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說，
寫盡了人生的浮華，
也寫盡了人生的虛空。
《天龍八部》的回目集起來，是這樣的一首詞：
輸贏成敗 又爭由人算
且自逍遙沒誰管
奈天昏地暗 斗轉星移
風驟緊 縹緲峰頭雲亂
紅顏彈指老 剎那芳華
夢裡真語真幻
同一笑 到頭萬事俱空
糊塗醉 情長計短
解不了 名韁系嗔貪
卻試問 幾時把癡心斷
在金庸所有的作品中，都寄寓著如此的感歎。
還是虛竹小和尚說得好：
「庶民如塵土，帝王亦如塵土。大燕不復國是空，復國亦是空。」
《倚天屠龍記》中的謝遜最終悟得：
「師父是空，弟子是空，無罪無業，無德無功。」
有人評論，金庸的小說中正義固然得以伸張，但伸張後只剩下空虛，給人「回首當時已惘然」的感覺。
如果說金庸的小說，寫盡了人生的「虛空」兩字，是並不過分的。他小說的焦點都是爭奪和仇殺，圍繞著武林秘笈、金銀財寶、名譽權位，一大幫人爭個你死我活，但到最後，誰都不是贏家。
《白馬嘯西風》，爭奪一張高昌古國迷宮的地圖。
《鴛鴦刀》，爭奪一對刻著「仁者無敵」的利器。
《書劍恩仇錄》，爭奪帝位，滿漢兩族爭得不亦樂乎。
《碧血劍》，爭奪金蛇秘笈及徐達府的寶藏。
《射鵰英雄傳》，宋金蒙三方逐鹿中原，爭奪江山；武林高手雲集江湖，爭奪《九陰真經》。
《神雕俠侶》中爭的是情。
《連城訣》，爭奪連城訣及江陵天寧寺內的金佛寶藏。
《雪山飛狐》，爭奪天龍門寶刀及冰窟寶藏。
《飛狐外傳》，田、苗、胡、范四家連環仇殺。
《倚天屠龍記》，爭奪倚天劍和屠龍刀，蒙漢爭霸天下。
《天龍八部》，遼、漢、慕容氏爭霸中原，蕭氏復仇。
《笑傲江湖》，爭奪辟邪劍譜及五嶽盟主之位。
《鹿鼎記》，爭奪四十二章經內寶藏，漢、滿、蒙、藏民族大決戰。
對一般的人而言，最大的嚮往是「利」。在金庸作品中，有許多因財寶引起的糾葛和矛盾，尤其是最初的幾篇小說中，人物的行動都是圍繞著傳說中上代遺留下來的巨大寶藏而鬥爭。後來的幾本書，奪寶的情節不再出現，直到最後一部《鹿鼎記》，又出現了爭奪滿人龍脈寶藏的情節。
至於武功秘笈，對於一般人沒有什麼用，但在武俠世界，則人人都想得到，人人都夢想得到這些秘笈從而一朝稱霸武林，號令天下。與秘笈相關的東西是神奇的武器，如刀、劍、匕首之類。《射鵰英雄傳》是爭奪武功秘笈的典型，《倚天屠龍記》是爭奪神奇武器的代表作。
另外一些人則看重權位。有了權力，就有財富；有了王位，就會有武林高手為他效勞。例如在明教中，一登教主之位，能人之輩，如左右光明使者、四大護法，還有所有邪派黑道高手，從幫主到小嘍囉都甘受驅使。所以名位之爭，對野心家而言，吸引力最大。
金庸的小說，大多涉及到名位的爭奪。小規模的，是掌門之爭、幫主之爭，大規模的當然是所謂正邪兩派和武林盟主之爭，最大的莫過於江山帝位之爭了。不論大規模小規模的爭鬥，都是異常激烈，血腥味十足。
同門相爭正宗，《天龍八部》中有東宗之爭，《笑傲江湖》華山派有劍宗氣宗之爭。雖然均為同門，但相爭之時也絕不留情，見面即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且都要將對方置於死地而後快，謂之「清理門戶」。
幫主、掌門之爭，爭鬥手段殘酷，和與死敵相鬥時是不遑多讓的。爭奪掌門之位，殺戮之狠又以全真派為最。全真派王重陽為祖師，二代掌門馬鈺，至第三代，人才鼎盛，掌門懸而未決。按理應是尹志平繼位，但趙志敬覬覦大位，藉著蒙古人的勢力，將異己全部清除，斬草除根，殘忍之極。
丐幫的幫主之爭，在幾部小說中都有反映。丐幫自洪七公、黃蓉之後，後繼無人。霍都王子曾化妝何師我入幫，企圖奪取幫主之位，但終於敗露。野心家陳友諒也曾挾天子以令諸侯，用人冒充幫主史火龍，最後也失敗。
教主之爭，最深謀遠慮的是任我行和東方不敗。後者早有不臣之心，前者將計就計。最後二人難免當面一戰，結果東方不敗身死，而任我行也被刺瞎一目。兩人爭奪教主之位，禍及下屬，非我一派，立遭誅殺，絕無妥協之處，殘酷冷血。
還有左冷禪、岳不群五嶽盟主之爭，曠日持久，陰險狡詐，手段狠辣。一個是處心積慮早有野心，蠱惑人眾，暗中使壞；一個是假冒為善，見機下手，毫不留情，決不手軟，甚至要將別派趕盡殺絕。
武林至尊之爭也是代代不息的。什麼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華山比劍，歷時二十五年，非要決出個勝負來，以便當上大哥大，號令一統江湖。什麼正派、邪教，白道、黑道，總要打個你死我活，殺個天昏地暗，為了所謂武林正統、武功正宗爭執不休。
更有民族之間的仇殺，江山國土的爭奪，更是慘烈非常，生靈塗炭，百姓遭殃，血流天下，延綿數百年而不絕。
金庸對於這種種爭戰的刻畫和描繪，表現出他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對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深刻理解感悟，也反映出他對這一切的批判和厭惡。
即使在刀光劍影當中，在生命懸於一系之際，讀者也不難體會到金庸對於人類寬厚同情的心靈。看出那種對世俗、對競爭的厭倦和無奈。所以，就有劉正風的「金盆洗手」，宣告退出江湖；江南四友藏身梅莊，與琴棋書畫為伴；還有謝遜的自我流放荒島，誓死不回中原；南帝的佛影青燈，與世無爭；……
耐人尋味的是，不管怎樣的開篇，經過什麼歷程，金庸作品中主人公的結局大多是歸隱。
其實，所有的徵兆都表明，金庸總歸要走到這一步來的。
那個古老的中國，似乎是懸在俠客們的那一柄銀光閃亮的長劍上，和由這長劍反映日月所搖起的浮光掠影的玄思中。屈身在武俠的歷史中，某些人生態度便從一個被遺忘的角落到，向現實世界中快樂或痛苦的人們伸展著觸鬚。
金庸說，「我覺得人生永遠美滿的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最後圓滿，茫然的感覺也在所難免，一切目的都達到了，還是很空虛的。於是我們也可以品味得出，中國人的悲歡苦樂往往是交織著茫然了。」
所以，金庸給了他的人物兩種選擇，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是隱逸，沒有第三種選擇可作人生的緩衝。
多麼決絕的態度。
從第一部《書劍恩仇錄》開始，他的作品就是以悲劇收場的，無論是陳家洛等紅花會英雄的抗清大計，還是陳家洛本人的兒女私情，均以悲劇告終。而小說又通過陳家洛的悲劇性格及其具體的愛情悲劇與事業悲劇，揭示了更為深刻的歷史悲劇。紅花會英雄試圖通過換一個漢族皇帝，乃至通過同一皇帝換一套漢族服裝，便以為是抗清大計的完成，而對封建社會的歷史本質毫無認識，對封建社會的政治體制毫無反抗。這就決定了這一干英雄人物的失敗及其悲劇結局的必然性。
《天龍八部》中的喬峰最輝煌，他不知圓了多少人的英雄夢。幾乎金庸筆下所有英雄的影子和美德，在他的身上都能找到。但這樣的英雄必須死。他首先不能見容於漢家武林，因為他有契丹血統，他只能在必須殺人或者自殺之中選擇一個。
世道有時候就是這般不平！
人有時候就是那樣混賬！
於是，喬峰一咬銀牙，選擇了「掌心一翻，把匕首送進了胸膛」這一條路，死在父親當年被漢家武林無辜相逼而跳崖的附近。他父親碰巧沒有死，活過來了，然而喬峰能嗎？當然不能。
喬峰的悲劇是那種命運的悲劇，是因自己內心產生的各種價值觀念的衝突，一種無法分別是非，無法分辨善惡的無可奈何的衝突所造成的希臘式的悲劇。（沈君山語）
萬念俱灰之後，過去的俠士們往往於悲愴中追尋和營造了一個精神家園，那就是隱逸。
金庸的作品中明顯區分出兩大生活方式，便是忙於世與隱於世。在他筆下，年輕的主人公都曾經「有為」過，他們總是在塵世中先忙上好一陣子，到了很後頭才找到通往佳境的一條門徑。而年高有成之人，已經固定其生活方式，凡事能處得其主，很少受到外界干擾，他們現身的形式，通常是歸隱。但這並不是他們的專利，年輕的年老的最終都會殊途同歸，這就是造化弄人了。
不是嗎？《倚天屠龍記》中的張無忌，他的內心總是嚮往自然、平和與無為的。他的所作所為，都是被環境、形勢所逼，萬事之來，往往順其自然而不願拂逆旁人之意，往往寧可捨己從人。他之習乾坤大挪移心法是小昭之造成；任明教教主既是迫於形勢，亦是楊逍、殷野王等動之以情；與周芷若訂婚是奉謝遜之命，不與芷若拜堂又是為趙敏所逼；……若非最後一「死」（沒有死成），他會困在這些錯綜複雜的網中窒息。這固然也因了他本身性格的不夠明朗，不夠堅執。
其他的頂天立地的英雄又如何呢？且不說郭靖無意於華山論劍，但卻成了公認的武林盟主。即便是《俠客行》中那位被叫做「狗雜種」的小叫化，他也萬萬想不到居然因偶然能得到「玄鐵之令」的機緣，隨之即有武林怪傑摩天崖謝煙客可供驅策。小叫化沒有登堂入室的奢望，甚至大字不識一個。然而後來卻又因目不識丁而致心智上的「無著」、「無住」、「無作」、「無願」，一舉破解俠客島上的《太玄經》，並就此練成神功。他對生活可說是毫無非份之想，一向是無人陪他捉迷藏玩泥沙的，但是卻在莫名其妙之中，成了江湖大幫會長樂幫的幫主石破天，身邊幫眾如雲。而且小叫化還未來得及認真去想想「我是誰」時，卻又成了大俠石清夫婦的次子石中玉。作為一個一下子是「狗雜種」，一下子是「小叫化」；一下子當了「石破天」，一下子成為「大粽子」；一下子被人稱作「史億刀」，一下子又變成「石中堅」的人，面對或低賤或尊貴的身份，他都不樂於那些陰差陽錯的鴻運巧合。然而面對眾人異口同聲地強加於他的一切，他也只能無可奈何，有口難辯。
「對於真的東西，你不能不懷疑，你又不能不信奉，這也許就是離奇古怪的生活對人所進行的異化吧？金庸似乎意在告訴我們，你如果想去適應社會，那麼你最好是先去懷疑自己。」（劉新風語）
這就是東方神秘思想的啟悟嗎？武俠們一旦走到了這種境地，衝突或者挫折，鬥爭或者勝利是否便告消弭了呢？
金庸是希望如此的，在和朋友談話時他提到：「佛家經常講『變』，所謂一剎那，是比一秒鐘還要快些，而且是無從度量的，剎那間即是一『變』，這當然是象徵性講法了。透過了『變』，佛家不認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單向完滿的，悲亦不久悲，不止於悲，喜亦不常喜，不止於喜。同樣的道理，可以解釋偉人與美人總難出脫於自己的法律，也就是注定會衰會老了。這就是所謂的無常，所謂的茫然。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貼切地傳達出人生百態的訊息。我常想著：什麼樣的感觸都會在時間中淡去，談成了茫然。」
既然造化弄人，茫然無措，因此《碧血劍》裡袁承志在歷經種種曲折之後，發現了清朝新主皇太極並不像想像中的那樣道德淪喪，窮凶極惡，相反卻是精明強幹，頗有順天愛民之識。又見到崇禎皇帝雖剛愎可惡，糊塗可恨，但卻也是滿腹苦悶兩鬢早衰，殊無為人君之樂。反而自己義無反顧支持的李自成，攻陷北京，登上龍位，做了大順皇帝後，不思進取，狂妄自大，加害功臣，致使根基不穩，龍椅還沒坐暖，便被清軍所敗。趕出北京後，更是兵敗如山倒，一發不可收拾。面對此情此景，他不由得心灰意懶，空負安邦之志，遂吟去國之調，遠走海外，到荒島上去創建自己的「桃花源」。
《笑傲江湖》實應為「笑傲江湖而不可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實在是一句至理名言。且不說衡山派掌門人劉正風想與日月教中的曲洋長老退出武林，共奏那「笑傲江湖」之曲，反成了他的喪命亡家之因由。他的「笑傲江湖」的夢想，只能是他內心的一種渴望，不可能見容於江湖間的同道，不可能跳出政治鬥爭的漩渦。日月神教中的江南四友盼望在孤山梅莊隱姓埋名，享受琴棋書畫的樂趣，然而卻終究無法做到，遂以身殉，其悲可感。即便是令狐沖和任盈盈經歷了許多周折，最後終於結成了夫妻，從此息影江湖，恐怕多半是一種「良好的心願」而已，世上岳不群之流的人物太多，而令狐沖是鬥不過他們的，唯有逃逸。
只是我們擔心，在那種政治鬥爭、政治體制以及由此組成的「泛政治社會」之中，何能如此天遂人意？而在這種時時處處人人事事皆是政治、鬥爭、陰謀、迫害的情境之中，他們又能到哪裡去尋找過上自由自在，放浪形骸，平和恬淡的生活的乾淨地方？
但是，除了死，就唯有這條路了，金庸只得繼續讓他的人物退隱下去。在他還未封筆之前，越女阿青為了愛情一隱再隱，留下了一套越女劍法和「西施捧心」這一最美麗、最令人難忘的形象。狄雲在經歷了不可思議，不可勝數的磨難與欺凌之後，帶著初戀情人的遺孤，心灰意懶地來到荒蕪人煙的寧靜雪谷，和也被別人棄若敝履的水笙一起，開創自己的「理想福地」。楊過在俗世中盡了應盡的義務後，也攜著小龍女，到他們曾經憧憬過的天長暖、花長開、葉長綠的地方生兒育女去了。頭銜多得不得了的韋小寶，饒是他如何隨機應變，滑頭無比，忠義不能兩全仍然逼得他無所適從，只能橫下一條心，棄官退隱，告「老」還鄉，從此不知所終……
細數一下，我們才驚覺，金庸的十四部作品，佔半數之強的結局，都是或暗或明往「歸隱」一途走去的。兜兜轉轉，他還是回到了中國知識分子源遠流長的最本質的地方來了：從儒到道到佛。
中國知識分子從來也不是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他們必須依附於君權，方始能顯示其自身的價值，必須在君王的關照之下，才能匯聚成可發揮其功能和作用的士大夫集團。這就使得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既不得不參政，又在君王的統治下失去參政前的原初意向。他們只能扮演著上情下達，經邦治世的角色。叵遇明主，他們就做了許多好事；若遇昏君，他們一樣遭人詬罵。
但實際上，他們與民眾又常常是脫節的，難以溝通的，故有「君子」與「小人」之別。這就使得士大夫們即便「身在江湖」，仍然「心在魏闕」。不得起用時，也就只有慷慨悲歌，看破紅塵，甚至看破生死，達到某種十分接近宗教意識的通達解脫。但在他們內心深處卻總是恪守這樣一個既定的信條：忠君等於愛國，愛國必須忠君。
屈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在他的身上，楚文化原始生命張力與中原文化中儒的宗法思想，十分矛盾地糾葛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前者佔了上風。所以，他才不時以香草自喻，而已露才揚己，天馬行空，孤芳自賞，「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正因了他的孤傲自許，他那種詩人氣質的清高，使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得意。試問，作為君主的楚懷王何以非要聽從下臣的教導呢？屈原所言之「來吾道夫先路」，不是很自負地告訴世人，他比別人，甚至比君王更高明嗎？
金庸在《鹿鼎記》裡也寫到韋小寶和康熙的關係，但描寫的卻是在一個特殊的社會政治圈或文化性格圈中發生的故事：統治者的儒雅風流與被統治者的鄙陋無文，統治者的偽善守禮與被統治者的赤裸無恥，統治者的虛榮與被統治者的阿諛，乃至統治者的「統治」需要與被統治者的「自我保護」及「尋求倚賴」的需要之間，……顯然有一種極為微妙而又隱秘的渠道相通。這二者合而為一，當然就能建功立業，所向披靡。
試想想，若是把韋小寶這個角色換成是一個知識分子，還會有這本「傳奇的歷史」，「歷史的傳奇」出現嗎？因此，屈原只能滿懷悲憤自沉汨羅江，而韋小寶得意洋洋地當上了通吃侯。
與屈原不同的諸葛亮，則是先「不遇」而隱居臥龍，以後得劉備三顧茅廬出隆中而成大業。「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堪為人臣之師，萬世之表。然而，若是沒有劉皇叔之三顧，或出山後未得重用，或重用之後，明主又一時昏聵聽信讒言，疏遠了孔明，則孔明能「風夜憂歎，恐托付不效」嗎？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優點和弱點可見一斑了：知遇之恩是激勵進取，鼓舞奮進的最大精神動力。
金庸從「正義之俠——大俠——中俠——小俠——無俠」寫到「反俠」，從「江山」寫到「江湖」，就是想擺脫傳統知識分子的窠穴，而還原人的本真。
屈原式的知識分子代代都有，但變肉體的「自天」為精神的「天放」也逐漸流行起來。
天然放浪，遠離塵俗，陶淵明最有代表性。當他意識到「誤落塵網」後，便掉轉頭來，「守拙歸園田。」在家鄉，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畢竟家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且還常攜帶僮僕遊山玩水，酒足飯飽，比起一般農民樵夫不知強了多少倍。所以誦詩作畫，撫琴對奕，不脫文人之雅興。但他既自感「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卻又問何時顯「金剛怒目」相呢？畢竟心中念著的還是「歲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而後來的蘇東坡，同樣也是個十分矛盾的具有雙重性格的文人。他既欽慕屈子、孔明、陸蟄等經世濟時之風雲人物，又酷愛陶潛、謝靈運、王維這樣的避世高人，追求禪理之精妙，欣賞隱士之逸趣。故而一時認為「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顯露出正宗的儒家風範；一時又有感於「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發出了「吾生寄如耳」之類低沉的詠歎。後世文人，大抵都有著這樣的作風心態。
就總體而言，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不管是「一朝看遍長安花」的得意者，還是「明朝散發弄扁舟」的失意者，都曾有過在進取與隱逸中選擇自身價值的痛苦磨煉和抉斷，有時還是反反覆覆的。一方面，儒的「正雅」，包括宗法秩序，一統思想，大濟蒼生等等，在歷史的沉積層中已根深葉茂，且又富有人情味和責任感；另方面，莊與禪的變通、圓融，又是他們逃避精神煩惱，擺脫內外交困之心靈壓力的唯一出路。
所以，「兼濟大下」與「獨善其身」不僅是互補的，而且是文人心態的矛盾統一的兩個方面：如不「獨善」就談不上「兼濟」，而無「兼濟」則「獨善」也不痛快。正所謂「進亦憂，退亦憂」。而一旦想通了，看破了，則進與退原本並無質的差別。按佛家的理解「一切方法由心生，若悟真性，即無所住，無所住心，即是智慧。」這樣就「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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