一種贏得歐洲人敬佩的有效穩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這一制度，扼制了創造力，培育了順從性。只要中國仍相對地孤立在東亞，它就會繼續提供穩定性和連續性。但是；隨著生氣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轉而起了阻止中國人作出有效的調整和反應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終被徹底廢除為止。
京城設有三個最高管理機構，它們是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中節省直接在皇帝的領導下工作，制定政策；門下省審議中書省的決議，必要時，將決議駁回中書省重新考慮；尚書省負責貫徹執行中書省和門下省的決議。尚書省下設六部：吏部、戶部、兵部、刑部、工部、利部；禮部被授權掌管文職人員的考試。
京城長安是這些及其他一些管理機構的所在地，是一座約100多萬人口的大城市，寬闊的大道縱橫交錯，大道上時常擠滿了波斯人、印度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各種中亞人。他們是作為商人、使節和僱傭軍來到中國的。對外國人來說，除蒙古人的元朝這段短暫的時期外，唐朝比其他任何時期都更加開放。
這種開放在宗教事務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帝國疆土的擴大，陸上海上貿易路線的重新開放，致使外國許多宗教思想和大批傳教士湧入中國，其中佛教的情況尤其如此。佛教最早於漢朝由印度傳入中國（見第七章第三節），漢後王位空缺的混亂時期，開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戰。在這一動亂時期，儒教日益受到懷疑，因為它對孝道和家庭忠誠的強調，似乎削弱了一個已經衰弱的國家。因此，王位空缺時期，佛教影響迅速增長，唐朝初期，其影響達到頂峰。這一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有時被稱為「佛教時期。」
雖然佛教在中國獲得大量的財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在此過程中，它卻完全中國化了，同時還十分有助於新儒學的產生。當時，中國家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極為開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漸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禪宗派，後傳入日本亦稱為「禪宗」。這一宗派強調默坐專念和信賴自己，是唐後唯一繼續朝氣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中國化的另一特徵是，國家試圖按照典型的中國人的觀念——宗教應為國家利益服務，應作為國家精神機構發揮作用一來控制甚至賄賂拉攏寺院和廟宇。
控制的企圖結果失敗了，政府最後採取了徹底的迫害政策。佛教徒強調個人的靈魂得救，而不強調家庭義務的承擔，這與中國人的基本傳統正好相反。僧徒、尼姑與世隔絕，也與中國的傳統背道而馳，被認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會的。首先，政府垂涎於寺院在數世紀裡積累起來的巨大財產和地產，因而進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國雖不像在印度本上那樣完全消失，但卻遭到了極大的削弱（見第七章第三節）。這種迫害同西方的情況相似，僅限於佛教機構和僧侶，並不包括普通信徒。結果，就中國文明的全面發展而言，佛教的介入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的確，佛教對中國的哲學、玄學、藝術和文學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它並不像基督教改造了歐洲社會那樣，從總體上改造了中國社會。
最後，應該指出，雖然佛教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的外國宗教，但決不是唯一的一個。這塊適應佛教的自由土地也適應其他宗教，魯賓的經歷可清楚地說明這一點。魯賓是一位聶斯脫利派教徒，中國人稱他為阿羅本。他於公元635年到達後朝，受到了皇帝的接見。皇帝下令將他的書譯成中文。由於這位使者及其信仰給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帝頒布了下列敕令：
「道」（一般真理或宗教的道）不僅僅是一個名字。世上聖人不止一個。教義也隨國家的不同而變化，它們給全人類帶來好處。阿羅本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來自遙遠的大秦（羅馬帝國），從那裡帶來了他的偶像與經籍，在我們京城傳播。經檢查我們發現，他的教義深刻而又溫和；經研究我們發現，他的原理著重強調好的、重要的東西。他的說教簡潔，推論合理。這樣的宗教對所有人都有好處，特允許它在我們帝國自由傳播。
在其統治的最後一個半世紀中，唐朝統治者面臨一個王朝衰落時通常遇到的種種問題。帝國開支超過稅收。同樣，人口增長大於土地供給，農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塊土地。「均田制」被破壞，富貴人家再次搜刮農民，擴大其地產。由於稅收制是以人頭稅為基礎，因此，支付不斷增長的帝國開支的捐稅負擔，都落在農民頭上，而這時農民佔有的土地正在減少。
政府作出的反應是日漸把人頭稅改為土地稅。這雖使稅收增多，卻無法阻止自由農民人數的下降。這一下降意味著自衛軍和徭役方面的人力資源相應減小。帝國防衛日益依靠外國僱傭軍和邊境地區的「蠻族」部落；這些人遠沒有過去的自衛軍可靠。所以，751年，中國軍隊在南部的雲南和中亞的怛邏斯均遭失敗。後一戰役尤為重要，因為它使勝利者穆斯林阿拉伯人能夠讓曾是佛教的最早據點之一的廣大地區，開始皈依伊斯蘭教。
唐朝皇帝又設法繼續維持了一個半世紀的統治，但這是一個形勢不斷惡化的時期。京城不適當的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連續的乾旱和普遍的饑荒，使許多省份發生叛亂。朝廷雖得到了地方軍事首領和邊境地區各「蠻族」部落的援助，但這些人很快就擺脫朝廷的控制，無視皇帝的命令，為爭奪注定滅亡的朝廷的繼承權，相互之間展開了鬥爭。結果，907年，一位叛軍首領廢黜了唐朝末代皇帝，洗劫了長安城。此時帝國已四分五裂，開始了為時半個世紀的所謂的「五代」時期。最後，一位有才幹的軍事將領重新統一全國，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宋朝。宋朝同唐朝一樣持續了大約三個世紀（960-1279年）。
應該指出，唐、宋之間僅相隔短短半個世紀的分裂，已成為中國以後歷史的模式。國家再也沒有像在漢朝崩潰以後那樣，經歷長達數世紀的混亂局面。其原因是，自唐朝起，中國文明規模巨大，根深蒂固，不可能形成長期分裂的狀態。如果帝國的統一被西方的多種多樣的變化所取代，或許這一文明會變得更富有革新精神，更具有創造力。這只是歷史上必須加以思索的一個「如果」。但有一點是無可置疑的：中國人自己認為分裂和隨之而來的混亂是反常的、不幸的。有句古話說道：「猶如一個天空不能有兩個太陽，中國不能有兩個國家或兩個皇帝。」
三、宋朝的黃金時代
同漢朝和唐朝統治者相比，宋朝皇帝在對外關係方面顯然十分被動。他們並沒有發動大的戰役，恢復帝國在歐亞大陸中心地區的疆土。相反，宋朝第二任皇帝只想從遊牧民控制下收復北京和長城之間的領土，但他卻慘遭失敗。他的繼承者便放棄了對這一地區的要求，甚至每年向遊牧民「送禮」，這實際上是變相的納貢。因此，宋朝從未收復滿洲的東北領土，也沒收復西北領土；而西北地區可提供到達西方的陸上通道。
這是宋朝一個致命的弱點，它使遊牧民入侵十分容易。「送禮」政策實行了一個半世紀，當宋朝皇帝輕率地試圖收復東北領土時，災難降臨了。來自滿洲北部的新入侵者，擊敗了在東北地區居統治地位的遊牧民，宋王為之鼓舞，決定收復此地。他利用這一表面上的機會，派兵進入滿洲。結果，非但沒有輕易取勝，反而慘遭失敗，從而導致了中國北部大規模的入侵。宋朝防禦土崩瓦解，朝廷只得留在中國中部的長江流域和南方地區。因此，宋朝的後半期，即從1127到1279年被稱為「南宋」。前半期，即960至1127年被稱為「北宋」。
宋朝最初未能收復邊沿諸省，後來又丟失了北半個中國，這遭到中國後來歷史學家的嚴厲譴責。這種批評雖不可否認，但中國文明有許多方面在唐、宋幾個世紀中達到頂峰，這也是事實。文化領域尤其如此。在這幾個世紀中，出現了佛教經文和儒家經典的大百科全書；許多學者撰寫的各朝歷史內容全面；偉大的詩人和藝術家的傑作大批湧現；寫在書卷上的書法藝術同繪畫一樣受到高度評價；精美的瓷器幾乎如玻璃一樣薄，一樣透明；印刷術的發明價值連城，被利用來複印和發行大禮佛經：科學技術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進展（見第十二章第三節）。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的意義。商業革命的根源在於中國經濟的生產率顯著提高。技術的穩步發展提高了傳統工業的產量。同樣，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使作物在過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達到一季兩熟，從而促進了農業。此外，宋朝興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擴大了水田灌溉面積。據估計，11至12世紀，水稻產量增加了一倍。
生產率提高使人口的相應增長成為可能，而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生產。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
對外貿易突飛猛進，這一點比國內貿易更為顯著。國漢代起，中國對外貿易的規模已相當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對外貿易量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候。這一貿易迅速發展的基礎，當然是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生產率。航海技術的改進——其中包括指南針，帶有可調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後，穆斯林商人和水手從事貿易的積極性，也加快了對外貿易的發展；當時，他們是亞洲諸海的偉大創業者。
結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陸路；首次成為中國同外界聯繫的主要媒介。當時，中國的經濟居主導地位，這可以由以下事實看出來：中國的出口品大多是製造品，如絲綢、瓷器、書畫等；而進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礦石和馬匹等。最後應該指出，宋朝時期，中國人首次大規模從事對外貿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國中間商。因而，宋朝時的中國正朝成為一個海上強國的方向發展。但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潛在的可能從未實現。此外，同樣重要的是，宋朝時的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絲毫未對中國社會生產爆炸性的影響，而西方與此相應的商業革命卻對西方社會生產了爆炸性的影響（見本章第五節）。
四、元朝蒙古人的統治
南宋的統治儘管只限於半個中國，但這半個中國卻格外地安寧、繁榮。與此同時，中國北部則由滿族的一支女真人統治，稱為金。大約1215年，他們請求南宋援助，反對將他們趕出北京的、難以對付的蒙古人。南宋並不知道蒙古人的強大力量，派出擅長打圍攻戰的步兵予以援助。1234年，金朝滅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試圖使中國北部歸他所統治。蒙古人立即入侵中國南部以示報復。自於蒙古人先要佔領其他地方，所以戰爭持續了幾十年；但是，1279年，當宋朝末代皇帝死於一次海戰時，宋朝終於滅亡。一個新的蒙古王朝——元朝，從此開始了它的統治，直到1368年。
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國完全由遊牧民統治；這些遊牧民並非因早期同帝國的交往兩部分地中國化了。這些蠻族征服者採取的第一個行動是夷平各城市，將新臣民並入傳統的蒙古部落社會。但不久便有人向他們提出功告，說這是不可能的，還有更有利的選擇：
既然你們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區，贏得四海所有財富，你們自然可以獲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們還未將到手的一切組織起來。你們應該向土地和商人徵稅，從酒、鹽、鐵以及山區、沼澤地區的產品中獲利。這樣，你們一年就能得到50萬盎司的白銀、8萬匹絲綢和40萬擔糧食。你們怎麼能說中國人對你們沒有用呢？
蒙古人聽取了這一勸告，建立了與前中國統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機構。同時，他們還能保持自身的特點，因為遊牧生活的經歷使他們在語言、習慣和法律方面與其臣民相分離。他們還有意僱傭許多外國人任職，以與可疑的多數中國人相抗衡。馬可·波羅是外籍官員中最著名的一個，不過多數外籍官員是中亞的穆斯林。
忽必烈將蒙古首都從哈拉和林遷至北京，恭敬地履行傳統的儒家的帝國儀式，基本上變成一個中國皇帝。他還試圖通過免除儒家文人學士納稅的方法，來撫慰他們，但這些文人學士在很大程度上仍與他不和。他們對實際上是在一個國際行政機構中任職的許多外國人不滿，也對蒙古人寬容和庇護各種外國宗教不滿；這些外國宗教包括伊斯蘭教和聶斯脫利教等（見第十四章第四節和第五節）。
蒙古人在中國的統治由於其性質和持續的時間較短，沒有給這個國家留下深刻的印記。可能選擇北京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個貢獻。北京位於華北平原，地處西至中亞，東到滿州的交通要衝，至今仍是重要的軍事、經濟和行政中心。因為中國這時是地括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大蒙古帝國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統治還促進了陸上貿易的急劇增長（見第十二章第二節）。紙幣的廣泛使用也促進了商業。宋朝最早使用紙幣，蒙古人予以進一步發展。馬可·波羅一再對使用紙幣表示驚訝，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這段話中所說的那樣：國庫，以其紙幣作為交換。……用這種錢你可輕易買到絲綢和你想要買的其他任何商品，這個國家所有的人都須接收這種紙幣。你不用再為你買的商品付較高的價格，因為你的錢是紙做的。
有才幹的忽必烈死於1294年，終年80歲，繼位的是他的孫子、同樣具有才幹的鐵穆耳。但鐵穆耳死的很早，他之後的大汗們軟弱無能，終日沉湎於宮廷生活。朝廷內爆發了自相殘殺的鬥爭，而更為嚴重的是，黃河時常氾濫，使華北普遍遭受饑荒。大多數省份紛紛爆發起義，只因起義領袖間的競爭，才使蒙古人的統治能維持這麼長久。最後，一位能幹的平民結束了這種混亂局面。他像漢朝創立者一樣，在危機時期憑借天賦的才幹，抓住機會，揭竿而起，成為「天子「。於是，1368年建立了中國人的明朝，且一直統治到1644年。
五、明朝的民族優越感及後撤
從推翻蒙古人的統治到共和國的出現，明（1368－1644年）、清（1644-1912年）兩代統治了中國500多年。這幾個世紀構成了人類歷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會生活安寧穩定的一個偉大時期。出現這一空前持久穩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種被稱為「新儒學」的新的儒家玄學佔據了絕對統治地位。這種儒家思想的復興，主要發生在唐朝滅亡後的混亂時期；當時的時代所需要的東西顯然超出死記硬背儒家經典的範圍。因此，許多學者著手徹底地重新評價人類和宇宙的問題。
從事這項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1129－1200年）。他年輕時曾研究過佛教和道教，但對兩者都不滿意，又轉而研究儒家經典。憑借其傑出的綜合才能，他發展了一種解釋方法。這種解釋方法綜合了佛教、道教諸成分，更令人滿意地適應他那個時代。他的方法基本上是經驗主義的唯理論者的方法。他教導說，宇宙受自由法則的支配，這一點應該得到理解和尊重。他還相信人的善良及其可完善性；把人比作一面落滿灰塵的鏡子，一旦抹去灰塵，將和過去一樣明亮。因此，邪惡是忽視和缺乏教育的結果，是可以糾正的。
朱熹對中國儒教世界的影響，可與托馬斯·阿奎那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響相比。恰如阿奎那不久將亞里土多德和聖保羅的哲學編成正式的經院哲學那樣，朱熹把當時中國人的思想並入新儒學綜合體。和阿奎那一樣，朱熹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說服力，阻止了哲學的進一步發展。明朝時期尤其如此，作為一種反對前外來的蒙古人統治的反應，當時存在著明顯的民族優越感和對過去傳統的回顧。在這種氣氛中，朱熹漸漸被認為是最終的、絕對的權威。「自哲學家朱熹的時代以來，」明朝一位學者說，「真理已明白地顯示於世界。我們不再需要什麼著作，要做的只是實踐。」
自來票評注的儒家經典成為文職人員考試的根據以後，這一新儒學構成了帝國官方的正統觀念，直至19世紀後期。其結果是用理性的補充和對原理的闡述加強了不斷增長的社會僵化。這十分有利於無可比擬的中國文明的持續性，但其代價是形成了一種與外界所有的獨創性和新觀念相反的、顯得荒謬可笑的循規守舊。
中國社會的穩定不僅歸因於新儒學，也歸因於所謂的貴族統治階級的頑固勢力——一股在以農業為基礎的官僚帝國中兼有土地和官職的勢力。作為地主和放債者，貴族控制著鄉村和城鎮的經濟生活。土地和資本的缺少使他們能強行抬高租金和利率；頻繁的自然災害使破產的受押人實際上成為當地貴族家庭的契約農奴。明朝後期，擁有幾千家這類契約農戶的貴族家庭屢見不鮮。
這些貴族還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的確，這就是中國「貴族」一詞所表示的含義。但實際上，擁有土地是先決條件，它能為多年的學習提供必需的資金，使學習者成為社會地位的擁有者，獲得在官僚機構中謀一席職位的合格條件。因此，地方貴族和帝國官僚之間的聯繫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持的。在外省任職的政府官員，時常發現當地的方言很難懂，這時只得完全依靠當地貴族的指點和引導。
區分官僚和貴族雖有意義，但明、清兩代的中國卻是由他們聯合統治的。帝國當局和地方貴族都對維持於彼此有利的現狀十分感興趣，他們一直合作到最後。以前，偶爾有些王朝曾試圖強行重新分配土地，或進行其他類似的改革，而明清統治者卻盡量避免同貴族霸權發生任何衝突。
富有啟迪意義的是，與上述情況形成鮮明對照，明朝政府極力控制、壓迫商人階層。這是中國社會同西方社會根本的、最有意義的差別。在西方，資產階級由於所處的社會的多樣性，從一開始就享有相當大的自治權；而且，這種自治權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長（見第十八章第四節）。在中國，的確存在著相應的商人階層，他們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業革命的益處（見本章第三節）。此外，中世紀主要的技術發明大多數出自中國。然而，不像在西方，商業革命和技術進步都未給中國帶來徹底改變社會的革命影響。其根本原因，如第十一章第六節所述，是中國歷史的持續性，即隋朝實質上是漢朝的延續，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續，如此下去，連續不斷，直到1912年帝國歷史結束。因此，傳統的官僚貴族統治集團，以新儒學為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術和經濟發展的作用。但在西方，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沒有後繼者。相反出現了一種新的複雜多樣的文明；在這裡，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和遠洋船隻不但沒有被埋沒，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對歐洲，然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
這種爆炸性的影響，在中國是絕對不可能產生的，因為這裡的帝國機構太封閉、太受約束。例如，中國的商人和實業家通常加入由師傅領導的地方行會，但這些行會師傅需得到政府表示許可的證明，並奉命負責每個行會成員的經營。船商也在港口師傅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這些港口師傅同樣需對政府負責。更重要的是，政府壟斷了供朝廷和行政機構消費的許多商品的生產和分配，這些商品包括武器、紡織品、陶器、皮革製品、服裝和酒等。另外，政府還完全控制了全體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產和分配，如鹽和鐵。這些限制剝奪了中國商人成為無約束的企業家的機會，使經濟失去了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同時也助長了官員的腐化和墮落，因為朝廷官員可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操縱國家壟斷商品為個人牟利。
中國統治集團的另一對內限制政策是竭力反對對外經營。中國移民在歐洲人到達之前，且慢慢遷移到東南亞。在菲律賓，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時候都沒有中國人多。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馬尼拉建立32年後，這裡的中國人大約有20000，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10000這些中國人實際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經濟生活，並將其控制擴大到這一群島的其他島嶼。正是這一年，1603年，馬尼拉的中國人遭到一次大屠殺；鄰近的大陸福建省的一位官員卻寬恕了這一屠殺，並譴責海外所有的中國人是祖墳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關心的人。馬尼拉的中國人及其東南亞的中國同胞至今仍定期遭到這樣的屠殺。同樣，1712年，皇帝頒布了一條敕令，禁止中國人在東南亞經商和定居。五年後，另一條敕令允許那些已定居國外的中國人返回家鄉，不必擔心受到懲罰．1729年，又頒布一條法令，規定了回國的具體日期，逾期未歸的那些海外的中國人將不許回國。這同西方國家洽成何等鮮明而又驚人的對照；西方國家不久就積極開闢海外殖民地，創立貿易公司，甚至隨時準備著用武力保衛這些事業，反對任何威脅。
在15世紀早期這段異乎尋常的歷史中，明朝的航海業以其傑出的技術和驚人的範圍，明確證明了中國在世界航海業中的領先地位。然而，皇帝卻下詔禁止進一步海外遠征，並強迫立即執行這一命令（第十二章第一節）。這就是中國官方對海外活動持消極態度的一個最鮮明、最重大的表現。
下這一詔書的確切動機雖無人知曉，但以下事實值得注意：頒布這一詔書之所以可行，是因為中國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正是制度結構上和向外推動力方面的根本差別，在世界歷史的這一重要轉折關頭，使中國的力量轉向內部，將全世界海洋留給了西方的冒險事業。難以置信但卻不可避免的結局是，西方蠻族在幾個世紀裡使偉大的「天朝」黯然失色。
六、中國文明在日本
因為中國的文明和帝國以不間斷的連續性持續到近代，所以，它們控制了東亞，而西方卻沒有一個國家能控制西方。因而，在東亞，沒有發展起在西方自羅馬帝國崩潰後所盛行的那種政治和文化的多樣性。只有遙遠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個例外；在這裡，由於氣候條件的限制，農業是不可能的，因此，遊牧民發展起一種獨特的、非中國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對比之下，在鄰近的越南、朝鮮和日本，卻不存在氣候方面的障礙，因此，農業得以發展，中國文明得到傳播。在這三個國家中，日本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在文化方面，最不受中國巨人的支配，因此，在東亞歷史和世界歷史上，起到了相應的更為重要的作用。本章後幾節將敘述西方入侵前日本的發展。
日本歷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響，這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不列顛群島極為相似。然而，日本諸島比不列顛群島更與世隔絕：它們離大陸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峽只有五英里寬。 日本人在被美國人打敗之前，僅於13世紀受到外國侵略的嚴重威脅。因此，可以說日本人離大陸非常近，足以從偉大的中國文明中得到益處；但又可以說非常遠，可以隨意選擇和拒絕。事實上，日本人對從國外引進的東西都異常敏感和警惕。儘管日本人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善借用的民族，但由於所處的與世隔絕的位置，他們較之其他任何人數和發展水平與其大致相等的民族，獨立地發展起一個更大部分是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屬於從東北亞遷移來的蒙古種人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諸島的、多毛的高加索蝦夷人，有助於該種族的形成；由南方遷移來的馬來人和波利尼西亞人可能也有助於該種族的形成。早期的日本由許多氏族組成，每個氏族由世襲的祭司族長統治。將近公元1世紀末時，邪馬台氏族征服其它氏族，建立了一個鬆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權；其首領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為全民族的神。
6世紀起，中國文明大規模傳入日本，這一氏族組織遭到破壞。由朝鮮傳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變革的媒介，在日本起了與基督教在歐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完全相同的作用。學者、教師、工匠和僧侶從大陸渡海而來，隨身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宗教信仰。而那些遊歷「天朝」的日本人，作為熱情的皈依者，回國後所起的作用更為重大。他們對變革的推動，最終導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於645年開始，它試圖以中國唐朝為模式，將日本改變成中央集權制國家。按照中國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區，由從天皇和國家議捨那裡取得權力的總督和地方行政官統治。此外，以天皇名義將所有土地收歸國有，分給農戶耕種。新的擁有土地的耕種者需向中央政府納土地稅和勞務稅，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後者有時包括服兵役。
施行這些和其他一些變革的目的是加強帝國的權力，而且，他們是在與前氏族組織相比較後才這樣做的。但實際上，日本天皇離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制國家的當然首腦相差甚遠。強有力的世襲貴族強行對這種中國式的、最終將導致其垮臺的行政機構作某些變更。雖然任命官員可能同中國一樣要通過考試，任人唯賢，但實際上舊貴族仍成功地獲取了顯要地位和權力。同樣，舊貴族還保留著大片土地；而這些土地通常是免稅的，成為國家行政體制外的采邑。在這期間，籐原家族完善了兩頭政治，即雙重政府體制。他們實際統治國家，為天皇選擇是後，擔任行政和軍事的高級職務。而天星則過著奢侈的隱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與民眾接觸，他的主要職責是保證世世代代有人繼承，延續不斷。這種雙重政府體制在中國是沒有先例的，始終以日本的形式保持下來直到19世紀日本的國門被歐洲人打開為止。
在文化上同樣改變了中國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漢字，但發偎了他們自己的書寫體系借鑒了儒家學說，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標準，調整了它的政治學說，以適應他們的社會結構。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時，日本人還接受了佛教，但對之作了修改，以滿足他們自己的精神需要。以後都長安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後在京都建立了帝國新都。但十分清楚，廟宇、樓閣、神龕和花園都具有日本的特徵。帝國朝廷成為高度發展的文化和藝術活動的中心。11世紀，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說《源氏物語》中，以輕快的筆調描寫了宮廷生活。但這部小說也反映了一個日漸頹廢、見卓完全熱衷於追求美感和肉慾的社會。這種墮落在下個世紀中變得更為嚴重，它有助於新的封建時期的到來那時，政權從帝國朝廷轉入強有力的鄉村武士的手中。
七、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的大化改新所引進的中國的帝國體制，對日本長期有效。但到12世紀時，這種體制被日本的種種封建制度所破壞和取代。一個原因是，各省統治者太喜歡優美的京都，往往將他們的權力和職責授予地方部屬。另一原因是，有勢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團體對土地總是垂涎欲滴，經常用武力強佔土地。只要免稅制度繼續存在，他們就想開墾荒地。這些傾向使納稅土地的數量減少，意味著擁有耕地的農民的捐稅負擔增加；於是這些農民或是逃亡北部邊境地區，用武力趕走住居在那裡的蝦夷人，或是將自己連同土地一起交託給擁有采邑的貴族。這樣，他們可以免稅，並得到保護，但卻因此變成農奴。結果，到12世紀末，納稅土地只是整個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權力被新的農村貴族所接管。
與此同時，由於帝國軍隊的瓦解，這一貴族成為居統治地位的軍事力量。大化改新規定所有20歲到60歲的男人服兵役。但這些應徵士兵必須自帶武器和糧食，而且還不免除固定的捐稅負擔。這種做法是行不通的，於739年被廢除。國家軍事職務通常由軟弱的宮廷貴族擔任，只是掛掛名而且。結果，反對蝦夷人的戰爭則由農村貴族指揮。他們已成為騎兵武士，其軍事戰鬥力逐漸增強，最後完全超過了帝國軍隊。這時，在這些農村貴族和他們的侍從，即武士（字面上的意思是「為人服務的人」）之間形成了一種封建關係。這種關係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為基礎。武士在法律和禮儀上享有特權，但反過來必須絕對效忠於他們的封建領主。
到12世紀，日本已由相互競爭的各封建領主集團控制。一段時期內，籐原氏通過利用他們所具有的力量幫助一方或另一方，還能維持勢力均衡。最後，源賴朝在這些封建領主中獲勝。1192年，天皇任命他為「征夷大將軍」（征服蠻族大元帥），並有權指定他的繼承人。作為大將軍，賴朝是全軍的總司令，負責王朝的內外防禦。賴朝定鏡倉為大本營，以天皇的名義控制全國；天皇則繼續留在京都，過著隱居生活。正是在鐮倉幕府時期，蒙古人分別於1274年和1281年兩度入侵日本。兩次入侵，蒙古人都登上了日本領土，但均遭到日本人的頑強抵抗，後被大風暴擊潰；大風暴消滅了遠征軍。日本人認為，是神的干預解救了他們，故稱這些風暴為「神風」。
1333年，主要由於朝廷的陰謀詭計以及武士階層中不斷增長的不滿，鐮倉幕府滅亡。這時，足利尊氏獲得「征夷大將軍」的稱號，但他們的權力始終只限於京都及其近郊。在日本其他地區，地方封建主為控制盡可能多的土地而你爭我奪。結果，是大地主即「大名」的興起。16世紀初，這樣的大名有幾百個，他們都企圖獲得統治全日本的霸權。
八、日本的後撤與孤立
大名控制時期，經濟迅速發展，對日本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除手工業之外，農業也取得了重大的技術進步，國家某些地區的畝產量明顯地增加了一倍，甚至兩倍。生產率的提高使貿易更加繁榮，使物物交換轉變成貨幣經濟。15、16世紀，在各戰略要道、沿海港口或主要寺廟所在地，城鎮逐漸形成。在這些城鎮中出現了日本的行會即「座」，它們同西方的行會一樣，企圖得到某些貨物的生產或運輸的壟斷權，得到從事某種貿易或職業的壟斷權。他們向地方當局繳納酬金，以此獲得這些壟斷權，從而為行會成員爭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會地位。
日本經濟生產率的提高加快了內外貿易的進行。早在12世紀，富有進取心的日本人就已開始大膽地渡海到朝鮮和中國，為貿易和海上掠奪作準備。他們漸漸擴大了活動範圍，到15世紀後期，這些海盜兼商人已活躍於整個東南亞。富有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佈各地，尤其是分佈在印度支那、暹羅和菲律賓。
如早些時候在西方類似的環境中所發生的情況一樣，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開始消弱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這一趨向無間斷地繼續發展下去，日本很可能步西歐之後塵，發展成為近代擁有海外帝國的、統一的民族國。但是，日本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與外界隔離的境地之中。
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西方強國對東南亞和東亞海域的入侵。它阻止了日本擴張主義的自然進程。如果西方人沒有出現，日本人很可能在台灣和東南亞各地區獲得立足點。然而這時，西方海上軍事技術的明顯優勢以及西方傳教士在日本各島上的驚人作用，使日本人感到驚恐。為此，17世紀初，德川幕府採取鎖國政策，使日本撤回到幾乎完全與世隔離的境地之中。
鎖國政策規定，所有傳教士必須離開日本，其信徒必須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結果，所有外國人不得不離開日本，只有少數中國人和荷蘭人例外，他們獲准在有限制的條件下，在九州島上的長崎港經商。另外，鎖國政策禁止日本國民出國，違者處以死刑。這樣，日本開始了兩個多世紀的閉關自守。
最終結果，日本沒有成為近代擴張主義的民族國；相反，德川幕府鎖國政策的「圍牆」，擋住了外界的影響，保護了日本的封建制度。日本同中國一樣，付出的代價是社會制度變得陳腐、僵化。不過，兩國之間存在著根本差別：日本並不像中國，沒有形成極強大的、堅如磐石的帝國結構，德川幕府只是彌補了裂痕，因此，19世紀西方入侵時，與中國不同，日本能作出積極的、有創造性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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