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謀會議進入了深入討論——美國人對戴高樂將軍的厭噁心情——葡萄牙和大西洋中的島嶼——一個解決戰後問題的機構——我們在5月22日的討論——我關於世界最高理事會的建議——我對於歐洲的計劃——關於區域理事會——和平的柱石——中立國家和同盟國家——國家武裝部隊和國際武裝部隊——英國和美國之間的兄弟聯合——會議的報告書——我向參謀長委員會的報告——對樞密院長關於英美科學研究的報告——我極力主張進攻意大利——馬歇爾將軍同我前往阿爾及爾
三軍參謀長在接連不斷地進行討論。有時每天會議四次。
分歧的意見起初似乎不能克服，簡直像無法調和似的。在此期間，美國的高級軍官將會議的內容洩露給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參議員，以致在參議院引起了一次辯論。由於耐心和堅持，我們的困難逐漸地克服了。在5月20日對國會發表的一篇演說中，我把整個局勢的真正前景和輕重緩急，凡能公開的都談到了。總統和我生活在一起，我們彼此又時時見面，大家都知道我們完全一致，以及總統打算在最後階段親自作出決定——所有這些事實，再加上霍普金斯所進行的極有價值的工作，在參謀人員討論的過程中始終一貫地起著一種緩和的同時也是決定的影響。經過意見分歧的嚴重關頭以後，由於軍方人員之間保持極端融洽的個人關係，因此關於進攻西西里問題達成了幾乎完全一致的協議。
緬甸最近的作戰情況毫無生氣。華盛頓對此深感不滿，我們都有同樣的看法。我考慮到改組指揮部的問題，以韋維爾任印度總司令，以奧金萊克作他的副司令，以一位最優秀的而又比較年輕的軍長擔任東亞戰場的總司令。我深信，如果我們以應有的重要性來處理這一戰場的種種問題，這一方面的變更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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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戴高樂，華盛頓有一種厭惡的心情。沒有一天總統不向我提到這個問題。雖然這是用一種極友好的而且常常是滑稽的態度提出的，但我認為他在此問題上感情非常強烈。幾乎每天他遞給我一份或更多的從國務院或美國情報機關得來的責難戴高樂的文件。這些文件斷定戴高樂曾經用英國的錢引誘「黎歇留」號戰艦的水兵到他個人這邊來。只是由於禮貌的關係，我們的主人才不直接說出來，由於我們與美國的財政關係，這筆錢在某種意義上差不多就是美國的錢。在這個時誤，我對戴高樂也非常憤怒。我感覺到，我們繼續援助他可能引起英美兩國政府之間的疏遠，而沒有任何人比戴高樂更樂於見到這種現象。我把這一切極力提請我的國內同僚們的注意。我們是否應該在這個時候同這位很難打交道的人最後斷絕關係，我的心中還猶疑未決，然而，時間和耐心提供了可以容忍的解決辦法。
大西洋的島嶼是另一件極端困難的問題。戰時內閣願意求助於古代的同盟條約而要求葡萄牙政府給我們種種便利，而這些便利，總統和我在聯合參謀長委員會的敦促下已予以極大的重視。據專家估計，百萬噸的船舶和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可以保全下來。我特別尊重葡萄牙的權利，但是又感到，我們是在為它的生存和獨立而戰，也是在為自身而戰。在過了將近六個月的時間以後，而且在遭到巨大損失之後，我們才獲得這項迫切需要的援助。不過，這是通過長期而友好的談判，並在我們軍事方面獲得普遍成就的支援之下，才取得這種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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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在英國大使館的午宴上，我有一篇關於戰後機構的重要談話。我曾經事先要求英國大使邀請他認為參加議論這一重大問題最必須的人物。我們邀請了副總統華萊士先生，陸軍部長史汀生先生，內政部長伊克斯先生，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參議員和副國務卿薩姆納·韋爾斯先生，並將問題事先通知他們。大使館的人員將一切經過和我應客人正式要求所作的報告都記錄下來。
在一般討論中我說，首先要做的事是必須阻止德國或日本在將來再進行侵略。為此目的，我認為美國、英國和俄國應有一個聯合的組織。如果美國願把中國包括在與這三國的聯合組織之內，我是十分願意的；但是，不管中國多麼重要，它不能與其他三國相比。和平的真正責任就落在這些大國的身上。它們與某些其他國家應當共同組織一個世界最高理事會。
隸屬於這種世界理事會之下的應有三個區域性的理事會，一個是歐洲的，一個是美洲大陸的，一個是太平洋的。
至於歐洲，我認為大戰以後，它可以由大約十二個國家或聯邦組成一個歐洲區域理事會。重建一個強大的法國是很重要的，因為在地圖上英俄兩國之間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這種前景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而且我說，我預料美國不可能無限期地在歐洲保持大量人員承擔戒備工作。英國也不能這樣做。無疑，美國必須採取某種方式來共同維持歐洲的秩序，英國顯然也要參加。
我也希望，在東南歐可能有幾個聯邦——一個以維也納為基礎的多瑙河聯邦，用以彌補由奧匈帝國的消失而出現的缺口。巴伐利亞可以參加這一集團。再一個是巴爾幹聯邦。
我說道，我希望看到普魯士從德國的其餘部分分開，四千萬普魯士人組成的一個歐洲單位是容易駕馭的。許多人願意再進一步進行分裂，把普魯士本身分為若干組成部分，我對於這一點保留意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應該對俄國保持友好的關係。剩下的是斯堪的納維亞各國；還有土耳其，它在最後也許願意或者不願意同希臘一道在巴爾幹的體系中擔負一些任務。
華萊士先生問到比利時和荷蘭，他建議它們可以加入法國。我說，它們可以同丹麥組成一個低地國家的集團。華萊士先生還問到，我是否考慮過瑞士加入法國的可能性，我說，瑞士是一個特殊情況。這十幾個歐洲國家應該各派一名代表參加歐洲區域理事會，從而創立一個歐洲合眾國的組織。我以為庫登霍夫·卡勒吉伯爵在這個問題上的理想很值得推薦給他們。
同樣地，美洲各國也可以有一個區域理事會。加拿大在這個理事會中自然是一個成員，並且是代表英聯邦的。太平洋也應該有一個區域理事會，我以為俄國應該加入這個組織。
當俄國西部邊疆的壓力解除以後，它的注意力將轉移到遠東去。這些區域理事會應當隸屬於世界理事會。世界理事會的成員應當參加與它們有直接關係的區域理事會；我希望，美國除在美洲區域理事會和太平洋區域理事會派代表參加以外，還應參加歐洲區域理事會。不管怎樣，最後決定權仍然屬於世界最高理事會，因為區域理事會不能解決的任何問題，自然而然要由世界理事會負責。
華萊士先生認為，別的國家會不同意世界理事會只由四大國組成。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說，在四大國以外，再加上由區域委員會輪流選出來的其他國家代表。這種結構的中心思想好比三條腿的凳子——世界理事會建築在三個區域理事會的基礎上。不過，我對區域性的原則賦以極大的重要意義。
遇有爭論，只能期待那些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國家用全力解決。
如果那些與爭論問題漠不相關的國家在最初也被邀請參預解決的辦法，其結果可能僅僅是沒有力量的和學究式的議論。
華萊士先生問道，例如，秘魯和厄瓜多爾如果有了爭論的話，實際上採用什麼程序。我回答，這件事首先應由美洲區域理事會處理，但是區域理事會始終是在世界理事會的全面最高權力的支配之下。在這樣一個例子中，美洲範圍以外國家的利益不致受到影響；但是，顯而易見，一個威脅世界和平的爭論不適於僅僅在一個區域的基礎上來處理，世界最高理事會很快就要來參預其事了。
有人問我，我所計劃的國家聯合會是否只限於同盟國，還是將中立國家也包括在內。我回答，在戰爭結束以前設法勸誘那些現在仍守中立的國家參加同盟國是有益的，只要能增進有關國家的安全，我們便應利用一切可能的說服力量和壓制辦法以求達到這一目的。土耳其便是一個例子。我的政策在於幫助土耳其建立它自己的軍隊，使它在適當的時候能夠並且會有效地採取行動。當同盟國將犯罪的國家帶到法庭時，我只能見到一直堅持中立的德·瓦勒拉先生和其他一些人所扮演的角色是多麼軟弱無力和不體面。
我提到，從國際聯盟的經驗中我們要學的東西很多。指責國際聯盟完全失敗的說法是錯誤的。我們應該指責會員國對於聯盟未盡到責任。康納利參議員同意我的說法，並且指出1919年以後幾年中聯盟的成就。史汀先生也表示同樣的意見，他認為，如果原先對於法國的保證能夠得到兌現，那麼，以後的法國政策，還有聯盟的歷史，就會是截然不同的。
要想保持和平，武力顯然是必要的。關於每個國家應當維持的最小限度和最大限度的武裝力量，我提議，各同盟國彼此間締結一項協定。每個國家的武力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該國的國家部隊，另一部分組成國際警察部隊，在世界最高理事會的指導下受區域理事會的支配。這樣，如果歐洲十二個國家中的某一國威脅了和平，必要時，十一國的國際警察部隊就可用來對付這個國家。每個國家所提供的國際警察部隊人員，按照世界理事會的決定，有義務對本國以外的任何國家作戰。
華萊士先生說，這些國際警察部隊還需要基地。我說，我的心中還有些話，可以補充我剛才所發表的言論。建議成立一個世界安全組織，並不排斥對別國不懷敵意的特殊友誼。最後我說，除非美國和英聯邦在兄弟般的聯合中共同努力，否則，我看世界是沒有多大希望的。我相信，這種聯合可以採取互有利益而無犧牲的形式。我希望，這兩個國家的公民，在不喪失他們現有國籍的條件下，能在另一國家的領土內具有同等來往、定居和自由貿易的權利。他們可以用一般的護照或特殊護照或簽證。甚至可以有某種共同形式的公民身份證，美國公民和英聯邦公民拿著這種身份證，按照居住條件可以享有選舉的特權，並有資格在另一國家的領土內擔任公職，這當然要根據當地通行的法律和制度辦事。
然後談到基地問題。對於驅逐艦基地的交換辦法，我已表示歡迎，不是為了那些有用處的驅逐艦，而是因為我感到這是與兩國互有利益的事，美國在英國領土內利用這些基地，正如英國在它自己的防禦上有這種必要一樣；因為一個強大的美國對於英聯邦是有意大利害關係的，反過來也是一樣。因此，為著共同利益的共同防禦，我期望擴大基地的共同使用。
敵國在太平洋擁有無數的島嶼。英國也有島嶼和港灣。如果戰後我還負責公務的話，我一定主張美國可以使用那些他們需要作為基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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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出席的美國客人都說，他們對於我所提出的問題都有多少相同的想法，並認為美國輿論接受這些意見或類似的意見，不是不可能的。哈利法克斯勳爵問韋爾斯先生，他是否以為，設立了歐洲區域理事會，結果會使美國輿論對於歐洲事務不發生興趣。韋爾斯先生考慮到世界最高理事會的無上責任以及它與區域理事會的關係，他並不那樣擔憂。史汀先生極力強調說，據他看，在戰爭停止以後一定會有一種鬆懈的趨向，還有一種不大願意從事新的國際機構試驗的情緒。
他相信，在戰爭時期和美國締結協定會比較容易得多；事實上，這是戰爭時期才可解決的問題，否則，就沒有可能了。其餘的人也都傾向於同意這種看法，我們也都感覺到，最好的方法是把這一類的未來計劃作為我們目前合作的一種繼續方法提出來，在戰爭仍然進行的時候我們就這樣做。
我提出另外兩點意見，都引起熱烈的贊同。第一點是，我們應當在戰後繼續聯合參謀會談的辦法；第二點是，我們應當以經常接觸的方式，採取一切必須的措施，來保證我們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針能夠密切合作。
華萊士先生在告別的時候告訴英國大使說，這是他兩年來參加談話中最感鼓舞的一次。我當然謹慎地說，我只是表示個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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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在第二天同總統和我進午餐時似乎有一點憂慮，他怕別的國家以為英國和美國要作世界的首領。我十分清楚地說明，他們不應該由於這種意見而放棄必要的和正當的行動。我的基本思想是，在英美的範圍內仍採用共同的公民身份證，即使別的國家都不這樣辦。總統喜歡這些理想的自由發揮，尤其是關於軍事方面的。我們兩人都以為，英美聯合參謀長委員會的體制有必要在戰後繼續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無論如何，一直要繼續到我們能夠完全相信世界已經是平安無事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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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大戰戰略的主要問題，我們在「三叉戟」會議期間共舉行了六次全體會議，總統和我都出席了。聯合參謀長委員會每天對我們提出一些問題，要我們作出決定，以期他們的辛勤勞動能有成果。一切都是這樣順利地進行著，在5月25日上午的最後一次會上，他們向我們遞交了報告書。我曾提出若干修正意見，聯合參謀長委員會表示同意。總統和我就正式批准了下列修正後的報告：
進行戰爭的全面戰略思想
1．同俄國和其他盟國合作，盡早促成歐洲軸心國家的無條件投降。
2．與此同時，與太平洋的其他有關國家合作，維持並擴大對日本施加不懈的壓力，以便繼續削弱日本的軍事力量，達到可以迫使日本最後投降的地步。聯合參謀長委員會在採取行動以前，應考慮對於全面目標發生影響的任何擴大計劃。
3．在歐洲軸心國家失敗時，與其他太平洋國家合作，如果可能的話，並與俄國合作，充分發揮美國和英國的力量，盡早促成日本的無條件投降。
支持全面戰略思想的基本任務為支持全面戰略思想，不管決定什麼作戰計劃，下面規定的任務，對於我們的人力和物力的支配有優先的權利，這些問題當然須經聯合參謀長委員會根據情況的變化再作審核。
1．保持西半球和英倫三島的安全和作戰能力。
2．保持我們部隊在所有地區的作戰能力。
3．保持主要的海外交通線，特別著重於擊潰潛艇的威脅。
4．加強對歐洲軸心國家的空中攻勢。
5．為了對軸心根據地作決定性的進攻，就實際上可能早的時間，在某一選定地區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物力。
6．採取必要而實際可行的措施，援助俄國作戰。
7．採取必要而實際可行的措施援助中國，使中國成為有效的盟國和對日作戰的基地。
8．為土耳其積極地或消極地參加同盟國這邊作戰而準備條件。
9．為非洲法軍在對軸心國家的戰爭中起積極作用而準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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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可以電告國內，我們在整個戰略方面已達成了足以令我們的參謀長委員會極感滿意的協定。「這應歸功於總統的權威和我同他保持親密的接觸。兩國參謀長之間的觀點分歧有一段時間是很嚴重的。此外，現在我們希望締結一種戰時調撥的契約，在十個月中，每月從美國獲得二十艘新船，掛英國旗使用，這樣就為我們的多餘海員提供了充分就業的機會。如果沒有總統壓服許多反對意見，這肯定是不能成功的。」
關於原子彈和英美的研究工作，我也可以對約翰·安德森爵士送達如下的文件：
首相致樞密院長 1943年5月26日
總統同意，關於「合金管」的情報交換應當恢復，並且應當把這項事業看作是一種雙方聯合的事業，英美雙方對它一定要作出各自的最大努力。據我瞭解，他的決斷所根據的事實是，這種武器很可能及時發展起來供目前戰爭使用，因而它列在交換研究工作和發明秘密的一般協定範圍內。
應當通知徹韋爾勳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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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許多方面有很好的進展，可是聯合參謀長委員會對於征服西西里以後進攻意大利未作具體的建議，這一點我很關懷。我能得到的最好計劃是聯合參謀長委員會所作的如下決定作為一項緊急任務，指令北非盟軍總司令，應計劃在擴大「哈斯基」作戰計劃的戰果時進行軍事行動，以便最有效地把意大利排除於戰爭以外，並牽制最大數量的德軍。各種各樣的具體軍事行動應該採取哪一種，以及計劃決定之後的實行等問題，留待聯合參謀長委員會作出決定。
我知道美國參謀長們的心思已經轉移到撒丁島。他們認為，該島是集結在地中海的大軍在1943年全部剩餘時間內唯一尚待完成的目標。無論從軍事上和政治上的理由來看，我認為這種打算都是遺憾的。俄國人每天在他們龐大的戰場上作戰，他們的血液匯成了激流。而我們在將近一年的時間內，就讓這一百五十萬以上的優秀軍隊以及他們所有龐大的空軍和海軍無所事事嗎？
總統似乎還未準備促使他的顧問們更正確地認識進攻意大利的問題，但是，由於這是我橫渡大西洋的主要目的，我不能置之不管。霍普金斯私下對我說，「如果你要貫徹你的主張，你必須在此地再停留一個星期，不過，即使到那個時候，也還是靠不住。」在這種情況下，我深感苦惱，5月25日，我親自向總統請求，讓馬歇爾將軍同我一道往阿爾及爾去。因此，在最後一次會議上，羅斯福先生說，首相不久將會有一次機會同北非總司令討論「攻佔西西里以後的」政策，並且他曾經建議，如果馬歇爾將軍也能去那裡的話，一定會極有幫助。因此他轉向馬歇爾將軍說話並且問他，他是否能夠推遲他的東南太平洋的視察以便順從首相的要求。馬歇爾將軍答道，他十分願意。
當時我在會上說明，在沒有最高級的美國代表在場的情況下，我同艾森豪威爾將軍討論這些事情，我覺得很尷尬。如果作出了決定，事後很可能被人認為我曾施展過不當的影響，聽到馬歇爾將軍可以同我前往，我很高興；我深信，現在有可能在阿爾及爾把一切作得令人滿意，並送一份報告回來給聯合參謀長委員會，供他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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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曾經同意，總統和我應當寫一份關於會議的報告給俄國。我們起了幾次草稿，都立即用打字機打了出來。我們在打好的草稿上改了又改，直到它們被我們的筆跡塗抹得幾乎不能認識了。什麼是應該加入的，什麼是應該刪除的，我們都搞糊塗了。最後，在午夜後兩點鐘的時候我說，「讓我明天帶走，我把它整理出來，從巴特伍德飛機場再送回給你。」
這句話使總統大為輕鬆。他對於這種辦法感到滿意。我又說，「如果馬歇爾同我一塊走，那將是一件好事。飛機上的地方很寬敞。」我們已被不斷的腦力勞動搞得精疲力竭了，便起身去睡覺。正當這個時候，馬歇爾將軍露面了。雖然曾經決定，他應當去北非，顯然他未曾指望跟我同乘一機，或在同時起飛，所以他來道別。但是現在總統對他說，「你為什麼不和溫斯頓一塊去？你們可以共同討論一下給俄國的公報。」將軍感到意外，但是欣然同意地揮了揮他的手，並且說，「我一定到他的飛機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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