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鈴木明也批評了中國方面關於在特定地點遭受屠殺的說法。為此，我對此作一
敘述。
據悉，在南京市當局編印的某本《南京大屠殺攝影集》裡開頭刊登的「大屠殺
地圖」上，在雨花台處附有「萬餘人被殺」的說明。對此，鈴木明說，那裡附近民
房全部焚燬，絕無居民，即使後來有人被帶到這裡來遭受殺害，也不能認為是大量
的。他還介紹了雨花台永寧寺住持的證詞，說「決沒有在這一帶殺過人」，以為這
是事實（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六二頁），那是鈴木明於一
九三八年一月前後從前獨立大隊炮兵聯隊石松那裡聽來的。
誠然，南京攻陷戰結束後，沒有在雨花台進行大量屠殺的事實，我認為這一點
是可信的。不過，當時這一帶幾個月來遍地都是大量遺棄屍體，那也是事實。據崇
善堂掩埋隊留下的資料，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至十八日，在城外的兵工廠、雨花台
地區掩埋了二萬六千六百十二具屍體。
這樣多的遺棄屍體，可以說不是由於屠殺造成的，而是通過殲滅戰這一正當的
戰鬥行動導致的傷亡的結果。然而，中國方面看來，這卻是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據
說，在雨花台，有兩、三萬中國兵在撤退時遭到日本軍的掃射，哭聲連天、屍骨成
堆、血流過脛，一片慘狀（參照本書第二十六頁）。
由此看來，在「大屠殺地圖」上的雨花台處附有「萬餘人被殺」的說明，也就
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了。順便介紹一下，從正面進攻雨花台的第六師團，分出其一
部分部隊迂迴到南京城西側，在該地區也取得了駭人聽聞的「戰果」（參照本書第
二十六至二十七頁）。
此外，據說在「大屠殺地圖」上這樣寫著：在離南京城東北八公里左右的揚子
江岸邊燕子磯有數萬普通平民百姓遭到屠殺，在其附近的觀音門有三萬普通老百姓
遭到屠殺。對此，鈴木明表示懷疑：數萬普通老百姓逃進這一地勢險要的山地，是
「絕難想像」的。他還特地說，南京附近的人們若要躲避戰火，是不可能向日本軍
進攻過來的東南方向或正東方向逃跑的。不過，日本軍的進攻出乎意料地迅速，南
京附近的居民如有人不能渡江到對岸，不能前往平地開闊的南面或西南面，那就要
麼進入南京城內，要麼即使與日本軍的進攻路線相遇，也寧可逃進東北面的「形勢
險要」的山地，認為那是「安全之地」。我認為這不足為奇。當然，正如我在舊著
《南京事件》中所指出的那樣（參照本書第七十二至七十三頁），發生在燕子礬和
觀音門的這起大屠殺是怎麼回事，由於檢察方面未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來，
所以對犧牲的人數尚存有疑問。然而，不管怎樣，總不能認為中國方面捏造了這種
謠傳。
※ ※ ※
關於金陵大學教授史邁思博士負責進行的南京地區戰爭受害情況的調查結果
（Lewis S. C. Smythe, War damage in Na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 Shanghai，1938.），前面已作了介紹，並進行了批判（參照本書第
二一二頁以後）。鈴木明也提到了這個調查，他認為在每五十戶房子中挑選一戶進
行調查是極為精確的實況調查（順便說一句，人們經常談論的視聽率調查比例是在
一萬七千餘人中挑選一個人。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五九頁）。
根據這次調查，可以推算出南京城內居民的受害情況，即因日本軍的暴行而致死者
二千四百五十人，受傷者三千零五十人，被強行拉走者四千二百人。被強行拉走者
後來由於下落不明，這個數字與死亡的人數相加，估計有六千六百名市民遭到了屠
殺。
如前所述，鈴木明認為這次調查是「極為精確」的調查，但另一方面，他又說
「這些數字在調查方法及其他方面有多大的正確性，現在無法斷定」。但是，鈴木
不相信掩埋隊處理屍體的數目，卻斷言：「僅就這起『南京事件』而言，這是唯一
重要的數字。」
是不是「唯一重要的數字」暫且不論，就連那史邁思教授也意識到由此推算而
得出的市民犧牲的人數太少了。於是，史邊思教授在報告中註明，根據城內外掩埋
的情況謹慎推算，結果表明有一萬二千名市民遭到屠殺。關於一萬二千名這一數目，
同是金陵大學的貝茨博士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上作證說：「史邁思教授和我經
過種種調查和觀察，結果得出一致結論，即：在我們確切所知範圍內，城內包括男
女和兒童在內的非戰鬥人員有一萬二千人遭到殺害。」不過，這一萬二千人僅限於
在「安全地帶及其附近地區」調查所得的數字。貝茨博士進一步作證說：「市內其
他地區還有許多人遭到殺害，而我們無法調查這些人數。而且，在市區外被殺害的
人也相當多。我前面所說的，不包括屠殺中國兵，也不包括屠殺曾經當過兵的幾萬
中國人。」（《遠速》，第三十六號，載前引資料集1，第四十九頁）
可想而知，這次南京地區戰爭受害情況的調查，在南京事件構成起訴原因而進
行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毋寧說是有利於被告的證據。但是，辯護方面最終沒有將
這份報告作為書面證據提出來。我想，這可能是因為連辯護方面也對這份資料所示
數字的可靠性表示懷疑。在《南京地區戰爭受害情況》中所統計的有關死者的數字，
不能照用， 這在本書第一編第6節《關於犧牲人數的估計》中已有詳盡的敘述，故
在此不再重複。然而，一段時間來沒有提到南京事件的鈴木明，卻又打破了沉默，
在一九八二年十月號的《文藝春秋》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敬告〈人民日報〉
總編閣下》。他在文章中重又提出了在史邁思的調查報告中所見到的受害市民人數
的統計。當然，他一句也沒有提及我對該調查報告所作的批判。對於他，只能將他
定為是一個「企圖矇騙不太明瞭事實的讀者」 的人物（參照本書第二編第1節中的
《對批判未予答覆的鈴木明和山本兩人》）。
馬吉牧師的批判當否？
田伯烈所著《日軍在華暴行》（中譯本題為《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在
書後附有「難民委員會對日本提出的抗議書」，列舉了四百二十八起（正確地說應
是四百四十四起。——洞富雄注）日本軍的暴行事件。鈴木明說，根據這些報告來
看，在佔領南京後的六十天左右時間內，他們所能知道的強姦事件約有八十起（單
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一五頁）。不過，田伯烈在其書後附錄的，
自然不是國際委員會所列舉的日本軍暴行的全部事件，實際上只不過是四百四十四
起中的一百三十起左右而已。因此，可以把八十起強姦事件視為這一百三十起左右
中的一部分。
此外，鈴木明還說：「馬吉牧師的證詞抽像而誇張地解釋了這份記錄（安全區
國際委員會關於日本軍暴行的報告），不具體。馬吉牧師在信中說：『十六日有一
千名婦女被強姦。』但在《難民委員會記錄》中關於十六日那天的報告寫的是受害
人數充其量總共只有十二名」（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四八
頁）。鈴木明所說的馬吉牧師的信，就是田伯烈在書中所引用的、馬吉致其在上海
的妻子的那封日記體的信。鈴木明所依據的是從該書中譯本翻譯過來的轉譯本，其
中說：「昨天（十六日。——洞富雄注）白天和夜裡遭到強姦的婦女至少在千人以
上。」但是在馬吉牧師的信中，此處應正確譯為「自昨晚到今天（十七日。——洞
富雄注）白天，有一千名婦女被強姦」（前引資料集2，第三十四頁）。
鈴木明把十六日的受害人數充其量定為十二人，這自然是根據《南京安全區檔
案》定出來的。不過，正確地應當說這是一起由八個以上軍官和士兵所強姦的超過
七名婦女的案件。因此，應把「充其量總共只有十二名」改為「至少也有十二名」。
此外，我還想提請注意該委員會所報告的一個事實：在廣東路某處，從十三日至十
七日，有三十多名婦女被強姦。根據南京安全區檔案，，第二天即十七日還有三十
四名（十七起）婦女被強姦。除此而外，大學對面和第二條馬路，各處都有人被強
奸，而且在五台山小學也有許多人被強姦。
然而，這只是在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記錄中所看到的，不能認為是在安全區發
生的強姦事件的全部。馬吉牧師在其上述信中，又就十六日那天的強姦事件寫道：
「從那天早晨起似乎就有人來報告強姦事件。即使在我們熟悉的人們當中，亦有一
百多名婦女被日本兵強行帶走，其中十七人是大學圖書館的職員。但在自己家裡被
強姦的人肯定要多幾倍」 （前引書2，第三十三頁）。而且，前面所說的貝茨博士
是當時管理金陵大學的負責人，該校收容了三萬名難民。他和安全區委員會分別每
天向日本人使館報告在其管轄範圍內所發生的日本軍的暴行事件。他後來還作為證
人出席了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當時曾就十六、十七日所發生的強姦事件作證說：
「我曾報告，十二月十六日，日本軍從南京大學帶走了許多婦女，而且又於第二天
報告說，前一天晚上日本軍強姦了三十名婦女。在十二月十七日向日本官憲報告說：
『你所見之處以及你的鄰居所見之處，正在繼續發生令人可怕的殘酷行為。』我於
十二月十八日的信中又報告了前一天晚上發生在南京大學（金陵大學。——洞富雄
注）校園內六座建築物裡持續進行的強姦事件。」（前引書2，第五十三頁）
鈴木明難道也能斷定這些證詞是虛假的嗎？
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馬吉牧師把十六日夜裡至十七日白天被強姦的婦女定為
一千人，這也是大致推測，但僅根據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所列舉的，說實際受害人是
十二人啦、四十人啦、一百人啦等等，都是令人可笑的。在留在南京市內的二十五
萬乃至三十萬市民中，有十五萬以上的市民在安全區內避難。管理這一包括十個難
民收容所在內的安全區委員有十五人，即使加上中國的委員助理，其人數也是屈指
可數的。在這種情況下，委員們不可能聽到發生在安全區內的所有事件。而且，可
以想像，即使收到了報告，也不可能如數報告日本大使館，而且關於強姦等情況，
受害人及其家屬大都隱情不報（參照本書第八十六至八十七頁）。再有，就安全區
的委員們而言，在安全區以外的市區內發生了什麼事件，他們就不得而知了。
馬吉牧師估計，從十六日至十七日，在南京被強姦的婦女有一千名，這是根據
日本兵橫行不法。使全市處於恐怖狀態之中和獸性大發作的傳聞而作出的大致推測。
當然， 這可以說「不具體」 。但馬吉牧帥所說的一千名婦女被強姦」，鈴木明說
「是抽像而誇張地解釋了這份記錄」（即表示受害人有十二人的安全區國際委員會
的記錄。——洞富雄注；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四八頁）。
對鈴木明的這種簡單的解釋，我不能同意。
前面提到的金陵大學博士貝茨曾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作為證人作證說，僅根
據「安全地帶的國際委員會報告」，在南京佔領後不到一個月，「估計發生強姦事
件八千起」 （《遠速》，第三十六號，載前引資料集1，第五十頁）。另一方面，
國際委員會主席、德國人拉貝在一月十四日致德國駐上海總領事的信中寫道：「強
奸了約兩萬名婦女」 （《遠速》，第五十九號，載前引書1，第一六六頁）。拉貝
所說的兩萬人大概是對全市被害人數的估計數。說八千起事件也好，兩萬人也好，
我也不是不覺得有些誇張，但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也是辯護人的博學之士瀧川政
次郎博士，曾於南京淪陷後半年訪問那裡時記下了這樣一段話；「據我所乘的人力
車車伕對我說，現在南京市內，沒有一個姑娘不遭到日本兵的暴行。」（《新版：
評東京審判》，下冊，第九十六頁）
對馬吉牧師的手記表示懷疑的鈴木明竟然說出這樣的話來，他說：
試舉一個小小的例子。在十二月二十八日那天手記裡馬吉寫有這樣一
段話：「星期二。天氣惡劣，先下微雨，繼降大雪，這是我們一向所恐懼
的。難民區的幾乎所有草棚都漏雨，簡直等於狗窩，遍地泥濘，難以插足。」
二十八日是星期二，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查閱了當時記錄，二十八日
卻是晴天。第二天，即二十九日，早晨稍微降了一點小雪，但很快就停了，
轉為陰天。除二十九日外，幾乎都是「晴天」（這段記錄，在《諸君》一
九七三年一月號裡沒有刊登，在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
一一三至一一四頁裡有補充記述）。
鈴木明根據「當時的記錄」指出，十二月二十九日早晨稍微降了一點小雪，隨
後便轉陰，但在此前後，每天都是「晴天」，而馬吉牧師卻把十二月二十八日那天
寫成下大雪。如後面所述，若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前每天的氣候情況，我也知道一
些，但後來的情況就不甚清楚了。如果有記有佔領南京當初的每天氣候情況的「當
時記錄」，我很想查閱一下。
或許正如鈴木明所說的那樣，二十八日是個晴天。據鈴木明說，馬吉牧師把十
二月二十八日的氣候情況寫成先下微雨，繼降大雪。不過，這種說法卻略有舛誤。
鈴木明所依據的是中譯本《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我查閱了英文原文，在書中
是這樣寫的：「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我們所擔憂的是天氣惡劣。先是下起蒙
蒙細雨，隨即下起雪來。雖說是草棚，但大多簡直就像狗窩，住在裡面的可憐的難
民，其境遇更為悲慘。因為這些草棚大多數不能避雨，而且遍地泥濘」（洞富雄編
前引資料集2， 第四十一頁）。乍降即露的小雪與「大雪」，情況殊不相同。要批
評別人所寫的文章，嚴謹地弄清其所寫內容，則是個前提。在這方面，理所當然，
不應該根據有出入的譯文，而是必須根據原文進行研究。
這點暫且不說，也許如鈴木明所說的那樣，二十九日那天下雪，而在那前一天
則是晴天。儘管馬吉牧師誤寫為二十八日下小雪，恐怕也不能據此懷疑那位牧師的
手記的可靠性。即使是日記體的手記，也有不少是在隔天記寫的情況，因此，在執
筆時由於記憶錯誤，將發生事件或事實的時間前後錯寫一天，遺誤於後世的研究工
作者，這種例子可以舉出不少。但我想再次請教鈴木明，希能告知記有十二月二十
八日是晴天，翌日二十九日是小雪的那份「記錄」的名稱。
鈴水明說：「田伯烈所寫的主要是以難民區為中心的南京城內發生的事件。而
且， 至於有關南京的事件， 則主要是美國牧師——估計是馬吉的手記」（單行本
《「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一一頁）。對此，正確地說，田伯烈編著的
那本書是由正文十章（包括序和結論在內）和附錄資料七篇組成，正文的前三章內
容是有關南京的，在這部分裡，馬吉牧師的手記佔百分之五十五，貝茨博士的手記
佔百分之三十五。不過，在田伯烈所編著的那本書中收錄的有關南京事件的記錄，
不僅僅是這一些。作為附錄，該書還大量收錄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向日本大使
館提出的關於日本軍的暴行報告和公函。儘管如此，僅就田伯烈編著的那本書的正
文而言，可以說「至於有關南京的事件，則主要是馬吉牧師的手記」。馬吉牧師也
出庭參加了遠東國際軍事審判，他和貝茨博士、許傳音博士一起就南京暴行事件作
了長時間的陳述，並各都準備了長篇大論的宣誓口述。
如此，馬吉牧師是有關南京大屠殺事件的重要證人，這是事實。雖然鈴木明試
圖指出這位馬吉牧師的證詞有矛盾和悖謬之處，但如前面所看到的，其批評沒有作
用。然而，一部分人對鈴木明的著作——包括他對馬吉牧師的批評在內的評價依然
很高，如渡部升一，他作為導演活躍於社會，博學而聲譽頗高。他揮筆疾書，竟然
這樣說：「『南京大屠殺』使我們羞對世界尤其是羞對中國，這是所謂日本軍在南
京殺害三、四十萬士兵和男女平民百姓的事件。但是，此事也通過鈴木明的詳盡的
調查報告即《「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一書而真相大白，這種事件無論如何想
象都不可能存在。它證明，這次大屠殺的所有傳說以及文件的來源都集中到一處。
南京大清殺是美國牧師馬吉造的謠，而且查到底，這些謠言無一能找出像樣的事實
根據。總之，日本人由於一個不負責任的外國人的造謠，而被打上了集體屠殺幾十
萬中國人的烙印。」（《歷史的閱讀方法》，第一三五至一三七頁）
這實在是粗暴的議論，尤其是針對馬吉牧師的議論，應當說是無視事實的造謠
生事。即使鈴木明本人也決沒有說過這種活。看來，渡部升一大概沒有仔細看過鈴
木明的那本著作。
所謂「經常是同一個目擊者」
南京的姜福根曾接受了本多勝一為寫《中國之旅》而進行的採訪，後來又同訪
問南京的三留理男見了面（《中國報道》，載《每日週刊》，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
九日）。姜福根還親自投稿《控訴南京大屠殺》一文，刊登在《人民中國》一九七
二年七月號上。南京的外事工作人員曾多次向日本人介紹了姜福根在少年時代的痛
苦遭遇，這種心情，我想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不過，鈴木明卻由此產生了一個殘忍
的提問，說：「能介紹南京大屠殺的，難道只有當時年僅七歲的姜福根一個人嗎？」
（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一九頁。）每當想起看到此文的南
京人的憤恨和中國人民的滿腔怒火，我的心情便十分沉痛。
南京的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審判戰犯法庭（後改為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僅
審判了應對南京事件負責的第六師團長谷壽夫中將，並處以死刑。據谷壽夫中將的
遺書《血錄南京獄中記》說，這次審判僅讓受害市民七十五名男子、二十五名女子
作為證人出庭（五島廣作著：《第六師團無事實根據》，一九六六年在《熊本廣播》
連載）。當然，這並非說受害人只有這些，而是考慮到審判的進行，僅選出了一百
個受害者。在這些人當中，尚有幾十個人健在，何不找他們採訪一下呢？倘若此事
不成，即使去台灣，自然也能從與蔣介石一起逃到那裡的中國人中間找到南京暴行
的受害者。我也間接地知道一個人，此人是身負三處刀傷而活在世上的南京事件的
受害者。
在南京開設的戰犯軍事法庭上對谷壽夫中將的審判，如本書正文所述，
似有一百名證人出庭作證。據在這次審判中「對起訴的申辯書」所說，谷
壽夫中將被追究的罪責是殺害九百多人，強姦四十多人。而且，據「不服
判決補充呈報書」所說，自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第六師團在中華門
一帶所犯事件共達三百七十八起（五島廣作編：《南京作戰的真相》，第
二二八、二三六頁）。
順便說一句，在南京的戰犯軍事法庭受審的與南京事件有關人員，除
谷壽夫中將外，還有第十六師團的兩個少尉（有砍殺百人比賽的嫌疑）、
一個大尉（有砍殺三百人的嫌疑？），共計四人，都被判處死刑（法務大
臣官房司法法制調查部編：《戰爭犯罪裁判史概要》〔一九七三年八月〕，
第三五○至三五一頁。同調查部：《戰爭審判記錄有關資料目錄》〔一九
三三年七月〕，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頁）。除谷壽夫中將外，其餘三人可以
說是在「南京大屠殺事件」前參與屠殺的人，因而應該認為與南京事件無
直接關係。
德丁記者的報道
鈴木明說，要揭示事件的真相，第三國人的資料是最為可信的。他找到了《紐
約時報》 南京特派記者德丁寄往報社的報道與電報， 並介紹了其中的一部分內容
（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一六六至一六七頁）。這位記者在南
京被佔領時的三、四天內，詳細目睹了日本軍的行徑。
鈴木明在前面提到的那本書中說：「過期的《紐約時報》沉睡在東京大學新聞
研究所的地下倉庫的深處，散發著一種獨特而又濃烈的書蠹霉味。事實上，我萬萬
沒有想到能如此輕而易舉地看到《紐約時報》的原件，不禁啞然。在洞富雄編撰的
書籍裡有一篇文章說：『德丁的報道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刊登在《紐約時
報》上』（根據檢察方面為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而提出的德丁的宣誓口述〔檢證一
七九二，未提交〕，不過記錯了時間，參照後面的記述。——洞富雄注）。洞富雄
之所以沒有發現它，我想是因為要找到過期的《紐約時報》相當困難。」鈴木明還
談了他那煞費苦心地尋找該報的經過：我們倆花了兩天時間，逐頁翻閱了十二月份
和一月份每天多達六十頁的《紐約時報》，尋找德丁這個署名，結果缺少了引人注
目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的報紙，後來總算在一月九日出版的那天報紙上發現有十
二月二十二日由上海航空郵寄的長篇大論的報道。據他說，那是在「盛夏，在沒有
空調機的閱覽室裡」進行的艱苦勞動。其實，我早在此幾個月之前就想到把這些資
料收進南京事件資料集裡，充作《日本戰爭史資料》中的兩冊。我懷著希望或許能
找到德丁的報道的僥倖心理，查閱了東京大學以及其他各處所收藏的《紐約時報》
原件。
正如鈴木明所說的那樣，我迄今為止沒有看到過引人注目的那一天的《紐約時
報》。我想，這些刊有德丁記者撰寫報道的報紙當然被檢查後沒收了。戰後製成的
該報縮微膠卷，因日本各地都沒有日華戰爭爆發前後出版的那些報紙，所以沒有努
力去查找。不過，我自我檢查，覺得這樣編撰資料集是太疏忽大意了。於是，我明
知也許勞而無功，還是想去東京市內各處收藏《紐約時報》的地方大體上把它創覽
一遍。就這樣，我決定先去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查閱了該報的索引。幸好，在該
所閱覽室裡也偶然備有一套刊有引人注目的那些報道的前後幾年《紐約時報》的索
引。最近，似乎有一整套影印版的索引上架收藏。我記得，那時，即一九三七年至
一九三八年的。紐約時報》索引肯定是日本銀行的舊藏本。這對我來說實在太幸運
了。
查找的結果表明，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和翌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紐約時
報》上曾刊登了署名德丁寫的有關南京事件的報道，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出版的《紐約時報》上刊登了題為《美國傳教士筆下的南京恐怖統治》（American
missionaries describe Nanking region of terror）的報道。於是，我決定查閱
國立國會圖書館、 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 慶應大學和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收藏的
《紐約時報》，看看有無前面所說的兩個月份的《紐約時報》。結果，我知道前面
所說的三天《紐約時報》在上述四處共十二份中，看來保存下來的只有兩份：一份
在早稻田大學，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的；一份在東京大學，是一九三八
年一月九日出版的。 在十二份中， 有十份因撿查而被沒收，唯獨這兩份免遭厄運
（東京大學所收藏的那一份並非像鈴木明所說的那樣，僅缺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出版的那一份，也缺少刊登德丁記者第一篇報道的同月十八日出版的那一份。
因此，德丁記者刊登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紐約時報》上的報道，自然並
非「世界上最先發表的有關『南京事件』的報道」）。現在，雖然無人自報姓名，
但在東京大學和早稻田大學的師生中理應有人看過《紐約時報》 ， 瞭解南京事件
（藏在早稻田大學的那一份報紙個別地方有破損，已用薄紙修補）。但我雖是與早
稻田大學有關的人員，當時也沒有看過這則報道，也未從誰那裡瞭解到這一事實。
不要說是當時，就是近十年來潛心研究南京事件、並撰寫了有關專著的作者——我，
竟然如此不知身邊就有報紙刊登著德丁記者所寫的報道，深感慚愧。
鈴木明似乎也翻譯了刊登在一月九日出版的《紐約時報》上的那篇報道，那是
小號字體佔滿了整整一個版面的長篇文章，連同上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報道（這篇
文章約占三分之一版面）合在一起，其譯文均收錄在《日中戰爭史資料》裡。
此外，在日本軍佔領南京時尚留在那裡的，除德丁記者外，還有《芝加哥每日
新聞》的斯蒂爾、美聯社的麥克丹尼爾、路透社的史密斯三位記者，以及第一流電
影攝影師門肯。他們和德丁記者一樣，於十五日或十六日前往上海。這些記者當然
也給他們的通訊社和報社寄去了關於南京事件的重要新聞。
倫敦的《泰晤士報》也肯定刊登了有關南京暴行的報道。這也和《紐約時報》
的情況一樣，可以說，這些報紙報道的原件在日本幾乎不可能看到，最近，該報從
創刊號起的縮微膠卷在日本各處都已上架收藏，因而也盡可查閱了。這些情況是通
過《出版警察報》才知道的。該報特派記者麥克唐納（日本軍佔領前一直留在南京，
後乘美國炮艦「帕奈號」逃出。該艦在南京揚子江上游二十八英里的和縣附近被日
本海軍飛機擊沉）在乘坐返回上海的美國救護艦「奧阿胡號」途經南京時，從留在
那裡的外僑那裡聽到了目擊者的談話，並於十二月十七日由上海發出電訊，報道了
這些情況。
關於前面提到的門肯攝影師的情況，拙著《南京事件》對他作了敘述：「門肯
攝影師既然是在美國國旗下進行工作的，雖會受到佔領軍的嚴重干涉，也必然攝下
了淒慘事件的某些片斷，並帶出南京」（該書第一一四頁）。鈴木明也提及此事說：
「上述洞富雄的著作（指舊著《近代戰史之謎》 。 ——洞富雄注）雖也寫道，他
『理應拍電將詳細消息送回去』，『必雄攝下了事件的情況，並帶出南京』。但是，
洞富華卻沒有寫出消息刊登在何處，拍攝的影片在何處上映。」（單行本《「南京
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十四頁）
我大致認為門肯把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所目擊的慘狀親自拍下了膠卷，並帶
出南京，但這種推測看來很難成立，因為日本軍是不允許讓這種新聞電影的底片帶
出去的。這樣，即使門肯本人雖然未能把膠卷帶出去，但似乎已由馬吉牧師偷偷帶
回美國，廣泛上映。此膠卷是馬吉牧師繼門肯攝下後又加以補充拍攝的呢，還是整
卷膠卷都是馬吉牧師拍攝的，其經過情況就不甚清楚。關於這卷膠卷，貝爾加米尼
在他引人矚目的著作《日本天皇的陰謀》中敘述如下：
約翰·馬吉牧師——一戰後他是耶魯大學的牧師，是戰爭詩人伊安·
馬吉的父親——用攝影機記錄了他所見到的情景。這部黑白影片—一他後
來鄭重聲明，該影片沒有適當地反映出「黑色帳篷和紅色帳篷的真實情況」
被偷偷地帶回美國。人們感到影片中顯示的那殘缺不全的屍體、濺滿血跡
的房屋和挑在刺刀上的嬰兒實在慘不忍睹，不堪公演，因而僅有少數人觀
看了影片。頗具諷刺意義的是，影片的某些片斷被「『美國第一』委員會」
這個組織拿去廣為上演，旨在說明捲入外國事務是無益的。
據貝爾加米尼說，他為收集資料和撰寫《日本天皇的陰謀》一書而來到日本，
逗留了三年左右時間，當他即將啟程回國，其行李放在神戶的一個棧橋上待運時，
「兩本筆記本和一卷攝有『南京屠殺』的膠卷從他的六隻書箱裡失蹤了」。貝爾加
米尼是從什麼地方把這卷「南京屠殺」的膠卷搞到手的呢？在紀念「七七」的廣播
電視屏幕上，有時會出現有關「南京屠殺」的片斷面面，我也覺得奇怪，但在日本
畢竟也有這卷膠卷。貝爾加米尼這個人搜集資料真是非同尋常。這位美國人不知采
取什麼手段把鈴木明、我以至幾乎所有日本人都不知道的這種膠卷的複印件搞到手
的。
※ ※ ※
《每日新聞》前阪俊之撰寫的《受到檢查的南京大屠殺》一文刊登在最新一期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現代之眼》上，我在它即將定稿前，曾拜讀過。這篇文章
根據《出版警察報》對受到查禁的有關南京事件的外國新聞報道作了介紹，並調查
了遭查禁處分的數量。
雙方不宜對殘暴的照片過於認真
鈴木明提出了兩張眾所周知的慘不忍睹的照片問題（單行本《「南京大屠殺」
的無稽之談。，第二六二至二六六頁），而這兩張照片曾刊登在本多勝一所著《中
國之旅》、《在中國的日本軍》以及三留理男所著。抗日戰爭記錄》中。
一張照片是日本兵舉起軍刀，正欲砍殺一位已萬念俱灰的中國青年，而站在後
面的日本兵面露笑容地觀看此情景。另一張照片是一個日本海軍士兵一手提著一把
出鞘的軍刀，一手提著一個中國人的人頭，得意忘形。我想，這兩張照片都陳列在
似乎是位於南京紫金山麓叢林中的南京事件資料館裡。
本多勝一說，刊登在他那本著作裡揭露殘暴行為場面的照片是從南京
大屠殺影集裡翻拍過來的。從照片下面的說明文字奇大這一點，可以推測
影集裡的照片是根據展覽用的鏡框裡的照片翻拍下來的。這種鏡框大概就
是前面所說的資料館裡專供展覽用的。迄今為止，中國的這個陳列館是不
向日本人公開的，據我所知，僅給已故的高野實一人參觀過。此事，我是
直接從他那兒聽來的。
且說前面提到的照片問題，鈴木明懷疑說：「這張照片真是『日本人在南京砍
殺中國人』時拍攝的照片嗎？」他說：「具體說來，沒有一個說明這種情況的證據。」
誠然，這樣的懷疑是存在的。我也知道在南京陳列的照片中就有兩張是一九三○年
間島事件的照片。看來，當時似乎有不少日本兵在身上藏有色情、變態的照片和慘
不忍睹的照片。為此，我認為研究工作者不宜把出處不明、反覆多次翻印的照片當
作資料看待。當然，這並不是說這張引人注目的照片不是佔領南京時拍攝的照片，
因而我認為鈴木明也大可不必對這張照片過於認真。
至於另一張照片，鈴木明舉出證據說，它拍的不是全景，而是剪去下半部攝有
似是身體的部分，修剪成日本兵提著剛砍下的人頭的模樣。這張全景照片並不怎麼
稀奇，以前我也覺得奇怪，認為這張照片或許正如鈴木明所說的那樣。可是，我在
後來看到了一張印得較好的照片，對那個站著的手提人頭的日本水兵的腳下邊的地
方看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說，照片上只照出中國人的人頭，沒有照出身體。因此，
南京的這張照片顯然不是故意修剪而成，使人看上去如同提著一個剛砍下的人頭似
的。
這點暫且不談，鈴木明說：「查閱了所有關於『南京暴行』的記錄，全然未能
找到日本海軍登陸的事實。」對鈴木明的這種說法，我不能同意。我之所以這樣說，
是因為《紐約時報》記者德丁在為了乘上十二月十五日開往上海的輪船而前往下關
碼頭時，曾親眼目睹了如下事件。
本記者在乘上開往上海的輪船前，在江邊看到兩百個人被處決。這次
殘殺前後花了十分鐘時間，兩百個人在牆邊排成一行，然後遭到了槍殺。
隨後，許多佩帶手槍的日本兵在橫七豎八地躺著的中國人屍體旁邊，滿不
在乎地走動著，還踩在屍體上面，一旦發現還有人未斷氣，手腳在抽動，
便再補上一槍。
陸軍士兵一邊幹著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一邊從停泊在江面上的軍
艦裡叫來海軍士兵，讓他們觀看這種情景。圍觀此景的許多軍人似乎大感
興趣（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二八一頁）。
我認為，既然有德丁記者所看到的那種事實，在下關登陸的部分海軍中自然會
有人幹出照片上所拍出來的那種事。總之，這張照片也與前面提到的照片一樣，不
能認為是偽造的照片。我相信，它無疑是日本兵特意幹出來的殘暴行為的確鑿證據。
然而，即使是陳列在南京的陳列館裡的，也不能立即把它看作是與南京事件有關的
照片，實際上也有與間島事件有關的照片。當然，所陳列的照片鏡框裡的說明文字，
也沒有下結論說那是南京事件的照片。
重複說一遍，我認為，對這類照片不宜過於認真。如果判明這些照片是偽造的
照片時，就必然會有一批人說要著看這些照片，從而斷定南京屠殺事件是「無稽之
談」。我想起了一九八○年上映香港電影《旭日》時的情況。當時，電影進口公司
曾企圖以影片中有關南京屠殺事件的幾個場面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問題，挑起一場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論爭」，用它來進行宣傳。這種論爭十分危險。
駐南京大使館有關人員與暴行事件
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幾乎全部收錄了《諸君》雜誌上連載
的文章，並作了相當篇幅的增補，同樣有的地方也刪掉了大段文字。這已在前面作
了敘述。在一處增補的地方，就有從日高信六郎那裡聽來的記錄。日高在日本軍占
領南京時曾以外務省參事官身份進入南京。這篇記錄是令人感興趣的資料，它說，
日高信六郎先就田伯烈編寫《日軍在華暴行》一書的內容談到：「由於在南京的外
僑更為強烈地申訴他們自己的困境，其內容當然不可能不摻進許多誇張的成分。然
而，瑣碎的小事可以姑且不說，但就其所寫的基本情況來說，我也認為有很多地方
不能同意。我本人認為田伯烈絕對不會是個反日的人，毋寧說他是個天真的反戰主
義者……」（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一二五頁）。接著，他對
日本軍佔領南京後的第四天，即十二月十六日進入南京時的情況敘述如下：
我進入南京的十六日那天，沒有一位外國記者。那裡的情況是，街上
空無一人，連一隻貓跑出來也會嚇人一跳。在下關那裡，還留有屍體。我
一到那裡，就獲知在佔領時日本軍與當地市民之間發生了許多磨擦。於是，
我便逐個拜訪了日本軍方面的有關人員，要求妥善處理。日本軍方面也對
這類問題大傷腦筋，於是我連夜拜訪了憲兵隊長等人，他們緊急召集全體
憲兵，加強巡視。儘管如此，在眾多事件中，可能發生了田伯烈在他書中
所寫的那類事件（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一二七至一
二八頁）。
日高信六郎也曾對作家城山三郎談到他進入南京時所目擊的情況。不過，他對
城山三郎所談的與對鈴木明所談的卻有不少微妙的出入。據城山三郎所著《南京事
件與廣田弘毅》（上冊）（載《潮》一九七二年十月號）說，日高信六郎的談話是
這樣的：
可厲害了，那一帶死了許多人。走在路上，只聽到一陣陣砰砰的槍聲，
是開槍打人的聲音。我想，這樣下去可要不得，便朝憲兵隊長大尉那裡走
去。
我對他說：「到街上去看看！要是有一個士兵手裡沒有拿著什麼，我
就向你敬禮。」
憲兵隊長說，憲兵只有十四個，而且正在為明天（即十七日）的入城
式作準備，忙得不可開交。所以……可是，由於我再三勸說，他雖剛洗好
澡，還是穿上軍服，帶領部下，坐上卡車出去了。而且，據說還抽打了正
在進行掠奪的士兵和正在強姦婦女的士兵，連軍刀也打彎了。
繼此之後，城山三郎根據高回信六郎的談話，作了如下的敘述。
暴行事件連日來不斷發生，夜裡日本軍進行掠奪後，還放火焚燒，到
處是烈火熊熊。
日高信六郎拜訪了上海方面（旁注原文如此——作者）派遣軍司令官
朝香宮，告訴他說：「在南京的行動已引起世界上極大的關注。」他對第
十軍司令官柳川中將也提出了警告。
最有問題的是第十六師團。該師團長中島今朝吾中將曾任憲兵司令官。
又是拿破侖的崇拜者。他在攻城戰中曾負過傷，大有縱虎歸山之感。
日高信六郎的往訪，是作好了思想準備的，準備在與中島今朝魯中將
交涉時挨打。可是，中將不在，見到了和藹的參謀長（即中澤三夫。——
洞富雄注），並轉致了對他的警告。
城山三郎轉述的關於日高信六郎的談話是相當具體的。
毋庸贅述，鈴木明和城山三郎兩人所轉述的談話，都是從日高信六郎那裡聽來
並記錄的原話。不過，同一個人在幾乎同一個時間所講的有關同一事實的談話，也
會由於聽者所採取的態度不同而不同，這很有趣。
再說，城山三郎也作了這樣的記述。在日高信六郎參事官於一九三七年正月訪
問松井大將時，松井說；「看來，我的部下確實幹出了悖理的事。」為此，日高信
六郎問；「是不是命令沒有到達下面？」松井大將說；「不，上面也有幹壞事的家
伙。」關於師團長們在南京事件中應負的責任，松井大將在其死刑判決書下達後不
久，也對教誨師花山信勝談過，這在本書的第一編（第二二七頁）中已作了介紹，
這裡從路。
※ ※ ※
趁提出日高信六郎的談話之便，我想就日本駐南京大使館面對嚴重暴行事件所
採取的態度，略寫幾句。
如前所述，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每天向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館提出了有關日本軍暴
行的報告。關於提出這些報告的事實，日本軍有關人員卻堅持說當時不知道這些情
況（檢察官對中山寧人、塚本浩次、飯沼守等人的反審問，載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
1，第一九五、二一一、二五四頁）。
可是，從常識上來看，他們的說法是不可能成立的。事實上，以巡迴總領事身
份從上海前來日本駐南京大使館的岡崎勝男，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準備提出的宣
誓供詞（檢證二一七一，未提交法庭）中說：「我在日本駐南京領事館曾收到了南
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提出的報告，當時便將該報告的大概內容致電東京，並將報告
也郵寄東京外務省。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半月，每天，幾乎每天收
到這類報告。日本駐南京領事館每當收到這類報告後，就提請松井大將及其所屬軍
官注意。我在南京期間，松井大將也來到過那裡。關於在南京不斷發生的事件，後
來與松井大將談話時， 松井大將說：『無言可以辯解』。」（前引書1，第三八三
頁）
當然，關於這一點，貝茨博士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上作證說：「我每天攜
帶有關前一天的報告前往大使館。我會晤的官員是福井，他身居領事之職。還有副
領事田中和福田篤泰，他現在是吉田總理大臣的秘書官。這些日本官員雖然在非常
困難的情況下，還是盡可能地努力作一些事，但他們對軍部懷有強烈的恐懼心理。
而且，他們所能辦得到的，只是將這些報告通過上海轉達東京。」這就是說，外交
官們害怕軍部，沒有將貝茨博士以及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報告內容轉告軍部（《遠
速》，三十六號，載前引書1，第五十二頁）。
除此之外，還有英國駐上海使館一月十五日電（檢證一九○六）也轉達了日本
駐南京使館館員的苦衷。電報說：「據將這些報告帶給本館的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
會博因頓牧師（Rev. Boynton，又譯鮑引登、包引登——譯者）說，日本大使館館
員在日本軍進入南京後不久抵達南京，他們看到日本兵公然在難民區內外酩酊大醉
地飲酒作樂、殺戮、強姦和掠奪等行為後，也會不寒而慄。雖然他們提醒軍司令官
注意，卻毫無效果。結果，他們觀察認為，由於其司令官之冷酷無情、漠不關心的
態度，來到南京後故意放鬆採取懲罰的措施。而且，他們雖曾想拍電與東京聯絡，
但因軍隊控制而不能拍電報。為此，大使館館員甚至對牧師說，是否由牧師們試向
日本國內公開這些事實，使日本政府通過輿論來抑制軍隊。」（《遠速》，五十八
號，載前引書1，第一四九頁）
如果是這種情況，那末是否就像岡崎所說的那樣，果真每次都與上海派遣軍司
令部取得聯繫，轉告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報告內容，這點姑且存疑。
不過，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員們似乎不會像貝茨博士如上所說的那樣毫無自尊
心。
正如前面所介紹的那樣，據城山三郎往訪日高信六郎時所聽到的談話說，日高
信六郎在前去向大有「縱虎歸山」之感的第十六師團長中島今朝吾中將進行交涉時，
作好了思想準備，準備挨打。
而且，福井淳領事說，因為要制止土兵的暴行，也曾感到了自身危險。當時，
在外務省任東亞局局長的石射豬太郎也提到了這一點。他在其所著《外交官的一生》
中有如下敘述：
南京在十二月十三日陷落，隨我軍返回南京的福井領事拍來了電報，
接著上海總領事寄來了書面報告，使我等不勝慨歎。這些報告都反映了日
本軍在南京入城後對中國人的掠奪、強姦、縱火、屠殺的情況。憲兵雖有，
但人數寥寥無幾，不起監督作用。甚至報告說，福並領事因為進行了制止，
而感到自己有生命危險。我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那天的日記中說：「上
海來信詳盡報告了我軍在南京的野蠻行為。掠奪、強姦，慘不忍睹。嗚呼，
這難道是皇軍？或許是日本國民民心在頹廢，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中
略）。」
這就叫做聖戰，叫做皇軍的形象。當時，我就習慣地稱這起事件為南
京暴行。因為它有比「暴虐」這一漢語更為確切的語感（一九七二年新版，
第二六七至二六八頁）。
此外，從這段記述中可以看到，除有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提交給日本駐南京使館
的有關日本軍暴行事件的報告送回日本外務省外，還有福井淳領事等人的相當於親
筆記錄的情況非常詳盡的報告也寄回了日本外務省（〔據外務省說〕這些文獻以及
有關日華戰爭、太平洋戰爭的記錄均在戰敗時「燒燬」）。
還有一件事。想順便介紹一下。那就是田伯烈在其編著的《戰爭是什
麼——日軍在華暴行》的序言中不指名地讚揚了三位日本人高尚的人品。
關於這三位日本人的實際情況，我獲知如下。
在這三位日本人中，有一個就是前面所說城山三郎已提到其為人的日
高信六郎。我暫先引用田伯烈的敘述：
「本書的目的決非挑起對日本人民的仇視。我有許多日本朋友，我非
常尊敬他們，我在這裡不想指出他們的姓名。尤其是其中有一位身居要職；
還有一位，其才智之高超，情操之高尚，不易多見，在上海任職屬於半官
方性質。不僅在人道主義的事業上，而且在各個方面，我和他們彼此雙方
能夠進行接觸，這是我引以為榮的。他們在十分困難的環境下，仍然給我
以同情的合作與友誼，我對此表示衷心感謝。同時，我還要向日本某軍官
表示敬意。去年九月上旬，在松江附近發生轟詐載有難民的列車事件，大
批中國市民無辜遭到屠殺。他對此以私人名義表示遺憾。這些人士——像
這樣的人士無疑還有許多——值得讚揚和尊敬，因為他們處於這樣一個時
代：萬一他們的真情實意向本國人洩露了，就會遭到生命危險，並名譽掃
地。」（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二十頁）
日高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曾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同檢察官莫
羅（Colonel Morrow）上校會談過（或受過他的審問）。根據當時的記錄
——沒想到最近才看到—一說，在田伯烈編著的那本書的序言中出現的日
本人，最先提到的是日高，後兩人是松本重治和宇都宮少佐。松本當時是
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著有回憶錄《上海時代》。第三位宇都宮少佐，
現查明，他是擔任華中方面軍參謀的宇都官都賢（戰敗時任少將）。據悉，
宇都宮都賢曾直接從田伯烈那裡得到他所編著的《戰爭是什麼——日軍在
華暴行》兩冊，但已在戰火中遺失。能夠查明外國人證實日本人的良心的
三位日本人姓名，可慶可賀。
松本重治本人在其《上海時代》 （中央公論社新書） 中這樣寫道；
「第二年四月，曾與我一起在某難民區工作過的田伯烈來到總社辦事處，
告知說他編著出版了《日軍在華暴行》 一書。 而且，他推心置腹地說：
『誠然，這對善良的日本人來說有所不恭，但我想讓世界各國廣泛知道戰
爭改變了人這一可悲又可憎的事。然而，尤其是對日高先生和松本先生，
我在建立〔上海〕南市的難民區時取得了你們兩人的合作，但事實上我卻
編著了反日的書籍，這是一種恩將仇報，自己也惴惴不安。為此，出於時
局考慮，我不直接指名，但我在序言中對你們兩人衷心表示敬意。務必請
你們將此書始終作為反戰的書籍來接受。』」（《上海時代》，下冊，第
二四九至二五○頁）
隨軍記者、攝影師所談的「真相」
鈴木明就南京暴行事件採訪第十三師團、第十六師團有關人員，要他們提供證
詞，另外還採訪了這樣一些人：在隨軍參加過南京攻陷戰的新聞記者和攝影師中，
有《東京朝日新聞》的今井正剛、平松、近籐和角野等四人，《東京日日新聞》的
佐籐振壽，《讀賣新聞》的真柄和波岡兩人，《報知新聞》的二村；在電影界裡有
白井、籐井兩人；作家有中村正常等人。
他的採訪報道刊於《南京：昭和十二年十二月》的正編和續編。在正編中，僅
介紹了《東京日日新聞》的攝影師佐籐振壽的談話（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
稽之談》，第一四八至一五○頁）。據悉，佐籐說，他從南京陷落後的十二月十三
日至二十四日這段時間逗留在那裡，其間，他實際看到集體屠殺的僅一次，即在中
國軍隊第八十八師司令部營房內，約有一百名俘虜被槍殺。除佐籐振壽外，對其他
人的談話，鈴木明則斷言：「問題的焦點是關於『南京事件』，幾乎未能聽到比佐
籐的親身經歷談話更多的東西。」
看了這段文字，我覺得，儘管鈴木明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僅介紹佐籐振壽
一個人的談話，則過於簡略，因而想請告知採訪這些人的所有內容。尤其是想知道
寫有《南京城內的大屠殺》一文（載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文藝春秋特輯》）
的《東京朝日新聞》隨軍記者今井正剛重又談了些什麼。另外，我還想聽一聽《東
京日日新聞》隨軍記者鈴木二郎的意見，他曾發表過《我目擊了那次「南京的悲劇」》
一文（載《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號：《日中戰爭的全貌》）。而且，鈴木明沒有
對今井正剛和鈴木二郎兩個記者的手記提出批評，這樣，他的採訪報道使缺乏說服
力，因而我也朝望鈴木明在這方面作出努力。
不過，看了續篇後，發現他在文中重又介紹了上述隨軍記者、攝影師的談話，
並對今井正剛和鈴木二郎兩人的回憶錄進行了批評。
首先是對新聞界人士的採訪。誠如鈴木明所說，聽了這些新聞界人士的談話，
除今井正剛談話外，都沒有「比佐籐的親身經歷談話有更多的了」。在他們中間，
有的是漫不經心的攝影師，竟「全然沒有注意到難民營的存在」；有的是令人莫名
其妙的作家，竟遇見了鹿地亙的幽靈，看見他在南京陷落後還在上海「大搖大擺地
逛街」，而其實此人已於十一月間脫離險境逃往香港了（鹿地亙用雙氧水染紅了頭
發，裝扮成西洋人與中國人的混血兒，他的妻幸子則裝扮成南洋的華僑。見《在上
海戰役中》）；有的則是缺乏毅力的紀錄電影的製片人，他們儘管是可以「自由出
入於難民區」的新聞界人士，卻「因拍電影而想找一些姑娘」，最後「沒有找到姑
娘」只好作罷——雖然在安全區內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裡也收容了四千多名女難民。
僅從鈴木明的敘述中就可以知道，這些新聞界人士實在不可信，因而這次採訪看來
也不太可靠。而且，最為重要的是，無論是哪一個記者、攝影師，當他們受到陌生
人的突然來訪（鈴木明說，這是報告文學作家所進行的有效的方法），被問及重大
問題時，果真會推心置腹地講出真實情況來嗎？關於這一點，鈴木二郎在上述手記
中說：「現在，作為現場記者總算有勇氣寫出一些證詞來。」對此，希望鈴木明能
很好地想一想。
※ ※ ※
其次是鈴木明對今井正剛、鈴木二郎兩位特派記者的回憶錄（參照本書第三十
八至四十一頁、第六十二至六十四頁）所進行的批評。他嚴厲批判說：「這兩個人
的手記，其文字和結構都非常高明，乍一看，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他們似乎親
眼目睹了『大屠殺』的現場。實際上，對真實情況什麼也沒有描繪出來。」他甚至
下結論說：「就其內容本身的資料價值而言，我並不認為有多大價值。」（單行本
《「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一五、二一七頁）
我也同意，鈴木二郎記者所看到的屠殺俘虜情況「與『大屠殺』的情景稍有不
同」。但是，對於今井正剛的手記，鈴木明說他沒有看到現場，因而「對真實情況
什麼也沒有描繪出來」，進而懷疑說「既無電燈，又無煤油燈，在一片漆黑中，又
能看清到什麼程度？」這是怎麼回事呢？
首先是關於一片漆黑問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相當於陰曆十一月十三日，
今井正剛尾隨在長長的俘虜行列的後面，直至下關。或許是天色陰暗的緣故吧，但
說成是黑夜，卻也令人奇怪了。要是晴天，那天晚上必是月明之夜。此事發生在第
二天，即十六日，出庭參加遠東國際軍事審判的梁廷芳上尉在其陳述書中說：「下
午七時左右到達江岸，捆綁俘虜，槍擊俘虜，持續了兩個小時。當時，月色明亮，
那裡的情形清晰可見，而且手錶也戴在手上。」（《遠速》，四十三號，載前引資
料集1，第七十三頁）。
今井正剛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我們跟在隊伍後面，沿著漆黑一片的街道，一
個勁地向前趕路。」據說，他對前來訪問自己——當時住在彥根——的鈴木明說：
「總之，一片漆黑。」誰都會記憶錯誤，若有閒工夫去拘泥於這一點，那就應當翻
看一下日曆，弄清楚那天晚上是漆黑一片還是有月亮。即使是陰天，也不一定就是
漆黑一片呀。承蒙一位朋友的善意，我看到了第九師團衛生隊繃帶所的業務報告。
根據該報告，我瞭解到在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這十天內，只有十八日、二十日、
二十一日三天是陰天，其餘幾天，包括引人注意的十五日在內，全都是晴天。個井
正剛記者跟在大批俘虜後面前往下關的那天，正是將近望月的銀輝皎皎的夜晚。
其次是關於有沒有看到掃射現場的問題。由於現場是不可能讓新聞記者靠近的，
今並正剛即使跟在俘虜行列的後面來到江岸附近，也不可能看到現場。因此，他不
能把當時呼救慘叫的場面描繪出來。但對黎明後清楚地看到的下關碼頭的慘狀，都
與得清清楚楚。令人困惑不解的是，鈴木明把我的名字也提了出來，說：「洞富雄
的著作等介紹了今井正剛的手記，說他『看到了下關兩萬人的大屠殺』。」他甚至
說；「細細地讀來，今井正剛所說的真實情況就是『夜裡，向發出槍聲的下關走去，
發現似乎在槍殺俘虜。於是，我就向身邊的人打聽槍殺了多少人，回答說是兩萬人』。」
這是不是「巧妙的文章」，暫且不論，但用五十多個字來概括用兩千四百餘字寫成
的一篇好文章，卻令人難以接受。何況，這樣概括故意歪曲了今井正剛所寫的文章，
它使沒有著過原文的讀者理解為「真實情況什麼也沒有描述出來」。還有，「身邊
的人」也不是處身於現場之外的「人」，而是前一天晚上指揮槍殺俘虜、黎明時站
在成堆屍體面前的「軍官」之一。
鈴木明在批評鈴木二郎的回憶錄時，說什麼南京守軍不可能有紅槍會那樣非正
規的部隊，又宛如親眼目睹似地認為重型坦克在光華門附近狹窄的馬路上轉來轉去，
那是不可想像的，幾乎是說鈴木二郎記述的是根本沒有的情況。鈴木明的批評總給
人一種有點文不對題的感覺（關於這一點，參照本書第三七八、三八四、三九一至
三九七頁）。
同盟通訊社隨軍記者的眼睛
留在南京當地的人們對在那裡發生的事件，或對那裡的情況，出乎意料地無知。
這些事例已在前面有所敘述。前不久剛出版了前田雄二所寫的《在戰爭的浪潮中》
一書，在書中也似乎可以看到類似情況，因而我想在批判鈴木明的論點之後，略作
批判性的敘述。這是因為我在前田雄二的著作中看到了有可能誤解南京事件的真相
的記述。
前田雄二作為同盟通訊社的隨軍記者，與日本軍佔領南京的同時入城，此後在
南京逗留了約一個星期。他這樣說：「佔領南京後，外電流傳說在難民區內發生了
大規模的掠奪、暴行和縱火事件。我們得悉此事後，覺得莫名其妙……同盟社小組
也於十八日（後面介紹的另一記述說是十七日）遷移到在難民區內的原分社。這是
在難民區內的治安得到了恢復之後。就在此後不久，從上海傳出了日本兵在難民區
內『胡作非為』的說法……我們都面面相覷了。新井、掘川、中村農夫（分社長。
——洞富雄注），還有在市區內不辭辛勞地到處走動的攝影記者、拍電影的人，誰
都不知道恢復治安以後發生暴行一事。掃蕩殘敵以及檢舉揭發逃入難民區內並潛伏
下來的中國兵，這些工作也在十四日就已告結束。要是有上述不法行為，不只是一
個同盟社，還有各報社組成的百人報道陣容，他們不可能都不知道。即使在警備司
令部的記者招待會上，也沒有正面提出的氣氛，照例是『諸多辛苦』。如果說在難
民區內發生大規模的掠奪、暴行和縱火事件是確有其事，那末我們這些新聞記者便
是睜眼瞎了。」（《在戰爭的浪潮中》，第一二五頁）
前田雄二在《在戰爭的浪潮中》一書出版後不久，又將《目擊者的證詞：「南
京大屠殺」的真相》一文寄給桶谷繁雄主辦的《星期一評論》，他在文中也這樣說
道：
日本軍自佔領南京後的第二天，即十四日起，指定市民的居住地區為
「難民區」，禁止日本官兵入內，在各處要地有憲兵站崗放哨，維持秩序。
由於同盟通訊社的原分社在難民區內，自十七日起難民區內的分社恢復工
作後，我們以此為活動基地。在難民區內，商店、飲食店、錢莊等已經開
門營業，人們恢復了日常生活。中國人多次經歷過戰亂，我們對他們的頑
強的生活能力瞠目結舌。於是，在恢復和平的居民區裡，日本軍不可能胡
作非為，即使有胡作非為之事，也逃不出開始生活在該區內的我們的情報
網。
前田這樣記述道：「十四日，在難民區內搜捕便衣兵的工作也已結束，治安得
到了恢復。記者們誰都不知道後來日本軍在難民區內發生過暴行之類的事。」然而，
這果真是事實嗎？
※ ※ ※
在研究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想談幾句話，因為後來在前田所發表的文章中發
現，他在前一部分的記述裡有自相矛盾之處。
「難民區」，正確地說是「安全區」，而這種安全區並不是等於「市民居住區」。
當時，留在南京城內有二十五萬至三十萬市民，其中劃入安全區的，即使在高峰時
期也只是十三萬人左右。所謂日本軍在十四日指定了安全區，是什麼意思，不得而
知。然而，日本軍絕對不會承認國際委員會管理的這種安全區是治外法權區。
其次是在各處要地都有憲兵站崗放哨這一點。最初，在南京只有十四、五名憲
兵，不久似乎增加了十七名。僅這些憲兵，如何監督得了在南京城內橫行不法的五
萬多名日本兵呢。而且，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再三要求日本軍當局派衛兵前往安全區
的各入口處和收容所，要求憲兵在安全區內巡邏。但是，給安全區配備憲兵則是前
田離開南京的那天，即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後。
再有，那就是安全區內搜捕散兵的問題。前田說，搜捕散兵的工作在十四日就
已結束了。不過，這一記憶也有錯誤。實際上，似乎是前田所說的第二天即十五日
以後才開始在安全區內搜捕散兵的（參照本書第一二三頁以後）。
在安全區內，沒有一兵一卒的憲兵和衛兵在維持治安，日本軍慘無人道地搜捕
散兵，並將其強行押走，連普通的市民也被牽連進去。在這種情況下，市民生活怎
麼能安定下來，自不必問了。
※ ※ ※
我也不認為在安全區內會發生「大規模的掠奪、暴行和縱火事件」。但是，不
能說「在恢復和平的居民區內，日本軍不可能胡作非為」等等。雖說「恢復和平」，
「恢復治安」，但在安全區內，南京陷落時本來就沒有進行過掃蕩。所謂在安全區
十四日已恢復治安的說法，是莫名其妙的。如前所述，搜捕散兵也是從十五日才開
始的。
持續不斷的縱火，使整個南京城的房屋焚燬了百分之十三，主要商業區有百分
之六十五的房屋被焚燬（參照本書第一編第一四三至一四四頁上的表格），但在安
全區內卻幾乎沒有縱火。可是，就是在前田雄二所說的「恢復治安」之後，三五成
群在安全區內到處游進的日本兵強姦、掠奪和傷害市民之事住勝枚舉。因搜捕散兵
而發生的大批人被強行帶走和屠殺的事件也層出不窮。
關於這方面情況， 在前一章第4節已有詳細例證。因此，似乎已無必要再作說
明。在此，我想僅就前田在南京的這段時間，對安全區內居民的悲慘情景盡可能避
免重複地作一些敘述。
貝茨博士既是金陵大學的負責人，又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委員。他在為
提交給遠東國際軍事審判而準備的宣誓口述書（檢證二二四七）中，根據有關在該
大學校園內難民收容所（安全區內最大的）裡發生的日本兵暴行事件而每天提出的
報告（給日本大使館），作了如下敘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寫信報告了在前一天和前兩天內發生的
掠奪、破壞門窗、撕破美國國旗和美國大使館的佈告及搶奪婦女等情況，
也報告了十二月十五日晚發生在大學校園內的污辱婦女——包括在大學的
一幢建築物內污辱三十名婦女——等問題。
十二月十七日，我寫道：「從閣下的建築物附近的建築物裡可以清楚
地看到，恐怖和暴行每天不斷地發生。」（中略）
十二月十八日，我這樣報告說：「不幸的是，由於士兵的強姦、暴行
和盜竊，到處都使人感到恐怖。」就在前一天晚上，大學附中裡有八名婦
女遭到凌辱，在驚恐萬狀的情況下發出叫喊聲的兒童被刺刀戳死，其餘的
兒童都負了傷。美國的國旗在一片嘲笑聲中被士兵撕破。我詳盡地敘述了
在大學的其他五幢建築物內所發生的凌辱婦女事件。我說：「士兵不分晝
夜地數次登上牆頭。 許多人在這三天內不敢睡覺， （為此）產生了一種
『歇斯底里』的恐怖心理。如果這種恐怖和絕望發展到反抗士兵們襲擊婦
女的話，那就會發生應由閣下等官憲負責的殘酷的殺傷事件。」官憲雖答
應派衛兵來守衛大學的建築物，但沒有衛兵前來。我要大使館的官員跟我
來，並對他們說：「大街小巷都有人在流著淚淒慘地說，只要有日本兵在
場，不論哪個人和哪個家庭都得不到安全。」我還說；「就離閣下這幢建
築物最近的地方，仍有幾處尚處於這種恐怖和苦惱之中。」（洞富雄編前
引資料集1，第五十五頁）
馬吉牧師（？）和貝茨博士一樣，也是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他在致其在上
海的妻子的那封信裡也詳盡地敘述了那段時間安全區內的治安情況。這已作了介紹，
所以在此只列舉那封信所寫的主要內容。
十二月十五日，在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部附近的一所收容所裡，全部
難民一千三百人被強行帶走，帶到了屠殺的地方。
十六日，早晨開始就接到了關於強姦事件的報告，在熟知的人們中起
碼也有一百多名婦女被士兵們拉走。在自己家裡遭到強姦的，無疑是此數
的幾倍。白天，日本軍將收容在司令部和最高法院裡的難民全都強行拉走。
十七日，掠奪、殺人、強姦事件毫無收斂之跡象，還在繼續發生，即
使粗略地計算一下，從昨夜至今天白天，也有一千名婦女被強姦。
十九日，全然是毫無秩序的一天。由士兵縱火而引起的重大火災屢有
發生。
二十日，野蠻行為和暴力未見停止，繼續發生。整個南京城已被有組
織地焚燬（前引書2，第三十二至三十三頁。抄錄）。
十二月十六日發生了這樣一起事件：除安全區內的華僑招待所外，還有兩個難
民收容所裡的五千名（當然，確切數目不詳）散兵被帶走，在下關中山碼頭被槍殺。
這起事件在外僑的資料中未見反映，但中國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有確鑿的證據，是無
可置疑的事實（參照本書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頁）。
由於發生事件的時間不詳，所以這起事件未能成為批判前田雄二的論點的直接
資料。許傳音博士同樣也是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該委員會僅有一名中國人），
並是慈善團體「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他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上就如下
嚴重的集體輪姦事例作證說：一夥日本兵分乘三輛卡車來到安全區內的一個難民收
容所，帶走了所有歸女，並在走廊裡進行強姦。許傳音博士想去制止這種暴行，但
無濟於事（前引書1，第二十七頁）。
舉例太多，似嫌囉嗦，但最後介紹一下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提交日本大使館的關
於日本軍暴行事件的記錄（該記錄未包括在金陵大學校園內的難民收容所裡發生的
暴行事件）內容。根據初期階段的記錄記載，調查了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發生的
事件，總數達一百三十四起（報告數是一百零五起，但在一起中大多涉及兩起事件）。
細目如下：殺傷十八起，掠奪五十一起，強姦（有很多情況是一起中有數人輪姦）
五十一起，強行帶走十四起。時間分別是：十四日九起，十五日十九起，十六日二
十二起，十七日三十五起，十八日十一起，十九日十六起，二十日二十二起（前引
書2， 第一○三至一一○頁，第一六七至一七三頁）。一百三十四起是一個相當大
的數目，但在整個安全區內所發生的日本兵的暴行事件，肯定不止這些。該記錄還
說，此外不斷有人報告發生親眼目睹卻沒有時間撿查，也沒有時間記錄的事件（前
引書1， 第一六七至一六八頁）。而且，最主要是安全區相當大，僅幾個外僑委員
和中國職員肯定是不能瞭解暴行事件的全部情況的。而且，也正如貝茨博士所說的
那樣， 被害人怕報復，大多隱情不報（前引書1，第五十七頁）。理當能夠禁止日
本兵進入的安全區，竟然也每天發生這樣多的暴行事件。
※ ※ ※
前田雄二說，安全區已在十五日恢復了治安，在此以後就根本沒有看到也沒有
聽到有關日本兵在安全區內的不法行為。然而，上述引證的各種記錄，可說是一種
反證的資料，望能加以研究和探討。
儘管這樣說，但我並不就此認為以前田為首的許多隨軍記者是「睜眼睛」，是
偽證者。主要是特定的人看問題的角度相當狹窄。我認為，在現實中所看到的的確
是事實，而他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過，我要說的是，只要這些隨軍記者出來作證，
說出事態的全部情況，那就有危險性。
我所作的批判稍許詳盡了一點，但那是擔心前田的記述影響很大。事實上，渡
部升一在《諸君》十月號上撰寫了題為《萬犬虛吠的教科書問題》一文，很快就提
到前田的著作，他在闡述南京事件時，認為鈴木明的《「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
一書應當作為共同研究討論的基本資料。
※ ※ ※
再者，前田雄二企圖不承認所謂的「南京大屠殺」。在發生事件的當時，松本
重治是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他在自己所寫的《上海時代》中介紹了據說是隨
軍參與南京攻陷戰的前田雄二、新井正義、深澤干藏等前同盟通訊社記者所說的、
對被屠殺的人數所作的估計。松本重治說：「三人都是相當老練的記者。他們說，
似乎沒有發生過幾十萬人的大屠殺事件，並說在非戰鬥中被屠殺的人數最初可能是
一、兩萬人」（中央公論社新書版，下冊，第二五二頁）。前田是松個重治提到的
三名記者中的一個。但是，他本人在其《在戰爭的浪潮中》隻字未提關於一、兩萬
人的估計，在敘述了他親眼目睹的屠殺情況後，只寫道；「難道不正是以這些事實
為核心，讓謠言廣為傳播，以致戰爭受害者的人數也不斷增多，膨脹到一個巨大的
數目」（《在戰爭的浪潮中》，第一二四頁）。不過，他在上述《星期一評論》上
刊登的文章中寫道：「受害人數合起來無論如何也不到萬位數，總數可能是三千人
左右。」
同盟通訊社的各位記者所說「一、兩萬人」，是根據什麼資料推算出來的呢？
尤其是前田所說的「三千人左右」，難道說是由「老練的記者」推算出來的嗎？僅
被屠殺的俘虜和「便衣兵」人數就是此數的幾倍、幾十倍。如此重大的事件，僅根
據自己看到的進行估計，這是相當危險的。我希望前田能在充分研究有關資料的基
礎上再作負責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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