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莫斯科之行——哈里曼先生與我同行——飛越高山到德黑蘭——波斯國王的夏宮——討論橫貫波斯鐵路問題的會議——從德黑蘭到莫斯科——裡海和伏爾加河——到達莫斯科——國家別墅七號——在克里姆林宮會見斯大林——陰暗的開端——「1942年不開闢第二戰場」——激烈的字眼——產生了一個黑暗的背景——我介紹「火炬」計劃——我畫出一幅鱷魚圖畫——「願上帝使這事業成功」——斯大林的深刻理解力——度過了漫長的一天。
我在開羅逗留期間，莫斯科之行的準備工作已在進行。8月4日，我致電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總理 1942年8月4日
我們打算在某日離開這裡，第二天到達莫斯科，中途在德黑蘭停留一下。
關於旅行的具體安排，有一部分須待我們在德黑蘭方面的皇家空軍當局與你們的空軍當局商定。我希望你指示你們的空軍當局在各方面予以協助。
關於日期，除我業已向你提出過的以外，我還不能明確決定。
我也迫切希望，美國人能在即將舉行的會談中起積極的作用。
前海軍人員致羅斯福總統 1942年8月5日
我很希望你對我和約大叔的會談予以支持和贊助。你能否讓艾夫裡爾和我同行？我覺得，如果我們大家能在一起，事情就好辦得多了。我現在面臨的是一項沒有多少經驗的任務。
請把你的覆信抄一副本寄倫敦。我正使別人摸不清我的行蹤。
羅斯福總統致前海軍人員（在開羅） 1942年8月5日
我正要求哈里曼盡早前往莫斯科。我認為你的見是對的，我即通知斯大林，哈里曼將根據他和你的意見在各方面協助工作。
哈里曼及時與我在開羅會合，和我們同行。
※ ※ ※
8月10日，在歡樂的開羅大使館裡與各界著名人士晚餐之後，我們於深夜出發去莫斯科。我們一行人乘坐三架飛機，其中有帝國總參謀長、能說俄語的韋維爾將軍、空軍中將特德和卡多根爵士。艾夫裡爾·哈里曼和我同乘一架飛機。黎明時分，我們飛近庫爾德斯坦山脈。天氣良好，范德克路特情緒高昂。當我們飛近起伏的高原時，我問他準備用多高的高度飛過去。他說九千呎就行了。然而看地圖，我發現有些山峰高達一萬一二千呎；似乎還有一座一萬八千呎或二萬呎的特高山峰，但距離比較遙遠。只要不突然飛進雲層之中，就能繞過叢山，安然飛過，但我還是要求飛到一萬二千呎的高度，因此我們開始吸氧氣管了。上午八時半左右，我們向德黑蘭機場降落，接近地面時，我注意到高度測量計的記錄為四千五百呎，就無知地說，「我們在再度起飛前你最好校正一下那個儀表。」但是范德克路特說，「德黑蘭機場在海拔四千呎以上。」
英國駐德黑蘭公使裡德·布拉德爵士在機場迎接我。他是一個身體結實的不列顛人，在波斯有長期的工作經驗而無一點非分的想法。
我們估計不能在黃昏前飛越厄爾布魯士山北部山脈，於是蒙波斯國王的邀請，與他在他的行宮裡一同進餐，行宮設在陡峭的橫嶺上，高大樹林之中，有一個可愛的游泳池。上午，我觀看雄偉的山峰，它閃耀著紫的和橙黃的顏色，燦爛已極。下午，在英國公使館的花園裡，同艾夫裡爾·哈里曼和英美雙方的高級鐵路人員舉行一次長時間的會議，會上決定應由美國接管從波斯灣到裡海的橫貫波斯的全部鐵路。這條新近由英國一家公司建造的鐵路，是一項卓越的工程。路線經過許多峽谷，計有大型橋樑三百九十座。哈里曼說，總統願負全責，使它充分發揮效用，並願供應火車頭、車皮和部隊技術人員——數量之多，我們無法與之相比。我因此同意移交，但規定我們對於主要軍事需要享有優先權。由於德黑蘭市的悶熱和喧鬧——那邊每一個波斯人好像都有汽車，而且不斷地撳喇叭——我就睡到英國公使館的夏季別墅的高大樹林裡，那裡比城市高過一千呎左右。
次日，即8月12日星期三，早晨六時半，我們繼續登程。
當我們飛經通往塔布裡茲的溪谷時，飛機逐漸升高，然後向北飛往裡海的恩齊利湖。我們飛越這第二條山脈時，升到一萬一千呎的高度，以避雲層和山峰。兩位俄國軍官現在隨機護送，蘇聯政府負責我們行經的路線和安全到達。白雪覆蓋的大山由西向東，發出一片光芒。這時我發現我們這架飛機正在單獨飛行，無線電訊報告說，我們的第二架飛機——載著帝國總參謀長、韋維爾、卡多根等人——因為引擎發生故障，必須飛返德黑蘭。兩小時後，前面看到裡海了。下邊是恩齊利湖。我從未見過裡海，但我記得在二十五年前，曾以陸軍大臣的資格接管裡海上的一支艦隊，這支艦隊曾統治著這淡藍的、平靜的海面將近一年。我們現在向下飛了，不再需要吸氧氣了。我們隱約望見西海岸的巴庫和巴庫油田。德軍現在離裡海很近，因此我們便取道古比雪夫，以便遠離斯大林格勒和戰區。這就使我們飛近伏爾加河三角洲。極目遠望，俄羅斯大地一片褐色，平原萬里，了無人煙。各處可以見到方方正正的耕地，說明那裡一度曾是國營農場。巨大的伏爾加河有很長的一段是在寬廣黑色的沼澤中流過，蜿蜒曲折，閃耀著光芒。有時出現一條大路，像直尺一樣，從寬廣的地平線的一頭通到另一頭。就這樣看了一小時左右，我又爬過炸彈艙回到房艙睡覺。
我反覆思量著我到這個悲慘而陰險的布爾什維克國家去的使命。這個國家誕生之初，我曾一度力圖扼死它；在希特勒出現以前，我認為它是文明自由的死敵。現在我要對他們說些什麼才算盡到責任呢？具有文學癖好的韋維爾將軍把我要說的話歸納成一首詩。這首詩分成幾節，每節的末一行都是一句「1942年不開闢第二戰場」。這簡直等於搬大冰一塊到北極去。而且我還認為我的責任在於親自對他們說明真相，當面向斯大林傾吐衷情，而不信賴電訊和信使的往返。至少我要表示對他們幸福的關心，表明我理解他們的奮鬥對整個戰局的意見。但我們過去是一直仇視他們的惡劣政權的；在德軍進攻他們以前，他們竟坐視我們亡國滅種，並且欣喜若狂地同希特勒瓜分了我們帝國在東方的殖民地。
天氣晴朗，風勢和順，我要到莫斯科的心情更為急迫，因此不準備繞道古比雪夫，而是直飛莫斯科，但我又顧慮這樣一來會失去一次盛大宴會和俄國人熱誠歡迎的機會。五時許，莫斯科市內建築的尖塔和圓頂已經在望。我們依照仔細規定好的航線——沿線所有炮台都已經得到通知——繞城飛行，在機場上降落，這是我在這次大戰中還要再度訪問的地方。
迎接我們的是以莫洛托夫為首的俄國將軍們和各國外交使團以及在這種場合照例到來的一大群攝影記者和新聞記者。我檢閱了一支穿著極為華麗的服裝、很講究軍事禮節的盛大儀仗隊；樂隊演奏三大強國——它們的團結已決定了希特勒的必然死亡——的國歌以後，儀仗隊即舉行分列式。我經人引導到擴音器前，作了簡短的致詞。艾夫裡爾·哈里曼代表美國致詞。他將住在美國大使館。莫洛托夫先生用自己的汽車陪我到莫斯科郊外八哩處準備好的住所——「國家別墅七號」。我在行經似無行人的莫斯科街頭時打開車窗想透一下空氣，令我驚異的是我發覺車窗玻璃竟厚逾二吋。我從未見過這樣厚的車窗玻璃。譯員帕夫洛夫說，「部長說這樣安全得多。」經過半個多小時，我們到達了那所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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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一切都是按照極權國家的奢侈情況準備的。他們派了一位個子很大、外表華麗的副官（我相信他出身於沙皇政權下的貴族家庭）侍候我，他也好似我們的東道主，待人十分謙恭周到。一些穿著白上裝滿面笑容的老練的服務員，很能迎合客人們的心意和動向。餐廳內的長桌上和各種食櫥放著各種珍餚和酒類。這些東西是只有應用最高的權力才能取得。我被陪同經過一處寬大的接待室，到了一間臥室和與臥室幾乎大小相等的浴室。電燈上一塵不染，明亮已極，甚至可說是燦爛奪目。冷水和熱水，應有盡有。我經過酷熱的長途旅行後，早就想洗一次熱水浴。一切立時準備好了。我才發覺，浴盆並不由冷熱水龍頭分別供水，也不用塞子。冷熱水同時在一處噴出，其溫度調節得恰如人意，而且人們不用在盆內洗手，而是在流水之下洗手。我在家內也適當地採用了這種辦法。如果水不缺乏，這種辦法是最好不過的了。
我們大家經過必要的沐浴之後，經人招待到餐廳內，這裡有著各種名菜美酒，當然包括魚子醬和伏特加，而且還有許多從法國和德國來的珍餚好酒，那些東西都遠非我們的心情或消費能力所能享受的，而且，我們馬上就要回到莫斯科城裡去。我已告訴莫洛托夫，那夜我準備會見斯大林，莫洛托夫建議定在七時。
我到了克里姆林宮，第一次會見這位偉大的革命領袖，深謀遠慮的俄國政治家和戰士；在以後三年中，我同他保持密切、嚴肅的關係，相處之中常常感情激動，但有時卻也非常親切。我們的會談幾乎進行了四個小時。因為我們的第二架飛機（布魯克、韋維爾和卡多根乘這架飛機）尚未到達，出席會談的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我自己、哈里曼和我們的大使以及譯員。這裡是以我們所保存的記錄為基本材料，並根據我的記憶以及我當時致國內的電報進行敘述的。
會談最初兩小時的氣氛陰森而沉悶。我一開始就立即提出第二戰場問題來。我說，我願坦率地說話，也希望聽取斯大林的極端坦率的意見。若不是他肯定地認為可以討論現實的問題，我也不會來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先生到倫敦時，我曾告訴他，我們正制訂在法國牽制敵人的計劃。我也曾向莫洛托夫先生說明，我不能就1942年的行動作出保證，而且給他寫過一份這樣內容的備忘錄。自此以後，英美雙方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詳細的審查。兩國政府認為他們不能在9月份——從天氣說是最晚的一個月份——發動大規模的戰役。但是正如斯大林先生所知，英美兩國正準備在1943年進行一次規模很大的軍事行動。為此目的，一百萬美國軍隊業已定在1943年春季到達聯合王國的集合地點，編成二十七個師的遠征軍，英國政府還準備為遠征軍增加二十一個師。這些軍隊幾乎半數要用裝甲武器裝備起來。到現在，開到聯合王國的只有兩個半美國師，大部分運輸要在10月、11月和12月進行。
我告訴斯大林，我充分瞭解，這個計劃在1942年對於俄國是毫無幫助；但是想到，在1943年的計劃準備完竣之時，德國在西歐可能會有一支更強大的陸軍。我說到這裡，斯大林緊皺了一下眉頭，但並未打斷我的話。我繼續說，我有充足理由反對在1942年進攻法國海岸。我們所有的登陸艇只夠用於在設防的海岸進行一次登陸戰——只夠運送六個師的兵力上岸，並維持其給養。如果成功了，還可以運送更多的師去，但是登陸艇卻是個限制的因素。現在聯合王國，尤其是美國，正在大量趕製登陸艇。假如今年能運一個師的兵力，明年就可能運送八倍或十倍的兵力。
斯大林開始陰沉著臉，似乎並未為我的論點所說服。他問，是否法國海岸的任何一段都不能攻擊。我取出一張地圖，指出除了真正橫渡海峽以外，在任何地方作空軍掩護都有困難。他似乎不甚了了，又問了些戰鬥機航程的問題。例如他問，它們不能全日往返飛行嗎？我解釋說，它們要往返飛行確實可以，但飛行這樣長的路程，就沒有時間作戰了；我補充說，空軍的掩護必須是徹底掩護才算有效。他然後說，在法國的德軍沒有一個師有戰鬥力量；我對這種說法極力爭辯。
在法國共有德軍二十五個師，其中九個師是第一線的。他搖搖頭。我說，我偕帝國總參謀長和韋維爾將軍同來，以便他們同俄國參謀長具體研究這樣的問題。政治家討論這類問題有一個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可能進行下去了。
斯大林的臉色現在更加陰沉了。他說，據他理解，我們是不能用大量的兵力來開闢第二戰場，甚至也不願意用六個師登陸了。我說確實如此。我們能夠用六個師登陸，但這樣的登陸有害無益，因為它會大大地妨礙明年計劃實行的巨大戰役。戰爭是戰爭，不是開玩笑，如果惹起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的災難，那就太愚蠢了。我說，我唯恐我帶來的消息不是好消息。如果我們投入十五萬到二十萬人，就能從俄國戰場調開數量相當大的德軍，從而對他有所幫助，我們是不會因怕受損失而不採取這個辦法的，但是，假如既不能吸引德軍一兵一卒，又破壞了1943年的前景，這將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斯大林坐立不安，他說他對於戰爭有不同的看法。不準備冒險，就不能獲得勝利。為什麼我們這樣害怕德軍呢？他真弄不明白。他的經驗認為軍隊必須在作戰中流血。假如不使軍隊流血，就不瞭解軍隊的力量。我問他，他曾否問過自己，為什麼希特勒在1940年不打到英國，當時希特勒正當力量全盛之時，而我們卻只有二萬經過訓練的軍隊、二百門大炮和五十輛坦克。他沒有來。事實是他也怕進行這樣的戰役。
橫跨英吉利海峽並非易事。斯大林答稱，不能這樣類比。希特勒在英國登陸，將會受到英國人民的抵抗；而英軍在法國登陸，法國人民卻會擁護英軍。我指出，因此，更重要的是，不要使法國人民在我軍撤退時遭受希特勒的報復，並耗盡在1943年的巨大戰役中所需要的法國人力。
談話至此，場上出現令人窒息的沉默。斯大林最後說，假如我們今年不能在法國登陸，他也無權要求或堅決主張登陸，但他必須說，他不同意我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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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打開了一幅南歐、地中海和北非的地圖。「第二戰場」是什麼？它是否只是在英格蘭對面設防海岸進行的一次登陸戰？它能否採取有助於共同事業的其他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形式呢？我想，最好使他逐步向南方看去。例如，假如我們在不列顛集中兵力，能把敵軍牽制在加來海峽，同時在其他地方進行攻擊——例如盧瓦爾河、紀龍德河一帶，或者另外選擇斯凱爾特河一帶——這都是極有希望的。這實際上就是明年的巨大戰役的總的情況。斯大林擔心它不可能實行。我說，的確，登陸一百萬人確實是有困難，但我們應該堅持努力。
我們隨後談到轟炸德國的問題，大家對討論都感到滿意。
斯大林強調打擊德國人民鬥志的重要性。他說，他很重視轟炸，而且他知道，我們的空襲正在對德國起著巨大的影響。
經過這段談話以後，緊張的氣氛得到了緩和。斯大林從我們這一長時間的會談中感覺到，我們所要進行的似乎不是「痛擊」計劃，也不是「圍殲」計劃，而是採取轟炸德國的辦法來搪塞一下。我決定先解決最棘手的問題，為我來此準備說明的計劃建立適當的背景。因此我並不打算馬上消除陰雲。
事實上，我特別提出了要求，在患難中的朋友和同志應該開誠佈公地說出自己的意見，但是會議卻充滿著禮遇和互相尊重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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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已經到了「火炬」作戰計劃起作用的時候了。我說，我要回過來談談1942年的第二戰場問題，我是專為這個問題而來的。我並不認為法國是進行這樣一次戰役的唯一地點。還有別的地點，因此我們和美國人決定了另外的計劃。美國總統授權我來把這個計劃秘密地告訴斯大林。我現在就要進行這項工作。我強調保守秘密的重要性。這時斯大林端正地坐著，笑嘻嘻地說，他希望英國報紙上一點消息也不走漏。
然後我簡明扼要地說明「火炬」計劃。我在介紹全部計劃時，斯大林極感興趣地聽著。他的第一個問題是：西班牙和維希法國會起什麼反應？一會兒，他又說，從軍事上看來，這次行動是正確的；但是從政治上看，他懷疑對法國會起什麼影響。他特別問到計劃實行的時間，我說，不遲於10月30日，但羅斯福總統和我們都力爭在10月7日實行。這似乎給在座的三個俄國人以莫大的安慰。
我又敘述了解放地中海的有利之處，在那裡還可以開闢別的戰場。我們必須在9月間在埃及獲得勝利，10月份在北非獲得勝利；並且要一直牽制住法國北部的德軍。假如能在今年年底佔領北非，我們就可以威脅希特勒歐洲的腹部；這次戰役應該被認為是同1943年的戰役相配合的。這就是我們和美國人已經決定進行的一次戰役。
為了說明我的論點，我同時畫了一張鱷魚的圖形，借此向斯大林說明我們的意圖：我們在打鱷魚的硬鼻子時，也要攻擊它的柔軟的腹部。斯大林此時興致極濃，說，「願上帝使這事業成功。」
我強調說，我們很想為俄國方面解除緊張局勢。如果我們想進攻法國北部，我們會遭遇反擊。如果在北非發動進攻，會得到很大的勝利機會，那樣對歐洲也有幫助。如果我們能佔領北非，希特勒就要調回他的空軍，否則我們就會毀滅他的盟國，例如意大利，並且會進行一次登陸戰。北非這一戰役對土耳其和整個南歐都會起重要的影響。我唯一的顧慮是，敵人可能先發制人。假若今年能佔領北非，明年就能對希特勒給予致命的打擊。這一次談話標誌著我們會談的轉折點。
斯大林於是開始談起政治上的種種困難。英美聯合奪取「火炬」計劃地區，是否會使法國發生誤會？對於戴高樂，我們正在做什麼工作？我說，在這階段，我們不願意他介入這次戰役。〔維希〕法國很可能會對戴高樂分子開火，但不大會對美國人開火。哈里曼引證從「火炬」地區各處發來的、得到總統信任的美國情報，以及李海海軍上將的意見，有力地支持了我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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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裡，斯大林似乎突然領會了「火炬」計劃的戰略上的優點。他列舉四點主要理由，第一，它會在背面打擊隆美爾；第二，它會威脅西班牙；第三，它會使德國人和法國人在法國發生戰鬥；第四，它會使意大利首當其衝。
我對於這些突出的見解深有所感。這顯示俄國的獨裁者對一個以前一直認為是不可置信的問題，已迅速得其要領。沒有幾個人能在幾分鐘內瞭解我們大家幾個月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的那些理由，但他卻能在一剎那間瞭解全部情況。
我又補充了第五個理由，即縮短地中海的海程。斯大林很想知道，我們能否通過直布羅陀海峽。我說毫無問題。我也告訴他關於在埃及的司令部的改組情況，以及我們在8月下旬或9月間在那裡進行一次決定性戰役的決心。最後，他們顯然都贊成「火炬」計劃，雖然莫洛托夫問起能否在9月份進行。
我然後又說：「法國意氣消沉，我們要給它鼓鼓勁。」法國瞭解馬達加斯加和敘利亞的重要性。美國軍隊的來到將使法國站到我們這邊來。這次戰役將使佛朗哥受到威嚇。德國人或許要立刻對法國人說，「交出你們的艦隊和土倫。」這會重新挑起維希和希特勒之間的對抗。
我又談到另一方面的前景：我們把英美的聯合空軍調到俄國軍隊的南翼，以便保衛裡海和高加索山脈，並在這個戰場從事一般的戰鬥。然而，我並沒有詳談細節，因為我們當然首先要打贏埃及的戰役，也不瞭解總統關於美國空軍參與戰鬥的計劃。如果斯大林贊成這項意見，我們當制訂具體的辦法。他答稱，他們對這種援助表示十分感激，但對具體地點等等問題尚需再作研究。我對這個計劃十分熱切，因為它將使英美空軍與德國空軍進行更激烈的戰鬥；所有這些空戰，將有助於我們在更有利的條件下取得制空權，而不會在加來海峽引起什麼麻煩。
我們然後集合在一個大地球儀周圍，我向斯大林說明肅清地中海敵人的巨大利益。我告訴斯大林，如果他願再同我會面，我隨時都願前來。他答稱，俄國的習慣是，應該由客人表示願望，而他則準備隨時接見我。他現在已瞭解了最壞的情況，但在我們道別時我們之間還是充滿著友好的氣氛。
會議已經持續了四個小時。我還要一個半小時才能回到國家別墅七號。我雖疲倦，但在午夜以後還口述致戰時內閣和羅斯福總統的電文；這時我的感覺是，冰塊已經打開，通人情的接觸已經建立起來。我酣然入睡，久久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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