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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4 十三條槍

  趙尚志不是黨員了,但這並沒有使他消沉下去。
  堅定剛毅的他對建立抗日武裝的工作仍然是那麼執著。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於1933年3月來到了在賓縣一帶活動的反日義勇軍孫朝陽的隊伍中當了一名馬伕。
  金子在哪裡都是亮的。趙尚志來到孫部不久,孫便發現他手下的這個馬伕並非等閒之輩。那是在一次作戰中,孫部受到敵人三方面的攻擊,處境十分危險。這時,趙尚志站了出來 ,他對孫朝陽說,咱們不能這樣單純防守,應該以攻為守,去打賓縣縣城。孫依計而行,果然打下了賓縣縣城,部隊也轉危為安。這一下,孫朝陽看出了原來讓趙尚志當馬伕實在是埋沒了他,於是立即下令將他提拔為自己的參謀長。1933年7月間,中共珠河中心縣委對趙尚志的問題又進行了專門的研究,縣委領導們肯定了趙的革命積極性,並對中共滿洲省委因巴彥游擊隊的失敗而開除他的黨籍提出了疑義。隨後向省委反應了這一意見,建議省委恢復趙的黨籍。與此同時,中共珠河中心縣委書記關化新派崔鐘鳴和侯啟剛到孫部找到了趙尚志,把縣委的這一決定正式通知給他。同時還告訴趙尚志,現在隊內的李啟東、李根植、姜熙善等都是黨派到隊伍中來的,並為他們接上了關係。
  8月份的時候,孫在再次攻下賓縣縣城後沒有採納趙提出的要立即撤出的建議,遭到敵人的瘋狂進攻,部隊損失慘重。當其撤出來的時候,孫朝陽已經是心力憔悴,抗戰信心不足,做出了帶隊進山的決定。
  趙尚志不同意孫的這個決定。他說,目前應該總結教訓,重整旗鼓,尋找戰機主動打擊敵人,積極地進行抗日游擊活動。但孫根本聽不進去,於是趙便請示縣委,要求把我們黨掌握的力量從孫部拉出來。
  中共珠河中心縣委接到趙的請求後沒有同意,因為省委曾經明確指示在反日義勇軍中不要採取嘩變政策。趙要把人拉出來,這不又與省委指示不符了嗎?
  趙的請求沒有得到批准,他也就只好隨孫部一起進入了大鍋盔山裡。可就在他們進山不久,敵人派來的奸細也跟了進來。那個奸細對孫說,他是關內抗日義勇軍後援會派來的,讓孫和他一起進關去領抗日經費。趙覺得這事有點不太對頭,便勸孫不要上當,要提防著點。孫本來覺得這是件好事,聽趙這麼一說,心裡就有點犯核計。來人一見這種情況,便對孫說,趙這個人不是善茬子,他不同意你去是別有用心。還說,趙準備殺掉你,把隊伍拉出去。你應該把他扣起來或者趁早將他幹掉。
  人在不順利的時候本來就容易疑神疑鬼,孫朝陽此時正是這樣。聽了一番挑撥離間的話後,他頓起殺趙之念。
  就在孫與那個人進行上述談話的時候,沒想到隔牆有耳。一個名叫王德全的戰士把這些話都聽去了。這個王德全本是巴彥游擊隊的一名隊員,說起來也是趙的老部下了。聽到這些話後,王德全馬上找到趙,將這一切告訴了他。趙聽了他的話後,立馬找隊內的幾個黨員到一起,決定立即離開。當晚,趙尚志、李啟東、李根植、姜熙善、王德全、姜甘昌、金昌滿等7人帶著一挺機關鎗和11支大小槍離開了大鍋盔山。
  中共珠河中心縣委和滿洲省委得知趙尚志他們已從孫部嘩變出來的消息後,都十分重視。縣委給他們派去了朱新陽、李福林等同志和槍支、做冬裝用的棉布和棉花,使他們感到了黨的溫暖;省委則專門派出了省軍委負責人張壽籛,以省委巡視員的身份前往珠河。
  這位張壽籛,就是今天盡人皆知的李兆麟將軍。他原名叫李超蘭。遼寧遼陽縣人,1931年11月在北平加入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1932年跟隨中共地下黨員馮基平回到他的家鄉遼陽組織抗日義勇軍,並在這一年11月受中共奉天特委派遣到本溪煤礦搞工運工作,1935年5月後又到中共滿洲省委軍委工作。
  張壽籛來到珠河找到趙尚志和中心縣委的同志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他們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並和他們在一起進行了學習討論。大家對中央「指示信」的到來感到由衷的高興。當然,最高興的還是不久前被省委以右傾名義開除黨籍的趙尚志了。在這一指示精神鼓舞下,中共珠河縣委及趙尚志與張壽籛一起對如何建立我們黨自己的抗日武裝問題進行了細緻的討論,做出了以下5項重大決定:
  1.成立「珠河東北反日游擊隊」,趙尚志為隊長;
  2.在游擊隊內建立黨團組織,李福林為黨支部書記,李啟東為組織委員,朱新陽為宣傳委員,李根植為青年團小組組長;
  3.為加強和保持黨對游擊隊的領導,建立起了其與縣委和省委經常接頭的地點,並要求省委經常派出巡視員到游擊隊檢查指導工作。
  4.加強統一戰線工作,建立與其他反日義勇軍(特別是孫朝陽部)的通信聯繫,與其訂立反日作戰協議;
  5.將游擊隊的活動範圍暫定在石頭河、板子房、黑龍宮一帶,待隊伍擴大後再向延壽、方正、五常、雙城一帶發展。1933年10月10日,珠河東北反日游擊隊在珠河縣(現尚志縣)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雖然這支隊伍只有13人和13條槍,但成立大會卻開得有板有眼。哈爾濱反日總會的代表、珠河中心縣委和農民自衛隊的代表都參加了這次大會。會上,趙尚志帶領全體游擊隊員鳴槍宣誓:
  「我珠河東北反日游擊隊全體戰士,為收復東北失地,奪取祖國自由,哪怕槍林彈雨,萬死不辭,赴湯蹈火,千辛不避,誓必武裝東北三千萬同胞,驅逐日寇海陸空軍滾出滿洲,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奮鬥到底。」
  珠河東北反日游擊隊一成立,便顯示出了共產黨領導的隊伍的特色來了。當年珠河東北反日游擊隊的13名「種子隊員」之一的朱新陽後來回憶說:
  「游擊隊成立初期,在鐵路南三股流一帶活動,每到一地,必召集群眾宣傳抗日救國,並幫助群眾推磨、擔水,晚上就睡在群眾家地下,紀律嚴明,很受群眾歡迎。因為人數少,趙尚志也和大家一起輪班站崗。到了冬天,下起了大雪,可大家還沒穿上烏拉。正在為難的時候,鐵路北的一個朝鮮族同志來隊,提出抓日本走狗解決烏拉,我們非常高興,很快實現了。從此,便用沒收日偽漢奸的財產充做抗日經費。」
  游擊隊成立後,便開始了創建抗日根據地的工作。為此,他們先後繳了三股流一帶的好幾個地主大排隊的槍,殺了一些漢奸惡霸,掃蕩了三股流周圍五六十里內的日偽政權,建立了農民委員會、婦女會和兒童團等組織。
  不用說,這是一個驚心動魄的過程。今天,我們從抗聯老戰士劉雲閣回憶他當年做為一個小長工看到的情形,便可見這一過程之一斑:
  「一天晚上,大雪紛紛揚揚,我們幾個小夥計正坐著閒聊,忽然聽牆外有人來回走動。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裡,我們住在山裡有個規矩:遇到什麼情況,不准說話。腳步聲停了,只聽屋外有人問:『裡面有人嗎?』我們之中的郭文彬答道:『有人。』說時,我們點燃了一塊『明子』。不一會從外面進來七、八個人,他們大部分都手持扎槍頭,只有站在最前面那矮個子腰裡別著一支六輪手槍。他十分爽快地說:『我們在這休息一會就走,有吃的嗎?』我趕緊下炕,從鍋裡盛出一盆大茬子粥,忙說:『你們餓了吧』這些人並沒有說什麼客氣話,每個人盛出一碗蹲在地上吃了起來。那個矮個子一邊吃一邊叮囑說:『可不要讓二保(指日本組織起來的漢奸隊)知道啊。』他們吃完飯,說:『蹲在屋地上合合眼就行啦。』這時我躺在炕上,瞅著這些不速之客,心裡納悶,他們是什麼人呢?待人這麼和氣!我想著想著,就睡著了。
  「大概是午夜時分,這些人悄悄地走了。不大一會,他們又匆忙回來了。這次不像剛才那樣謹慎小心,而是放心大膽地走進了屋裡。一進屋就說:『快點上燈』,我被響動聲驚醒,睜眼一看,除剛才那些人之外,還帶來一個五花大綁的朝鮮族人,被他們推著踉踉蹌蹌地進了屋,然後又把這個人吊在高高的梁坨上。……天大亮時,他們把那個五花大綁的人帶走了。事後,我們才知道被抓來的那個人是哈爾濱到一面坡這個區段的特務頭子。他們臨走時,留下8角錢,說是給苞米茬子和鹽錢……
  「從這以後,他們經常到我們這兒來,漸漸地熟了,也跟我們講實話了。……令我們驚喜的是,那個矮個子、黑臉膛、頭戴狗皮帽子、身穿半截多處磨光了皮露出一綹綹羊毛皮襖的人,原來就是流傳在老百姓之中的抗日英雄趙尚志!」
  如果說上面的這段回憶反映出了當年游擊隊所進行的秘密活動的情況的話,那麼,抗聯老戰士李春山、張青林、張俊豐、邱岳五等人講述的「趙尚志土炮攻賓洲」則反映了當年鬥爭波瀾壯闊的一面:
  「1934年3月中旬的一個夜晚,趙尚志、張壽籛率領游擊隊員50多人,義勇軍『黃炮』隊伍100多人,向賓洲進發。城內的黨組織早已按游擊隊約定的時間做好了準備。聯繫的口令是『冬草』,『春活』。……當游擊隊到達城下時,城內敵人已經發覺,日寇守備隊、偽警察騎兵隊、山林警察隊等早已在城上固守,並有偽大排、商團武裝配合。由於城牆堅固,護城河又寬又深,游擊隊沒有重型武器,怕攻城不下,便不戰而歸。
  「游擊隊認真總結了沒有大炮,摧毀不了敵人城防工事,打不進賓州城的教訓。趙尚志發動戰士們想辦法造土炮,戰士們在楊家燒鍋弄來一根有碗口粗、7尺長的鐵管子,利用古代火炮的原理設計了一門土炮。他們在鐵管子外面鑲上柳木,用鐵絲一道道地纏上,配上炮架,再把炮涮上黑色,蒙上紅布,分辨不出是土炮還是鋼炮。
  「做好了攻城準備之後,5月14日,趙尚志給賓州城裡的偽縣長李春魁打電話,問他是接還是打。李回答說:『別說你是抗日軍,什麼軍我們也不接。』同天上午,張壽籛政委作了攻城的戰鬥動員,重申了進城後不要損害工商業和居民等紀律。下午游擊隊動員了400多人,義勇軍『黃炮』、『呂紹財』、『佔九營』、『九虧手』等隊伍共1000餘人,加上400多助戰的鄉親們,在趙尚志的帶領下,分三路向賓州城進發……
  「游擊隊到城牆附近,開展政治攻勢,向偽軍們喊話道:『偽軍弟兄們,你們不要當亡國奴!』『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城內日偽軍十分恐慌,1個小時內向哈爾濱打了7次電話告急,並不停地向城外無目標地射擊。游擊隊一面唱著歌,一面高呼口號,一時聲勢大振。偽軍長官聽後十分惱怒,下令向城外射擊。游擊隊戰士喊道:『偽軍弟兄們快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用炮轟城了。』偽軍長官接著喊道:『弟兄們別聽他們吹了,他們沒有炮,只有國軍和皇軍才有大炮。』一個戰士氣得罵道:『你這個不知死的東西,吹不吹你就等著瞧吧!呆會兒叫你嘗嘗滋味。』這一罵日偽軍惱怒起來,又向城外亂射一陣。這時,趙尚志仍然沒有下令攻城,游擊隊戰士嚴陣以待。
  「夜裡1點多鐘,偽軍情緒散了下來,只有日本守備隊到處督戰。他們走到哪裡,哪裡就打一陣槍,走過之後,槍聲就稀落下來。此時土炮的射擊準備工作已經就緒。炮膛裡大約裝進了20多斤火藥,14∼15斤碎鏵鐵。夜裡兩點多鐘,趙尚志一聲令下,守炮戰士點火放炮,一聲巨響,只見火光一閃,一條火龍直落到敵人的陣地上,只聽一片慘叫聲。游擊隊突擊隊和少年連的戰士,冒著濃煙衝進城去……」就這樣,到1934年的夏天,珠河游擊區已經擴展到了賓縣、延壽、五常、雙城等縣的一些地區。這一年的7月,各地代表來到三股流開會,成立起了珠河縣農民委員會總會,吳景才被選為總會長。
  農民委員會雖然不叫政府,但在人們心目中它就是政府。老百姓一見到吳景才就叫他吳縣長,吳開始時還一再向他們說,我不是縣長。老百姓則說,老吳你別客氣呀,我們說你是縣長,你就是縣長!於是,他也就不再說什麼了。而老百姓們則在他的帶領下,擁軍支前,偵察敵情,剷除敵人的密探,為游擊隊傳送情報以及成立地方武裝配合游擊隊作戰。珠河一帶也因此成了遠近聞名的「紅地盤」(群眾都這樣稱呼根據地)。

15 凶信頻傳

  在那個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在珠河地區存在好幾十個反日山林隊和義勇軍的隊伍。這些人除了在反日這個問題上與游擊隊還能講到一起以外,其他就很難找到一樣的地方了。他們中的不少人還覺得游擊隊不是正經綹子,對游擊隊存有不同程度的敵意。因此,游擊隊開始也沒有與他們進行聯合作戰的打算,隊內的關門主義思想還很重。當時中共滿洲省委在給他們的指示信中就指出了他們的這一錯誤:
  「關門主義非常濃厚——經常有幾十人跟在隊伍後面數日,要求入隊而被拒絕,隊伍幾乎每天數人以至十數人下隊,請假歸隊的不要,這是關門主義極嚴重的錯誤,隊伍每到一地,群眾熱烈地要求組織反日會,而你們只以派組織員來敷衍之,地方上武裝組織熱心要求上前線而被拒絕,最好的反日義勇軍(如黃炮隊)願與我們經常聯合作戰,而你們甚至企圖採取分離和疏遠的策略,在一切義勇軍中。甚至與我們關係最好的義勇軍中(如黃炮鐵軍等)沒有組織群眾性的反日會,在反日游擊隊中黨的組織仍然是狹小到不能允許的程度。」
  針對這種情況,中共滿洲省委在1933年12月31日在發給珠河中心縣委和游擊隊的指示信中對游擊隊不能與反日義勇軍聯合作戰和對義勇軍抱有一些錯誤認識提出批評,並要求游擊隊在擴大現有武裝的基礎上,擴大反日統一戰線,與反日義勇軍訂立反日協定。
  根據這一指示精神,趙尚志於1934年3月在中東路鐵道北的秋皮屯,召集在珠河一帶活動的各種義勇軍首領「愛民」、「青林」、「北來」、「七省」、「友好」等人,開了個「諸侯會」。會上,趙尚志根據省委關於游擊隊與義勇軍聯合的三項條件,與各路「諸侯」們一起通過了反日通令,並協商成立了以趙尚志為首的「東北反日聯合軍」司令部。
  「東北反日聯合軍」司令部成立後,不到半年的時間就相繼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特別是在賓縣三岔河一戰中消滅日偽軍近百名,使得趙尚志和他領導的隊伍的影響更大了。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地主大排和偽自衛隊,如黑龍宮和賓縣七區的大排等,也被迫與游擊隊取得聯絡,甚至隨同作戰。一時間各種武裝隊伍都換上抗日的紅袖標。
  為了加強對這支隊伍的領導,中共珠河中心縣委召開了黨團擴大會議。之所以要開擴大會,那當然是因為本來沒有資格參加會議的某些人卻又恰恰是少不了的人物時,所要採取的一種辦法。
  趙尚志這時雖然不是黨員了,但討論游擊隊問題沒有他又不行,所以他也被擴大到這個會上來了。這次會議的內容就是研究改編義勇軍和山林隊的原則和計劃。由於省委有明確指示,所以這件事在開會的當天——1934年6月28日就定了下來了。於是第二天的會就是包括被改編隊伍在內的全體人員的大會了。會上,宣佈和通過對這些隊伍進行改編的決定,同時「東北反日游擊隊哈東支隊」正式宣告成立。
  「哈東支隊」在編制上採取「三三制」,支隊下是總隊,總隊下是大隊,大隊下是中隊。全隊共有450多人,其中有9個中隊(180多人)是由中共領導的隊伍,實力最大。這樣,無論從哪方面來說,趙尚志都是當然的支隊長,同時他還兼任第一總隊的隊長。政委則由張壽籛擔任,原來的大排隊頭子黃英(人稱黃炮)任第二總隊長,原來的黑龍宮保衛團團長曹德生任第三總隊長。此外,還設立了騎兵隊和教導隊及少年隊。
  哈東支隊成立後,趙尚志手下的人多了,槍多了,活動範圍也大了,但問題也就多了起來。原因很簡單,進來的人太雜了,有些人參加聯合軍本身就是想借趙尚志的牌子來圖個人目的的。關於這一點,中共珠河縣委在1933年12月25日的報告中說:
  「隊員現在的情緒,不如已往,已往九、十個人的時候,除了一個群眾之外儘是同志,但是現在隊員已達40名,內中還只有這幾個同志,並且這幾個同志中多數是韓國人。……但最壞的隊員要算是由朝陽此次叛變的第3隊,他們在一來游擊隊的時候都這樣說:『趙尚志的隊名譽也好,也敢幹,所以他們綁許多值錢的票,所以一心要來咱隊,但到這隊以後才知道這個隊並不是像鬍子那樣綁票,也不像鬍子隊的隨便,雖然有幾個錢,並不挑片子,一舉一動都有規定,甚至吃飯都要限制15分鐘,他們一看之後,當天就走了兩個,沒有走的人,雖然不反對這個隊,但是表現出不滿意和極苦惱的狀態來。」
  哈東支隊遇到的最嚴重的挑戰就是和於九江隊的衝突以及黃炮和鐵軍隊的叛變。
  7月中旬,哈東支隊二總隊攻打五常縣失利,緊接著又傳來了第一總隊在乾松頂之戰中也沒有取得勝利和第三總隊和於九江隊之間發生不愉快事件的消息,在這種情況下,第二總隊長黃炮便擅自帶人逃回了黑龍宮。
  黃炮原本就是黑龍宮一帶大排頭子,他之所以參加了游擊隊,完全是因為當初游擊隊發展十分順利,哈東地區的抗日大潮高漲的形勢下的一種權宜之計,現在形勢變了,他也就跑了。黃炮帶人跑了以後,原來歸順游擊隊的鐵軍隊也跑到九千五鎮一帶投奔於九江隊去了。
  於九江原是一老鬍子頭,「九·一八」後也打出了抗日的旗號。他與游擊隊的關係可以說是不疏也不親,6月份時還與游擊隊一起有過協同行動,但在游擊隊處於不利的情況下,他的那張臉也開始「晴轉多雲」了。
  為了說服和爭取於九江一起抗日,趙尚志帶哈東支隊從乾松頂子到了八區,經過一番不太容易的工作,於九江終於同意與趙尚志一起進攻延壽縣城。但在隊伍經過三岔河附近的一個姓徐地主大院時,那個地主卻說啥也不讓他們過。為了不誤戰機,趙尚志下令武力解決,繳了他的十餘條槍,罰了一千發子彈。但這樣一來,暴露了攻延壽的企圖,只好臨時決定東進,到賓縣南部去建立新的游擊區。
  於九江雖然與趙尚志訂立了共同作戰的協定,但卻耍兩面派,他乘趙尚志帶隊東進之機,闖進了賓縣和珠河的中東路南、北,包括游擊區在內的一部分地區,到那裡收捐繳槍,把哈東支隊的游擊區劃分為各個山林隊的地盤。還到處說:反日軍繳山林隊和義勇軍的槍,他們要是勝了還得收拾我們。聽了於的這些話,許多原來支持抗日軍的地主、豪紳都開始改變了態度。
  在這種情況下,趙尚志率隊回到了賓縣八區。他組織召開了群眾大會,印發哈東支隊《告反日抗滿義勇軍書》,揭露於九江及黃炮、鐵軍之流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陰謀。經過宣傳,許多人又轉變態度,一些被於收編的大排也脫離了於九江隊投奔哈東支隊。
  形勢一有改變,哈東支隊的其他領導人便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於九江已經成了孤家寡人,到了該收拾他的時候了。於是,就派部隊到於九江隊的後方,將其後方的一些家屬抓了起來。這一下可壞了,於九江到處說哈東支隊破壞了他的「原糧窩子」(即於的地盤),把一些本來已經脫離於的義勇軍、山林隊又竄攏到一起,聯名向哈東支隊寫信下戰表,並主動向哈東支隊發起進攻。雖然他們的進攻被哈東支隊打退了,但卻抓走了哈東支隊執法處的19名人員。後經延壽縣警察大隊嘩變出來參加反日義勇軍的首領朱萬金出面調解,雙方互相交換了所抓的人員才算是暫時平息了這場風波。
  同於九江打起來之後,趙尚志感到黃炮的問題也很嚴重,為了鞏固聯合軍的團結,他急忙從賓縣返回到珠河鐵道南遊擊區,並兩次派人去做黃炮的工作。黃炮表面上對來人說,他只是要在黑龍宮休兵整隊,沒別的意思,以及如何願意參加聯合軍等。實際上他對哈東支隊沒收漢奸地主的財產和發動群眾分糧鬥爭的做法十分反感,同時他也受不了反日軍物質生活上的艱苦和嚴格的紀律約束,早就準備叛變了。不久,他在日本特務的收買和利誘下公開投敵,並糾集了「老頭票」、「全好」等隊,向哈東支隊的黑龍宮游擊區發起進攻。在那裡燒殺搶奪,逮捕反日會員,解散婦女會和兒童團,還將農民自衛隊改成反動大排。這時,與黃炮有親戚關係的中共黑龍宮特支的書記王鴻生也叛變了,那裡的黨組織幾乎全部被破壞了。

16 連戰皆捷

  趙尚志聽說黃炮把黑龍宮給鬧成了「黑窟窿」後,立即派部隊去支援在那裡與叛軍戰鬥的反日群眾武裝。黃炮見趙尚志和他動了真格的,不敢繼續抵抗,逃走了。
  雖然哈東支隊和地方黨組織一起重建了黑龍宮根據地,但他們知道:要想擺脫被動逆境,重新打開局面,鞏固老游擊區,開闢新區,就必須在軍事上取得新的勝利,否則就是說破了大天也沒有用。勝利,只有勝利,才是最可靠的保障。為此,哈東支隊的領導們決定要打出幾個漂亮仗來給抗日隊伍和群眾提一提氣。8月份,他們先小打小鬧,襲擊敵人的鐵道交通線91次,造成了16次脫軌翻車事件,使日偽感到「實不可再忍」。9月份,趙尚志決定要干個大的——打五常堡。
  五常堡是距五常縣城30華裡的一個重鎮,這地方不但「富甲五常」,而且其設施的堅固程度也是五常縣城都比不上的。小鎮的四周是很高的「鎮牆」,牆外是深壕,「鎮牆」內圍著的是東、西、南、北各有3里地的正方形街市,「鎮牆」的四角上和裡面的一些重要路口上都設有炮台。鎮內除了駐有警察隊、商團、大排200多人外,還有一些備用槍支。一旦有事時,裡面的人都能執槍上陣。
  五常堡裡的人聽說趙尚志和張壽籛帶隊向五常方向開過來後,並沒太害怕。他們大咧咧地說:事變那年,馮宮、宮姚旅等自衛軍都沒敢進,小小游擊隊敢進五常堡?
  五常堡的人不是牛氣得很嗎?趙尚志就要利用一下他們的這股牛氣。他先放出風去說,哈東支隊這次非要打下五常縣縣城不可。但暗地裡卻悄悄做好了進攻五常堡的準備。
  8月15日,趙尚志指揮哈東支隊及義勇軍、山林隊在內的200多人已經把五常鎮包圍了起來。隨後,經過4個小時的激戰佔領了該鎮。哈東支隊進城後,軍歌震天,將日偽統治機關和炮台燒燬,除了繳獲不少槍支彈藥外,還從敵偽的當鋪和商號裡弄來了不少布匹、膠鞋和麵粉物資。此外,他們還把以前拒絕他們要求救國募捐信的60多人抓了起來教訓一頓。然後,便很快撤了出來。當敵援軍趕到時,他們已經撤走了,敵人也沒敢追上來。
  從五常堡撤出來後,眼前很快便來到敵人設在四道河子的據點。趙尚志決定「摟草打兔子」,順便把它也收拾了。但這次他卻不想硬打。
  根據趙尚志的命令,哈東支隊的騎兵隊化裝成偽軍,大搖大擺地進了道河子。傳令兵向裡面的包隊長報告說:「『國軍』剛才和趙尚志的部隊在五常堡打起來了,沒幹過他們,現正在向村子裡撤退,你們快去迎接!」
  那包隊長信以為真,趕緊集合起隊伍到場院裡列隊迎接。這時趙尚志率隊進來了,他對那幫偽軍訓話說:「趙尚志已經打進村子了,你們都在幹什麼?」嚇得包隊長一個勁地陪不是,但趙尚志那裡管他這些。他下令說:「把他們的槍給我繳了!」
  在四道河子,游擊隊把繳來的布匹一部分給部隊做冬裝,一部分分給當地老百姓,一部分送回老根據地。群眾一得到實惠,立即就被發動起來了,不久就組織起一支300多人的自衛隊和50多人的青年義勇軍,積極支援游擊隊作戰。
  強攻五常堡和智取四道河子,果然起到了「提氣」的作用。這些勝利不但使哈東支隊解決了過冬的軍需物資,更主要的是掃除了自和於九江衝突及黃炮叛變後哈東支隊頭上的「穢氣」,中止了山林隊和義勇軍脫離聯合軍的「連鎖反應」。
  人們常講「乘勝前進」,其實倒不如說「乘勝取勝」更為合適,因為戰場上的勝利往往也是一串一串的。趙尚志他們在取得上述勝利後不久,又接連取得了犁樹溝、肖田地戰鬥的勝利,打退了叛徒黃炮對根據地的進攻及日偽軍的冬季「討伐」。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在11月進行了「肖田地突圍戰」。當時,趙尚志帶領200多人在行軍途中被日偽軍800多人包圍起來,情況萬分危急。但是經過7個多小時的激戰後,在趙尚志的指揮下,他們不但沒有被敵人消滅,反而消滅了日偽軍100多人、白俄警察20多人,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中殺開了一條血路。此戰結束後,就連日本人也不得不佩服游擊隊的戰鬥力,說「此戰必有名將指揮」。
  打不打勝仗就是不一樣。
  哈東支隊打仗失利的時候,聯合軍就動搖、分裂,根據地也不穩定;在打了勝仗後,這些就立即翻了個個——聯合軍內的那些原本想鬧分家的不鬧了,根據地的紅地盤不但大了而且也更紅了。
  日本人說那裡是「共匪」的「哈東樂園」。

17 好事成雙

  哈東支隊連戰皆捷和珠河抗日地不斷擴大使得趙尚志的名聲越來越大——「哈爾濱街頭巷尾都在談論反日聯軍趙尚志」。可是這位帶頭創出「共匪哈東樂園」的人卻不是黨員,這豈不是有點不那回事了?其實,中共珠河中心縣委早就發現這個問題了,因此他們在過去的一年時間裡多次給中共滿洲省委寫報告,要求省委恢復趙尚志的黨籍。但是,省委卻遲遲沒有做出這個決定。究其原因倒不是因為辦事效率低,而主要是由於在此其間省委還接到了其他有關趙尚志的報告。
  在抗聯的領導人中,趙尚志可以說是一個最有爭議的人物。從現有的一些材料來看,一些和他一起戰鬥過的人對他這個人的評價也是很不一致。
  對於趙尚志,當年哈東支隊少年隊的隊員劉雲閣回憶說:
  「少年隊成立之後,我們和趙隊長朝夕相處,他非常關心我們這些小同志,有時像個大哥,有時像個老媽媽。在行軍中,他看誰走不動了就說:小崽子,上馬!隨後就挑到他的馬背上,自己卻步行。到了宿營地,他把我們這些小戰士安排在炕上,而他自己和他的副官卻睡在地下,這已成常事。在和趙隊長接觸的日子,他的一言一行至今我還記憶猶新。他作戰勇敢,為人師表,說到做到,要求嚴格,是全軍著名的。戰時,他是一個威嚴的將軍;平時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老首長。他非常善講,特別是戰時宣傳鼓動工作,有幾次戰鬥就是他宣傳喊話,使對方把槍扔出炮樓,繳械投降。趙隊長是一個活潑好動的人,每到一地,總愛跟老太太、小孩子拉家常,講故事。在他的宣傳下,像呂老媽媽和她的兒子都為抗日聯軍做了不少事情,支援我們抗日。有人形容趙隊長善講叫他「趙鐵嘴」。趙尚志隊長平時的作風就像一老農。那時,我們游擊隊大都活動在山上,每到宿營地,他常愛蹲灶坑,蹲下來就蹭脖子,把脖子蹭得油黑錚亮。我們和他開玩笑說:『司令,你怎麼不把脖子洗洗?』他風趣地說:『革命不成功,我是不洗的,有了這玩藝護著,還能擋風耐寒呢!』
  「他的穿戴總離不了那件花綹條條的羊皮襖。冬天穿的烏拉,是戰士不愛穿的,他撿來套在腳上,連烏拉草都包不住,腿綁也幾乎是全隊最壞的。行軍時,他總是大步流星地走在掌旗官的前面。最有趣的是他鞋裡墊的烏拉草,不等到目的地,就都叫馬給吃了。他依然昂首闊步,樂呵呵地走在隊伍的前面。他一向保持樂觀主義精神,對部隊的情緒影響很大。」
  王明貴回憶他對趙尚志的第一印象時說:
  「趙軍長身材不高,不修邊幅,穿戴和戰士們完全一樣。戰士們都說:趙軍長一點架子都沒有,如果沒有人介紹,簡直就看不出那就是使敵人聞風喪膽、赫赫有名的趙司令。」
  但是在此期間,中共滿州省委卻接到了不少反映趙尚志的種種毛病的報告。例如,在滿洲省委巡視員1934年2月22日的《巡視報告》中寫道:
  「……老趙在承認破壞統一戰線的問題上還是很勉強不徹底,一點一點地接受。他認為稱義勇軍為匪軍沒有什麼破壞統一戰線,因為實際上這些義勇軍還都聯合我們,關於我們稱義勇軍為匪軍,他們並不怪,因為他們都是稱掌櫃的。在隊內,老趙完全不經過黨和團的同意和討論,任意地開除隊員,說是肅清不良分子。在過年時,老趙召集隊員講話,問弟兄們誰願意請假回家過年,這是一個好機會,以後就不能請假了,當時有幾個隊員請假,以後來隊,老趙就不要了。他說:這種辦法就是看看哪些隊員有動搖……」
  1935年1月12日,中共滿洲省委終於作出了《關於恢復趙尚志同志黨籍的決議》。《決議》指出:1933年春,由於巴彥游擊隊失敗而「開除趙尚志同志的黨籍」,是當時「省委執行『左』傾主義路線的結果,是錯誤的」,趙尚志「在民族革命戰爭中能繼續艱苦工作,與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具有堅決勇敢精神,一年來創造和發展了珠河游擊隊,開闢了很大的游擊區」,故「決定正式恢復趙尚志黨籍」。
  好事成雙。就在省委做出恢復趙尚志黨籍的決定的半個月後,東北人民革命軍第3軍在珠河縣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趙尚志出任軍長,馮仲雲(當時化名馮群)任政治部主任。

18 巾幗英雄

  第3軍成立後,珠河游擊區不斷擴大。在哈東地區幾十個縣的範圍內,敵人的軍事據點不斷被摧毀,「討伐」不斷被衝破,對敵偽在北滿的統治中心哈爾濱受到了直接的威脅。這樣,珠河根據地也就遭來了敵偽一次接一次的「討伐」。
  敵人的「討伐」給珠河根據地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珠河中心縣委在1935年8月11日給中共滿洲省委的報告中說:「敵人的這次對我路南遊擊區所採取的焚燒政策的規模是很大的(筆者註:指1935年夏委的那次以日軍為主的『討伐』),敵人的鐵蹄所到之處,一片煙雲火海。我路南遊擊區除距鐵道線南10餘里地方未被焚燒外,幾乎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區已成一片焦土。」
  在這種情況下,第3軍根據中共珠河中心縣委的決定,由軍長趙尚志帶主力部隊向延壽、方正、依蘭、勃利、通河、湯原一帶轉移,到松花江下游地區去開闢新的游擊區域。1935年秋,第3主力部隊撤走之後,其第2團和第3團被留在了珠河根據地繼續堅持活動,以牽制敵人,配合主力部隊轉移。在隨後的幾個月時間裡,這兩個團的幹部戰士們與前來進攻的敵人進行了頑強的鬥爭,但也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極富有傳奇色彩的著名巾幗英雄趙一曼,就是在這段時間內殉國的。
  趙一曼,原名李紳泰,四川宜賓人。她性格剛強,富有正義感。早在學生時代就顯示出了極強的鬥爭精神。曾經多次帶領同學們舉行愛國學生運動和反封建禮教的鬥爭。1926年入黨,10月份被黨組織保送入武漢軍事政治學校學習。
  趙一曼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子。為了革命、為了祖國她可以做出常人難以想像的決定。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看一下她在處理與丈夫、與兒子的感情問題上所做出的決定,就可以知道她的確是一個非同尋常的人,更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女人!
  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趙一曼離開武漢與黨中央取得聯繫。這一年的9月,她被派到蘇聯東方大學學習。在去蘇聯途中,她與同去東方大學學習的黃埔軍校學生陳達邦相識,在學習期間經組織批准,兩人在蘇結婚。但一年後,由於國內急需搞地下工作的優秀幹部,趙一曼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後毅然告別陳達邦回國,此時,她已有5個月身孕了。
  回國後,趙一曼被黨中央派到宜昌從事地下工作。在那裡,她生下了兒子寧兒。做了母親後的趙一曼並沒有耽誤為黨工作。在此後的幾年裡,她帶著兒子從宜昌到南昌,再從南昌到九江,又從九江到上海,其間的經歷決不是一句「艱難困苦」所能說完的(她帶著兒子要過飯,被敵人追捕過,還曾在兒子的脖子上套一個草圈假裝沿街叫賣孩子)。
  「九·一八」事變後,趙一曼主動要求到東北工作,得到黨組織的批准。臨行,她將兒子送到武漢陳達邦的哥哥家裡,然後硬著心腸流著淚離開了向她撲過來的兒子,到東北去了。
  到東北後,趙一曼先後在瀋陽和哈爾濱進行過卓有成效的工作。1934年春,經滿洲省委組織部長何成湘和她談話後,被分配到珠河中心縣委擔任委員,並以縣委特派員的身份到我游擊區展開工作。
  在游擊區工作期間,趙一曼以堅毅果敢、平易近人而很快贏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抗聯老戰士梁銘岫回憶說:「那是1935年2月,當時我剛滿13歲。舊歷臘月二十九的中午,一支抗聯隊伍開進了我的家鄉——珠河縣劉家村,只見一位20多歲身背長筒獵槍,步態輕盈的女同志走在前面。她身穿一件沒吊面的羊皮襖,敞著懷,裡面穿著深灰色的棉衣,繫著腰帶,頭戴一頂黑色狗皮帽子,齊耳短髮露在外面,黑裡透紅的臉上一雙大眼睛格外有神。……在最初的日子裡,人們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都叫她『女長官』,還說她和趙尚志司令是親兄妹。她知道以後便在大會上解釋說:「鄉親們,請大家不要叫我『女長官』,我們抗聯同志都是為了打日本鬼子從四面八方到一起的,沒有什麼長官,全是同志,大家就叫我一曼好了。」
  雖然趙一曼在這裡讓大家管她叫「一曼」,但是從現有的許多材料來看,當時人們好像並不經常管她叫「一曼」,而是親切地以「瘦李」呼之(大概是知道她本來姓李,而同時又有一個長得較胖的姓李的人和她在一起工作)。
  《東北抗日烈士傳》一書中講的有關趙一曼奪槍和運槍的兩個小故事就很能反映出趙一曼點子多、考慮問題周到的特點:
  「在帽兒山車站的公路線上,設有偽軍的一些哨所,是我游擊區開展抗日活動的障礙,搞掉這些哨所是抗日鬥爭的當務之急,又能給我部隊補給武器。一曼同志為此精心策劃出了一套完整的辦法:由雷炎同志帶一把砍刀和一個灌上水打上氣的皮球打先鋒,一曼同志和另三名同志騎馬隨後接應,在夜間逐個端敵人的哨所,每到一個哨所,敵哨兵未發現就先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共乘敵軍熟睡時進入哨所抓俘虜、繳槍械、割斷電話線;敵哨兵發現時,雷炎同志就地蹲著裝解手,一按皮球就會發出辟辟啦啦似的拉肚子的聲音,待敵哨兵放鬆警備或轉身時,再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再抓俘虜、繳槍支、割電話線……」
  「一次中心縣委設法從偽軍處買了十幾支短槍和大批子彈,因為敵人盤查嚴而無法運出。一曼同志和另一女戰士小沙主動接受了轉運這批武器的任務。他們到交接地點領到武器,用油布、油紙包起來,放進了馬拉的大糞車中,直接向城門趕去。車到城門卡,日軍捂著鼻子嫌臭,躲得遠遠的;專管亂翻亂搜的偽軍見是大糞車,也喊著「快走!快走!」車老闆猛加幾鞭,糞車也就出了城。武器很快轉到部隊了。」
  趙一曼在侯林鄉、亮珠河一帶組織群眾開展武裝鬥爭,工作搞得有聲有色。這在敵人那裡也掛了號的。在當年的《大北新報》和《哈爾濱日報》上都登有《共匪女頭領趙一曼,紅槍白馬猖獗於哈東地區》的報道。
  1935年秋,也就是在日偽對我珠河根據地「討伐」最殘酷的時候,趙一曼挑起了中共珠河鐵道北區區委書記和第3軍第2團政委的重擔。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趙一曼和二團的戰士們被敵人包圍在一個山溝裡,隨後在整整一天的時間,他們都沒有突圍出去的機會。直到天黑下來以後,趙一曼向團長王惠同說:現在機會到了,你帶領部隊和傷員突圍吧,我帶一班掩護。
  王團長說:這怎麼行?你是女的,你先走,我掩護!
  趙一曼說:什麼男的女的!快!你有責任把部隊帶出去!
  這樣王團長帶著部隊在趙一曼等人的掩護下,突圍出去了。趙一曼等在完成任務後撤出時,與敵人遭遇了。在這次遭遇中,趙一曼的大腿部被擊中,而且是貫通傷!於是,她只好帶著其他3名同志在珠河縣第3區春秋嶺的一個農民家裡養傷。想等傷勢輕一些後再去找部隊。但是,就在她住下沒幾天以後,敵人便得到了這一消息,並由第3區討伐隊隊長張福興親自帶著全副武裝的偽軍前來抓他們。在與偽軍的搏鬥中,趙一曼左腕又中一槍,昏迷後被俘。
  張福興抓到趙一曼便把她送到了珠河縣偽警察首席指導官遠間重太郎那裡。遠間重太郎根據偽濱江省警務廳特務科外事股長大野泰治的指示,又馬上將趙一曼送到了珠河縣城。
  到了珠河縣城以後,敵人便開始審趙一曼,但得到的回答卻是她對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訴,殘忍的大野泰治便命偽軍緊握趙一曼的傷口,疼得她多次昏死過去。
  為了搞清楚趙一曼的身份,大野泰治連夜拷問在押的20多個人。當知道趙一曼的真實身份後,才感到不能讓她死了,於是就安排醫生對她進行「不發生生命危險的治療」。10天後,又將她送到偽濱江省警務廳。
  在偽警務廳,趙一曼面對敵人軟硬兼施的審問,回答只有三個字:「不知道!」直到她大腿的槍傷化濃後,才把她送進了哈爾濱市立第一醫院禁閉起來。但即使是在醫院裡,他們每天也都要來審問趙一曼。
  自從進了醫院後,趙一曼就意識到,敵人還不想很快殺害她,現既然進了醫院,身體就有好起來的可能,這樣就不應該坐以待斃,要想辦法逃出去。
  但是,要想從醫院裡逃出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在她身邊一直有一個偽警察在看著她。但趙一曼並沒有因此而退縮,她的突破口就選在了看著她的那個偽警察董憲勳的身上,辦法就是給他講道理,啟發他的愛國心。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董憲勳開始同情他的這個看管對象了。應趙一曼的要求,他偷偷地拿來了筆和紙。有了筆和紙,趙一曼便開始了力所能及的寫作。她把她在瀋陽看到的日軍暴行、中國人民被屠殺的慘狀以及她對祖國的熱愛等都用通俗易懂的小說體寫了出來,使人讀過之後便會與之產生強烈的共鳴。做為這些作品的第一讀者的董憲勳最先受到感染,他對趙一曼的態度也從原來的同情變成了佩服,進而願意服從於她了。這樣,在敵人的魔窟裡,趙一曼有了第一個「同黨」。
  不久,趙一曼又用同樣的辦法把經常為她換藥的護士韓勇義——一個人如其名的好姑娘爭取了過來。有了這兩個人,趙一曼的逃走計劃便可以付諸實施了。在其所訂的計劃中,把逃走後的去向定為賓縣三區,即趙尚志率領抗聯三軍經常活動的地方。按照趙一曼的安排,董憲勳負責籌集物資,韓勇義負責籌集經費。
  一切都在計劃進行著,到6月份時候,董憲勳探聽到警察將要換防的消息,便更加加快了準備工作。不久,一切就都準備就緒了:一頂用來抬趙一曼的小轎、60元(韓勇義賣掉兩個金戒指和兩件大衣的錢)、必要的醫療器械。另外,還有一個名叫董廣政的同行者。
  6月24日,趙一曼他們開了逃走之前的最後一個秘密會議,定於6月28日晚上開始行動。
  6月28日晚9點,韓勇義先到了趙一曼所在的第3病室,董憲勳則雇了一輛白俄司機開著汽車將事先做好的小轎拉到南崗文廟的後面。然後又和董廣政一起來到醫院,將趙一曼抬到汽車上,回到文廟後再捨車上轎奔阿城方向而去。
  小轎很快便到了董憲勳在鄉下的一個叔叔家。在那裡,董憲勳急速處置了小轎,然後又雇了一輛馬車,將趙一曼抬上車後由董、韓二人相隨奔我游擊區而去。
  6月29日上午7時,偽南崗警察署接到醫院關於趙一曼等逃走的報告後,立即派人進行追捕。經過調查6月28日這天進出醫院的所有人和車輛,又打聽到了北五道街做小轎的地方,然後很快判斷了趙一曼等的去向,派騎警向賓縣三區方向追去。
  6月30日早5時,偽騎警在阿城縣李家屯追上趙一曼(如果再向前走20里路就到了我游擊區了)。
  在對趙一曼用盡了酷刑仍未能獲得任何東西之後,敵人徹底絕望了。8月1日,他們把趙一曼押上了開往珠河的火車。在這生命的最後時刻,趙一曼想到了他幼小的兒子。她向敵人要來紙筆,留下了給兒子的遺言:

寧兒:

  母親對於你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
  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鬥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
  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遠沒有再見的機會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際來教育你。
  在你長大成人之後,希望你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親趙一曼於車中

  1936年8月2日,趙一曼在珠河縣小北門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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