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重大打擊——阿杜瓦之戰的記憶——審慎時期——在外交部的一次談話——和平投票——英國海軍在地中海的實力——霍爾爵士在日內瓦會議上的發言和英國海軍的調動——我在卡爾頓俱樂部的發言——墨索里尼侵犯阿比西尼亞——在英國的強烈反應——蘭斯伯裡先生辭去議會工黨領袖的職務——假制裁——鮑德溫先生的和平決定——保守黨會議——鮑德溫先生對選舉所採取的行動——他的巨大多數——霍爾—賴伐爾協定——議會的動亂——我在國外——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亞對歐洲的影響。

　　世界和平現在又受到了第二次重大打擊。英國喪失了空中均勢之後，接著就是意大利投到德國方面。這兩件事合在一起，便使希特勒可以沿著他早已決定的狠毒的路線前進了。
　　我們看到墨索里尼對維護奧國的獨立有過不少幫助，這對中歐與東南歐有重大意義。現在他卻要走到相反的陣營中去了。
　　納粹德國也不再孤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主要協約國之一，竟然很快就同它攜手合作。安全的天平發生這種一頭沉的轉變，我心裡十分不安。
　　墨索里尼對阿比西尼亞的野心，是不符合二十世紀的倫理道德的。這種野心是屬於黑暗時期的行為，那時白種人認為他們有征服黃種、棕種、黑種或紅種人的權利，用優越的實力和武器來征服他們。在我們現在的文明時代，人們所犯的罪惡和殘暴行為是以前野蠻人所畏縮不敢犯，或至少沒有能力去犯的，像這樣的行為，非但古老陳舊，而且不可恕宥。
　　況且，阿比西尼亞還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說來奇怪，1932年堅持要使阿比西尼亞加入國際聯盟的，就是意大利；而加以反對的，乃是英國。那時英國認為埃塞俄比亞政府的性質，以及這塊野蠻地域中所盛行的暴君專制、奴隸制度和經常進行部落戰爭等等，都與國際聯盟的會員資格不符。但意大利偏要這樣做，於是阿比西尼亞便成了國際聯盟的一個會員國，享有國際聯盟所規定的一切權利和它所能賦予的安全保障。
　　阿比西尼亞問題的確是測驗這個世界政府機構是否能夠滿足一切善良的人對它所抱的希望的一個問題。
　　意大利的獨裁者並非只是為擴張領土的慾望所驅使。他的統治、他的安全，是依靠威望來維持的。四十年前，意大利在阿杜瓦所受到的戰敗恥辱，以及那時一支意國軍隊不但遭受殲滅或俘虜，而且很丟臉地被打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引起全世界的訕笑，使所有的意大利人莫不痛在心頭。他們曾經看見英國人在經過若干年後，如何洗雪在喀土穆和馬祖巴的戰敗之辱。在意大利，報阿杜瓦戰敗之仇，就像法國收回阿爾薩斯和洛林一樣，令人顯得揚眉吐氣。墨索里尼想不冒很大危險，不費重大代價，輕易地鞏固他本人的權力，或者正如他所認為的那樣，提高意大利在歐洲的威勢，這似乎只有洗雪幾十年前所蒙受的污辱，並且把阿比西尼亞並入最近建成的意大利帝國版圖才能辦到，此外就沒有其他辦法了。
　　所有這些思想，都是錯誤的和卑劣的，但是，想瞭解別國的觀點，總不失為明智的事，所以或許可以把這些思想記錄下來。
　　當我感到反抗納粹德國重整軍備的可怖鬥爭已無可阻擋地、大踏步地迫近的時候，我實在很不願意看見意大利和我們疏遠起來，甚至跑到對方陣營中去。毫無疑問，在這個時候，如果國際聯盟的一個會員國對另一個會員國的進攻沒受到非難，就將最後破壞國聯作為集合各國力量的因素，而只有這種力量才足以控制復興起來的德國的威力以及可怕的希特勒的威脅。從國聯尊嚴受到維護上所能得到的好處，多半要比意大利所能給予、保留、或讓與的為多。所以，假使國際聯盟準備用各會員國的聯合力量來抵制墨索里尼的政策，那麼，我們就有責任真誠地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從各方面看來，英國似乎沒有帶頭的義務。面對著德國的重整軍備，英國必須考慮到自己因為喪失空中均勢所導致的弱點，而且更須考慮到法國的軍事地位。有一件事是明顯而確定的：
　　如果英國充當領導，他就不能姑息，因為姑息手段，於國際聯盟毫無用處，而對英國則是極其有害的。如果我們認為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決裂對歐洲的法律和安寧來說是正當而必需的，我們就必須把他打倒。打倒了這個較小的獨裁者，或許可以把所有的力量——這些力量現在仍然具有壓倒優勢——連結起來，發揮作用，從而使我們能夠遏制那個較大的獨裁者，以防止德國掀起第二次戰爭。
　　這些一般的感想，就是本章記述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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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斯特雷扎會議以來，墨索里尼企圖征服阿比西尼亞的部署就日趨明顯。對意大利這種侵略行為，英國的輿論顯然是會加以反對的。在我們當中，那些認為希特勒的德國非特危害和平而且危害人類生存的人，都對當時被認為是一等強國的意大利竟然從我們這邊倒向那邊而感到焦慮。我記得有一次宴會，在座的有羅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和達夫·庫珀先生，那時庫珀先生還只是一位次官，在這次宴會中，人們已明顯地預見到歐洲均勢上這種不幸的轉變。大家提出一個計劃，在我們當中請幾位去見墨索里尼，對他說明，如果他發動侵略，在英國將會不可避免地產生什麼結果。這件事情沒有下文，即使去了也不一定有什麼用處。墨索里尼像希特勒一樣，以為英國是一個已被嚇倒的、精神萎靡的老婦，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也只是嚇人而已，無論如何也沒有發動戰爭的能力。跟他要好的勞埃德勳爵曾注意到，當1933年牛津大學學生發表拒絕「為國王和祖國而戰」的喬德決議時，曾給他留下多麼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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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1日，我在議會裡表達了我的憂慮：
　　我們似乎已經給人一個印象，就是我們自己像一隻掛上鈴子的羊或一位嚮導一樣，正在向前走，領導著歐洲輿論，去反對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野心。甚至有人建議我們採取單獨行動。我聽到外交大臣說，此說並無根據，才使我放心。我們必須盡我們的責任，然而我們必須只根據其他各國都承認的義務採取共同行動。我們並沒有強大到可以去做全世界的立法者和發言人的地步。我們要盡我們的責任，但在這些問題上，我們不能被要求去做超出我們的責任的事情……
　　在現在，確實有一團烏雲籠罩著英意兩國的深交舊誼；這一團烏雲，我看是不易消散的，雖然每一個人的確都希望它會消散。我們兩國之間是有老交情的，而且我們不要忘記一件只有很少人知道的事實，就是在上一個世紀，當意大利加入三國同盟的時候，它特別地要在條約上規定，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同盟條約規定的義務不得導致它同英國之間的武裝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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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間，外交大臣請我和反對黨領袖分別到外交部看他。
　　關於這些磋商的事情，已由政府公佈了。霍爾爵士對我說，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侵略，已引起日益加甚的焦慮，並且問我，應該準備怎麼樣來反對它。我在答覆之前，希望能多瞭解一些在兩位大臣領導下的外交部的內部的和個人的立場觀點，便問到艾登的見解如何。霍爾說：「我去叫他來。」於是，幾分鐘後，艾登笑容可掬地來了，態度十分和氣。我們進行了一次愉快的談話。我說，我認為外交大臣·可·以·以·他·能·夠·帶·動·法·國·那·樣·的·程·度·同·國·際·聯·盟·一·起·來·反·對·意·大·利。但是我又說，他不應該給法國施加壓力，因為法國同意大利訂有軍事條約，而且它還有對付德國的心事；所以在這種情勢下，我並不認為法國會走得太遠。於是我又談到在勃倫納山口的意大利軍隊，談到沒有防衛的法國南部防線以及其他軍事形勢。
　　一般地說，我堅決勸告各大臣不要使英國起帶頭作用，也不要過於突出地走在前面。我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為感到德國的可怕和我國國防力量的減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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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35年的頭幾個月中，有人為了擁護集體安全和支持國際聯盟盟約而組織了一次和平投票。這個計劃受到國際聯盟協會的讚許，但發起的人則基本上是由工黨和自由黨所支持的一個組織。所提的問題如下：

　

　　一、英國是否應該仍為國際聯盟的會員國？
　　二、你是否贊成用國際協定來實行全面裁軍？
　　三、你是否贊成用國際協定來實行全面廢除各國陸軍和海軍航空兵部隊？
　　四、國際協定是否應該禁止為私人謀利的軍火製造及其販賣？
　　五、假使有一個國家堅持要進攻另一個國家，那麼你認為其他國家是否應該聯合起來採用（一）經濟的及非軍事的手段，或（二）必要時採用軍事手段，來強迫他停止進攻？
　　6月27日宣佈投票結果：一千一百多萬人具名作肯定的答覆。在起初，各部大臣對和平投票似乎有點誤會。它的名稱掩蓋了它的目的。它顯然是把裁減軍備和抵抗侵略這兩個互相矛盾的命題聯在一起。有許多人認為它是和平運動的一部分。其實恰恰相反，第五個問題提出了積極的、勇敢的政策，如果在這個時候加以實行，定可獲得全國大多數人的擁護。塞西爾勳爵和國際聯盟協會的其他領袖，在這個問題提出之時，正如不久事實所表明的，都願意而且決心為正義事業而戰，如果一切必要行動都是國際聯盟所倡導的話。在以後幾個月中，他們對事實的估計有了很大的變化。的確，在整整一年中，我極力使他們在我稱之為「武力與國聯盟約並重」的政策上同我取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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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整個夏季，意大利的運兵船不斷通過蘇伊士運河；大量軍隊和軍需供應都集中在阿比西尼亞東部邊境一帶。我在外交部談話之後，突然發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件，使我感到意外。8月24日，內閣作出決定，並宣佈英國要遵守條約和國聯盟約的義務。這就使地中海立刻出現危機；因為外交大臣最近才徵詢過我的意見，所以我認為應該請他把海軍形勢給我說清楚。
　　丘吉爾先生致霍爾爵士　　　　　1935年8月25日
　　我相信你一定會很謹慎，防止使外交工作走在海軍部署之前而造成的重大錯誤。我們在1914年曾注意到這個問題。
　　我們的艦隊在什麼地方？它們的情況很好吧？它們的力量是否足夠強大？它們能否迅速而全面地集中？它們是否安全？它們事先曾否接到戒備警告？不要忘記，你正在對一個可能不顧死活蠻幹一切的獨裁者施加極大的壓力。他很可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可能在以後兩星期內某個時候，認為你有什麼圖謀，超過目前內閣所能預料的。當你正在談論精確規定的明智的信條時，說不定他就會採取暴力行動；最好不要在他的道路上安放誘惑物。
　　我在報紙上看到，地中海艦隊正在離開馬耳他開往勒旺島。〔為艦隊著想〕離開馬耳他肯定是明智的，因為我知道馬耳他完全沒有防空設備。以亞歷山大港等處為基地的地中海艦隊，按統計的數字（這是我們所能依據的一切），比意大利海軍要弱得多。今天我花了一些時間來查一下大戰以來兩國巡洋艦和驅逐艦的建造情況。我覺得以現代化的巡洋艦和驅逐艦而論，我們的實力還不及意大利的一半，更不用說現代化的潛水艇了。因此我認為目前必須向海軍部問清楚的問題，就是在勒旺島的英國艦隊的情況。它非常有可能使我們遭到慘敗。它有足夠的力量來自衛嗎？要用大西洋艦隊和本土艦隊去支援，還得航行三千哩以上。在這些艦隊開去與之會合之前，恐怕已經發生許多事情了。我並不懷疑，的確也不敢懷疑，海軍部對這種部署是否用心研究過。我希望你將獲得他們對這些問題的恰當回答，使你感到滿意。
　　早些時候，我曾聽到有人談到這樣的一個計劃：一旦同意大利發生戰爭，就把艦隊撤出地中海，而只守住直布羅陀海峽和紅海。看來，現在把地中海艦隊開去勒旺島，就是這個政策的一部分。如果是真的話，我希望這個計劃是經過周密考慮的。如果我們一旦同意大利處於戰爭狀態或半戰爭狀態，那時要是我們放棄地中海，那我們就沒有什麼力量來阻止墨索里尼在埃及大舉登陸，奪取蘇伊士運河。只有法國還有這種力量。萬一發生這種情況，海軍部能否肯定法國一定會挺身而出呢？
　　喬治·勞埃德現在和我抱一致的看法，他鑒於形勢危急，認為我應該把這封信送交給你。我並不是要求你給予詳細答覆；我只希望海軍部的部署確實使你感到滿意。
　　外交大臣在8月27日的答覆：
　　你所提出的所有問題，已經並正在進行認真的討論，請你放心。你所提到的種種危險，我全都注意到了，我一定盡力注意，決不疏忽。如果你認為有必要提出一些建議或警告，請你毫不猶豫地告訴我。像這樣的一種危險形勢，你和任何人一樣都很瞭解，對於目前我國防務的情況，至少在政府局外人士之中，你也和別人一樣很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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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登先生是國際聯盟事務大臣，與外交大臣地位幾乎相等。他去日內瓦已經有幾個星期了。他在日內瓦召集了一次國聯大會，商討一項「制裁」意大利的政策，如果它進犯阿比西尼亞的話。給艾登先生指派這個職務以及這一職務的性質，使他把注意的重點偏重在阿比西尼亞問題上，對其他方面的問題就不那麼重視了。所謂「制裁」，指的是斷絕對意大利的一切財政援助和經濟供應，而把這種援助給予阿比西尼亞。像意大利這樣的國家，一旦打起仗來，許多必要物資都得仰賴國外源源進口，因此這種制裁對它來說確實是一個巨大的威懾力。艾登的熱忱和他的發言，以及他所提出的原則，支配著這個會議。9月11日，外交大臣霍爾爵士到達日內瓦，他在會議上發表了演說：
　　我要重申我所代表的政府對國際聯盟的支持以及英國人民對集體安全的關切。國聯盟約所包含的觀念，特別是在國際事務中建立法治的迫切願望，已經成為我們的民族良心的一部分。英國已經表明，它所要恪守不渝的不是別的什麼特殊表示，而是國際聯盟的原則。如果不是這樣來看，那就不但低估我們的信義，而且污損我們的真誠。國際聯盟為了恪守它的明確的和鮮明的義務，對於集體維護盟約的完整，特別是對一切無故尋釁的侵略行為進行堅決的集體反對，都給予大力支持。而我們英國是始終不渝地和國際聯盟站在一起的。
　　雖然德國的事情使我十分焦慮，我國對事情的處理又使我不滿意，但是，我卻忘不了我在裡維埃拉的陽光下讀到這篇演說時所受到的感動。這篇演說激發了每一個人，轟動了全美國。它也使在英國那些大膽提倡正義與實力並重的各派力量聯合起來。這至少是一種政策。如果演說者在那時知道把他掌握的力量釋放出來會多麼巨大，恐怕他在當時就領導整個世界了。
　　這個聲明之所以具有很大的效力，在於它有英國海軍作為後盾；在過去，凡是對人類的進步和自由確實具有重大作用的許多事業，也是如此。國際聯盟似乎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操有一種永久性的武器。這就是國際警察的力量，依靠它的最高權威，實施外交上和經濟上的種種壓力或進行勸說。9月12日，即發表這篇演說的第二天，「胡德」號和「聲威」號這兩艘戰列巡洋艦，還有第二巡洋艦隊和一支驅逐艦隊隨同開到直布羅陀去。各方面都以為英國要用行動來支持它的言論。在國內，這種政策和行動立即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持。人們並非沒有理由地認為，英國海軍部對於在地中海究竟需要多少軍艦才能完成我們的任務，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籌劃的，否則就不會發表這個聲明，也不會調動艦隊了。
　　在9月底，我在一個有影響的正統派組織卡爾頓俱樂部發表演說。我想給墨索里尼發出警告。我相信他會讀到我的演說詞的。我說：
　　違反整個世界的善良願望，又沒有制海權，就把一支由二十五萬意大利優秀子弟組成的軍隊開到二千哩外的一個荒無人煙的海岸去，然後在這種形勢下，進行很可能是一系列戰役，攻擊一個民族，而那塊地區，又是四千年以來沒有一個征服者認為值得去征服的，這確實是千古以來所未有的以國家前途作孤注一擲的冒險行動。１
　　　
　　１參看我同格蘭迪伯爵的談話，附錄（1）。
　　　
　　奧斯汀·張伯倫寫信給我，對我的演說表示贊同。我在給他的回信中寫道：
　　　　　　　　　　　　　　　　　　　　　　　　1935年10月1日
　　你贊同我在阿比西尼亞問題上所採取的路線，這使我很高興；但這個問題卻使我很不愉快。打垮意大利，這將是可怕的舉動，這將使我們付出巨大的代價。這些年以來，我們請求法國同意大利和解，而現在我們又迫使法國在意大利和我國之間作出選擇，這是多麼奇特的事情啊！我認為我們不應該以這種激烈的方法來領導世界。如果我們對這個問題確有這麼強烈的反感，那我們在兩個月之前就應該對墨索里尼提出警告。明智的做法應該是，在初夏的時候就逐漸增強地中海艦隊的實力，讓他知道問題嚴重。現在他會採取什麼步驟呢？如果（在阿比西尼亞的）戰爭爆發，我預料人們的情緒會大大高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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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間，墨索里尼並不因為英國海軍為時已晚的調動而有所佩服，竟調動意大利軍隊去進攻阿比西尼亞。10日那天，在國際聯盟的大會上，各主權國家以五十對一通過了一項決議，要對意大利採取集體措施，並成立一個十八人委員會，為和平解決作進一步的努力。在這種情況下，墨索里尼發表了一項顯得十分尖銳的明確的聲明，他不說「意大利將以戰爭來對付制裁」，卻說，「意大利將以紀律、節約和犧牲來對付制裁」。然而他同時暗示說，他不能容忍對他施加任何阻撓他入侵阿比西尼亞的制裁。如果他的事業受到危害，他將與阻擋他前進的任何人作戰。他說：「五十個國家！五十個國家，為首的只是一個國家！」這就是在英國解散議會並根據憲法舉行大選的幾個星期之前的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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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比西尼亞的流血，人們對法西斯主義的憎恨，國際聯盟提出制裁，所有這些使英國工黨內部發生動亂。工會方面的人，包括著名的歐內斯特·貝文先生，在氣質上根本不是和平主義者。堅強的工資勞動者一致表達了對意大利獨裁者進行戰爭的強烈願望，要求施加具有決定性的制裁，必要時要出動英國艦隊。他們在激憤的集會上發表激烈而粗暴的演說。有一次，貝文先生埋怨說：「用馬車裝載著蘭斯伯裡的良心，從會議到會議搬來搬去，實在使我厭煩極了。」議會許多工黨黨員都抱有職工大會的情緒。在更大的範圍內，國際聯盟協會所有的領導人都認為他們必須維護國際聯盟的宗旨。
　　問題已涉及他們的和平投票的第五條。這裡有一些原則，如果服從這些原則，即使終身擁護人道主義的人，也得準備赴死沙場，而且如果要赴死沙場，也就得去殺人。10月8日，蘭斯伯裡先生辭去議會工黨領袖的職務，由曾屢立戰功的艾德禮少校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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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次全國的覺醒同鮑德溫先生的看法和意向並不相符。大選後幾個月，我方才開始對「制裁」所根據的原則有所瞭解。首相曾宣稱，制裁意味著戰爭；其次，他決意不能再打仗了；第三，他決定採用制裁的辦法。把這三個條件調和起來顯然是不可能的。在英國的指導和賴伐爾的壓力下，負責制定制裁方案的國際聯盟委員會，把可能引起戰爭的一切因素都排除掉。大量的商品，其中有些是軍用物資，都不准運進意大利，一個洋洋大觀的禁運項目已草擬出來。但是，維持在阿比西尼亞作戰所必需的汽油卻源源不絕、毫無阻難地運入意大利，因為大家都明白，如果禁運汽油，就意味著戰爭。美國不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卻是世界主要石油供應國，它的態度雖然和善，但不明確。不但如此，停止向意大利運輸汽油就勢必停止向德國運輸汽油。向意大意運輸鋁礦是嚴格禁止的；可是鋁礦在意大利的礦產中幾乎是唯一的、產量超過自己需要的金屬。至於向意大利輸入廢鐵和鐵礦一事，則為了公眾正義而堅決予以否決，但是由於意大利的冶金工業只能利用少量的廢鐵和鐵礦，而鋼板和生鐵又不受限制，因此這個規定對意大利並無多大妨礙。這樣一來，這種聲勢浩大的措施，並不是一種足以使侵略國陷於癱瘓的真正制裁，而僅僅是侵略國所能忍受的半心半意的制裁，因為這些措施雖然名目繁雜，而事實上卻適足以激發意大利的戰爭精神。所以，國際聯盟對阿比西尼亞的援助，是以不得有礙於意大利侵略軍隊為原則的。在英國大選時，公眾並不知道這些事實。
　　他們真誠地支持制裁政策，認為這是結束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可靠辦法。
　　英王陛下政府更沒有考慮過要運用艦隊。種種流言盛行一時，說什麼意大利的決死俯衝轟炸機隊會向著我們的軍艦甲板直衝下來，把軍艦炸成碎片。駐在亞歷山大港的英國艦隊，現已得到加強。它只須擺開架勢，就可以使意大利的運輸船從蘇伊士運河退回去，其結果恐怕就不得不向意大利海軍提出挑戰。聽說我們的力量不足以應付這個敵人。我在一開始就提出過這個問題，但別人叫我放心。我們的戰列艦固然都很舊，而且現在看來我們也沒有飛機掩護，高射炮彈藥也很不足。可是，有消息透露，海軍司令因為有人說他的艦隊不足以進行海戰而使他大為惱火。看來，英王陛下政府在第一次作出反對意大利侵略的決定之前，就已經對所採取的方法和手段作過周密的研究，而且也下了決心了。
　　以我們現在的認識來說，那時如果我們採取斷然的手段，就一定能夠截斷意大利到阿比西尼亞之間的交通，而且在可能接著發生的海戰中，我們也一定能夠取勝。我從來不贊成英國採取孤立行動，但是既然已經走得那麼遠，如倒退回去，其後果是嚴重的。不但如此，墨索里尼是不敢同一個堅決的英國政府搏鬥的。幾乎整個世界都反對他，如果他單獨同英國作戰，這不啻是把它的統治作孤注的一擲，因為地中海的海戰恐怕在一開始就成為決定性的考驗。意大利怎麼能夠打這場戰爭呢？它除了在現代化輕巡洋艦方面略佔優勢之外，它的海軍在規模上只及英國的四分之一。它那支數目龐大的新徵入伍的軍隊，號稱百萬人，都是不能作戰的。它的空軍，不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甚至比我們編製不大的空軍還差得很多。一打仗意大利立刻就會被封鎖。在阿比西尼亞的意大利陸軍，有缺乏給養和彈藥之慮。德國這時也不能給予有效的援助。為了光明正大的目的，可以冒最小的危險給予對方以致命的打擊，世上如有這種機會，機會就在此時此地了。英國政府的膽力還跟不上當時的局勢，這個事實就只能以他們對和平的熱愛來為自己開脫了。實際上，英國政府對於局勢之向更可怕得多的戰爭方向發展，是起了作用的。墨索里尼虛張聲勢的恐嚇居然獲得成功，從這個事實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旁觀者得出了極其重要的結論。希特勒早就下定決心要用戰爭的辦法為德國開疆拓土。現在他斷定大不列顛已經衰落了，後來英國雖圖奮發，可是對於和平以及對於防止希特勒侵略來說，都嫌來得太遲了。在日本也有沉思的旁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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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我們的國家逐漸團結起來以應付當前的迫切問題，而另一方面，正在舉行的大選又使各個政黨之間發生衝突，這兩種對立的過程同時並進。這種情況對鮑德溫先生及其支持者大為有利。政府在大選中提出的宣言寫道：「一如既往，國際聯盟仍然是英國外交政策的基礎。防止戰爭和建立世界和平永遠是英國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國際聯盟就是人們為達到這些目的而建立起來的工具，我們也指望它來達到上述目的。所以，我們要繼續盡我們的力量來維護國際聯盟，保持和提高國聯的效能。目前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之間不幸發生爭端，我們一貫採取的政策不會因此有所動搖。」
　　在另一方面，在工黨內部卻出現了極大的分歧。他們當中大多數人是和平主義者，但由於貝文先生的積極活動，使他在工黨群眾中獲得許多人的支持，因此，工黨正式領導人為了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滿意，於是同時提出兩條互相對立的路線：一方面他們要求對意大利獨裁者採用斷然的行動；在另一方面，他們又譴責重整軍備的政策。就這樣，10月22日，艾德禮先生在下院發言時說：「我們需要有效的制裁，而且要有效地加以執行。我們擁護經濟制裁。我們擁護國際聯盟體制。」可是，在同一次發言中，其後他又說：「我們並不認為積累大批武器就可以走向安全。我們不相信在這〔時候〕有所謂國防這一類東西。我們認為，你們必須繼續裁減軍備，而不是積累武器。」在選舉期間，雙方通常都不會有什麼值得自豪的地方。首相本人當然意識到政府的外交政策有著日益強大的力量的支持。但無論如何，他已決定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捲入戰爭。我以一個局外人來觀察，覺得他所急於要獲得的，是盡可能多的支持，並在一個不大的規模上開始重整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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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墨索里尼開始進攻阿比西尼亞和轟炸阿杜瓦的那一天，英國保守黨大會在伯恩默思舉行。看到這種形勢，又是處在大選前夕，我們所有的人，作為同一個政黨的黨員，都團結起來了。
　　我擁護一致通過的一項決議，這就是：
　　（1）改正帝國國防力量所存在的嚴重缺點，特別是首先要改造我們的工業，使之能夠在必要時迅速轉變為國防工業。
　　（2）為使我國空軍實力取得同其攻擊力量可達我國海岸的最強大的外國空軍相等的地位而作出新的努力。
　　（3）重建英國艦隊，加強皇家海軍，以確保我們的糧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和維護大不列顛帝國的完整。
　　這幾年來，我一直不想做官，我做官也做夠了，而且我又反對政府的印度政策，但是，因為這個要在幾年以後才能實行的印度法案已經通過了，不願做官的障礙也就排除了。德國威脅的日漸加甚，使我很想抓我國軍事機構的工作。我現在很銳敏地感到即將發生什麼事情。惶惑不寧的法國和怯懦而又愛好和平的英國，很快就會受到歐洲獨裁者的挑戰。我對工黨的改變態度，深表同情。這是建立一個真正的舉國一致政府的機會。大家都知道海軍部有空缺，如果保守黨重新執政，我很想擔任海軍部的職務。當然，我知道得很清楚，鮑德溫先生的幾個主要同僚，並不希望我參加政府。我代表一種政策，大家都知道我不管在朝在野，都會努力以求貫徹的。
　　如果他們可以不要我，他們一定會很高興的。不過這事件，多少還得看他們能否保持多數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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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選中，首相強調說明重整軍備的必要，而他的主要發言，都特別提到我國海軍狀況所存在的不足之處。不過，他既然在制裁和重整軍備的綱領上已達到了眼前的一切目標，他就急於想去撫慰國內那些職業的熱愛和平分子，藉以解除他們由於他談到海軍的需要時可能產生的恐怖。在10月1日，即投票前兩個星期，他在倫敦市政廳會堂向和平協會發表演說，在演說中，他說道：「我向你們保證，將來不會有龐大的軍備。」政府掌握了關於德國大力備戰的情報，他還能說出這句話來，這確實是一項奇特的諾言。於是，首相既獲得了希望國家有所準備以抵禦未來危險的一派人的選票，同時也獲得了認為讚美和平美德就可以保持和平的另一派人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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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埃平選區中，我針對重整軍備的必要和實行嚴格的、真正的制裁政策這兩個問題，進行論戰。一般說來，我是擁護政府的，雖然我對政府的做法不斷提出批評，使我在保守黨內的許多朋友很不高興，可是投票結果，我以巨大的多數獲選。在宣佈投票結果時，我認為保持我自己的立場是理所當然的。我說：「鑒於我所發表的各次演說，我從你們的投票中感到，你們希望我以一個議員的身份來運用我的獨立判斷，而且希望我依照英國議會最高貴的傳統，自由地、毫無畏懼地提出從我自己的知識和經驗中所得出來的看法。」大選的結果是鮑德溫先生的勝利。他所得的票數比其他政黨合起來的票數還多出二百四十七票，而且在任職五年之後，他獲得了大戰結束以來任何首相所不能比擬的個人權力。他憑著熟練而幸運的謀略來應付國內政治，而由於他的聲望又受到人們的普遍尊敬，這就使他又一次取得信任投票的勝利，使那些在印度問題上或防務的疏忽上反對過他的人都顯得愚蠢可笑。
　　這一個在我國有史以來最不祥的、有著種種錯誤和缺點的政府，卻受到全國的歡呼。但這一筆帳是要償還的，新的下院幾乎用了十年的工夫才把它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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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人們盛傳我將參加政府，擔任海軍大臣。但是當鮑德溫先生的勝利公佈之後，他就迫不及待地通過總部宣佈他無意要我參加政府。他用這個辦法來償付他欠和平主義者代表的債務，這筆債是他在大選前幾天向他們舉借的。當時的報紙對我沒有被邀參加政府一事，大大譏笑一番。但是現在可以看到，我是多麼的走運。在我頭頂上有幾個肉眼看不見的有翅膀的天使保佑著我。
　　而且我另有愉快的慰藉。我不等議會開會，就帶著我的畫盒到溫暖的地方旅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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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德溫先生取得勝利之後，發生了一件使他很為難的事情。為了把這件事情說清楚，我們不妨暫時不管時間的順序。
　　他的外交大臣霍爾爵士，在一次很難得的溜冰假日中，路經巴黎到瑞士去，在巴黎他曾和那位仍然當法國外交部長的賴伐爾先生進行會談，結果在12月9日訂立了霍爾—賴伐爾協定。現在來看看這一著名事件的背景，也是很值得的。
　　認為英國正領導著國際聯盟反抗墨索里尼對阿比西尼亞的法西斯侵略這一想法，使全國情緒大為高漲。但是，選舉一旦結束，大臣們覺得他們已擁有多數，可能執政五年，不由得想到許多麻煩事。其根源就在於鮑德溫先生所說的「一定不會有戰爭」和「一定不會有大量的軍備」。這位出色的黨務經理人曾以領導世界反抗侵略的名義，取得了選舉的勝利，後來又極力主張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來維護和平。
　　不但如此，現又有一個來自外交部的、力量巨大的衝擊。
　　范西塔特勳爵始終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希特勒的禍害。在這一點上，他和我彼此一條心。而現在英國的政策，已迫使墨索里尼站到對面去了。德國已不再孤立。歐洲四個強國，從前是三對一，現在卻變成二對二了。我國事務的這種顯著惡化，使法國更為焦慮。法國政府早在1月間就訂立了法意協定，跟著又同意大利訂立軍事條約。據估計，這個軍事條約，可以使法國抽出駐在法意邊界上的十八個師調到與德國接壤的邊界去。賴伐爾先生在他同意大利的談判中，肯定向墨索里尼表示，而不是暗示，說法國決不會自找麻煩去干預在阿比西尼亞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情。法國人很有理由同英國大臣們爭論。第一，幾年來我們一直要他們裁減他們生存所繫的陸軍；
　　第二，英國領導國際聯盟反對墨索里尼而大受歡迎，並因而贏得選舉的勝利，而在民主國家中，選舉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三，我們曾締結一個被認為對我們自己十分有利的海軍協定，據說可以使我們除了潛艇戰以外，在海上已十分安全，可以大為放心。
　　但是法國的戰線又怎樣呢？它應該怎樣進行部署來抵抗日益增長的德國軍力呢？如果打起仗來，在最初六個月內，英國所能派出的軍隊只有兩個師，而且還有許多保留條件，所以他們的確不應多說話。現在，英國政府出於戰鬥的、道德的和對於世界的熱烈情緒，「由一個國家領導著五十個國家」，正在同意大利結不共戴天之仇。法國有許多令它擔憂的事情，只有最愚蠢的人才會對這種情形置之不顧，而在每一個國家裡這種人是很多的，假使英國已運用它的海軍力量來封鎖蘇伊士運河，並在一次全面戰爭中擊敗意大利的海軍，那麼，它也許就有權利在歐洲發號施令了。但是，恰恰相反，它竟明確宣稱，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決不為阿比西尼亞而戰。正直的鮑德溫先生：在選區中獲得勝利的投票；有可靠的保守黨多數，使他能再執政五年；作出義憤填膺的種種表現，可是不要戰爭，不要戰爭！所以，法國人強烈地感到，他們不能因為英國突然爆發了反對墨索里尼的強烈情緒就永遠同意大利疏遠。何況，他們還記得英國在地中海曾向意大利海軍的挑戰屈服，而且法國如果一旦遭受德國的侵犯，英國在開始時所能派出的軍隊，充其量只有兩個師。賴伐爾先生在這個時候的觀點，當然是不難理解的。
　　到12月份，出現了一套新的議論。有人私下議論，說墨索里尼受到了制裁的巨大壓力，又在「由一個國家領導的五十個國家」的嚴重威脅之下，會願意在阿比西尼亞事件上妥協。毒氣戰爭雖然對付落後的阿比西尼亞極為有效，但肯定不會提高意大利在世界上的聲譽。阿比西尼亞人正在被擊敗。
　　據說他們並不準備作重大的讓步和割讓大片的土地。如果滿足意大利的侵略所要求的東西，讓阿比西尼亞保持其帝國的五分之四的領土，是不是就可以取得和平呢？外交大臣路過巴黎的時候，范西塔特剛巧也在巴黎，因此便參預這件事。但不要對范西塔特作錯誤的判斷；他對德國的威脅始終念念不忘。他希望英法兩國為了對付這個主要危險而成立最有力的聯盟，同時在他們背後的意大利要成為他們的朋友，而不是敵人。
　　但是英國民族不時出現聖戰熱情的高潮。世上沒有一個國家比英國更少為了某種宗旨或某種主義而進行戰鬥的了。
　　因為它在內心深處深信決不能從這種衝突中獲得任何實際利益。鮑德溫先生和他的大臣們由於在日內瓦反對墨索里尼，已把英國的地位抬得很高。他們已經走得很遠了，現在只有繼續幹下去才能夠在歷史的面前獲得拯救。除非他們準備用行動來支持他們的言論和姿態，否則倒不如像美國一樣，什麼也不管，聽其自然，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是一個可以提出來供大家議論的計劃，但不是他們所採取的計劃。他們已經向千百萬人民呼籲，而這些一向對政治漠不關心的、沒有武裝的千百萬民眾的答覆，卻是壓倒一切的呼聲，他們大聲呼喊：「是的，我們必須為了反對邪惡而進軍，我們現在就要進軍，給我們武器！」
　　新的下院朝氣蓬勃。鑒於此後十年所面臨的一切問題，它也必須是如此。因此，正當他們因大選結果而興奮的時候，他們接到了霍爾爵士和賴伐爾先生在阿比西尼亞問題上達成協議的消息，大為震驚。這個危機幾乎犧牲了鮑德溫先生的政治生命。它從根本上動搖了議會和整個國家。一夜之間，鮑德溫先生幾乎從公認的全國領袖這個高峰上跌下來，跌到被人譏笑和鄙視的深淵。在這些日子裡，他在議會裡的處境實在可憐。他從來沒有想到為什麼人民竟然為了這些討厭的外交事務而操心。他們已經有一個擁有多數的保守黨，又沒有戰爭。他們還想要什麼呢？可是有經驗的領航員卻已感到和計算出這個風暴的全部力量了。
　　12月9日，內閣批准了霍爾—賴伐爾計劃，這個計劃是讓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皇帝共分阿比西尼亞的領土。13日，霍爾—賴伐爾建議的全文提交國際聯盟。18日，內閣放棄了霍爾—賴伐爾建議，接著霍爾爵士就提出辭職。在19日的辯論中，鮑德溫先生說：
　　我認為這些建議走得太遠了。人們在這方面所表示出的感情，我一點也不感到驚訝。我沒有料到的是，我國各地人民對於我可以稱之為良心和榮譽的基礎卻有著更深厚的感情。每當我遇到這種情形，我就知道激發我國國民感情最深處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並在他們的靈魂深處引起了迴響，發表了一些意見。我重新檢查我所做的一切，我覺得……這些建議不可能獲得我國人民的支持，即使作為談判的條件也是不成的。現在，非常明顯，這些建議已經絕對地、徹底地壽終正寢了。本政府肯定不準備使它復活。如果出了什麼風暴，而我又認為我自己是正確的，我就寧可讓它來衝擊我，我或者安然無恙，或者被衝倒。如果我經過自我檢查，發覺在那個風暴中有什麼東西足以表明我曾經做過不明智或不正確的事情，我就會向它低頭。
　　下院接受了這個申辯。危機過去了。艾登先生從日內瓦回來，首相召他到唐寧街10號，討論霍爾辭職後的局勢。艾登先生當即建議邀請奧斯汀·張伯倫爵士任外交大臣，還表示如有必要，願意在他的領導下效勞。鮑德溫先生回答說，他已經考慮過這一點，並且已經通知奧斯汀爵士本人，說他認為不宜委他掌管外交部。這也許是因為奧斯汀爵士健康狀況不佳。12月22日，艾登先生出任外交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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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妻子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羅那度過這個激動人心的星期的。當時我的一些最要好的朋友曾勸我不要回國。他們說，如果我介入這個激烈的衝突，那就是自找苦吃了。我們住的那所舒適的巴塞羅那旅館，是西班牙左派聚會的地方。
　　在我們吃午飯和晚餐的那個講究的餐廳，經常有一群群身穿黑色衣服、神情熱烈的青年在那裡聚會，他們目光炯炯，談論著不久就要使千百萬西班牙人陷於死亡的西班牙政治情況。回想起來，我倒覺得應該回國。我很可能促使反政府的各派勢力作出決定和聯合起來，從而結束鮑德溫的統治。也許這時奧斯汀·張伯倫爵士領導下的政府也成立了。但是，我的朋友卻嚷著說：「最好站開點，如果你回來，人們就會認為你個人要向政府提出挑戰。」這個勸告雖然不是奉承話，我也不喜歡聽，但說我不能對事情有所幫助，我倒是承認的。於是，我就繼續呆在巴塞羅那，在陽光之下隨便畫點油畫。後來林德曼來找我，和我在一起。我們同乘一艘很漂亮的汽船，沿著西班牙東岸游弋，然後在丹吉爾登岸。在丹吉爾，我遇到羅瑟米爾勳爵和一群快活的人。他告訴我，勞合·喬治先生在馬拉喀什，那邊的氣候很好。我們就坐汽車到那裡去。我在那討人喜歡的摩洛哥繪畫作樂，留連忘返，直到1月20日，英王喬治五世突然逝世時才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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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比西尼亞的抗戰失敗，意大利把這整個國家吞併了，這在德國的輿論中產生了無法挽救的後果。甚至那些本來不贊成墨索里尼的政策和行動的人，也對意大利進行戰爭時那種似乎是神速的、高效率的和無情的方式驚歎不已。在德國，一般人都認為大不列顛已徹底衰敗。它受到意大利不可消釋的仇恨；它把斯特雷扎陣線一下子摧毀了；它在世界上喪失了威信，這正好同新德國日益增長的實力和聲譽成對比。我國在巴伐利亞的一位代表寫道：「這裡各方面的人談到英國時的輕蔑語調，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值得擔心的是，今後德國在西歐問題上以及在歐洲的和歐洲以外的更為普遍的問題上同我們進行談判時，將會採取強硬的態度。」
　　《慕尼黑新聞》（1936年5月1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發人深省的幾段是：
　　英國人喜歡過一種比我們德國人的標準更為舒適的生活，這並不是說英國人不能進行持久的努力，而是說，只要不損及他們個人的和國家的安全，他們總是極力避免進行這種努力的。他們掌握了生產手段和財富，使他們和我們大大不同，能在大約一個世紀之間多少是自動積累起他們的資本。
　　……在大戰中，它只是在開始時有些猶豫，但終於表現出驚人的精力；可是在大戰之後，在世界各地英國先生們卻認為他們應該休息一下了。他們全面地解除了武裝——在人民生活中甚至比陸軍和海軍中來得更為徹底。它甘心情願放棄相當於兩大國〔海軍〕加起來的水平，接受同美國相等的地位……陸軍怎樣呢？空軍又怎樣呢？……為了建立地面的和空中的防衛力量，英國所需要的，不僅是金錢，最必需的是人，以及為了帝國國防所要付出的英國公民的生命。它的新的空軍計劃，共需要一萬一千人，但實際上還缺七千人。還有，小規模的正規軍也大量缺額，大約缺少一整個師。它的地方軍（為業餘軍人而設的像安息日聖經學校一類）遠遠沒有達到所規定的名額，無論如何不能算作有效的戰鬥力量。不久以前，鮑德溫先生自己就說過，他無意把募兵制改為徵兵制。
　　旋風正在震撼歐洲，而且的確也震撼整個世界，在這種情況下，採取一種以因循不決來取得成功的政策就難望頂住這個旋風。在英國，現在沒有幾個人能夠從國家的立場而不是政黨的立場對政府的優柔寡斷和曖昧的態度表示憤慨，要求它對帝國在不知不覺中逐漸陷入的危險負起責任。英國群眾對於政府所謂局勢可以逐步改善，所謂用小規模的調整和審慎周到的策略就能恢復均勢，似乎都深表贊同……。
　　今天，整個阿比西尼亞已不可改變地、全部地和最後地只屬於意大利的了。在這種情況下，不論日內瓦和倫敦都深信，只有使用特殊的力量才能把意大利趕出阿比西尼亞，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有使用這種力量的權力和勇氣。
　　所有這些話，都說得太正確了。英王陛下政府曾輕率地提出要維護偉大的世界事業。他們曾大言不慚地要領導五十個國家前進。可是，鮑德溫先生遇到殘酷的事實就退回來。長期以來，他們在制定政策時，與其說是考慮歐洲形勢的實際情況，不如說是為了滿足在國內輿論上有勢力的分子。由於同意大利疏遠，他們已打亂了歐洲的均勢，而對阿比西尼亞卻毫無幫助。他們使國際聯盟遭到慘敗，就算還沒有使這個機構的生命力遭受致命打擊的話，也至少使它大受摧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