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天的例會——為英國建立一支擁有五十五個師的軍隊——我們的重炮——我9月10日致首相的信——9月10日給軍需大臣的信及其覆信——需要一個海運部——我9月15日致首相的信——他9月16日的覆信——關於軍火與人力的其他信件——我9月24日給財政大臣的信——節約運動——探求一個海軍攻勢——波羅的海——「凱瑟琳女皇」計劃——強行打通進入波羅的海的航道的計劃——技術和戰術的各個方面——戰利品——第一海務大臣的意見——科克勳爵的任命——計劃的進展——空軍的否決——新的造艦計劃——巡洋艦——驅逐艦——數量與體積——長期與短期的政策——加速計劃的實施——需要防空戰鬥艦分隊——「皇家君主」號級的軍艦的浪費——我設立我自己的統計處
戰時內閣及其額外的閣員，會同海陸空三軍參謀長和若干秘書，於9月4日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此後我們每天開會，有時一天兩次。我想不起任何時期有過這樣熱的天氣——我做了一件黑色羊駝毛上衣，裡面只穿一件亞麻布襯衫。這真正是希特勒侵犯波蘭時所需要的氣候。波蘭人在防禦計劃中指望依靠的幾條大河，幾乎在每個地方都能涉水而過，而且地面堅硬結實，坦克和各種車輛都可以往來。每天早晨，帝國總參謀長艾恩賽德將軍都站在地圖面前，提出長篇的報告和評價，不久，我們心中都明白波蘭的抵抗必將迅速地被粉碎。我每天就海軍部方面的情況向內閣提出報告，內容通常是關於被德國潛艇擊沉的英國商船清單。擁有四個師兵力的英國遠征軍開始向法國移動，空軍部因為不准轟炸德國的軍事目標而感到遺憾。在其他方面，所處理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關於國內防務的，當然，在外交方面也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尤其是關於蘇聯和意大利的態度以及在巴爾幹半島應採取的政策。
最重要的步驟，是設立地面部隊委員會，由當時的掌璽大臣塞繆爾·霍爾爵士任主席，其任務是，就我們應該建立的軍隊的規模和組織，向戰時內閣提供意見。我是這個小型機構的委員，這個機構在內政部開會。僅僅在一個悶熱的下午，聽取了將領們的意見以後，我們就一致同意應該立即開始建立一個擁有五十五個師的軍隊，同時並應立即設立各種軍火製造廠，各種工廠，以及為支持軍隊作戰所必需的各種軍需供應。當時希望到第十八個月時，上述計劃的三分之二，即一個相當龐大的軍隊，已經派往法國，或者至少亦要能夠適於作戰。在這方面，塞繆爾·霍爾爵士很有眼光，並積極進行一切活動，我始終支持著他。另一方面，空軍部擔心這樣一支龐大的軍隊及其供應，會過多地佔用我們的技術工人和人力，以致影響他們執行為在兩三年內建立一支強大無比的、佔絕對優勢的空軍而制定的龐大計劃。首相深受金斯利·伍德爵士論證的影響，對於要同意建立如此龐大的軍隊，以及因此而必需的種種條件，感到躊躇不決。戰時內閣為了這個問題，意見發生分歧，直到一個多星期以後，才作出決定，同意採納地面部隊委員會關於建立一個擁有五十五個師的軍隊的意見，或者不如說是同意了這個目標。
我覺得我既然是戰時內閣的一員，就必須採取全局觀點，因此始終把我自己主管部門的需要放在服從主要計劃的位置。我熱切希望建立一個能和首相取得一致立場的廣泛基礎，並且也渴望能將我在以前曾經身歷其境的這個領域中所積累的知識提供他利用；在他的善意的鼓勵下，我在各種問題發生時，先後寫了不少信給他。我不願在內閣會議中和他發生爭執，而一直寧願以書面提出意見。差不多在所有的情況下，我們的意見都能一致，雖然最初他給我的印象是他對我頗具戒心，但我很高興地說，隨著時光月復一月地過去，他對我的信任和善意似乎日益增加。他的傳記作者，曾對這一點加以證明。此外，我也寫信給戰時內閣的其他閣員，以及在部務或其他事務方面與我有交往的其他大臣。戰時內閣很少單獨開會，往往總有秘書或軍事專家列席，因而它的工作不免受到妨礙。戰時內閣是一個認真而有效的機構。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的任務，緊密地團結一致，彼此間自由討論，不拘形式，也不作記錄。這方面的好處確實很大。這類會議，對於正式會議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在正式會議上，一切事務得到處理，決議予以記錄，作為行動的準繩。這兩種程序，在處理極其困難的事務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上次大戰期間擔任軍需大臣時，曾造了大量的重炮，我對於它們的下落，極為關切。這類武器，需要一年半的時間才能製成，但不論為了防守或進攻，一支軍隊如有大量的重炮可以利用，則有很大的幫助。我記得勞合·喬治先生在1915年和陸軍部發生的爭執，而且也記得，由於要建立一個能佔優勢的極重炮隊的問題而引起的種種政治騷動，以及嗣後發生的事件如何證明了他的見解的正確。陸地戰爭的性質，在八個月以後，即在1940年間終於顯示出來時，事實證明是和1914至1918年間的陸地戰爭截然不同的。但以後可以看到，這些大炮在本土防務方面，卻滿足了重大的需要。我在這時，想起了這個埋藏著的寶庫。如果我們把它忘卻了，那真是太蠢了。
為了這個問題和其他事務，我寫信給首相：
海軍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0日
我有幾點意見，想私下向你提出，希望不要介意。
（1）我仍然認為我們不應首先發動轟炸，但法國軍隊作戰的臨近戰區不在此限，因為我們對於法國軍隊的作戰區當然要給予援助。為我們的利益著想，我們進行戰爭時，應該使它符合比較人道的戰爭觀念；在加強嚴酷的和激烈的戰爭手段方面，儘管這個過程毫無疑問是難於避免的，但我們絕不能先德國而實行，必須等它做了以後，我們再做。時間每過一天，就會使倫敦和其他大城市的居民得到更多的隱蔽所，再過兩個星期左右，我們擁有的比較安全的避難所，一定會比現在要多得多。
（2）你應該知道人們向我們提出的關於我們小型遠征軍現況的批評，說他們缺少坦克，缺少有訓練的塹壕炮支隊，尤其是重炮隊。如果證明我們真是缺乏重炮隊，那麼，這種批評確是公正的……在1919年戰爭停止後，我任陸軍大臣時，我曾下令將大量的重炮貯存起來，塗上油並妥為保管；我也記得在1918年，曾應總司令部的請求，為了支援軍隊在1919年進入德國，建造了兩尊十二吋口徑的榴彈炮。這兩尊炮並未用過，但在當時確實是最優良的武器。它們不是輕易可以失掉的東西……我認為最最重要的是，第一，應看一看我們家裡還有些什麼；第二，應立即加以修理，並製造新式炮彈。
就這種笨重的武器來說，我在海軍部也許能有所幫助，因為我們對於一切笨重的東西，當然是最能勝任愉快的……。
（3）你也許願意知道我改訂海軍新造艦計劃時所依據的原則。我建議除了最初的三艘或許四艘新戰列艦外，所有的造艦工作全部停止，現在對於在1942年以前不能參加作戰的艦隻應暫時放棄。這個決定，應在六個月後重行加以考慮。由於這種變更，我才有餘力來幫助陸軍。另一方面，我應該竭力促進關於建造較小的反潛艇艦隊的工作。這一類的艦隻，數量極其重要。有許多艦艇可以在1940年內完成，但如果一想到我們在1940年夏季就可能遭遇二百到三百艘潛艇的襲擊，那麼，這些數量可是絕對不夠用的……。
（4）關於軍隊的供給以及它和空軍的關係，請原諒我將我曾經付出很大代價換來的、而非老師傳授的經驗和知識提供給你參考。軍需大臣現在根據五十五個師的基礎來制定計劃，這個計劃不會使空軍部或海軍部蒙受不利，因為（1）關於確定地基和建築工廠的種種準備工作，並不需要技術工人去幹好多個月；在這幾個月中，挖掘地基、鋪上混凝土、砌磚牆、抹泥灰、敷設陰溝等工作，只要普通的建築工人即可；
（2）即便你為了其他的要求而不能在二十四個月以內成立一支擁有五十五個師的軍隊，你可以將時間變更為三十六個月或甚至更長，而不會改變原有的規模。另一方面，軍需大臣如果在開始時，沒有制定龐大的計劃，那麼，到了現有的工廠不得不擴大時，必將發生令人煩惱的耽擱。最好是讓他制定大規模的計劃，同時用變更時間因素的方法，來保證空軍和陸軍的需要。一個工廠造好了，在不需要時，可以不加利用，但如果工廠並不存在，那麼，到了需要你作進一步的努力時，便將束手無策了。只有在這些大工廠開工以後，你才能獲得充分的效果。
（5）直到現在（中午）為止，沒有接到關於船舶被潛艇擊沉的新報告，換言之，我們在最近三十六小時內並無損失。
也許潛艇都去度週末了！但我卻把時間消磨在準備挨打之中。
然而，我深信一切都會好轉的。
我也寫信給伯金博士：
海軍大臣致軍需大臣 1939年9月10日
1919年我在陸軍部時，我曾發過詳細的指示，要求將大量的重炮上好油，貯存起來。現在似乎這些重炮已經被發現了。據我看來，你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掌握住這些物資，盡量優先加以修理，並製造重炮彈。在重炮彈方面，海軍部或許能夠幫忙。如需要幫助時，請直接提出。
他給我的覆信，使我非常滿意：
軍需大臣致海軍大臣 1939年9月11日
自從1938年9月的危機以來，陸軍部一直關心你來信中所提到的超級重炮，並準備加以利用。九點二吋口徑大炮和十二吋口徑榴彈炮的炮身和炮座，實際上在1月份即已開始修理。
這些重炮在1919年貯存時，工作作得很仔細，結果證明，它們在大體上情況良好。但其中有一部分配件已經損壞，必須更換新的，這種工作在本年度內已在繼續進行。在本月中，我們必定可以使一部分重炮修理完畢，我對於這項工作，當然給予最高的優先處理……
我對於你的來信非常感激。當你知道根據你的建議，已有許多工作完成，你一定會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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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1日
每個人都說應該有一個海運部。今天我們和船主們舉行會議時，船舶商會會長竭力向我要求建立這樣一個部門。貿易大臣要求我和他聯名提出申請，這樣，當然就會削減他自己的任務。我可以斷定議會中也會有這種強烈的要求。另外，我也認為這個方案是極有價值的。它的作用有三方面：
（1）使海運按照內閣的戰時政策和局勢的迫切性，而取得最大的效果和節約。
（2）規定並組織大規模的造船計劃。在1940年夏季，也許將發生潛艇的襲擊，我們預計會損失大量的噸位，因此，大規模造船計劃是一種必要的預防措施。這當然應該包括關於建造混凝土船隻的研究，以便在缺乏鋼鐵期間，可以減少我們對鋼鐵的需求量。
（3）照顧、慰問和鼓勵商船船員。他們在被魚雷襲擊而獲救以後，仍須不斷地出海工作。在這種戰爭中，這些商船船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而且可能是非常有力的因素。
貿易大臣已告訴過你，如果要將他主管的部中有關機構分離出來另建立海運部，那就需要兩三個星期的時間。我認為允許有這種過渡時期，是很明智的。在新的大臣人選決定和公佈以後，他亦必須羅致必要的僚屬，並逐漸接管貿易部的有關機構。另外，還有一點似乎也很重要，即政府應該在受到議會或航運界方面的壓力，和聽到人們振振有詞地反對現行的制度以前，就先採取必要的步驟來建立海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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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個月的討論以後，這個部成立了，並在10月13日予以公佈。張伯倫先生選定吉爾摩爵士為首任部長。一般的批評認為，這個選擇很不恰當。吉爾摩是一個非常和藹可親的蘇格蘭人，並且是一個著名的議員。他在鮑爾溫先生和張伯倫先生的政府中，都曾任過閣員。他的健康日益衰退，任職沒有幾個月便去世了，後來由羅納德·克羅斯先生繼任。
海軍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5日
我因事外出，要到下星期一才回來。我想把我現在對於主要形勢的看法，提供給你參考。
我認為在這個季節的晚些時候，德國人絕不會企圖在西線發動一個攻勢……可以肯定地說他的計劃，顯然是繼續向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推進，以至黑海為止，他也許已和俄國取得某種諒解，從而俄國可以取得波蘭的一部分並收復比薩拉比亞……。
在這冬季的幾個月中，希特勒最聰明的辦法，似乎是和東鄰結好，取得可靠的給養，從而可以使他的人民看到不斷獲勝的奇觀，並深信已經削弱了我們的封鎖。所以，我認為在他還沒有把東線唾手可得的戰利品加以搜刮以前，他不會在西線發動進攻。儘管如此，我仍然竭力主張我們應在西線準備一切，以資自衛。我們應盡一切努力使比利時能會同法國和英國的軍隊，採取必要的警戒。同時，在比利時後面的法國邊境上，應以一切可能的資源日夜修建防禦工事。在這個縱深的防禦體系中，尤其應注意防禦坦克的障礙物，例如：
豎立鐵軌，挖掘深壕，樹立混凝土樁，有的地方並應埋設地雷和準備可以立即淹沒敵人的洪水等等。在對波蘭的戰爭中，已經證明三四個德國裝甲師，可以發揮極大的進攻力量，對於這類攻勢，必須要有障礙物，加上沉著應戰的部隊和強大的炮隊防衛，才能加以阻止……如果沒有障礙物，對於裝甲車輛的進攻，必將無法作有效的抵抗。
我在1919年曾把大量在戰時製造的大炮貯存了起來。它們現在都可以利用，使我極其欣慰。其中有三十二門十二吋口徑的、一百四十五門九吋口徑的、大量的八吋口徑的、將近二百門六吋口徑的榴彈炮，還有數量極大的軍火；事實上，這些重炮不僅可以充實我們小小的遠征軍，而且可供一支龐大的軍隊之用。這些重炮的一部分，應該盡快地運往前線，這樣，不管我們的軍隊還缺少什麼，至少在重炮方面不會有什麼缺少的了……。
我希望你能對我上面所說的情況，加以慎重考慮。我這樣做，只是想幫助你履行你的責任，同時也盡到我自己的責任。
首相在16日給我的覆信中說：
所有來信，我都曾仔細閱讀，並且慎重考慮。我所以一直沒有寫回信，只是因為我們每日見面，而且根據我的見解，你和我的意見非常吻合。……在我看來，從波蘭戰役中所得到的教訓，是關於空軍的力量，在空軍取得全部制空權以後，它就可以使地面上的活動陷於癱瘓……因此我認為，關於迅速增加我們空軍力量的計劃，應該得到絕對優先的考慮，而我們在陸地上所應努力的程度，應該根據我們在滿足空軍擴充以後所剩餘的資源來決定。當然我必須等到地面部隊委員會的報告交來以後，才能在這一方面作出最後的決定。
海軍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8日
你認為空軍是我們首先的需要，我深表同意，事實上，我有時還認為，這可能是獲得勝利的根本道路。另一方面，我正在研究空軍部的報告，其中所提出的要求，似乎是大而無當，現在沒有必要加以實現，而且假如給予絕對優先處理，必然會影響到其他必要的作戰努力。我正準備對這個報告提出一個意見書，現在只要提出一個使我感到驚奇的數字便夠了。
如果航空工業現有三十六萬人，每月能生產近一千架飛機，而為了每月生產兩千架飛機，就需要一百零五萬人，似乎是違反常情。我們認為「增加產量以後必能大大減少人力」，尤其是在實行大量生產以後。我不相信德國每月會使用一百萬人來生產兩千架飛機。我雖然大體上接受每月生產兩千架飛機應該作為我們的目標，但我目前卻不能相信，為了這個目標，就必須像這個報告所提示的那樣，要對我們的作戰能力，提出這樣巨大的要求。
我所以迫切地希望我們應該按照五十或五十五個師的規模來建立我們的軍隊，其理由是因為我不相信法國人會同意分工的辦法，即讓我們擔任海空兩方面的作戰，而陸地作戰所造成的流血犧牲幾乎完全由他們承擔。這樣一種安排，我們當然歡迎；但我對於我們僅僅在海空方面作戰的設想卻不能表示讚賞。
對任何一個部門，給予絕對的優先權，會造成很大的危險。在上次大戰期間，尤其是在海軍部的力量極其雄厚而美國海軍已經參戰的最後一年，海軍部卻專橫而又自私地濫用了這種優先權。現在，為了共同的利益，我每天都在遏制這種傾向。
在我給你的第一封信中，我已經說過，關於建設製造炮彈、槍炮和充填火藥等工廠的計劃以及炸藥和鋼鐵的供應，在上述各種工廠的建築過程中，不會同飛機工業方面所需要的完全不同的勞動力發生直接的競爭。這是一個如何巧妙配合的問題。另一方面，機械車輛的供應則有直接競爭的性質，所以必須妥為調整。最好應使陸軍軍火工廠先大規模地造好，然後在我們資源許可和戰爭性質需要的範圍內，讓它們開工。你可以根據局勢的變化，調節時間因素。但如果現在不開始建設工廠，那你便不再有選擇的餘地了。
我認為我們最好應該告訴法國人，我們有意建立一支擁有五十或五十五個師的軍隊。但要達到這個目標，將需要二十四個月或三十甚至四十個月，當然應該保留其伸縮性。
在上次大戰結束時，我們在各戰場上，約有九十個師的軍隊，我們每月生產飛機達兩千架，同時我們保持的海軍，其規模大大超過我們當時的需要，而且遠遠超過我們現在計劃的規定。因此，我不認為，建立五十或五十五個師與每月生產兩千架飛機這兩個目的，是不能互相配合和同時並進的，雖然現代化的師和現代化的飛機在工業方面的要求，當然遠比以前要高——現在一切都變得十分複雜了。
海軍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21日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夠考慮，讓戰時內閣的閣員們偶爾單獨開會，在沒有秘書和軍事專家參加的條件下，彼此商談。在我們的正式會議中，重大的問題正在徹底地討論，但我對這點還不能感到滿意。我們被任命為負責處理作戰事務的閣員，我深信，如果我們時常作為一個整體舉行會議，則必定會符合公眾的利益。許多不屬於三軍參謀長職務範圍以內的事務現在被加在他們的身上。他們提出過許多有價值的、富於啟發性的報告，我們已經加以利用。但我大膽地向你建議，我們有時應該單獨來討論一般的局勢。在許多方面，我不相信我們已經弄清了問題的真相。
關於這一點，我尚未和任何其他同僚提過，亦不知道他們的意見如何。我向你提出我的意見，因為這是我的職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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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我寫信給財政大臣：
我經常想起你以及你要解決的問題，因為以前我在財政部時，亦曾飽嘗辛酸。我預期今後的預算，將以廣大的富有階級作為基礎，具有嚴峻的性質。但我認為你應該同時發起一個強有力的反浪費運動，與之配合。鑒於我們現在支出龐大而所得效果極小，我認為「·金·錢·的·價·值」從來沒有像現在變得如此之小。在1918年，我們為了避免浪費，曾實行過許多不愉快的限制，但這些限制終究對於戰爭的勝利多少有作用。在你定於星期三發表的聲明中，對於這一點，應該特別加以強調。你應該竭力告訴人民，有哪些事，他們應該避免去做。這並不是禁止支出的辦法。·在·沒·有·更·多·的·東·西·制·造·出·來·以·前，一切都應該節省消耗，即便是奢侈品亦然。試以文具為例——這在各個部門都應該立即限制。用過的信封應重新粘過，可以重複使用。雖然這似乎是小事，是卻能使每個官員——而我們現在有著幾百萬官員——都想到節約一事。
1918年，我們曾反覆叮嚀在前線的人們，實行積極的「節約運動」，人民也開始以實行節約為榮，並視為戰時努力的部分內容。為什麼不在開始時就向實際尚未作戰的各地區內的英國遠征軍，灌輸這些思想呢？
我正在設法刪掉海軍部一些龐大的海軍改革計劃，凡是在1941年前，或甚至在某種情況下，在1940年底以前不能實行的計劃，一律刪除。請你注意，不要讓這些負責防禦的人們和其他本位主義者把我們的能力消耗在長期的發展計劃上，因為這種計劃必須等到決定我們命運的高潮已經過去以後，才能夠成熟。
我發現各個部門在經濟上受到了極嚴厲的控制以後，仍充滿了鬆弛浪費的現象。為你設想，最好帶著你的僚屬，用·批·評·者的眼光來觀察這些浪費現象，而不應採用拖延的方式。
在這個充滿危機的時候，不要妨礙各部門的行動；把責任交給他們；但如果他們不能節約，必須立即對他們加以申斥。
我就上述問題寫信給你，但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有所介意。
我重視財力的節省，正如我重視為戰爭所作的努力一樣，因為節省財力確實是戰時努力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所有這些事務中，你可以信賴我的支持，同時，我是一個花錢部門的首腦，你如有需要審查的地方，我一定會服從聽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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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戰爭中，只要皇家海軍獲得了制海權，它就必須付出這樣的代價，即要在敵人面前暴露自己的龐大目標。私掠船、實行海上襲擊的巡洋艦，尤其是潛艇，使用各種不同的戰爭方式，對於我們的貿易和糧食供應的生命線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因此，我們經常被迫以防禦作為我們的主要任務。
由於這個事實，便產生了這樣一種危險，即我們被迫實行，或退而採取防禦性的海軍戰略和思想習慣。現代的種種發展，更加強了這種傾向。在兩次大戰中，在我主管海軍部的時期內，我經常設法尋找各種反攻的方式，以杜絕迷戀於一味防禦的思想。只要使敵人無法猜測下一次他將在什麼地方受到襲擊，就可以大大便利於引導幾百個商船隊和幾千艘商船安全駛入港口的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我先是希望通過進攻達達尼爾海峽，後來希望通過進攻博爾庫姆和其他弗裡希恩島嶼，重新獲得主動，並迫使海軍軟弱的敵國，專心研究它與自己的問題，而無暇過問我們的問題。1939年我又奉命重新主管海軍部，在急迫的需要得到處理、危險加以防止以後，我立即感到不能滿足於「護航和封鎖」政策。我竭力尋求以海軍進攻德國的方法。
波羅的海首先浮現在我的眼前。一支英國艦隊如能控制波羅的海，則必然帶來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收穫。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一旦被解除了德國入侵的威脅以後，它即便實際上不變成一個加入我們一方的交戰國，也會因此而很自然地被納入我們的作戰系統。英國艦隊在波羅的海獲得制海權以後，會伸手援助俄國，這樣，就可能對於整個蘇聯政策與戰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在負責的和消息靈通的人士中間，對於這些事實並無異議。對波羅的海的控制權，顯然不僅是皇家海軍的，而且也是整個英國的最大戰利品。我們能不能獲得這個戰利品呢？在這場新戰爭中，德國的海軍並不成為一個障礙。我們在重型軍艦方面佔有優勢，因此使我們迫切希望一有機會，不論在何地，亦不論在何時，就和他們交戰。水雷區可以被較強的海軍國家所肅清。而潛艇對於有高效能的驅逐艦隊保護的艦隊，也無能為力。但現在，德國雖然沒有1914和1915年的強大的海軍，卻有了一支強大的無法估量的空軍，並且它的重要性正在與月俱增。
如果在兩三年前，我們能夠同蘇俄建立聯盟，現在我們派一個英國戰鬥分艦隊和俄國艦隊聯合，並以克琅斯塔德作為基地，就可以控制波羅的海。當時我曾在我的朋友中間鼓吹這個方案。至於這樣一種建議辦法究竟是否達到行動的程度，則不得而知了。這當然是抑制德國的一種方法；但此外，還有其他更容易的方法卻沒有被採用。現在到了1939年的秋季，俄國成為一個敵對的中立國，正處在敵對與實際作戰兩者之間。瑞典有幾個可以供英國艦隊作基地的良港。但我們不能期望瑞典自己去招致德國的侵犯。如果我們無法控制波羅的海，我們就不能要求利用瑞典的港口；而如果沒有瑞典的港口，我們就無法控制波羅的海。這是戰略思想上的一個僵局。這個僵局有沒有辦法能打破呢？尋找一個解決辦法，這總是正確的。以後可以看到，在戰爭期間，我曾迫使參謀部對於各種不同的作戰計劃作長時間的研究，結果往往使我深信這些計劃最好還是暫時作罷，否則無法同整個的戰局相配合。在這些計劃中，第一個就是關於取得波羅的海的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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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海軍部以後的第四天，就要求海軍參謀部擬定一個關於打開進入波羅的海的通道的計劃。計劃處很快地答覆說，如果要使計劃成功，則必須使意大利和日本保持中立；空襲的威脅似乎使這個計劃不可能實現；但除此以外，這個作戰計劃應該詳細地加以研究，並且如果認為可行的話，應在1940年3月或以前執行。與此同時，我和我在1911—1912年間相識的老朋友、海軍建設局長斯坦利·古多爾爵士就這個計劃進行了長談，他立即對這種想法著了迷。我把這個計劃稱為「凱瑟琳計劃」，採取俄國偉大的女皇凱瑟琳的名字，因為在我的想法後面，隱藏著俄國。在9月12日，我寫成了一個詳細的備忘錄，送給有關的各方面。１
１見附錄（7）。
龐德海軍上將在20日答覆我，他認為這個計劃成功與否，要看俄國是否參加德國那一方面，同時也要看挪威和瑞典是否能保證合作；他還認為不論派遣什麼力量進入波羅的海，我們必須能夠對抗任何幾個國家可能聯合的力量而仍能獲得勝利。他對於這個冒險行動，完全贊成。9月21日，他同意海軍元帥科克—奧裡伯爵，一個極有造詣和名望的將領，到海軍部工作，並為他準備了辦公室和少數精選的參謀人員以及所有為探討和策劃波羅的海進攻計劃所必需的情報。這樣的做法，在上次大戰中，恰好是有先例的，當時我曾得到費希爾勳爵的完全同意，而將外號「拖船」的著名的威爾遜海軍上將調回海軍部，以擔任這一類的特殊任務；而在這次戰爭中，也有很多這樣的事例，即通過毫無拘束的友好方式，對這類的重大問題進行探討，同時絲毫沒有引起有關的參謀長們的反感。
科克勳爵和我兩人的想法，都贊成建造特別適合抵禦飛機和魚雷襲擊的主力艦。正如載在附錄中的備忘錄所表明的，我希望將「皇家君主」號級的船隻二三艘加以改造，使它們安裝著抵禦魚雷的超級艦胴和抵禦炸彈的堅固鐵甲板，以便派赴沿海或海峽中作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準備犧牲一個或甚至兩個炮塔和七八浬的速度。這種艦隻，不僅可以用於波羅的海，而且為我們提供了有利條件，以便在敵人的北海海岸附近海面，尤其是在地中海展開攻勢。但即便關於海軍建造工程和船塢方面的最早估計能夠如期實現，這一切在1940年暮春以前，亦不能完成。於是我們便根據這種情形進行工作。
26日，科克勳爵提出了他的初步估計，這種估計當然是根據對於問題所作的純軍事研究。他認為這個將來必然由他來指揮的作戰計劃，是完全可行的，但並不是沒有危險性。他認為在打開通路時，難免要遭受損失，因此，要求至少有超過德國艦隊30％的富裕艦隻。如果我們預備在1940年中採取行動，則艦隊的集合和一切必要的訓練應在2月中旬完成。
因此，我指望在「皇家君主」號級艦隻的甲板上加裝鐵甲板和船舷加裝護殼的計劃，為時間所不許。這又是一個僵局。不過，這類的工作如果繼續進行，我們也許在一年以後可能按照計劃規定採取行動。但在戰爭中，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一樣，所有其他的事物也正在發展。如果能有一二年的時間，鎮定沉著地進行安排，則可以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
在所有這些方面，副參謀長湯姆·菲利普斯海軍上將（1940年底「威爾士親王」號在新加坡附近海面沉沒時遇難）
和海軍部軍需署長兼第三海務大臣弗雷澤海軍上將都給我以有力的支持。後者建議以格倫輪船公司的四艘快速商船加入進攻的艦隊之內，這些船隻後來在其他事件中發揮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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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海軍部最初處理的任務之一，是審查現有的新艦建造計劃和在戰爭發生時實行的戰時擴充計劃。
在任何時候，海軍部至少有四個連續的每年造艦計劃在同時進行。在1936和1937年間，有五艘戰列艦已經著手建造，預定在1940年和1941年中可以服役。1938年和1939年間，議會又核准建造四艘戰列艦，但從定造日起，非有五六年不能完成。此外，還有十九艘巡洋艦正處在不同的建造階段。在過去二十年中，由於條約的限制，皇家海軍在設計方面的建築天才和令人欽佩的名譽受到了歪曲和束縛。我們所有的巡洋艦，都是為了要遵照這些條約限制和「君子協定」而取得的結果。在和平時期，艦隻便按照這種標準在困難的政治局面下年復一年地建造，用以維持海軍的力量。在戰時，一切艦隻的建造，一定要以明確的戰術目標作為標準。我極希望建造若干艘一萬四千噸的巡洋艦，裝有九點二吋口徑的大炮，和足以抵禦八吋口徑的炮彈的堅固裝甲板，而且它必須有很遠的續航能力，和超過任何現有的「德意志」號或其他德國巡洋艦的速度。在這以前，條約的限制阻止了我們採用這樣的政策。現在我們已經不再受它們的拘束，但戰時許多事務迫切地需要優先處理，因而使這種長期計劃同樣無法實行。
驅逐艦是我們最迫切需要的艦隻，也是我們最弱的一個環節。1938年的造艦計劃中完全沒有驅逐艦，但在1939年中定造了十六艘。當時在造船塢中，這種不可缺少的艦隻共有三十二艘，而在1940年底以前能交貨的只有九艘。因為要使每個新建的驅逐艦隊能比上次建造的艦隊更好，這種難以抗拒的傾向，便將建造的時間由二年延長到將近三年。海軍方面當然希望有能夠在大西洋上乘風破浪的艦隻，並要使艦身大小，足以容納在炮擊方面，尤其是在防空方面的一切現代化設備。顯而易見，按照這種言之成理的論點而建造的艦隻，很快就會變成小型巡洋艦，而不再是驅逐艦了。這些沒有裝甲的艦隻的排水量，接近甚至超過了二千噸，並載有二百名海軍在海上行駛，它們本身便輕易地成了任何正規的巡洋艦的犧牲品了。驅逐艦原是防禦潛艇的主要武器，但隨著艦身的增大，它自己卻變成了一個有價值的目標。它已逾越了獵人的界線而成為被豬者了。我們需要的驅逐艦愈多愈好，但它們不斷地改進和擴大，使造船廠所能容納的數量，大受限制，並且大大延遲了完成的時間。
另一方面，在海洋航行的英國商船往往超過了二千艘，而且每星期在我們國內港口進出的遠洋輪船達幾百艘，沿海商船達幾千艘之多。為了實行護航制度，為了在英吉利海峽和大不列顛與愛爾蘭之間的海峽進行巡邏，為了保衛英倫三島的幾百個海口，為了供應我們遍佈全世界的基地，為了保護掃雷艇來履行它們連續不斷的任務，凡此種種都使我們必須大大增加小型武裝艦隻的數量。數量以及建造速度是極重要的兩個條件。
我的責任是調整我們的造艦計劃，使它配合當時的需要，並盡力最大限度地增加我們的反潛艇艦艇。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確定了兩個原則：第一，長期的造艦計劃應該完全停止，或者嚴格推遲，這樣就可以將勞動力和原料集中於我們在第一年或一年半中能夠建成的艦隻；第二，必須設計出新式的反潛艇艦隻，只要它們能夠在臨近我們島國的海面活動，以便使我們較大的驅逐艦能抽出來，派到較遠的海洋上去完成任務。
關於這些問題，我連續寫了幾個節略給我的海軍部同僚：１
１參閱附錄（8）
·鑒·於·潛·艇·的·威·脅·在·接·近1940·年·底·時·一·定·會·以·更·大·的·規·模·卷·土·重·來，我們需要建造的驅逐艦，必須注意數量和建造速度，而不應著重其大小和威力。我們應該可以設計出在一年以內能夠完成的驅逐艦，按照這種情況，至少有五十艘應該立即開始建造。我很理解必須有相當數量的小艦隊領隊艦隻，和能在遠洋服役的大型驅逐艦，但如果我們的艦隊獲得了我所計劃的五十艘中型緊急式驅逐艦，則可以使所有較大的艦隻移往海洋活動或作戰。
長期政策和短期政策之間往往發生的衝突，在戰時變得尤其劇烈。我規定所有在1940年底以前不能建成服役的大型艦隻的建造工程，只要是可能同主要的造艦計劃相競爭的應該停止。此外我們必須以能夠在十二個月以內或者可能的話，在八個月以內建成的新型艦艇，來增加我們反潛艇艦隊的數量。對於這類艦隻的第一種型式，我們恢復了驅潛快艇的舊稱。在戰事爆發以前不久，這類艦隻已經定造了五十八艘，但還沒有一艘開始建造。後來一種經過改進的類似艦隻，在1940年定造的，則稱為快速巡洋艦。此外，還有大量的各種型式的小艦艇，尤其是拖網船，必須在最短期間內迅速改裝，增加大炮、深水炸彈和潛艇探測器等配備；海軍部新設計的汽艇，亦必須大量製造，以便擔任沿海一帶的任務。發出的定單，達到了我們造艦能力的限度，包括加拿大在內。即便如此，我們並沒有完成我們所希望的一切，而在當時的條件下不可避免地發生種種耽擱，使造船廠的交貨，同我們的預期，產生了很大的差距。１
１參閱附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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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於波羅的海戰略以及戰列艦的改造方面的見解，經過長時間的討論，終於佔了優勢。設計完成了，定單也發出了。但是，人們陸續提出各種理由，不主張進行這項工作，其中有些理由是很有根據的。據說如果德國的袖珍戰列艦或有八吋口徑大炮的巡洋艦衝破了封鎖線，我們就可能需要用「皇家君主」號級的艦隻來護航。同時也有人認為，這個計劃對於其他的重要工作，將產生令人不能接受的妨礙作用，而關於把我們的勞動力與裝甲優先用於其他方面所提出的理由，似乎也令人信服。我一直希望建立這樣一個分艦隊，其艦隻甲板上裝著極厚的鐵甲，速度不超過十五浬，擁有大量的高射炮和任何其他艦隻所不及的抵禦空中和水下襲擊的能力，但我這個希望始終未能實現，使我深以為憾。到了1941和1942年，當時馬爾他島的保衛和援救變得非常迫切時，當我們極需轟炸意大利的港口，尤其是的黎波里時，其他人和我都同樣深切地感到需要上述艦隻，但到那時，一切都已經太晚了。
在整個戰爭期間，「皇家君主」號級艦隻始終是一種浪費和隱憂。它們不像其姊妹艦「伊麗莎白」號一級那樣，經過了重新改裝；我們以後將會看到，到了1942年4月，日本艦隊侵入印度洋，有可能讓它們參加作戰時，駐在當地的海軍上將，以及龐德海軍上將和國防大臣的唯一思想，就是設法在最短的時間內，使它們和敵人間的距離，能夠相隔幾千哩，而且愈遠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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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任海軍大臣和成為戰時內閣閣員以後，最初採取的步驟之一就是建立一個自己的統計處。為了這個目的，我聘用了林德曼教授，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和親信。我們相處在一起，共同提出了我們對於整個戰局的見解和估計。我現在把他安置在海軍部內，和六個統計專家和經濟學家一道工作，我們相信這些專家都是專注意現實而不管其他的人。這一批能幹的人，在林德曼的指導下，利用一切官方情報，能夠不斷地向我提供圖表和圖解，並就我們所瞭解的全部戰局加以解說。他們孜孜不倦地審查和分析各部門送給戰時內閣的一切文件，並且對於我自己希望進行的各種調查，亦都加以研究。
這時，並沒有一個全面性的政府統計機構。每個部門根據它自己的數字和論據而提出它的見解。空軍部這樣統計，而陸軍部又那樣統計。供應部和貿易部雖然指的是一件事，但各有不同的說法。這種情況，當某些問題在內閣發生分歧時，有時引起了誤解並浪費了時間。然而，我從開始就有我自己可靠的、穩定的情報來源，它的每一部分都和所有其他部分整個連繫著。雖然最初，這只包括整個情報領域中的一部分，但是卻大大地幫助我對於向我們不斷湧來的無數事實和數字，形成一個正確和綜合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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