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氣氛——向國會提出災難將臨警告的必要——成立生產部的要求——斯塔福德·克裡普斯爵士從俄國回來——我請他當軍需大臣——下議院和我的講話的廣播——我要求投信任票——表決的重要性——沙漠戰役的匯報——我對隆美爾的讚揚——我們在遠東的赤手空拳——我們在資源上的限制——我接受全部責任——前途艱險——辯論中友好的語氣——四百六十四票對一票——美國和盟國的欣慰——二十位自由黨議員中六位棄權——斯塔福德·克裡普斯爵士不接受軍需大臣的職務——1月31日我給他的信。
關於我到華盛頓去的使命以及在我離國五星期內所發生的一切情形，大家都盼望我向國會作一次詳細匯報。我心目中有兩個突出的事實。第一是，偉大同盟最後必定會勝利；第二是，在日本向我們猛攻中，一連串無可估量的大災難將要降臨到我們身上。人人都欣慰地看到，作為一個國家，一個帝國，我們的生命不再有什麼危險了。另一方面，危亡的威脅既然基本上消除了，每一個評論者，不論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就可自由地指出那許多已犯過的錯誤。有許多人並且認為，改進我們指揮作戰的方法，從而縮短可怕的歷程，已是他們的責任。我自己為了我們已經遭受的種種失敗，惴惴不安，誰也不比我知道得更清楚，這些失敗還只是大災難的開端。澳大利亞政府的態度，各報消息靈通而又不著邊際的評論，二三十位能幹的議員的詭譎的經常的冷嘲熱諷，議院會客廳的氣氛，在使我覺察到有一種令人為難的、不愉快的、無法回答的但又是膚淺的意見，從四面八方，氣勢洶洶地向我逼將過來。
另一方面，我很知道自己處於有利的地位。人民能在1940年時保全下來，我曾經出過微力，我可以指望他們對此抱有好感。我並不低估國民的忠誠，這像波瀾壯闊的潮流，簇擁著我前進。戰時內閣和三軍參謀長對我表示了最高的忠心。
我是有自信的。由於情況的需要，我曾向周圍人士明白指出，對我一個人的職權和責任有絲毫的削減，我是不容許的。新聞界議論紛紛，主張我繼續擔任首相，發表演說，但是把指揮戰事的實際工作讓給別人擔任。我決心不向任何方面作出讓步，自己負起首要的直接的責任來，要求下議院對我投一次信任票。我還記得法國人有句名言，「Onne
regne sur les ames que par le calme」。１
１這句法文的意思是：「只有鎮靜才能控制人的心靈。」——譯者
向議會和全國提出災難將臨的警告，這是尤其必要的。在領導工作中，提出一些虛幻的希望，但轉眼就落空，這是最嚴重的錯誤。英國人民能夠堅強地樂觀地面對危機或災難，但他們痛恨受騙，痛恨替他們負責辦事的人自己處在一種無根據的幻想中。我覺得用最暗淡的詞句描寫目前的光景，從而藐視未來的災禍，這不僅就我自己的地位，而且對於戰事的整個的指揮都是必要的。在這個關頭這樣做，也可能不至於影響軍事形勢，不至於動搖大家現在都有資格感覺到的那種最後勝利的基本信念。儘管每天總有使人震動、使人緊張的消息傳來，我不惜花十二或十四小時工夫，集中思想，來考慮一篇範圍廣泛、內容新穎的萬言書；儘管沙漠地區戰爭失利的火焰燒到我的腳跟來，我還是把我的匯報和對於我們情況的判斷準備好了。
※ ※ ※
這時節有一種普遍的要求，希望成立一個生產部，其大臣參加戰時內閣。1941年7月間，在我首途訪問羅斯福總統以前，我在下議院裡作了長時間的辯論，說明當時沒有設立這種機構的必要。但是輿論仍在趨向這個意見，不但由於事態的發展，而且由於有關人員和部門的處境，使這個主張更得到了強調。比如說，美國總統已經任命唐納德·納爾遜先生主管全部生產工作。難道就不應該有一位相應的官員嗎？大家都矚望於比弗布魯克勳爵，他在華盛頓的成就已經敘述過了，他在美國最上層的人士當中有著巨大的影響。在1917年和1918年的軍需部中，我主管過現在歸軍需部和飛機生產部掌管的職務。這些部門在原材料和熟練勞動力方面糾纏得很厲害，因此如果有一個統一指揮的權威機構，那就方便多了。
由於現在每件事的規模愈來愈大，這種要求就日益有力。比弗布魯克是俄國人和美國人所共同信任的，要領導這樣大的一個聯合機構，似乎沒有人能比他更勝任愉快的了。
自從他從飛機生產部調到軍需部以來，這兩個業務相關的部門之間發生了不少摩擦，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在戰時內閣一級的生產大臣的領導之下，把我們軍事生產的這兩個大部門結合起來，不但可以恢復協調，而且可以增進效果；他是早已有這個地位的了。我想他可以擔任生產大臣。而現在飛機生產大臣穆爾—布拉巴宗上校和我認為足以勝任軍需大臣的安德魯·鄧肯爵士，可以作為他的兩個僚屬。他倆都有巨大的創造性和全面的判斷力；這一切還在我思想中盤旋的時候，一位新人物出現了。
※ ※ ※
斯塔福德·克裡普斯爵士早想結束他在俄國的任務。無論在戰時或戰後，奉命擔任駐蘇聯大使的英國人和美國人，都感覺到這個使命是十分沒有吸引力的。在希特勒的進攻還沒有把俄國同我們拉在一起以前的時期裡，我們的使節在莫斯科幾乎完全受到了忽視。他難得有接近斯大林的機會，莫洛托夫對待他和其他盟國的大使是很冷落的。在12月的危機中，蘇聯的外交中心從莫斯科移到了古比雪夫，莫斯科的那種令人不愉快而且徒勞無功的狀況不但重新出現，而且益加惡化了。後來，我和斯大林直接打交道，現在美國總統和斯大林又直接打交道，做了許多事情，大使的職務跟決定性的事務日益分離了。德軍進犯時，斯塔福德正在國內，已經向我表示願意離任之意，但他接受了並且贊成了我的看法，認為不該在俄國初遭患難的時候召回他。從那時到現在，快八個月了，一位具有他這樣身份的政治人物要求回到我們的政治生活中心下議院來，當然沒有什麼不合適。因此，在1月初，我同意他調任，並派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爵士前去接替他。
1月23日，克裡普斯從俄國回來。由於工黨反對他的極端主義，早在幾年前就把他驅逐出黨，所以這時他已是一位脫離工黨的重要政治人物。英國全國對俄國的英勇抵抗有熱烈的好感，由此而聯想到他擔任大使的職位，因而他的名氣也就更大了。英國左派人士和他們的報刊製造了一種論調，說俄國所以參戰，站到孤獨的、艱苦萬狀的英國這邊來，他要比當代任何人貢獻更大。極端的左派中有些人以為他值得活動活動，作個候補首相；這些圈子裡有人說他將領導一批新的政府評論家，他們希望把這批人組成一種舉足輕重的議會力量。我個人既知道他的才能又喜歡他，巴不得把他延攬到政府裡來，在政府裡，我們是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幫助的。由於他先前的工黨的同僚並無異議，我就尋找機會。
對於左翼的意見如何，我雖然消息靈通，卻完全依據著事情的恰當與否來行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我任軍需大臣時，克裡普斯是英帝國最大的炸藥廠副廠長，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他既具有這種實際的行政經驗，又具有突出的聰明才幹。我覺得，派他負責軍需部是最符合於公眾利益的，而且這又可作為成立生產部這一重大規劃的組成部分。1月25日斯塔福德·克裡普斯爵士和夫人到契克斯與我同進午餐。
那天下午他和我作了一次愉快的長談。我向他提出了明確的建議，並且解釋了這種職務在軍事生產全局裡的地位。他說要考慮，以後再作答覆。
※ ※ ※
1月27日辯論開始，我把問題提到下議院。我可以看出，他們都還有一肚子的氣；原來我回國後曾經請求將我即將作出的匯報錄下音來，以便用來向大英帝國和美國進行廣播，他們卻提出種種同當時形勢要求毫不相干的理由，加以反對。因此我撤銷了我的請求，儘管在世界任何其他的議會裡對這種請求是絕不會拒絕的。就在這樣的氣氛中我站起來說話了。
自從我回國以後，我得出了一個結論，我必須要求下議院投一次信任票來支持我，這完全是正常的、憲政的、民主的手續。展開關於戰事的辯論已經提出來了。我便以最放手的、最自由的方式為辯論安排了三個整天的時間。任何議員都可以自由地說出他認為應當說的話，議論或者反對內閣，或者反對政府的組成或個別人員，做到暢所欲言，只要對軍事秘密予以保留，而下議院一向是小心遵守這一點的。你們還有比此更自由的麼？你們還有比此更能發揮民主的麼？別的國家很少有如此鞏固的制度，能在國家展開生死鬥爭的時候，還能維持這樣的制度。
我有義務向下議院解釋，我為什麼在這時候要求給我非常的支持。有人建議，我們應當進行三天這樣的一種辯論，在辯論中，政府無疑地會受到擔子挑得較輕的人們狠狠的抨擊，到最後不付表決，大家就散會了。這樣一來，新聞界中那一部分抱著敵對態度的——有些已公開表示了敵對——就會振振有辭，說政府的信用破產了，甚至在一切已經過去、所有討論已經舉行過之後，還會作出暗示，說有人曾經私下向我表示，我如果要求議會投信任票，那我就是十分輕率的。……
我們近來從遠東得到了許多壞消息，我想，很可能還有許許多多壞消息傳來，等下我就要說明理由。壞消息之中還會包藏不少說明見識上和行動上都是有錯誤和缺點的事故。
誰也不會裝腔作勢地說，沒有什麼錯誤和缺點，居然會發生了這些不幸。我看這一切好比驚風駭濤向我們滾滾而來，這就是我要求下議院投一次正式的、嚴肅的信任票的另一個理由；在這一鬥爭中，下議院是從來也不退縮的。下議院如果不堅持兩件事，第一件自由辯論；第二件在以後來一次明確的、老實的、坦率的投票，那麼就有虧職責了。隨後，我們都會知道我們究竟處境如何，所有我們必須打交道的人，無論在國內或國外，無論是朋友或是敵人，都會知道我們處境如何，而他們又處境如何。因為我們舉行一次自由辯論，能參加辯論的可能只有二三十位議員，所以我要求四五百位坐著不發言的議員們表示意見。
我要求投一次信任票就是因為情況糟糕，而且更糟糕的還要來到。如果一位議員要對內閣提出有益的批評，甚至作嚴厲的譴責，這樣做和他對內閣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話，那麼他盡可進一步行動，並且搞得更凶一些。但是如果有一位有體面的先生對於政府極不滿意，而且覺得為了公眾利益的緣故，應當把它推翻，那麼，他應當有大丈夫的氣概，在議會裡表明他的主張。用直截了當的話把道理說明白，甚至說得再清楚些，那是無可反對的，政府將作出最大的努力，以求符合於辯論過程中所樹立的標準。不過在辯論中，誰都不必說漂亮話，在投票時誰都不必膽小如鼠。我曾經投票反對過我當選後所支持的政府，有時回顧起來，我就為這樣做而感到高興。在這艱難的時期裡，人人應當認清自己的本分，盡到自己的本分。
※ ※ ※
我就沙漠地區的戰事給他們作了一些報告。
奧金萊克將軍為他的戰役要求作五個月的準備，但在11月18日他就向敵人進攻。在兩個多月時間裡，分散的、用最新式武器裝備起來的隊伍之間在沙漠地區展開了最激烈的、連續不斷的戰役，每天清晨互相搜索，整天拚著命，往往打仗打到深夜。這裡打的仗，結果竟同當初所預料的大不相同。
一切是分散的，混亂的。大部分是依靠著個別的士兵和下級軍官的。大部分如此，但不是全部如此；因為如果沒有奧金萊克將軍親自出馬，改變指揮，下令不惜任何犧牲，必須堅持進攻，施加無情的壓力，那麼這次戰役早就會在11月24日失敗了。要不是這一果敢的決定，我們在這時候，就該已經退到出發時所佔的老戰線上來了，或者還要退得後一些。托卜魯克可能已經淪陷，隆美爾可能已向尼羅河前進了。此後，戰事明朗化了。昔蘭尼加收復了，那地方還得守下去。我們還沒有能夠殲滅隆美爾的軍隊，不過他們幾乎三分之二受了傷，當了俘虜，或是死了。１
１核實數字，附有戰後關於敵軍傷亡人數的資料，載於第三卷下部第三十章511頁〔原書頁碼，下同。——譯者。〕英軍傷亡總數計一萬七千七百零四名，敵軍傷亡總數約三萬三千名。
議會當然沒有認識到隆美爾反攻成功的意義，因為他們不可能聽到過英國迅速征服的黎波里塔尼亞後即將透露的較大的計劃。班加西和阿傑達比亞的陷落，已經是眾所周知，這好像是沙漠地區戰事中勝負無常的一段插曲。而且，正如這裡轉載的電報所指出的，關於發生了什麼和其發生的理由，我也沒有正確的情報。
我不能不對隆美爾讚揚幾句。
我不能說目前在昔蘭尼加西線的情況是怎樣。我們所遇到的是個很大膽很有本事的敵手，我如果撇開戰爭的破壞來說，他還是個偉大的將軍。他一定得到了援軍。另一個戰役，甚至現在就在進行中，至於戰役分曉如何，我有條規矩，就是從來不發表關於戰役的預言。我訂了這條規矩時常感到欣慰。當然，誰也沒有說我們沒有機會。……
我提到隆美爾的話，當時順順利利過去了。後來聽說，有些人感到不痛快。他們不能理解，對於一個敵軍將領也要指出什麼長處來。這樣的小氣，原是人情之常，但是這種心情，同取得戰爭勝利的精神，或是建立持久和平的精神，是相違背的。
※ ※ ※
我隨即講到了我們在遠東赤手空拳的更重要的問題。
我已經把這幾個月的經過情形向下議院報告了，尊敬的議員先生們從這裡可以看出，我們的資源是搞得多麼緊張，直到現在，我們還能活下來，真是好不容易，真是好運氣——我們是談不上什麼功勞的。如果我們聽從了三四個月前大喊大叫的吵鬧，要我們進攻法國或低地諸國的話，我不知道，我們現在會處於什麼境地。我們還能看見牆上寫的標語：「立即開闢第二戰場」。誰沒有感覺到這句話的吸引力呢？但是想一想，如果我們接受了這種熱烈的誘惑，我們的地位會變成怎樣的呢。我們每一噸位的船舶，每一支小艦隊，每一架飛機，我們軍隊的全部力量都要使用出來，而且都要用在法國海岸線上或是低地諸國的海岸線上，去作殊死的鬥爭。遠東和中東的一切災難比起另一個更糟糕的敦刻爾克問題來，就會顯得微不足道了。……
我想，在那些曾為了在法國開闢第二戰場發表意見、侃侃而談、甚至大叫大嚷的人們當中，有的現在會重整旗鼓，圓滑地提出質詢，問為什麼我們在馬來亞、緬甸、婆羅洲和西裡伯斯會沒有足夠的部隊呢？
在兩年半的戰爭中，我們僅僅能夠湊合著應付過來。……
我們剛剛看得見我們的前途。看起來，我們是處在極困難的時期中；但是，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只要我們投入我們最後的一分力量，看起來，我們正在走向勝利，這比從前看得更清楚了。……
我們既然在這裡和尼羅河流域對付德國和意大利，就勢必沒有力量為保衛遠東做好準備工作。……也許在這件事或那件事上，本來可以做到而沒有做到，但是，我們就勢必不能為保衛遠東抵抗日本進犯做好準備工作。內閣的方針向來是，直到我們肯定美國也會參戰之前，幾乎不惜任何代價避免同日本發生衝突。下議院還記得吧，當我們最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們甚至於低下頭來，把滇緬公路封鎖幾個月。我記得，在我們現在的批評家當中，有的因此非常憤怒，但是我們不能不那樣做。從來不曾有過一個時候，也從來不可能有一個時候，大不列顛或英帝國能夠單槍匹馬地同德國和意大利打仗，能夠從事不列顛戰役、大西洋戰役和中東戰役，同時又在緬甸、馬來半島廣泛地在遠東做好徹底的準備，來應付日本那樣擁有七十多個機動師、世界第三位的海軍力量、一支巨大空軍的巨大的軍事帝國的衝擊，來應付八九千萬堅強好戰的亞洲人的進犯。如果我們開始就在遠東那些廣漠無垠的區域裡分散我們的軍事力量，我們早被消滅了。如果我們把戰線上迫切需要的大批大批的部隊調到沒有戰事的或者永遠不會有戰事的地區去，那麼，我們就完全做錯了。那麼，我們就會錯過足以使我們大家平安地脫離我們陷入的可怕境遇的機會（現在看來不僅只是一個機會）。……
採取的決定，是要對俄國作出我們的貢獻，設法打敗隆美爾，並從地中海布岸到裡海組成一條更加堅強的戰線。根據這個決定，我們力所能及的，僅僅是在遠東作一個適度的、部分的準備，以應付假想中的日本猛攻的危險。六萬名士兵的確在新加坡集中了，但是現代空軍、坦克、高射炮和反坦克炮部隊都是要優先供應尼羅河流域的。
對於這個決定，在其廣泛的戰略方面以及對於有關俄國的外交政策方面，我個人負完全的責任。如果我們把我們的資源處理得不當，我比誰的過失都大。如果我們今夜沒有在緬甸和馬來亞準備好巨大的現代空軍和坦克，我比誰的責任都大。那麼，我為什麼要接受要求，找出替罪羊來，把責任推在將軍們或者空軍人員們或者海軍人員們的身上呢？那麼，我為什麼要接受要求，把忠實可靠的同僚和朋友們趕出去，藉以平息英國和澳大利亞新聞界某部分人士的叫嚷，或者藉以抵消我們在馬來亞和遠東的敗北以及我們還得在那裡繼續接受的懲罰呢？
我不得不使下議院受了幾乎兩小時的累。他們毫無熱情地接受了他們聽得到的一切。但是，我的印象是，他們聽了這番議論，並非無動於衷。鑒於我所看到的情形即將來到，我想在講話結束的時候，該把情況作最壞的估計，雖不使人絕望，亦不預作任何諾言。
我雖然感到勝利和解放有洶湧澎湃之勢，會把我們和各國受苦難的人民平平安安地帶到最終的目標去，但我必須承認，我覺得戰爭加在我身上的負擔，比在1940年驚心動魄的夏天還要來得沉重。有那麼多的戰線已經開闢了，有那麼多的薄弱的地方要去防衛，有那麼多不能避免的禍難，還有那麼多刺耳的聲音，現在我們能夠更坦白地談談戰爭的這些錯綜複雜情況了。因此，我覺得作為下議院的公僕，我有權利到這裡來，請求大家不要對我施加壓力，叫我違背良心和不顧較正確的判斷，去行動，去找替罪羊，藉以鞏固我的地位；
請求大家不要對我施加壓力，叫我去幹那些譁眾取寵於一時而終於無濟於戰爭的事情來。恰恰相反，請求大家給我鼓勵，給我援助。我從來不敢對將來作出預言。我堅持我原來的綱領：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這一切是我所曾經貢獻的，過了五個月後，在這裡面我又添加了「許多缺點、錯誤和失望」。但是，我看見了光明已從烏雲後面閃現出來，在我們道路上越照越亮，正是因此，我在此刻壯大了膽量，要求下議院宣佈一次信任，作為聯合國家武庫中一件新添的武器。
※ ※ ※
辯論連續進行了3天。但是語氣對於我顯得出乎意外的友好。有的事下議院是無疑要去做的。戰時內閣中以艾德禮先生為首的同僚們，大力地甚至於熱烈地支持著政府的工作。
到了29日，我只好結束辯論。當時我擔心得不到表決。我試圖用激將法迫使批評我們的政論家們到投票走廊裡來反對我們，同時，又不要得罪現在已經毫無反對意見的議員們。但是我所敢說的話，沒有什麼能刺激保守黨、工黨和自由黨中心懷不滿的人們去參加投票。在付表決的時候，獨立工黨對信任投票提出異議，幸而，該黨占三個議席。兩個需要去作點票員，因而結果是四百六十四票對一票。我感謝少數黨領袖詹姆斯·馬克斯頓，是他把這件事搞得非水落石出不可。新聞界的大事宣傳，倒使表示慰問和慶祝的電報從各方面紛至沓來。白宮的美國朋友們表示得最為熱烈。總統六十壽辰，我拍電致賀。他復電說：「跟您在同一個十年，妙極了。」但是新聞界中愛嘮叨的人並非沒有辦法。他們見風使舵，敏捷得像松鼠一樣。說什麼要求投信任票是多麼不必要呀！誰曾夢想要同聯合政府挑戰呢？我管這些話叫「刺耳的聲音」，這不過是災難臨頭的前兆而已。
首相致議會保守覺領袖 1942年1月31日
我為保守黨投票成績輝煌，而且兩年來票數有增無已，向你祝賀。
我要寫信給自由黨領袖談談他們的投票。或許你要核閱一下，特將該函附上，如無異議，希即封寄。
丘吉爾先生致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爵士 1942年1月31日
自由黨在下議院投信任票時的情形，該請你注意一下，在二十個總人數中，六名棄權或缺席，只有十四名代表你黨。這十四名中三名是大臣，就是你自己、約翰斯頓和富特。你們在貴族院中還有一位次官。這種情況，真是帆大船身小。保守黨在本屆政府執政期間的三次表決中既然分別投了二百五十二票、二百八十一票和三百零九票，我恐怕保守黨會對於不支持政府的行為有所批評。
同時，《新聞紀事報》已成了評論得最尖銳的、常抱敵對態度的報紙之一，可惜還落在《曼徹斯特衛報》的堂皇但遵命行事的獨立性之後。
我向你建議，這些情形需要你認真注意。你也知道，我從來不曾以議會中席次的多寡來衡量自由黨的力量，然而，議席既已如此之少，那麼依我看來，黨就更有必要在信任它所正式鄭重地決定參加和支持的政府的事項上，團結一致地行動。
※ ※ ※
斯塔福德·克裡普斯爵士在辯論的過程中，沒有發言，但在辯論進展時給我寫了一封友好的信，說明在我所提的條件之下，他不能接受我請他擔任軍需大臣的建議。他說，要實行增產以副期望，最低限度，必須使軍需大臣能在本部門中完全當家作主，成為戰時內閣的一個成員，並在分配和決定優先重點方面負責。「從這一點上你可以看出，我覺得在所提的條件之下接受這項任務，是不妥當的，因為我感覺到我不能使這一崗位取得成功，而只能使你和公眾都感到失望。我本來希望對於你所肩負的重擔，或者能助一臂之力，但在經過最慎重和急切的考慮之後，我覺得不能不作出這個消極的結論，我是很抱歉的。」
我答覆道：
1942年1月31日
我感到遺憾的是：你認為除非另有條件（而這些條件不是我的權力所能答應的），便不能幫我們的忙，擔任軍需部的重任。
以軍需大臣為戰時內閣的成員，是違反由生產大臣負主管軍需品整個部門之責這一政策的，議院最近已經表示對這一政策堅定不移。這樣做，也會進一步脫離小型戰時內閣的原則；在現政府成立的時候和成立以後，輿論對這一點是十分強調的。我們已經從五位成員增加到八位；你如果把駐開羅的國務大臣計算在內，就有九位了。如果〔·依·據·職·權〕再加上軍需大臣，那也就不可能把飛機生產大臣排除在外。如果這兩個軍需部門的長官列在戰時內閣之內，那麼也就有必要將它們所供應的作戰部門的大臣級長官包括進去。這樣一來，一個〔小型〕戰時內閣和一位生產大臣的兩個原則都遭受到破壞。我可以肯定，這一點無論下議院或公眾都是不會贊成的１。
１「依據職權」字樣是我2月9日給斯塔福德·克裡普斯爵士的信中加上的。見第69頁
你建議我可以時常和你會晤，那是一件樂事。我將隨時準備接受你的友好的意見，儘管我過去所要求的是你能作出實際的幫助。也許有一天我總是能夠得到的。
事情到這裡擱下來了——但只是暫時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