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消滅戰爭而戰——血流乾了的法國——萊茵河國界——凡爾賽和約的經濟條款——對賠償的無知——聖·日耳曼條約和特裡亞農條約消滅了奧匈帝國——魏瑪共和——美國拒絕英美對法保證——克雷孟梭的下台——彭加勒進佔魯爾——馬克的崩潰——美國的孤立政策——英日同盟的終止——英美裁減海軍——共產主義的兒子：法西斯——第二次大戰如何容易避免——一個可靠的和平保證——勝利者忘記了——戰敗者牢記於心——第二次大戰的道德淪落——原因在於未能使德國廢除軍備。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人們深信不疑，並且幾乎普遍地希望世界將享受和平。如果大家恪守正義的信念，根據常理和審慎來處理事情，各國人民的這種衷心熱望本來是很容易實現的。「為消滅戰爭而戰」一語，已成有口皆碑，人們並已採取措施，使之成為事實。當時被認為握有美國大權的威爾遜總統，曾使國際聯盟的設想深入人心。在凡爾賽的英國代表團，把他的設想加以塑造和具體化，使之成為一種機構，並將永遠成為人類艱苦前進道路上的一個里程碑。勝利的協約國，這時至少對他們的外敵而言，是強大無比的。他們必須應付國內的嚴重困難以及許多他們不知如何回答的難題。位於大半個中歐的變亂禍首的各條頓國家，已匍匐在他們面前；因受德國沉重打擊而創巨痛深的俄國，已陷於內戰騷亂之中，並逐漸落入布爾什維克或稱共產黨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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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的夏季，協約國軍隊駐紮在萊茵河一帶，而他們的橋頭堡則深深楔入到被擊敗的、被解除武裝的和飢餓的德國境內。各戰勝國的領導人在巴黎討論和爭辯未來的措施。歐洲的地圖放在他們的面前，他們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加以改繪。經過艱難困苦和冒險拚命的五十二個月以後，條頓國家同盟終於俯首聽候他們發落，同盟中的四個成員國，沒有一國能對協約國的意志做最微弱的抵抗。罪魁禍首的德國被公認為是使世界慘遭這場浩劫的元兇，現在完全聽命征服者的擺佈，而征服者自己經過這番折磨也顯得踉踉蹌蹌。這一次戰爭不是政府之間的戰爭，而是民族之間的戰爭。各大國的全部生命精力都傾注於憤怒與殺戮之中。在巴黎集會的各戰時領導人，在那時感到人類歷史上空前強大和猛烈的潮流的壓力。烏得勒支和約和維也納和約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那個時候，貴族政治家和外交家，無論是勝利者還是戰敗者，在開會討論時都是謙恭有禮，而沒有民主政治那種吵吵嚷嚷的爭論，他們盡可以根據共同承認的基本原則來改造各種制度。
　　現在，飽受苦難的各國人民，受到大量的宣傳教育所鼓動，致使億萬人一致堅決要求必須進行徹底的報復。站在使人頭昏目眩的凱旋頂峰上的領導人，如果在會議席上放棄戰士們在沙場浴血戰鬥贏來的東西，那就非倒霉不可。
　　法國憑它的努力和犧牲，理所當然地居於領導的地位。法國人為了保衛法國的國土，在國土上抵抗入侵者的戰鬥中，幾乎死了一百五十萬人。巴黎聖母院的鐘樓，在一百年內曾五次（1814年、1815年、1870年、1914年和1918年）目睹普魯士刺眼的刀光劍影，聽到震耳的槍炮轟鳴。而在這一次，法國十三個省處在普魯士的嚴酷軍事統治之下達四個悲慘的年頭。大片大片的地區接連地遭受敵人的破壞，或在兩軍激戰中淪為一片焦土。從凡爾登到土倫之間的每一間農舍、每一個家庭幾乎都在悼念死去的親人，或者在照顧傷殘的倖免者。
　　曾經參加1870年戰爭和受過那次戰爭之苦的法國人，其中有許多人已經成為顯要人物，在他們看來，法國在這一次剛剛結束的無可比擬地更為慘酷的戰爭中竟然獲得勝利，幾乎是一個奇跡。他們一生中對德意志帝國向來抱有恐怖的心理。他們沒有忘記俾斯麥1875年曾企圖發動預防性戰爭；他們沒有忘記1905年迫使德耳卡塞去職的無情威脅；而1906年摩洛哥事件、1908年波斯尼亞糾紛和1911年阿加迪爾危機，都曾使他們戰慄不安。德皇的「鐵甲拳頭」和「閃亮的盔甲」的演說，在英美人聽來也許會引為笑柄，但在法國人心裡，卻是確確實實的災禍的預兆。差不多五十年來，他們都在德國武力恐怖之下生活。現在以鮮血為代價，解除了這長期的壓抑。和平與安全終於實現了。法國人民懷著熱情激奮地呼喊：
　　「絕不能再有第二次！」
　　但前途充滿了不吉之兆。法國的人口不及德國人口的三分之二。法國的人口沒有變動，而德國的人口卻在增長。在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內，每年將有大批德國青年達到服軍役的年齡，其人數必定比法國的多一倍。德國曾經幾乎是以一國之力而與幾乎整個世界作戰，而且幾乎征服了世界。熟知情況的人知道得很清楚：有好幾次，大戰的勝負安危在千鈞一髮之間，只是由於一些偶然事件和機會才使大局轉危為安。然則，將來萬一再有什麼風波，強大的協約國是不是還會再度派遣幾百萬大軍到法國戰場或東線來呢？俄國正陷於瓦解和動亂之中，已變得面目全非。意大利頗有站到敵方一邊的可能。英國和美國同歐洲遠隔重洋或大海。英帝國似乎是靠除了帝國公民之外別人就很難瞭解的聯繫團結在一起的。將來究竟在什麼形勢之下，才能使參加維米山戰役的強勁的加拿大軍、參加維萊—佈雷頓諾戰役的光榮的澳洲軍、參加遍地彈坑的帕森達勒作戰的無畏的新西蘭軍、以及曾於1914年嚴冬堅守阿爾芒蒂埃爾戰線的剛毅的印度軍團，會再度開到法國和佛蘭德來呢？愛好和平、麻痺大意和反軍國主義的英國，什麼時候會再度派遣二三百萬大軍在阿圖瓦和皮卡迪的平原上馳騁呢？什麼時候美國的二百萬優秀子弟會再次遠渡重洋，開到香巴尼和阿爾貢來呢？當時的法國，雖然是無可非議的主人，但已疲憊不堪，人口損失慘重；它在瞻望未來的前景時，既深感慶幸，又惶恐不安。安全在何處呢？如果沒有安全，則所獲得的一切似乎都是毫無意義的，而且生活的本身，即使在勝利的歡呼聲中也是不可忍受的。最迫切的需要是安全，要不惜一切代價和採用一切方法，啊怕是嚴厲的、甚至是殘酷的方法來取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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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停戰那一天，德國軍隊開回本國，秩序井然。這時，戴上了榮耀桂冠的協約國總司令福煦元帥，以軍人的氣概說：
　　「他們打得不錯，讓他們保持他們的武器吧。」但他要求今後法國的邊界必須移至萊茵河。德國會被解除武裝；它的軍事體制會被砸碎；它的要塞會被摧毀；德國將變得貧窮；它將要擔負無法計算的賠款；它將陷於內亂：但所有這些，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內，都會成為過去。「全部日耳曼民族」的無法摧毀的威力將會捲土重來，未撲滅的普魯士武士的火焰將會再度燃燒起來，但是又寬又深、水流湍急的萊茵河，一旦為法國軍隊所據守和設防，即可以成為防衛法國的天塹，在河那邊的法國人就可以世世代代過和平的日子。但英語世界的感受和見解卻與法國的大不相同，沒有他們的援助法國早已被征服了。凡爾賽和約中關於領土的條文，實際上是讓德國領土原封不動。它仍然是歐洲最大的單一民族的國家。當福煦元帥聽到凡爾賽和約簽訂的消息時，他非常精確地說：「這不是和平。這是二十年的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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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約中關於經濟的條文，其苛狠和愚蠢，竟達到顯然不能實現的程度。德國被宣判必須繳付驚人的巨額賠款。這個規定反映著勝利者的憤怒，也反映著戰勝國的人民根本不知道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戰敗國能付得起相當於現代戰爭費用的賠款數額。
　　群眾始終不瞭解這種最簡單的經濟事實；而一心想取得選票的領袖們，又不敢向他們說清楚。報紙和領袖們一樣，反映和強調流行的見解。幾乎沒有人出來說明：賠款的償付，只能用提供服役，或者用車輛或輪船載運物資輸出到國外去的辦法來實現；而當這些物資運到要求賠償的國家之後，除非該國是極其原始的或受嚴格控制的社會，否則其國內工業就會被打亂。實際上，要掠奪一個戰敗國家，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動的東西運走，和驅使戰敗國一部分人擔任永久的或暫時的勞役。這一點甚至連俄國現在也已經學會了，不過用這種方法所得到的利益是無法與戰爭的費用相比的。但當時各國的當權者竟沒有人認識到這一點，並且能超越或擺脫公眾的愚昧之見，而向選民宣佈這種基本的、無情的事實；即使他們說了，恐怕也沒有人相信。勝利的協約國繼續堅持要壓搾德國，「直到這些小個子吱吱叫為止。」所有這些對世界的繁榮和日耳曼民族的情緒都有深遠的影響。
　　不過這些條文事實上始終沒有執行。恰恰相反，戰勝國雖然沒收了約十億鎊的德國資產，但幾年以後，主要由英美兩國給德國的貸款卻在十億五千萬鎊以上，從而使德國能夠迅速地從戰爭的廢墟中復興起來。這顯然是慷慨的做法，但與此同時，在各戰勝國中，苦難、不幸的人民還在千篇一律地大叫大嚷，而他們的政治家們又提出保證，要德國交出「最後一分錢」，這就不能期望和獲得德國的感激或好感了。
　　德國結果只付出、也只能付出後來規定索取的賠款，因為美國正慷慨地給予歐洲，尤其給予德國以大量的貸款。實際上，自1926年至1929年的三年中，美國從各方面以分期償還的方式所收回的賠款，大約只及沒有希望得到償還的對德貸款的五分之一，然而每個人似乎都很高興，而且看來都認為這種局面可以永遠繼續下去。
　　歷史將判定所有這些做法是屬於瘋狂的行為。他們幫助滋長戰爭禍根和「經濟風暴」（關於這個問題，在後面還要講到）。德國現在向四面八方借錢，貪婪地吞食每一筆向它慷慨提供的信貸。在援助戰敗國問題上的錯誤意見，加上這種貸款的合算利率，使得英國的投資家也參加進去，雖然在規模上要比美國的小得多。這樣，德國得到了十五億鎊貸款，對比之下，它付出的賠款卻只有十億鎊，而且支付的方式又是多種多樣，或則讓出在國外的資產和外匯，或則利用美國的龐大貸款變戲法。所有這些就是一篇包含著各種各樣的愚蠢做法的悲慘故事，編寫這篇故事，又損耗了多少的辛勞，敗壞了多少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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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重大的悲劇就是聖·日耳曼條約和特裡亞農條約徹底拆散了奧匈帝國。多少世紀以來，這個神聖羅馬帝國的倖存化身，曾使許多不同的民族得享一種共同的生活，享有貿易和安全的利益。但在我們的時代，這些民族沒有一個有足夠的力量和活力能夠以自己的力量抵抗來自重新振興的德國或俄國的壓力。所有這些民族都希望脫離聯邦或帝國的體制，而鼓勵他們這種希望的，就是被認為是自由主義的政策。
　　東南歐迅速地分裂為各個小國，結果是普魯士和德意志帝國的相對擴大，它雖因戰敗而疲憊不堪，瘡痍滿目，但其領土還保持完整，並且在當地佔有壓倒一切的優勢。哈布斯堡帝國所屬的各民族和各省，凡獲得獨立者，都無不陷於像古代詩人和神學家們對墮入地獄的幽靈所描寫的那種悲慘境地。
　　華麗的首都維也納，這個長期得到保護的文化和傳統的故鄉，也是許多公路、鐵道和河川的交通中心，卻變得冷落淒涼，餓殍遍地，好像是一個大部分居民已離散的貧民區中的大商場。
　　勝利者把西方自由國家追求已久的理想強加於德國人身上。德國人從此解除了強迫軍役的負擔，無須再維持龐大的軍備。他們雖無信用可言，但大量的美國貸款卻源源而來。在魏瑪，根據最後的修改意見制訂了一部民主憲法。皇帝被廢黜了，非顯貴者被選舉出來。在這個脆弱的建築物之下，強大的、雖戰敗而實質未受損害的德國民族的熱情，卻在洶湧澎湃。美國人對帝制早有成見，勞合·喬治對此又沒有企圖加以抵制，這樣就不啻明告被擊潰的帝國，建立共和比維持帝制將會從協約國獲得較好的待遇。其實，明智的政策應該是使魏瑪共和國改變為立憲君主制度，由德皇的年幼的孫子當立憲君主，另設攝政院執政，從而使它得以加強和鞏固起來。但可惜沒有這樣做，這樣就使德國人民的國家生活中出現了一個真空。所有的實力派，包括封建勢力和軍人，本來可以在立憲君主制度之下集結起來，並為了這個制度而尊重和支持新的民主議會制，現在卻暫時處於分崩離析之中。魏瑪共和連同它所有的自由主義的裝飾和祝福，都被視為由敵人強加給他們的，它不能取得德國人民的忠心和吸引他們的想像力。有一段時期，德國人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年邁的興登堡元帥身上。其後不久，種種強大的力量陷於徬徨無主的狀態，真空暴露了出來，過了一陣之後，一個具有殘暴天性的狂人，前所未見的侵蝕人類心靈的極其刻毒的仇恨的集中代表，就大踏步地跨進了這個真空——這個人就是下士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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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已因戰爭而弄得民窮財盡。從1870年以來一直就想打一場復仇戰爭的那一代人已經取得了勝利，但其國力卻受到嚴重的損耗。迎接那勝利的曙光的是一個筋疲力竭的法國。
　　自取得輝煌勝利之日起，法國就對德國抱有極大的恐懼心。正是出於這種恐懼心，福煦元帥為了法國的安全和應付遠為強大的鄰邦，要求把法國國界推至萊茵河。但英美的政治家們認為，如果把德國人居住的區域並入法國領土，就違背了威爾遜總統所提出的十四點，也違背了凡爾賽和約所根據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自決的原則。因此他們拒絕了福煦和法國的要求。為了爭取克雷孟梭，他們答應：一、英美共同保證法國的安全；二、設立非軍事地帶；三、德國全面地、永久地解除武裝。克雷孟梭接受了，儘管他自己內心不願意而福煦也表示反對。於是威爾遜、勞合·喬治和克雷孟梭簽訂了保證條約，但美國參議院卻拒絕批准條約，否決了威爾遜的簽署。
　　在締結和約的全部過程中，我們極其尊重威爾遜總統的意見和願望，而末了我們卻得到不十分客氣的通知，說我們對於美國的憲法應有更好的瞭解。
　　在法國人民的恐懼、憤怒和一片混亂之中，世界聞名的權威，並且同英美兩國有特殊接觸的克雷孟梭這個嚴厲又卓越的人物，一下子就被法國人拋棄了。普魯塔克１說過：「對他們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強大民族的標誌。」法國在遭到如此嚴重削弱的關頭，便犯這種脾氣，那是很輕率的事。在第三共和中，政治集團的陰謀活動又再度活躍起來，政府各部長頻頻更換，參與其事者或則有利可圖，或則以此為樂，不管怎樣，這已成為第三共和的特徵，在這種情況下，要找出一個相當於克雷孟梭那樣的強有力的人物來接替，實在是很困難的了。
　　　
　　１古希臘作家（約公元46年—120年）。——譯者
　　　
　　繼克雷孟梭而起的最強有力的人物就是彭加勒，他企圖建立一個在法國的庇護和支配下的獨立的萊茵蘭。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他為了強迫德國繳納賠款，毫不躊躇地進兵魯爾。這當然是為了要迫使德國遵守和約，結果卻受到英美兩國輿論的嚴厲譴責。由於德國的財政和政治陷於普遍混亂之中，加上在1919年至1923年期間繳付了幾筆賠款，結果使馬克迅速崩潰。法國佔領魯爾，在德國激起了極大的憤怒，並因此而導致大量濫發紙幣，有計劃、有目的地全部摧毀這種通貨的基礎。在通貨膨脹的最後階段，四十三萬億馬克才值一個英鎊。這次通貨膨脹在社會和經濟方面引起了極端惡劣的和影響深遠的後果。中產階級的儲蓄被一掃而光，這就為國家社會主義的旗幟提供了天然的追隨者。托拉斯的發展如雨後春筍，以致破壞了德國工業的整個結構。全部流動資本都沒有了。內債以及以固定資本作為擔保和抵押的工業債務，當然同時也得清算，或者賴掉，但這也不足以補償流動資本的損失。所有這些情況所引起的直接結果，就是一個破產的國家在國外大規模借貸，這成為以後幾年中的特色。德國人悲痛交集——就像他們現在的情形一樣。
　　英國人對德國的態度，起初是非常嚴厲的，但不久就轉到另一個方向去，而且走過了頭。勞合·喬治與彭加勒有分歧，彭加勒那容易激動的性格已成為實現他的堅定而有遠見的政策的障礙。這兩個國家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合不來；而英國人對德國的同情或者甚至敬慕，已強烈地表現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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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聯盟剛剛成立就受到一次幾乎致命的打擊。美國拋棄了威爾遜總統所提出的原則。總統本人準備為他的理想繼續奮鬥，但他正在著手進行競選運動時，突患中風，在此後將近兩年漫長而又重要的時期中，一直為疾病所纏，成為一個不能工作的殘廢者，直到1920年，共和黨在總統選舉中獲勝，這就把他的黨和他的政策都撤換了。在共和黨取得勝利以後，在大西洋彼岸，孤立主義思想立即就大行其道。讓歐洲去自作自受好了，但法律規定的債務則非償還不可。與此同時，又提高了關稅，阻礙貨物進口，但債務的償還又只有靠這些貨物。在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中，美國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裁減海軍的建議，英美兩國政府很熱心地鑿沉它們的艦隻和拆毀它們的軍事設備。根據奇妙的邏輯，認為除非戰勝國自己也解除武裝，否則在道義上便無解除戰敗國武裝的理由。法國不但在對萊茵河國界的要求和保證條約上均已完全落空，而且因為法國仍然維持一支大大削減了的以普遍服役為基礎的軍隊，竟使法國成了英美的指責對象。
　　美國向英國明白表示，日本所恪守不渝的英日同盟如果繼續下去就會成為英美關係的障礙。於是這個同盟就告終了。
　　同盟的廢止，在日本產生了強烈的反響，認為西方世界把一個亞洲國家一腳踢開。許多聯繫被切斷，而這些聯繫很可能對後來的和平具有決定性的價值。但與此同時，日本也有可以自慰之處：德國和俄國的失敗，在一定的時期內使它在世界各海軍強國實力排名榜上上升到第三的地位。根據華盛頓海軍協定關於主力艦五、五、三比例的規定，日本在主力艦的實力上同英國和美國比起來雖屬較低，但給它所規定的比額，就它的建艦能力和財政能力來說，也還得要好些年才能達到。日本還密切注視著，英美兩個最大的海軍國家正在彼此削減其本身的實力，以致遠遠沒有達到它們的資源所能供應的程度，也遠遠不能滿足他們的義務所提出的要求。因此，無論在歐洲或在亞洲，勝利的協約國在爭取和平的名義下迅速創立起來的條件，卻為下一次新的戰爭掃清道路。
　　當所有這些不幸的事件一件件出現的時候，在大西洋兩岸的人們卻在無休止地空談著那些好意的陳詞濫調；這時候，在歐洲卻出現了一個新的爭鬥的禍源，它比沙皇和德皇的帝國主義更加可怕。俄國的內戰以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絕對勝利而告終。開去征服波蘭的蘇俄軍隊，誠然在華沙之戰中被擊退了，但德國和意大利卻幾乎被共產黨的宣傳和陰謀所征服，匈牙利曾一度確實落在共產黨獨裁者貝拉·庫恩的統治之下。雖然福煦元帥英明地說過：「布爾什維主義始終沒有跨進勝利的邊界」，然而，在戰後最初的幾年中，歐洲文明的基礎卻顯得岌岌可危。法西斯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影子或醜陋的兒子。希特勒下士在慕尼黑竭力煽動士兵和工人瘋狂地仇恨猶太人和共產黨人，說他們應負德國戰敗之責，以此來使他自己能夠為德國軍官階層效勞；而另一個冒險家本尼托·墨索里尼則為意大利提供了一套新的治理方案，聲稱它可以把意大利人民從共產主義中拯救出來，並趁機為自己奪取獨裁權力。法西斯主義發源於共產主義，而納粹主義則從法西斯主義發展起來。於是。這些本屬同一血統的運動就開始活躍起來了，很快就把世界推到更為可怕的爭鬥之中；現在誰都不能說，這種爭鬥已因這些運動的毀滅而告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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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如此，一個可靠的和平保證還是依然存在的。德國已被解除武裝；它的所有大炮和武器已被摧毀；它的艦隻已在英國的斯卡帕灣自行鑿沉；它的龐大軍隊已被解散。根據凡爾賽和約，德國為維持國內秩序，只許有一支人數不超過十萬人的長期服役的專業軍隊，並不能以此為基礎增加後備人員。每年在限額內補充的新兵不再接受軍事訓練；訓練軍隊的幹部已被遣散。用了一切辦法把軍官人數減剩十分之一。
　　任何軍事飛機都在禁止之列。潛水艇已予禁止，德國的海軍只限定在幾艘一萬噸以下的艦隻之內。幾個激烈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國家像聯成一條防線一樣，把蘇俄同西歐隔開，這些國家剛剛擺脫了現在以一種更可怕的新形式出現的沙皇帝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昂首獨立，似乎屹立於中歐。匈牙利曾經吃錯了貝拉·庫恩的藥而出了亂子，現在又康復過來了。心滿意足於榮譽桂冠的法國陸軍，是歐洲無與倫比的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在此後的若干年內，人們相信法國的空軍也是第一流的。
　　直到1934年，征服者的力量，在歐洲，而且也可以說在整個世界，還是所向無敵的。在這十六年中，前協約國的三個國家，或者甚至只需英法兩國和他們在歐洲的夥伴，只要下個決心，隨時都可以用國際聯盟的名義，以國際聯盟的道義力量和國際力量為後盾，來控制德國的軍事力量。但可惜都沒有這樣做。相反，直到1931年，戰勝國尤其是美國，卻用盡一切努力，以令人困惱的國外控制的辦法來向德國勒索每年該付的賠款。而德國之所以能夠付款，又全靠美國所給予的為數更大得多的貸款，這就使整個過程變得十分荒謬。除了怨恨之外，什麼也沒有得到。在另一方面，到1934年止，如果嚴格執行和約中關於解除德國武裝的條款，本來不需使用武力，不需流血，也可以長久地保衛人類的和平與安全。然而，當違約的情形尚屬輕微的時候，誰都不去管它；而當違約情況達到嚴重的程度時，又不加以正視。這樣，持久和平的最後保證就付諸東流了。戰敗者的罪行在勝利者的愚蠢行為中找到了助長的條件和解釋，雖然絕非找到了寬恕的理由。
　　如果沒有這些蠢事，則犯罪既沒有受到誘惑也沒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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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章中敘述了一些事件和印象，在我的心目中，是要說明在動亂的人類歷史中前所未有的悲劇是怎樣降臨的。
　　這個悲劇不僅表現在戰爭所必然引起的生命財產的損失。在第一次大戰中，士兵們進行可怕的殘殺，各國所積累起來的財富已化為烏有，但是，除了俄國革命的極端過火的行為之外，直到戰爭結束，歐洲文明的基礎結構仍巍然屹立。當大炮轟擊的硝煙和塵土突然消散的時候，交戰各國雖然敵愾猶存，但彼此之間仍然承認對方的歷史悠久的種族人格。戰爭的法則大體上還被尊重。在作戰雙方的軍人之間還存在著專業性的共同基礎。無論戰勝國和戰敗國，都保持著文明國家的風度。莊嚴的和平被建立起來，它除了行不通的經濟條款之外，卻符合在十九世紀不斷調整著的各文明國家之間關係的原則。法治得到公認，世界性的機構得以組成，以保障我們所有的人，尤其保障歐洲，防止變亂的再起。
　　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都消失了。自願處在希特勒統治之下的德國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其規模之大和性質之惡毒，是人類歷史上一切黑暗記錄所未有的。德國的集中營有計劃地和大規模地屠殺了六七百萬的男人、婦女和兒童，其恐怖的程度，比成吉思汗的亂斬亂殺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在殺人的規模上，成吉思汗更顯得小巫見大巫了。在東線戰爭中，德國和俄國都計劃過而且推行過全部人口的消滅。空襲不設防城市的暴行，一旦由德國開始，實力日益強大的盟國就以二十倍的規模來回敬，終於以使用原子彈把廣島和長崎毀滅而達到高峰。
　　現在我們終於從物質毀滅和道德淪落的災難中掙脫出來了，像這樣的情況是過去多少個世紀以來人們所不能想像的。
　　可是在我們經受種種苦難並獲得成功之後，還遇到各種問題和危險，其可怕的程度比起我們過去好不容易才克服的那些問題和危險來，不是小一些，而是大得多。
　　我的目的，就是作為一個在那些日子裡生活和工作過的人向讀者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劇本來是如何容易避免的；善者的軟弱如何助長了惡者的凶狠；各民主國家如果不聯合為更大的機構，則它的體制和習慣又如何地缺乏唯一能給老百姓帶來安全的那些毅力和信心的素質。在十年或十五年的時期內，我們在自衛問題上又如何沒有政策可言。在這本書中，我們將看到，慎重和克制的意見如何有可能成為導致嚴重危險的主要因素；出於安全和想過平靜生活的願望而採取折衷妥協的辦法，如何直接形成災禍的中心。我們也將看到，在這些年內，不論各國政治如何變動，各國共同採取廣泛的國際行動，又如何是絕對的需要。
　　最簡單的政策是：使德國在三十年之內廢除軍備，而戰勝國則保持充分的軍事力量；並且在此期間，即使不能同德國達成協議，也得建立一個更有力的真正的國際聯盟，這個國際聯盟要能夠保證條約的貫徹執行，或者必須經過討論和各方同意才能加以修改。既然，三個或四個大國的政府曾經一起要求本國人民作出最大的犧牲，人民也為了共同的事業毫不猶豫地全力以赴並終於獲得了盼望已久的結果；那麼，各國應該保持協調的行動，以便起碼不丟掉最根本的東西，這應該說是很合理的要求，然而，對於這個並不過分的要求，勝利者的實力、文明、學問、知識和科學都不能給予滿足。他們還是過一天算一天，由一次選舉到另一次選舉，結果二十年的時間剛剛過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可怕信號就出現了，我們對那些曾經精忠英勇戰死沙場的人的兒女，又只好作這樣的描寫：
　　他們並著發痛的肩膀前進，
　　邁著沉重的步伐，
　　離開生命的光明曠野。１
　　　
　　１引自西格弗裡德·薩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