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見本卷第二十四章。
　　　
　　孟席斯先生致首相　　　　　　　1940年9月29日
　　我們對達喀爾事件感到非常不安，此事已經對澳大利亞發生了不良的影響。首先，談談實質問題：
　　很難理解，如果沒有獲得勝利的絕對把握，為什麼要作此嘗試。像這樣猶猶豫豫地去進攻，在我們遠在此地的人看來，簡直是在糟蹋自己的威信。
　　其次，談談作法問題：
　　直到報上都已經公佈此事以後，才讓澳大利亞政府知道作戰的詳情，才讓它知道已經作出了放棄進攻達喀爾的決定，這是絕對錯誤的。我盡量不公開批評，但我要私下告訴你，得不到大英帝國正式的官方消息，這往往是令人難堪的。最後，我要坦白地說，澳大利亞政府殷切希望，切莫低估中東的困難，在中東獲得徹底勝利是絕對必要的。
　　首相致孟席斯先生　　　　　　　1940年10月2日
　　收到9月29日來電，深感遺憾，因為，儘管個別的小戰役打得不好，但我認為，我們所作的重大努力還是值得人們給以寬厚的諒解。……由於法國艦隻從土倫把維希的人運到了達喀爾，由於敵對的法國海軍掌握了炮台，達喀爾的局面遽然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海軍雖然曾竭盡所能，但未能在法國艦隻前往達喀爾的途中攔住它們。在我們對達喀爾的防衛力量進行了強烈的考驗並蒙受我曾報告你的那些損失後，海軍和陸軍指揮官們認為，他們沒有實行和支援登陸的力量，他們不願使我們捲進一次海岸作戰，我認為這是十分正確的；
　　海岸作戰不像海上的攻擊，可以隨時停止，它可能使我們深深地捲入而不得脫身。
　　關於你的批評，如果說，「沒有獲得勝利的絕對把握」，就不應作此嘗試的話，那麼，你便會發現，我們就只好完全處於守勢了。在考慮達喀爾法國守軍的抵抗程度這樣的未知因素時，難免有弄不準確和冒險之處。例如杜阿拉，該處由喀麥隆人駐守，在塞內加爾軍隊拒絕前進後，由二十五名法軍就把它拿下來了。在這件事情上，我們當時也沒有壓倒的優勢兵力，應不應當行動呢？第二，我不能接受所謂「猶猶豫豫地去進攻」的指責。過去五個月的鬥爭，曾博得舉世的讚歎，我希望，你沒有從我們這五個月的鬥爭中得到這樣的印象：我們是一個「猶豫的政府」，或者說，我在執行職務時是猶豫的。我想，毫無疑問，從澳大利亞的大選中曾利用我的名字這點來看，我們的這些努力是在澳大利亞博得了人們的稱讚的。
　　我們是應該時刻注意，要在發佈新聞以前，把情況通知你的，但是，我們卻不能禁止德國和維希的無線電台在我們接到我們的司令官的報告以前就把達喀爾的事情的經過公佈出去。
　　至於你對中東的看法，我並不認為我們低估了那裡的困難，當然，我們的兵力比意大利在利比亞和阿比西尼亞的兵力要少得多，而德國又隨時可以去支援他們。法國的背叛使整個中東陷於困境，並切斷了我們通過地中海的交通線。我們在此間必須對付入侵的威脅和德國空軍拚命對我城市、工廠和港口的轟炸，但是，我們曾繼續不斷地向中東增援，儘管國內情況危險，物資缺乏，我們還是送去了三萬餘人，把我們最好的坦克車幾乎運去的一半，還把我們用來保護我們重要的飛機工廠的許多高射炮以及艦隊中最優良的兩艘軍艦——「光輝」號和「英勇」號以及大量的「旋風」式戰鬥機和「威靈頓」式轟炸機也調去了。我們是當敵人在英吉利海峽和北海對岸集結駁船和各種船舶，足以在一夜之間一次把五十萬人送到我們海岸的情況下增援中東的。因此，如果中東的困難和危險還不能完全克服的話，那並不是因為祖國規避了它應當分擔的危險和犧牲。目前，埃及和蘇丹的形勢比我們前些時候擔心的情形好些。儘管這樣，我親愛的總理和朋友——你曾允許我把你看作朋友——我仍然不能保證在中東能獲得「徹底的勝利」，或者，開羅、喀土穆、蘇伊士運河和巴勒斯坦不致陷入意大利或德國人的手中。我們並不認為這些地方會陷入敵人之手，我們也正在盡最大的努力抵抗敵人準備向我們發動的進攻。但是我不能擔保我們一定能獲得勝利，也不能擔保使人痛心和可悲的事件不會發生，或者，擔保不會遇到失望和挫折。相反，我認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在我們衝破那些包圍著我們的致命的危險以前，我們一定還要受許多艱難困苦的時日的熬煎。
　　我想，由於你的很高的地位和來電異常嚴厲的口吻，我應當以同樣的坦率態度回答。
　　孟席斯先生致丘吉爾先生　　　　　　　1940年10月4日
　　10月2日來電業已收到，對其中的某些內容深感不安。
　　我們曾經而且現在仍然關懷達喀爾的失敗。當我重讀我那封電報時，我也覺察到有些話說得未免鹵直。但是，我仍然不能理解，怎麼會從我的電報中找出一言半語說你或英國政府在政府、精神或成就方面表現猶豫呢？
　　由於此間最近的選舉結果，我的地位極不穩定，因此，我也許不久即將下台，我願借此機會向你表明，儘管我們相隔萬里，但我以能代表澳大利亞同溫斯頓·丘吉爾和英國人民共同努力而感到非常自豪。我時時刻刻都在運用我在國內掌握的手段來鼓勵澳大利亞人，使他們認識到，大不列顛在為我們而戰，它的英雄氣概以及超人的樂觀精神和沉著態度對我們來說不僅是一面盾牌，也是一種鼓舞。
　　至於說到你本人，由我來歌頌恐不適宜，但是，我於9月3日戰爭一週年那天致你的電報可以代表我整個的心意。如果你認為我9月29日那封電報是在吹毛求疵或者在潑冷水，我真覺得痛心。
　　我不再談達喀爾的事了，因為此事有它的教訓，用不著我來指出。我想說明的真正之點是：如果能將此事的情報盡量及時而詳盡地告訴我們，我們遠在這裡的人，便可以更迅速地得到此事的教訓。
　　關於中東，我並沒有尋求或試圖獲得保證。我們所要求的——我相信，我們前已得到許諾可以提出這樣的要求——是應該盡人力之所能及去充分增援和裝備中東。在這一點上，你的來電使我非常滿意。
　　你說，如果中東的困難和危險未能完全克服的話，那並不是因為祖國規避了它應當分擔的危險和犧牲，這當然是千真萬確的。但是，我希望，你也不要以為澳大利亞是在規避它應擔負的責任。我們已將成千上萬的官兵送往中東，船只能運多少就運多少。我們在澳大利亞的兵營中還大約有八萬五千人的遠征軍，其中許多人不久即將開往中東。
　　儘管公眾因為十分擔心日本可能採取行動而非常懷疑我們是否應該這樣做，我的政府仍然擴充了海軍、空軍和陸軍的隊伍，並把我們的人力、物力用之於軍火生產，其規模之大是前所未見的，而且在一年以前還被認為是不可能的。
　　儘管有些地方性的利益和問題使我們在最近的選舉中在極端重要的新南威爾士州遭到挫敗，我們還是這樣做了。我們沒有對我們的貢獻規定限度，因為我們知道英國面臨的種種危險是沒有限度的。
　　我所以提到這些，是為了說明：我們對於我們實際參加作戰的海外主要戰場的關心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很深切的。
　　我親愛的首相，請不要把這些事所引起的焦慮說成是卑怯、自私或不明事理。最要緊的是請你瞭解：不論我秘密拍發任何質問甚至批評的電報，澳大利亞是見義勇為的，並且願意追隨你到底，而我一定要盡我最大的努力這樣做。
　　首相致孟席斯先生　　　　　　　1940年10月6日
　　來電詞義懇摯，深為感激。如果我曾認為你的批評有些嚴厲而復電過事爭辯，務請原宥。我正在派人準備有關達喀爾事件各個階段的報告，不久即將作為密件送給你和你的同僚。我不打算在議會中為自己作任何辯護，因為這樣一申辯只能使敵人稱快。澳大利亞在你的領導之下為共同事業所作的一切使我非常感激。在那緊張的幾個月中，有澳大利亞的人和我們在一起，使人深為安慰。當我檢閱他們的時候，我對他們的表現和精神備致嘉許。他們剛剛得到二十四門好的野戰炮。他們不久就要出發去參加在中東的澳大利亞軍隊，在明年的戰鬥中也許還要在前線作戰。我們將就力所能及按照他們應當得到的武器裝備他們。目前中東的形勢似乎已趨穩定。如果軍隊在馬特魯港作戰，下月或六個星期內能夠投入戰鬥的兵力在數目上大概不會少於敵人。這將給有名的大戰術家威爾遜將軍和他出色的部隊提供一個好機會。倫敦居民面對著敵人的轟炸，表現得非常英勇，但是，你可以想像得到，對一個擁有八百萬人口的城市這樣殘酷地轟炸將給政府帶來數不清的問題。我們正在逐步克服我們的困難，並且，我深信，希特勒恐嚇群眾的作法，也將同他的磁性水雷和其他兇惡的計劃一樣，遭到失敗。祝你本人一切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