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將軍的地位和自由法國——我於11月11日致羅斯福總統的電報——他於11月12日的復電——艾森豪威爾飛往阿爾及爾——北非和西非的法國人聽從達爾朗的命令——英國國內的普遍不安——我於11月17日提醒總統——他的公開聲明——史末資元帥從當地表示的觀點——英國國內民情激昂——「達爾朗事件」——下院於12月10日舉行的秘密會議——法國軍人和文職官員的心理狀態——「以貝當元帥的名義」——下院被說服了——達爾朗於12月24日被刺——悲慘的一生。
上章所述的一些事實，僅是簡略地說明了在中東所發生的事件以及這些事件的前後次序。雖然這些事件都是政治性的，它們卻完全和部隊或艦隻的行動一樣，都是這次戰役的一部分。克拉克將軍在和達爾朗打交道時，採取了唯一符合於這次戰役主旨的辦法，那就是盡力爭取法國人的支持，避免在法軍和盟軍間發生流血衝突。他表現了大膽、機智和果斷。艾森豪威爾身上則負有接受和支持克拉克所做事情的責任。這兩位美國軍官在一年前還都只是准將，他們行事時表現了高度的果敢和明智。儘管如此，他們的行動卻引起了一些問題，就其道義上和感情上的性質而言，這些問題對美英兩國人民說來，是極為重要的。他們的行動也在各盟國之間引起了反響。由於我一向自信我了解法蘭西的靈魂，因此我當時對總統的那種對戴高樂和他所領導的運動極端敵視的態度自然引以為憂。因為戴高樂和他所領導的運動畢竟還是法國抗戰的核心和法國的榮譽所發出的光焰。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2年11月11日
盡一切努力來團結所有仇恨德國的法國人士，無疑是極為重要的。希特勒侵入法國非淪陷區對於這種團結將是一個機會。我深信你會認識到，英王陛下政府對戴高樂和他所領導的運動負有極其明確而神聖的義務。我們必須使他們得到公平的待遇。我認為你我都應盡一切努力避免在你或我的贊助下，分別成立兩個唱對台戲的流亡政府。我們必須努力團結所有反對德國的法國黨派，成立一個聯合政府。這也許需要時日，而且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礙軍事行動；但我們應當使各方明瞭我們的目標是什麼，以及我們是為了什麼而工作的。
在此期間，我們顯然已在阿拉曼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羅斯福總統致首相 1942年11月12日
接到你們在埃及獲得輝煌戰果以及我們兩國在西非和北非聯合登陸的最近消息，至感歡欣。在這種情況下，就應及時考慮一旦地中海南岸的敵軍被肅清，並處於我方控制之下時所應採取的下一步行動。最好你和你的參謀長委員會在倫敦，我和我的參謀長聯席會議在此間能就這些可能性進行研究，包括進軍撒丁島、西西里島、意大利、希臘以及巴爾幹的其他地區，並爭取土耳其方面的幫助，以便通過黑海方面進攻德國側翼這一可能性在內。
關於戴高樂，迄今為止我對把他交給你一事感到很放心。
顯然現在我也遇到了一個同樣的難題，那就是吉羅老弟。我完全同意，我們絕不能讓法國各流亡黨派鬧對立，我也不反對戴高樂派一名使者去阿爾及爾會見吉羅。切莫忘了，在吉羅和達爾朗兩人之間正進行著一場激烈的爭吵，這兩個人都自稱有權指揮北非和西非的全部法軍部隊。
主要要使這三位主角認清這樣一件事，即目前局勢純粹是屬於軍事範疇的，不論是他們之間的任何一個人所作的決定也好，或三個人共同作出來的決定也好，均需經過艾森豪威爾的審核和批准。
我還認為，最好在戴高樂的使者啟程前往非洲以前，弄清他究竟發了些什麼指示。
11月13日，艾森豪威爾將軍由直布羅陀飛抵阿爾及爾，擔當起克拉克剛和達爾朗談妥的那件事的責任，並承擔直接指揮。當地的盟國將領和官員們一致認為達爾朗是唯一能將西北非洲爭取到盟國這方面來的法國人。關於吉羅能使法國人效忠於他的神話這時已被揭破，因此他在聽到德國侵入法國未淪陷區後，便表示願意和達爾朗合作。達爾朗的權力已為奧蘭、摩洛哥和全阿爾及利亞都服從他的「停火」令一事所證明。因此在這一天，達爾朗和艾森豪威爾便簽訂了一份最後的正式協議。在倫敦，我認為艾森豪威爾的行動在軍事上是有充分理由的。11月14日，我在給他發出的電報中說：
「軍事第一，但以後一定要解決政治問題。」
我給總統發出了下面這封電報：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2年11月15日
我們認為，所提出的方案並未能消除我們的種種懷疑和憂慮，而且這種解決方案也並不是永久性的或是健全的。儘管如此，考慮到迅速進軍的頭等重要意義，同時考慮到這位盟軍最高司令的意見很有力量，他又善於表達，因此在場的我方將領包括坎寧安海軍上將在內，都表示贊成。我們認為除了接受艾森豪威爾將軍所提出的方案，以便維持該地的暫時安定，並獲得突尼斯的各要地外，別無他法。
2．深信你將本著始終採取聯合所有願意對希特勒作戰的法國人士這一方針，和我們磋商制定長遠的措施。
※ ※ ※
當達爾朗協定的實情公諸於世後，在英國國內引起了普遍的不安。我當時也感到了我周圍的輿論日益激昂。我的許多好友也都認為，這是一樁卑鄙齷齪的勾當，而其對像乃是一位我們與之有著不共戴天之仇的仇人，因而在他們的心目中，我們這次規模空前的戰役的勝利，還有阿拉曼戰役的勝利，已因此黯然失色；當我發現這一點時，我十分難過。我認為他們的態度是不近情理的，而且對戰爭的殘酷和士兵的生命也有欠考慮之處。當他們的批評愈來愈尖銳時，我也愈來愈憤怒，並且對他們的這種鼠目寸光的看法有點蔑視。但是我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憤怒，並且我自己也有同感。在美國的反應雖然不像在英國那樣強烈，但也有不少人感到十分激動。我認為羅斯福總統對這種群情激動並不怎樣在意，尤其是英國人的激動就更不必提了。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2年11月17日
我應該讓你知道，與達爾朗所簽的協定引起了強烈的憤怒。我越考慮這個問題，就越相信它只能是一種僅僅由於戰事緊急迫不得已才採取的權宜之計。人們會以為我們願意和當地的吉斯林之流妥協，這種看法不僅在法國而且會在全歐洲給我們的共同事業帶來不良的政治影響，我們對此絕不能忽視。達爾朗聲名狼藉。正是他，提拔他的下屬來指揮法國海軍，從而使法國的海軍對我們懷有惡意。正是他，派法國海軍列卡薩布蘭卡附近的海面與你的艦隊作戰，才使這些法國海員送了命。此事恍如昨日，如今為了權位，達爾朗又倒向我們這邊了。和達爾朗簽訂一個永久性的協定，或在法屬北非成立一個達爾朗政府，將是無法為千百萬普通百姓所理解的，而他們的一片至誠之心就是我們的力量。
2．我個人認為，我們首先應當繼續作戰，把談判放在第二位；聽到了艾森豪威爾將軍預計在今後數日內即可令我第一集團軍先頭部隊進攻突尼斯及比塞大的德軍這一消息，我們極為高興。
總統復電如下：
羅斯福總統致首相 1942年11月18日
我也遇到了對達爾朗的強烈的怒潮。我認為我應當及早採取行動，因此我已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了一項聲明，希望你對這項聲明感到滿意，我希望人們不至懷疑這篇聲明的誠意。
他把這份公開聲明１用電報發給了我。在讀了這份聲明後我放了心：
１摘錄。
我同意艾森豪威爾將軍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臨時性政治安排。在美國、英國以及所有其他同盟國中，有人認為鑒於過去兩年的歷史，不應與達爾朗海軍上將簽訂任何永久性的協定，我完全理解並贊同這種看法。各同盟國的人民也同樣絕不會理解，為何要承認在法國或任何法國領土上的一個改頭換面的維希政府。我們一直反對那些支持希特勒和軸心國家的法國人。
在我國陸軍中，不論何人均無權討論法國或法蘭西帝國的未來政府。未來的法國政府絕不能由法國本土或海外的任何個人來成立，它只能在法國人民被同盟國的勝利所解放後，由法國人民自己來成立。目前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安排，僅是由於戰事緊迫而不得已採取的一種權宜之計。
他的聲明接著又說：
我們的首要軍事目的，在於既要挽救美軍和英軍的生命，也要挽救法軍的生命。第二便是爭取時間這一重要因素。……
目前的戰事每拖延一天，便使德軍和意軍多贏得一天時間，來準備進行頑抗，挖好戰壕以便死守，從而使我方必須進行一次大規模作戰才能獲勝。這又一次表明了，目前的迅速攻勢要比我們被迫拖延一個多月能挽救更多的生命。……我所接到的報告表明，北非的法國人士以成立一條對付共同敵人的共同陣線為重，而把一切政治問題都放在次要地位。
這篇公開聲明既和我的看法一致，也使公眾感到滿意。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2年11月19日
你的關於達爾朗的公開聲明，可說是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但是，我也和你與艾森豪威爾抱有同感，急於希望我們在即將進行的作戰中，由於有法國人的合作，就會得到最大的益處。我還充分認識到，如果達爾朗和他那班人馬在作戰中真正很盡力的話，自然就要記他們的功。我深信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順致問候。
※ ※ ※
在這個時期，史末資將軍正在國內和我們在一起，我和他的看法極為接近，這實在使我感到安慰。他在和我進行了一次長談之後，此時已在乘飛機回南非戰場的途中，在阿爾及爾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後，他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表示了如下的意見：
史末資陸軍元帥致首相 1942年11月20日
我於早晨抵達此間後，便與艾森豪威爾和坎寧安進行了長談，茲將這次長談的結果扼要奉告如下。關於將在下星期日或星期一進行的作戰的問題，安德森是否強大得足以攻克比塞大，尚成問題，但攻克突尼斯卻似乎把握較大。無論如何，將盡一切力量把敵軍壓縮到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地區或橋頭陣地，以便以空中或其他方式的進攻來消滅它。再由此往南，我軍將力圖肅清敵軍在斯法克斯及其他地點的小股孤立的敵人，但目前對的黎波里方面將不準備使用大量兵力。海上損失迄今為止已得到補償。我方所損失的運兵船已由所獲得的數目相等的法國船艦所補償，而我方每損失一艘商船，就有一艘潛艇被擊沉。
關於達爾朗，已經發表的一些宣言已使該地法國領袖們大為不安，那種做法如再過分一點就有危險了，諾蓋已揚言要辭職，由於他控制著摩洛哥居民，他如果採取這一著，可能會引起嚴重的後果。從爭取法方的合作和穩定局勢的觀點看來，最糟糕的是給法國人以這樣一種印象，即我們僅僅是在利用這些領袖們來達到我們自己的目的，而在一旦達到了我們的目的時，就會把他們一腳踢開。在這場戰爭中，達爾朗和他的夥伴們已經破釜沉舟，在盡全力與軸心國作戰並團結法國人來支持我們，這是毫無疑問的。法軍正在非戰鬥性的任務上，甚至在小規模的作戰上與我方合作，但是由於缺乏正規的武器，他們目前戰鬥力不高，達爾朗並非是由艾森豪威爾，而是由其他的法國領袖們所選定的，其中有些人還是他的仇人，是竭力支持我們的人；他們一致認為，由他來領導合作，對我方的作戰說來乃是必要的。如果給人以這樣一種印象，即他很快會被一腳踢開，這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軍事局勢可能要求在一段很長的時期內保留他，在此期間不應公開給人以一種與此相反的印象。
我對艾森豪威爾解釋說，我認為不會再重申已經發表的聲明甚至發表更過分的聲明了，因為那項聲明的用意僅在於扭轉這一印象，即我們已和維希分子在政治上妥協。將來的政治安排應由有關各國政府和法國人民的一致意向來決定。
我想最好你能把我這種強烈的印象轉致羅斯福總統：再發表更多的反對達爾朗的聲明可能對我們的事業有害，而且實際上也是不必要的。我們將於今日傍晚啟程，我將在開羅再次來電。昨天有幸得以和你作一夕暢談，受惠不淺。特此致謝。
總統也不斷把他的心情告訴我。
羅斯福總統致首相 1942年11月20日
昨天我私下對報界講了一個流傳在巴爾幹的古老的希臘教會的格言，因為它似乎適用於我們目前的達爾朗——戴高樂問題，這句格言是：「我的孩子們，在大難臨頭之際，你們可與魔鬼同行，直到你們下橋為止。」
關於北非以及其他未來可能增加的地區，我認為你我可以考慮任命一位英國人和一名美國人，他們無權過問民政事務，但對法國行政官員有否決權，並在極少的情況下命令他們貫徹執行某些方針。例如，我已通知艾森豪威爾，必須釋放北非和西非的一切政治犯。如果達爾朗不執行這個命令的話，艾森豪威爾就必須立即執行他的最高統帥的職權，在這個問題上採取單獨行動。
艾森豪威爾將軍在12月5日打電報給我說：
……我再次向你保證，我們並沒有參加打算要把達爾朗立為首腦（當地的機構除外）的陰謀。他在此間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因為我們所獲得的一切實際幫助都是通過他一個人得來的。只要你仔細想一下由此處通過山區一直伸延到突尼斯的長達五百哩的交通線，你就會發現，該地的法國人原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使我們蒙受重創，從而迫使我們迅速撤回到能從海上取得給養的那些港口去。吉羅很快就放棄了想給我們一些幫助的企圖；多虧達爾朗之助，我們現在才得以在突尼斯，而不是在布奈附近甚至比布奈更往西的地方與德國鬼子作戰。我們認為，布瓦松和達爾朗已經是無可挽回地效忠盟國了。……
總統所提到的「權宜之計」，使達爾朗深為苦惱，他開始感到自己已處於日益孤立的境地。他在這時給克拉克將軍去了如下這封信：
將軍閣下：
由各處獲得的消息，都證實了這樣一種看法，即我「僅是一隻被美國人擠干後將要扔掉的檸檬」。
我並不計較個人的地位，否則我又何必在對事態不加過問、聽其自然發展原是輕而易舉之際，在對我個人極為不利的情況下，本著一個法國人的純粹愛國心而採取這樣的行動呢。
我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因為美國政府曾莊嚴地允諾，它將把法國主權的完整恢復到像1939年時那樣；是因為軸心國家和法蘭西所簽的停戰協定已因法國本土被全部佔領而撕毀——貝當元帥對此已提出鄭重的抗議。
我之所以這樣做，並非是出於驕傲、野心或有什麼打算，而是因為我在我的國家中忝居要職，我有責任這樣做。
我一生都忠貞為國，我決意在法蘭西的主權完整成為既成事實時——我希望這在最短期間即可實現——退職隱居，度此餘生。
※ ※ ※
這位海軍上將之所以繼續任職，僅是因為他認為當時北非的盟軍統帥部沒有他就不行，而且他是掌握權要的人。11月22日，所謂克拉克—達爾朗協定簽定，成立了一個管理這一地區的臨時機構。兩天以後，在達爾朗代表的遊說下，布瓦松總督率領法屬西非和達喀爾這一重要基地起義，歸附盟國。
但是與達爾朗達成的協議在英國激起了公憤。我的一些友人義憤填膺，這些人曾對慕尼黑協定極為憤慨，在戰前的那些緊急關頭，我就是在他們的這種憤憤不平之情的激勵下採取行動的。「原來我們打仗就是為了這個嗎？」他們問道。許多和我最志同道合的人感到極為苦惱。那個戴高樂委員會和組織也在我們中間挑撥離間，煽風點火。報紙充分反應了這種情緒。這肯定是可以大作文章的好機會嘛。不僅是議會，就是全國同胞也很難相信「戴高樂遭到排斥，達爾朗受到扶植」這件事。但是，既不能公開說明事實，又不能公開辯論。
在我的思想裡，我從未絲毫懷疑過（且不論這是對還是錯），支持艾森豪威爾將軍和拯救獻身於這場戰事的士兵們的生命乃是我的職責，但我對反面的論點卻極為敏感，並且，儘管我藐視這種已被我放棄了的相反的信念，我卻可以理解這種信念。
※ ※ ※
12月9日，我把我的不安告知總統：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2年12月9日
最近幾天，從北非方面接到的有關法屬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局勢的報告使我感到不安。這些來自各個不同的可靠來源的報告中所描述的，由於我們未能在目前情況下就內部行政管理問題對該地法國當局加以適當的控制而產生的後果，都是一致的。我深信，你一定已經充分瞭解這種情況，但我認為我有責任讓你知道，我們自己所接到的報告中所顯示的局勢。
2這些報告表明，退伍軍人團〔維希的一個退伍軍人組織〕和與此類似的法西斯組織依然在為非作歹，迫害從前同情我們的法國人，其中有些人至今尚未從監獄中釋放出來。這些組織對盟軍登陸的頭一個反應就是感到害怕，這是當然的，但是現在似乎他們已鼓起勇氣，重新糾集起來，繼續他們的活動。那些被攆走的出名的德國同情者現在又恢復原職。這樣一來，不但助長了我們的敵人的威風，也使我們的朋友感到手足無措，意氣沮喪。已經發生了若干法國士兵以逃亡罪而受處分的事，原因是他們在我們登陸時企圖支持盟軍。……
次日，即12月10日，在登陸一個月以後，我由於感到來自各界的壓力愈來愈大，便企圖以下院的秘密會議來擺脫困境。我當時發表那篇演說的唯一用意，便是要扭轉在當時佔上風的那種輿論，我小心翼翼地選擇了我所要提出的論點。
我一開始便說了一些嚴厲而謹慎的話。
我們向我們自己提出的問題，不應是我們喜不喜歡正在發生的事件、而是我們打算怎樣對待它的問題。在戰時，一切事情的發展不可能總是完全稱心如意的。在與盟國的合作上，有時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即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看法。自從1776年以來，我們就已再也不能決定美國的政策了。這是一場美國人的遠征，因為在這次遠征中，他們的地面部隊最後將是我們的兩倍或三倍，他們的空軍最後將是我們的三倍。
這在當時說來是個實情，但我們將會看到，這種情況不久就被種種事實駁倒了。
在海上，我軍所佔的比重無疑遠較美軍為大，而且當然我們在各方面都進行了大量的組織工作並進行協助。儘管如此，美國依然認為這次遠征是在美國總統主要指揮下的一次美國軍隊的遠征，美國認為西北非是由他們照看的戰區，正如我們把東地中海當作是由我們負責的戰場一樣。我們由一開始起就承認了這種情況，而且現在也正在他們的指揮下作戰。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沒有很大的發言權，而且，我當然與總統保持著最密切的聯繫。但是，這也並不意味著我們在軍事上或政治上直接控制著事態的發展。由於就美國的政策或英美關係進行公開辯論是極為有害的，因此英王陛下政府才請求下院召開這次秘密會議。只有在秘密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才不至於得罪我們偉大的盟邦，也不致使我們與法國人之間的關係複雜化，因為，不論這些法國人的既往如何，他們現在正在向德國人開火嘛。
我決非在為達爾朗海軍上將辯護。和我一樣，他也是希特勒先生和賴伐爾先生誹謗的對象。除此以外，我和他毫無共同之處。但是下院必須認識到，美國政府以及大部分美國人民對達爾朗的看法與我們並不相同。他沒有出賣過他們。他沒有撕毀過與他們簽訂的任何條約。他沒有中傷過他們。他沒有虐待過他們的任何公民。他們並不十分重視他，但是他們也並不像我們英國人這樣憎恨他和藐視他。他們之間有許多人認為他們士兵的生命要比法國政治人物過去的履歷重要。此外，美國人直到最後關頭還和維希維持著一種極為密切的關係，而我認為這種關係對我們的整個利益說來是有好處的。無論如何，美國人在維希的地位，至少使我們有了一扇可以窺探那個院子動靜的窗戶，而這扇窗戶原來是並不存在的。……
直到不久以前，李海海軍上將還一直擔任駐維希大使。他和貝當元帥過從甚密。他一直在運用他的影響，不讓維希法國成為德國的盟國，或者，在我們不得不向駐在奧蘭或達喀爾，在敘利亞或馬達加斯加的維希部隊開火的時候，不讓維希政府向我們宣戰。在上面談到的這些場合，我都認為，法國不會向我們宣戰，並且事先就說出了我這種看法，這是有案可查的；但是使我產生這種看法的原因之一，便是美國人對全體法國人的巨大影響，而在美國參戰後，這種影響自然就變得更為巨大了。李海海軍上將是羅斯福總統的密友，最近被任命為總統的私人參謀長。必須要從這樣一個情況出發，來看待美國總統和國務院對維希和它的一切所作所為所抱的態度。……
我現在要詳細地談一談法國人的一種特殊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其實是國破家亡的大多數法國人所共有的。我絕不是在替法國人的這種心理狀態作辯護，更不是在讚揚它。但是如果不想瞭解別人心裡所想的是什麼，或是不想瞭解使他們所以作出反應的秘密動機，那將是極為愚蠢的。大智大慧的全能的上帝認為，絕不能把法國人捏成和英國人一個模樣。
在法國這個經歷過許多巨大變遷——君主制、國民議會制、督政制、執政制、帝國制、君主制、帝國制，最後是共和制——的國家裡，已經產生了一種以法治（droitadministratif）為基礎的原則，許多法國軍官和官員在革命和變革時期所採取的行動，無疑都是遵循著這項原則的。它是一種極端守法的思想習慣，它是從民族自衛，以免陷於絕對無政府狀態的危險這樣一種潛在的意識產生出來的。例如，任何軍官，只要他是服從他的合法上司或他認為是他的合法上司的命令而行事的，他以後就絕不會因此而受到處分。因此，在法國軍官們的思想裡，問題主要是看是否有一個直接的、不間斷的合法的指揮體系，有許多法國人把這看得比道義、國家或國際關係等方面需要考慮的問題還要重要。因此，有許多法國人雖然欽佩戴高樂將軍並且羨慕他目前的地位，但依然認為他是對法蘭西國家政權進行反叛的人；而這些戰敗的人們卻認為，代表這個國家的就是他們的那位凡爾登的英雄和法蘭西唯一的希望，那位英名遠揚、年高德重的貝當元帥——一個老朽的失敗主義者。
不錯，在我們看來這一切也許都很滑稽。但是在這件事上有一點對我們說來是很重要，那就是，正是遵照貝當元帥所發佈的或者據稱是他所發佈的命令和指示，駐在西北非的法軍才不再繼續對英軍和美軍射擊，而調轉槍口向德軍和意軍開槍。我很抱歉，不得不提到這點，但是對一個士兵說來，一個人是對他還是對他的敵人開槍，卻是非同小可；就連這位士兵的妻子或父親想必也抱有同感。……
這一切都是以這位元帥的神聖的名義來做的，當這位元帥在電話裡有氣無力地發佈與此相反的命令或者褫奪達爾朗的國籍時，那位海軍上將卻心安理得地認為——且不論這是事實還是虛構——這位元帥是在入侵的德國鬼子的壓力下才這樣做的，而他，達爾朗，依然是在實現這位元帥的真正意願。說實話，要是達爾朗海軍上將不得不槍斃貝當元帥的話，他一定也是以貝當元帥的名義來槍斃他的。……
但是，我不得不說，我個人認為在當時的那種情況下，艾森豪威爾將軍所做的是正確的；即使他所做的並不十分正確的話，我也極不願在有那麼多生命和那麼重大的問題取決於此的時候，去阻擋或制止他。我絕不用美國人或任何人來作我的擋箭牌。
我所感受的壓力，使我在演說的最後說了幾句憤憤不平的話。
說實話，我認為，如果有人在非洲這麼大的事件裡（不論是西非的還是東非的），除了艾森豪威爾將軍與達爾朗海軍上將所達成的協議以外，竟找不到任何其他能引起他的興趣的事情的話，那麼此人就是一個具有偏見和不知該對誰效忠才好的可憐蟲。爭奪突尼斯頂端地帶的戰事現在已進入了高潮，大戰即將來臨。在昔蘭尼加邊境上，不久也將要有另一次較量。這兩回戰事差不多都將完全由我國的士兵來進行。英國的第一集團軍和第八集團軍將全力以赴。我念念不忘這些將士們和他們的勝負，我希望下院也和我抱有同感。……
我要求下院給予那些懷有惡意、力圖散播這種既可恥又沒有根據的懷疑的少數的心懷叵測的好事之徒以應有的斥責，從而使我們大家團結一心，堅決而順利地克服困難。
我生平作過好幾百次演說，但從沒有像這次演說這樣，感到聽眾的意見轉變得這麼明顯了。這回演說並非是為了博得掌聲，而僅是為了要獲得結果。下院被說服了，在這次秘密會議以後議會再也不反對了，因而使得敵對的報紙啞口無言，也使全國放了心。同時，因為在充滿了失望或失敗的好幾個月以後打了一次勝仗，所以也使人們越發感到歡欣鼓舞。
艾森豪威爾將軍在他戰後所寫的那本書中，從他本人的角度，實事求是地以軍人的風度證實了我前面所說的情況：
法國陸軍的軍官們為什麼不喜歡戴高樂，這原是可理解的。當法國在1940年投降的時候，法國陸軍的在職軍官接受了法國政府的意見和命令，放下了武器。在他們看來，倘若戴高樂所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話，那麼所有服從法國政府命令的軍官們就都是貪生怕死之徒了。倘若戴高樂算是一個忠貞的法國人的話，那他們就必然得自認為懦夫。這些軍官們自然不願意自認是懦夫；與此相反，他們自認為是執行一個文官政府所發出命令的忠貞的法國人，因此他們必然要公開和私下裡把戴高樂看成是一個逃兵。
※ ※ ※
1942年底，北非政局迅速惡化，不僅在達爾朗、諾蓋、布瓦松以及其他這些最近起義的人們中間，為了反對吉羅和爭權奪勢以及博得青睞而產生了劇烈的傾軋，而且在那些在11月8日協助盟軍登陸的人們中間，還有那群人數不多但卻十分活躍的熱烈擁護戴高樂的人們中間，不滿情緒也溢於言表。
此外，還有人提倡把此刻隱居在丹吉爾的巴黎伯爵抬出來，讓他出任一個與維希對立的北非臨時戰時政府的首腦。達爾朗之得以成為民政首腦和吉羅之得以成為駐北非的法國武裝部隊司令，是根據那份拼湊而成的協議，現在這份協議已搖搖欲墜了。
12月19日，戴高樂的第一名使者，弗朗索瓦·達斯蒂埃·德拉維熱裡將軍以私人身份抵達阿爾及爾，為他的領袖來瞭解情況。他是在11月8日阿爾及爾起義中是個首要人物的亨利的兄弟，亨利這時已參與了企圖使巴黎伯爵執政的保皇黨陰謀。這位戴高樂分子的訪問是試探性的。他在12月20日和21日這兩天與吉羅和艾森豪威爾進行了會談，他正式向他們提出，自由法國部隊願意和他們進行軍事上的合作，但並未作出任何決定。達斯蒂埃·德拉維熱裡將軍的訪問實際上只起了促使戴高樂分子更加反對達爾朗的作用。就在這些會談進行期間，在阿爾及爾的保皇黨分子決定迫使達爾朗退位，並把政權交給一個清一色由保皇黨人組成的政府。直到如今，我們還不清楚他們當時究竟得到多少人的支持。
12月24日下午，達爾朗由他的別墅驅車前往設在夏宮的辦公室。他在辦公室門口遭到了一個名叫博尼埃·德拉夏佩爾的年方二十的青年的狙擊。這位海軍上將不到一小時便死在附近一家醫院的手術台上。據某些傳說，這個年輕的刺客與亨利·達斯蒂埃有關係，經人百般慫恿，他才立下雄心大志，決意要從萬惡不赦的領導手中把法蘭西拯救出來。除了擁護達斯蒂埃的一小伙他的密友以外，在阿爾及爾沒有任何人公開支持這一行動。根據吉羅將軍的命令，他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而且，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在12月26日拂曉後不久就被行刑隊槍決了。
在聽到達爾朗被刺的消息之後，艾森豪威爾將軍立即由突尼斯前線趕回阿爾及爾。在當時的情況下，除了任命吉羅將軍來補缺以外別無他法。我們絕不能讓後方的民政發生混亂，因此美方當局間接但斷然地施加了壓力，以便使吉羅得以被任命為北非政權最高的但是是暫時的首腦。
不論達爾朗被暗殺這件事是多麼罪大惡極，它卻使盟國不必再因為與他合作而感到為難，同時，它又使盟國得以坐享在盟軍登陸的緊要關頭他所能給他們的所有方便。他的職權順利地轉交給在11和12兩月裡按照美方當局的意向所成立的那個組織。吉羅補了達爾朗的缺。這樣一來，障礙便告掃除，使當時集結在北非和西北非的法軍，和戴高樂所領導的自由法國運動得以攜手合作，從而使不在德國統治下的世界各地的所有法國人得告團結一致。戴高樂在接獲達爾朗被刺的消息後，便首先主動提出這樣的建議。當這消息傳到倫敦時，他正要啟程前往華盛頓，與總統進行拖延已久的首次會晤。他當時立即起草了一封電報，通過盟國轉致吉羅。我認為，推遲訪問華盛頓，以期能團結法國的抗戰力量，乃是明智之舉。因此我便打電報給總統，說明情況，並將戴高樂致吉羅的原電副本附上。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2年12月27日
我已請求駐倫敦的美軍總部將戴高樂所乘的飛機推遲四十八小時起飛，以便靜觀「火炬」作戰計劃地區形勢發展如何，這事我已告訴過哈里了。我認為我們首先應當力圖把他們團結在一起，組織某種堅強而團結的法國核心，以便能與之合作。我今天將和戴高樂會晤，餘情容再電告。
2．我深信不能因為「象徵」計劃〔我們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之故而暫不解決北非問題。我們獲悉，該地的法國知名人士已一致推選「要人」為高級專員兼總司令。我已告知艾森豪威爾說，我方完全贊同這一解決方案。
3．戰時內閣對任命麥克米倫和他到達〔阿爾及爾〕極為重視。我們深以在該地沒有我們的代表為苦，但是該地又與我們的命運息息相關，而且我們正盡力為你們的事業作出實際貢獻，墨菲的任命既已宣佈，我希望你也能同意我發表麥克米倫的任命。我深信他將會發揮作用。他充滿了對美國最友好的感情，而他母親是肯塔基州人。
電文後附有戴高樂通過倫敦美國大使館轉致吉羅的電報：
1942年12月27日
在阿爾及爾所發生的暗殺是一種標誌和警告：它標誌著法蘭西的悲劇使法國人的思想和靈魂慷慨激昂到何種程度；
它警告由於在我國歷史上空前的一次國難中，缺少一個全國性的當局所必然產生的種種後果。建立這樣一個當局乃是當務之急。親愛的將軍，我謹建議你和我應當盡快在法國領土上相晤，或是在阿爾及利亞，或是在乍得，以便探討將國內外和法國所有領土上一切能為解放和拯救法蘭西而鬥爭的力量團結在一個臨時中央當局下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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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達爾朗海軍上將那樣，由於判斷錯誤和性格上的缺點而付出了那麼慘重代價的人誠屬不多。他是一個職業軍人，個性堅強。他一生致力於重建法國海軍的工作，從而使法國海軍的地位提高到法國歷代王朝以來從未有過的地位。不僅是海軍的軍官團，而且全體海軍官兵都矢忠於他。在1940年，他原應按照他所再三允諾過的那樣，命令法國艦隊駛到英國、美國或非洲的港口去，不論何處，只要是德國人鞭長莫及的地方即可。除了他自願作出的保證以外，沒有任何條約或義務迫使他這樣做。但是，等到他在1940年6月20日這個不吉利的日子，從貝當元帥手裡接受了海軍部長的職位時，他的這種決心就改變了。從那時候起，大概是由於身為部長之故，他便失忠於貝當元帥的政府。由於從一個海軍軍人搖身一變成為政治家，他便由一門他對之有著淵博知識的業務轉而從事另一門工作，在這門工作裡，指導他行動的主要就是他的反英偏見，我已經說過了，這種偏見始自特拉法加之役，因為他的曾祖父便是在那次戰役中陣亡的。
在這種新情況下，他表現得既有魄力而又果斷，但並不完全瞭解他所做的大部分事情的道義上的意義。野心促使他犯了種種錯誤。在他當海軍上將時，他的眼界只局限在他的海軍上，而在他當海軍部長時，他的眼界也只局限在當前的局部或個人利益上。一年半以來，他一直是支離破碎的法國的強有力的人物。當我們在北非登陸的時候，他無疑是那位年事已高的元帥的繼承者。就在此時，他遇到了一連串的驚人的事件。由於他兒子生病的偶然機會使他來到了阿爾及爾，因而他就成為英美權力支配下的人物了。
我們在前面已經敘述過他所經受的種種痛苦。整個法屬北非和西非都寄望於他。希特勒侵佔維希法國一事，使他有權作出新的抉擇，也許這種權力是無可厚非的。他為英美盟軍帶來了一種正是他們所求之不得的東西，那就是，一個能使全體法國官兵在這個目前陷入戰火之中的遼闊的戰場上聽從召喚的法國聲音。他為我們盡了他最後的努力，因此，由於他投奔我方而獲益非淺的人不應在他死後辱罵他。一位嚴酷而公正的法官也許會說，他原應拒絕和他曾經中傷過的盟國談判，而藐視它們的嚴厲懲罰。我們也許都願意他另作選擇。這種抉擇使他喪了命，但是即使他不死，他的生命也沒有多大意義了。顯然，他在1940年6月沒有把法國艦隊駛到盟國或中立國的港口去是錯誤的；但是他的第二次的驚人的抉擇卻是正確的。恐怕他最引以為憾的便是他未能把土倫艦隊爭取到我們這邊來，因為他始終宣稱絕不讓它落到德國人手裡。在這件事情上他並沒有失敗，歷史可作他的見證人。願他安眠，願我們大家都感謝上蒼，我們從來沒有必要面臨使他身敗名裂的那種種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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