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作戰（摘自《失去了的世界帝國》）
希特勒的失策
十二月十一日，發生了最後的災難。經過四天連歷史本身都嚇得不敢透氣的躊躇以後，阿道夫·希特勒召集國會，對美國宣戰了。
弗蘭克林·羅斯福在十二月八日向國會發表宣戰演說時，連提也沒提到德國。這是很有理由的！他的國家所掀起的洶湧澎湃的戰鬥熱情，是百分之百地針對著「可恥」的日本。如同一向所做的那樣，這個狡猾的總統連一英吋也不超過輿論的範圍。
在這焦灼不安的四天裡，我們參謀本部的一些人認為，珍珠港的襲擊對我們可能證明是戰爭的重大轉折點。可以想像，美國會從歐洲整個地轉過身去應付日本。羅斯福所製造的歇
斯底裡的戰爭壓力，都會發洩到太平洋去，停止《租借法案》。這樣我們終於會有了透口氣的機會，把英國絞死，把蘇聯打倒，然後我們就可以按照我們自己的時間和方式對付美國。
然而元首卻受到日本的強大壓力，要他「尊重」所謂三國公約。
公約變成陷阱
公約主要是宣傳上的欺騙手段，像德國和意大利之間的《鋼鐵公約》１一樣。日本在一九四○年加入了《鋼鐵公約》，
因此這就變成了三國公約，從而產生了虛妄的世界聞名的「軸心國」。這是一句虛張聲勢的假話。意大利等於零。日本想借德國去嚇唬美國人，而希特勒想借日本去嚇唬美國人。這兩個窮國用公約結合起來，希望使介於它們中間的一個富國癱瘓到不能動彈的地步。
１指一九三九年五月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簽訂的軍事同盟。
然而地球是圓的，在另一個方向還有另一個強大的國家介於它們中間——這就是蘇聯。這種情況有所不同。德國和俄國是由裡賓特洛甫的互不侵犯條約聯繫著的，所以我國的外交家們在三國公約中列入一個條款：跟蘇聯的關係不受這個新條約的影響。
我們對俄國開始作戰的時候，日本人發現我們的這個條款是他們逃避義務的一個可喜借口。他們很有禮貌地引證這個條款，以及他們當時跟俄國簽訂的中立條約，不願進攻俄國。他們說，一旦情況許可，他們會這樣做的——這就是說，要等到德國打仗流血差不多了，勝利近在眼前的時候。但是珍珠港事件發生，世界的情況突然逆轉過來；現在日本要求德國幫助它進攻美國了，儘管它以前沒有幫助德國去進攻俄國。
不言而喻的是，希特勒對日本人並沒有什麼虧欠。三國公約規定，締約國的任何一方受到第三者的進攻的時候，有互相援助的義務。把珍珠港事件叫做美國對日本的「進攻」，即使在東方人的修辭中，也是牽強附會的語言。希特勒當然有權至少要求日本應該對蘇聯宣戰，作為對等交換。日本這一行動的消息會使我們在俄國冰天雪地中作戰的軍隊無限地提高士氣。這樣也就會使整個情況有所改變。
但是希特勒從來沒有提出這個要求。他讓日本跟俄國繼續保持中立，而他自己卻把德國人民投入對美國的戰爭。隨著這一個叫人迷惑不解的失策，元首把他的歷史性的勝利和帝國的前途拋棄了。為什麼？
元首到柏林去宣戰的時候，我本人正飛往莫斯科前線進行空中視察。十二月中旬，當我又在「狼穴」裡見到他的時候，他把美國看作花花公子，毫不放在心上。有一天晚上吃飯的時候我也在場，他把美國叫作一半猶太化一半黑人化的一個雜種民族，不可能進行重大戰爭。他得意洋洋地說，美國忙於應付日本，大概要被打敗。它不可能還有機會干預歐洲的事情。這就是他說的話。但是我那時相信，現在依然相信，這些話都是他叫部下高興的胡說八道，不然就是自欺欺人之談。跟日本的領袖們不一樣，希特勒深知一個關於美國的決定性的軍事事實：切勿做那種喚醒和團結這個混亂的、愛爭吵的、奢侈腐化的巨人的事情。但是珍珠港事件卻做了這樣的事情。
這場戰爭根本上是一盤以人和國家為棋子的棋賽，是兩種意志和兩種世界觀的較量。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阿道夫·希特勒和弗蘭克林·羅斯福就已經在下這盤棋了。在工廠、人口、盟國和天然資源方面，希特勒一開始就讓了一車兩卒，那就是工廠、人口、盟友和自然資源。這些條件逼得他採取虛張聲勢和不顧一切的方式。而那個坐在輪椅裡的人卻能夠慢慢地、小心地下著棋子，等待他的對手用拙劣的賭博使自己失敗。
年復一年，希特勒彷彿很出色地勝過羅斯福。他在一九三九年之前的不流血的勝利，他對波蘭和西歐的迅速征服，以及一九四一年他對俄國歐洲部分的驚人的佔領，使這盤棋局大大對他有利。正當阿道夫·希特勒眼看著就要將死對方的時候，日本突襲了珍珠港。這正是羅斯福早在等待著的一個機會。
我深知有一種習慣的說法，說希特勒覺得我們既然事實上已經在大西洋跟美國作戰，為了威望的緣故，要用宣戰把羅斯福打倒。還有人甚至認為，對美國宣戰是一個提高士氣的聰明舉動，使公眾不去注意我們在東線的停頓和挫折。但是這些推測都忽視了我們沒有要求日本對俄國作戰的這個致命弱點，以及當時這篇宣戰書的措詞。這個缺乏政治家風度
的文件是出於絕望和憤怒而對羅斯福發出的一聲長長的叫喊。我一直認為，希特勒是看到這盤棋已出乎意外地失去贏的希望，於是一怒之下把棋盤踢翻在地。
德國的結局
其他的作者們跟著丘吉爾的說法，把戰局的轉折點放在一年以後，歸結在三件同時發生的事件上：斯大林格勒、阿拉明１和北非的登陸，當時戰場上已有明顯轉機。然而真正的轉變還是珍珠港事件。
１埃及的一個小鎮，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蒙哥馬利將軍指揮的英軍在這裡擊敗德軍，使其退出埃及。
毫無疑問，只是到了一九四二年，在珍珠港事件和莫斯科受阻很久以後，我們才獲得了巨大的勝利，把我們短命的帝國擴大到驚人的最遠的地方。我們的潛艇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大西洋，把整個英美艦隊擊沉海底。我們的軍隊開進高加索山脈、裡海和尼羅河。我們精力充沛的盟國日本，在迅速的輝煌勝利中取得了它的東亞帝國。
但是，在獲得這一切勝利期間，一個記憶常常縈繞在我的心中，這就是珍珠港事件剛發生以後我飛往莫斯科前線的空中旅行。我在空中看見德國的坦克、卡車和炮車在幾百英里荒涼的平原上蹣跚而行，在陰鬱而低沉的俄國太陽下面，凍結在泥淖裡，深陷在雪地中。我看見躺在雪地上的死馬，我們的士兵用刀砍碎它們凍硬的屍體，吃它們的肉。我們的飛機往往降落在一群成年的和年輕的士兵中間，他們穿著破爛的灰綠色夏季軍服凍得發抖，在汽車下面燃起一堆火，使引擎散熱器免於凍裂，使汽油免得凍成粘性流不出來。我聽到他們沒完沒了地抱怨缺乏靴子、厚襪、手套、防凍劑以及一種據說可以使坦克上的望遠鏡轉動的軟膏。望遠鏡一旦凍住，沒有軟膏使它轉動，坦克兵就成了瞎子，無法操縱坦克和保護自己。那些冷得發抖的士兵，穿著戈培爾徵募來運到前線的女人皮大衣和皮毛圍巾，實在可憐。
我的那次旅行使我看到了莫斯科的阻塞氣球和高射炮火。在那裡，我充分體會到使人苦惱的停頓的痛苦；在那裡，我第一次聽到我們又跟美國作戰了。我心裡明白，這表明德國的結局終於來到了。
在一九四一年以後，德國就像一個腦殼裡中了一顆子彈的橫衝直撞的大象，在倒下以前，使出它的全副力量去踐踏、撞死折磨它的人們。那一顆子彈就是珍珠港事件。
失去了的世界帝國
我用這些評論結束了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役分析的第一卷，給它作個總結是理所當然的。
喬治·馬歇爾將軍在他一九四五年的勝利報告中，把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叫做「恣意掠奪的三個犯罪國家」。但是假使我們勝利了——那是我們差一點兒就要做到的——要上絞刑架的領袖人物該是斯大林、丘吉爾、羅斯福和馬歇爾先生。犯罪國家就該是盟國，它們為了竭力保持幾世紀以來它們財閥掠奪得來的東西，因而從空中屠殺了德國和日本的婦女和兒童。希特勒並沒有下命令轟炸廣島和德累斯頓！
世界歷史上從沒有道義可言。只有依靠暴力和死亡來造成潮流的演變。勝利者寫下歷史，宣佈判決，把失敗者絞死或者槍決。實際上，歷史是根據舊政治結構的腐朽和新政治結構的興起而發生的一連串連綿不斷的霸權的變換。戰爭是那些變換的高熱度轉折點。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戰爭永遠會發生；而唯一的戰爭罪行就是戰敗。這就是現實，其他的都是感情用事的胡說。
我們自始至終跟隨著阿道夫·希特勒，從難以相信的勝利直到空前的災難，從珍珠港事件到柏林的陷落，因為他就是我們民族的命運。他是一位浪漫主義的理想家，一位鼓舞人心的領袖，抱著到達人類可能的新高度和新深度的偉大夢想，而同時他又是具有鋼鐵意志的冷酷的謀略家。他是德國的靈魂。我們是一個富於幻想的民族，希特勒便是德國幻想的化身。如果不正視這一事實，我們民族的真實歷史就永遠也寫不出來。他有他的缺點，包括確切地嗜好殘忍，某種根深蒂固的小資產階級粗鄙，對他自己軍事才智的誇大評價，以及人所共知的令人遺憾的反猶傾向。這些都是這位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人物的缺點，但是人類誰都不是完美無缺的。
英譯者按：阿爾明·馮·隆把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役分析的兩捲著作正確地以珍珠港事件作為分水嶺。在《失去了的世界帝國》中所包括的時期內，一場歐洲戰爭以差不多的陣容，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猛烈地進行著，所以溫斯頓·丘吉爾把它叫做休戰以後的繼續，這兩次大戰合在一起成為一次新的三十年戰爭。但是這整個期間，美國沒有參加進去。到了珍珠港事件以後，我們已經深深地陷進戰爭裡面，因而成了第一次的全球性戰爭。但那是另一篇故事了。
隆的第二卷的梗概，書名《世界性的大破壞》，最近已經在德國出版，主要分析德國的失敗和崩潰，但是並沒有得到多大的成功。
他對希特勒的總結性的評價忽略了一兩個小地方。這個能幹而堅決的殺人狂利用現代德國作為他的屠殺工具，直接造成二千五百萬到三千五百萬人的死亡；這個數字永遠不會精確地算出來。為了制止他，全世界耗費了億萬美元，或許一萬億美元。倘若德國人把這個怪人關進瘋人院，而不是把他抬舉成為他們崇敬的領袖並投入他們的全部力量支持他十二年之久的話，這些死亡和這些浪費就不會發生。在歷史的記載上，希特勒無疑是最壞的說謊者、騙子手、破壞者和世界編年史上的大規模殺人的兇手。隆應該在希特勒的缺點中間提到這些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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