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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肯尼迪總統訪問巴黎
——我為什麼沒有完成任務
一九六0年夏季,在我剛擔任駐羅馬使館的武官職務幾個月之後,我接到我的老朋 友、肯尼迪總統的軍事副官特德·克利夫頓少將的電報,通知我準備到巴黎去與白宮派 出的先遣人員匯合,一起商討如何安排肯尼迪總統即將到法國首都對戴高樂將軍的訪問。 我非常高興地接受了這個指令,因這件事對我表明,新政府瞭解到我是一個純粹的軍官, 不管白宮的最高司令員是誰,我總是忠心為之服務。我以前既為民主黨的杜魯門總統服 務,又為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總統服務。我聽到一些謠傳,說是新政府派性比過去的政 府要強,但克利夫頓發來的電報足以向我證明,事實並非如此。 我告訴了萊因哈德大使,他也非常高興,認為由於我早已非常瞭解戴高樂將軍,在 這法美關係趨向分裂的時候,我可能有助於促使兩位總統接近起來。幾天之後,我又接 到一個電報,指令我立即到巴黎去會見先遣組的總統新聞秘書皮埃爾·塞林傑和肯尼思 ·奧唐奈以及其他成員。我把這件事通知武官處,並得到他們的許可,就動身去巴黎。 我一到巴黎,就向皮埃爾·塞林傑報到。塞林傑原是(法國東北部)阿爾薩斯人的兒子; 他父親移居美國,他當時法語就講得很好。由於長時期住在法國,他的法語越發講得流 利了,常常在法語電視台講話。他還在法國各種社會團體和機構公開講課。 他們相當熱情地接待我,我也跟其他成員一一見了面。我們就開始同法國總統府和 外交部門進行聯繫。戴高樂保衛部門的許多人員在上次艾森豪威爾將軍訪法過程中已跟 我混得很熟了,所以他們都熱忱地歡迎我。我感覺到,他們並不很熱情地歡迎塞林傑和 奧唐奈。我與戴高樂的副官和一些主要助手的關係是親密友好的。在討論到總統訪問時, 他們都非常融洽和合作。在整個討論過程中,塞林傑和奧唐奈的某些態度使我感到有些 不安,但不管怎樣,我們逐步為肯尼迪總統的日程作出各種安排。我知道有一句話我永 遠也說不得,這就是:「這是我們過去用過的辦法。」這種話總會觸犯新政府的,所以 在會談時,很多事我讓法國人多做一些。有一次,塞林傑他們問到我某一件事過去是怎 麼辦的,我在這種情況下,才回答他們,並敘述了為艾森豪威爾將軍的訪問所做的特殊 安排方式。 這次與法國的討論包括許多事情:肯尼迪總統訪問的項目、他將會見哪些人、戴高 樂將軍舉行的官方招待會、肯尼迪總統在美國大使館舉辦的答謝招待會,還要安排複雜 的與報刊和電視界人士的會見。在安排中,正如過去我參加過的總統先遣組工作一樣, 我們很注意既讓總統本人感到愉快,也要讓新聞界和宣傳部門的人感到愉快。因為塞林 傑是新聞秘書,對這方面特別注意。這種事往往使法國官員有點惱火,因為他們(至少 在那時)對他們的新聞界不像我們那樣關心我們的新聞界。他們有一次對我說:「你們 美國人對新聞界比對總統還更為操心。我們卻正好相反。」 此外,對總統的安全作了複雜的部署。這些就需要在美國總統保衛處和法國各種各 樣的保衛機構之間進行費時的討論。法國的有關機構我都很熟悉,它們是國際保衛處、 總統安全處和巴黎警察局。再則,我們還探討了美國總統抵達和離開奧利機場的安排, 因為我曾多次為艾森豪威爾將軍安排而受過訓練,故而我很熟悉法國所喜歡用的辦法。 然而,我卻閉口不談,除非他們問我,而我還是盡量保持客氣謙虛。即使這樣,我仍感 到這個先遣組對我愈來愈冷淡,因為他們意識到我非常熟悉那些他們正在與之打交道的 法國權威人士。 然而,我們心裡都明白,但嘴裡不說出來,直到準備工作就緒之後,他們回美國, 我國羅馬。只是約定,當總統來訪法國時,我得再來法國擔任肯尼迪總統的翻譯。我知 道這種做法多少有點打亂了國務院的計劃;因為,如果他們的翻譯人員在場,他們就能 弄到總統與別國領導人會談的紀錄。而我呢,我遵守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指令,千萬不能 把會談紀錄抄錄給任何人,除非經他親自簽署。有一次,我不得不拒絕把這種紀錄交給 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杜勒斯雖然當時對我的拒絕發火,但並不因此反對我, 並且。在下一次見到我時顯得格外親熱。塞林傑、奧唐奈和他們的先遣組回美國,我回 意大利仍擔任武官職務,並約定在總統到達法國前一、二天我再到巴黎去。 我回到意大利之後,就開始琢磨我在巴黎所處的氣氛,我覺得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 即塞林傑和奧唐奈把我看作是艾森豪威爾某種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他們都不完全瞭解我, 我只是一名陸軍軍官,只知道執行命令,不管誰當總統,我總得為他效勞。我想到這些, 在我看來,最好是打一個電報給克利夫頓將軍,說明我與先遣組相處的結果使我覺得我 不宜為總統訪法之事再到巴黎去,除非他能肯定地告訴我,他們的確需要我去巴黎。如 果我事實上毋需到場,我這樣做會使他能體面地擺脫困境。我就給克利夫頓打了一個這 樣的電報去,我很快接到他的回電,證明我的印象是正確的,叫我不必為總統的訪法再 到巴黎去了。這並不使我感到意外。 肯尼迪總統的訪法進行得很好。肯尼迪夫人也獲得很大的成功。訪法結束後,她要 飛到希臘去,她要在羅馬稍為逗留一下換乘飛機。我接到總統保衛處的通知,要我去接 她,並安排一間候機室,以等候飛機,繼續她到雅典去的旅翟。我很高興做這件事,在 指定的日期,我跟我的老朋友、機場的指揮官薩拉裡斯上校一起作了必要的安排。當肯 尼迪夫人的飛機一到達,旅客們還在機上時,我就走上飛機。我走到肯尼迪夫人跟前, 自我介紹我是美國駐意大利武官,並告訴她由我負責帶她到候機室去,以等待到飛機為 飛往雅典作好準備為止。她瞧著我,用深沉和動人的聲音對我說:「你是沃爾特斯上校 吧,你是在巴黎最失意的人。」我常常說,任何專說奉承話的人也會到處獲得奉承話。 這件事給了我極好的印象,所以我得說,我成了傑奎琳·肯尼迪的熱心的讚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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