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有個傳道的牧師，有一次他在給非洲熱帶的土著居民宣講《聖經》時人們都在聚精會神地聽著，當他念到「你們的罪惡雖然是深紅色，但也可以變成像雪一樣的白」這句話時，他一下子楞住了。這時牧師就想，這些常年生活在熱帶的土人，他們怎麼會知道雪是什麼樣子和什麼顏色呢？而他們經常食用的椰子肉倒是很白的。我何不用椰子肉來比喻呢？於是，機靈的牧師便將《聖經》改念為：「你們的罪惡雖然是深紅色的，但也可變成像椰子肉一樣的白。」
「雪白」雖然很形象，但「椰子肉的白」也很形象。而這位機靈的牧師只用了後者，卻把這個信息已經有效地傳給了土人。這就使他的講話先有了戲劇性的效果。
在這裡，這位靈活善變的牧師給了我們一個寶貴的啟示：
我們在說話，特別是比喻時，都要注意會使用形象性的語言。
形象性的語言聽眾容易理解接受。如一九二七年的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在瀏陽文家市對那些被打散後又重新集結的起義隊伍講話時曾說：
「我們工農武裝的力量還很小，就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力量還很大，就好比一口大水缸。只要我們咬緊牙，挺過這一關，我相信我們這塊小石頭就總有一天會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
這裡，「小石頭」和「大水缸」雖然都是普通的東西，但對於工農起義的戰士來說，卻是再熟悉不過的了。如果用「社會發展的肯定性力量」和「社會發展的否定性力量」的說法代替「小石頭」和「大水缸」來作演講，就不那麼容易被戰士們所接受了。
毛澤東的語言可以說是形象性語言的典範。他經常使用人們熟悉的形象。比如說他號召人民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時就說要推翻「三座大山」；遣責蔣介石不抗日，卻要搶佔解放區的土地時，就說蔣介石「躲在峨嵋山上，不栽樹，不澆水，卻要摘桃子」等等。由此可見，形象性的語言確實寓意明晰淺顯，聽眾感受和理解得比較快。
善於辭令者說話，不僅常用視覺和聽覺性語言，同時，他們也善於不失時機、恰到好處地運用其他感覺形式的語言，即味覺、嗅覺和觸覺性語言。
如三國時的曹操，在一次行軍途中，對那些口渴難忍的士兵說「前面有梅林，可以摘梅子吃」，運用的就是能引起士兵「酸」的味覺的語言；毛澤東把空話連篇、長而無味的「黨八股」文章譏為「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就既有視覺傳感，又有嗅覺傳感，使聽眾對「黨八股」文章增加了厭惡感。
卡耐基認為，說話時巧用諧音法在現實生活中，可以化平淡為神奇，取得出人意料的戲劇性效果。在談判桌上和演講當中，也有很大的效用。諧音法的運用大致有幾種形式：
婉言批評。在特殊情況下，不願明言指責，運用諧音法可達到委婉批評的效果。
有一次，一位小伙子向老人問路：「喂！去索家莊該走哪條路？還有多遠？」老人抬頭看了他一眼，對小伙子的傲氣和無禮很不滿意，隨口應道：「走大路一萬丈，走小路七八千丈。」
小伙子聽了摸不著頭腦：「怎麼這兒論丈不論裡？」老人笑著對他說：「小伙子，原來你也會講『裡』（禮）？」小伙子知道自己失禮了，連忙給老人陪禮道歉。
諧音諷刺。運用諧音法，可對不便明說的醜惡現象和人物進行諷刺鞭笞。
辛亥革命後，清帝遜位，國民改呼「皇帝萬歲」為「民國萬歲」，人們以為從此天下太平，而事實卻是軍閥混戰，貪官盛行，民不聊生。撰聯大師劉師亮編出「民國萬稅，天下太貧」的對聯，其諷刺的效果可謂入木三分。確實，民國不能「萬歲」，卻有「萬稅」，天下不大太平，只有「太貧」。
諧音表態。利用交談語言中某個字的諧音關係，可委婉地表明自己對某件事的態度。
清人鄭板橋在濰縣做縣令時，逮捕了一個綽號「地頭蛇」的惡棍。惡棍的伯父和舅舅（與鄭板橋是同科進士）帶著酒菜連夜登門求情。在酒席上，進士提出要行個酒令，並拿起一個刻有「清」官的骨牌，一字一板地吟道：「有水念作清，無水也念青，無水添心便念精。」鄭板橋更正道：「年兄差矣，無水添心當念情。」進士聽了大喜。鄭板橋猛然感到中了計，緊接著大聲說道：「酒精換心方講情，此處自古當講清，老鄭身為七品令，不認酒精但認清。」那兩人見狀，只好告辭。
這裡，這位進士巧用諧音求情，而鄭板橋卻妙用諧音變化，表明了為官一身清、決不徇私情的態度。
諧音還擊。運用諧音法，可對某些不恭的言行給以巧妙還擊。
唐朝宰相楊國忠，嫉恨李白之才，總想設法奚落他一番。
一日，楊國忠想出一個辦法，就約李白對三步句。李白剛一進門，楊國忠便道：「兩猿截木山中，問猴兒如何對鋸？」
「鋸」諧句「句」，「猴兒」暗指李白。李白聽了，微微一笑，說：「請宰相起步，三步內對不上，算我輸。」楊國忠想趕快走完三步，但剛跨出一步，李白便指著楊國忠的腳喊道：「一馬隱身泥裡，看畜生怎樣出蹄！」「蹄」諧「題」，與上聯對得很正。楊國忠本想佔便宜，反被李白羞辱了一番。
諧音轉換。這裡指用關鍵字的諧音轉換成另一個意義的詞語，用新的語義掩蓋原來的語義。
有個住旅店的人，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的五十兩銀子不見了，而這一晚旅店也沒別人，只有他一人，因此他懷疑是旅店老闆偷去的，但老闆死活不承認。二個鬧到縣衙，縣官對老闆說：「我在你手心裡寫個『贏』字，你到院子裡曬太陽，如果曬很長時間，贏字還在，那麼你的官司就打贏了。」隨後，縣官把老闆娘叫來。老闆娘來到一看只見老闆在外面站著，不知怎麼回事。這時只聽縣官對她丈夫喊道：「你手裡的『贏』字還在不在？」店老闆連忙回答說：「在，在。」老闆娘一聽丈夫承認了「銀子」在，就不敢隱瞞了，乖乖地回家拿出了銀子。
巧表態度。運用諧音法，可巧妙地表達對某些人和事的態度。
有人曾經在雞場寫過這樣一副對聯：「閒人免進賢人進，盜者莫來道者來。」有人改下聯為「撈者莫來勞者來」，這句話是針對那些「下水摸魚」、「雁過拔毛」者而言的。雞場來之不易，勞心者為之籌謀，勞力者為之工作，而「撈者」卻借參觀、檢查之名，來大吃大喝還不算，走時還白拿。此聯巧借諧音，表明心跡。
談話時巧用諧音法的妙處真可謂是功力無窮，而顛倒詞序法則可以增強語意，使交談語言更加深刻，從而取得戲劇性的說話效果。
於右任的書法享有盛譽，一向被稱為「於體」，但他平日不輕易贈與別人。一次，一個人求字，於老先生不想給他，無奈他一直要求，只好寫下了「不可隨處小便」幾個字，滿以為這樣的話登不了大雅之堂。誰知過了幾天，那位求字者拿著裱好的條幅，來向於老道謝。於老把條幅展開一看，正是自己親筆所寫的，只不過變成了「小處不可隨便」，真是一句精闢的格言。這位求字者就是採用顛倒詞序的方法，使於老這一句本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話，變成了一句具有深刻哲理性的語言。
顛倒詞序，可以改變語意，使交談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面發展。
一九四九年九月，雲南解放前夕，蔣介石令沈醉槍殺進步學生並逮捕了九十餘名愛國主義人士，正準備起義的雲南省主席盧漢急忙打電報給蔣介石陳說利害，為這批民主人士說情。蔣的回電是：「情有可原，罪無可遣。」（遣在這裡是逃避的意思）盧漢十分著急，把電文給李根源先生看。李先生看後，把詞序改成：「罪無可遣，情有可原。」在昆明的軍統頭目閱讀電文後，以為蔣介石「恩威並舉」，於是這批愛國民主人士得救了。後來蔣介石得知此事，氣得火冒三丈。他懷疑秘書記錯了自己口授的電文，又不能排除自己搞「顛倒」了「語序」，只得罵幾聲「娘希匹」罷了。
古今中外許多名句格言，都是運用顛倒詞序法，以增強語意的表達效果。郭沫若說：「活人讀死書，可以把書讀活，死書讀活人，可以把書讀死。」林肯說：「你能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某些人，也能在某些時候欺騙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所有的人。」這些格言，就是變換某些字詞，使語言產生了更為深刻的含義。
實踐表明，在一定的情況下，採用顛倒詞序的方法，能更好地表達人們需要表達的內容。但如果是在談話時，重複幾次談一個話題，發表一個觀點，雖然有強調說明的作用，但多半因為沒有新意而會使聽眾生煩。
在魯迅先生的小說《祝福》裡就有這樣一個生動的例子：
祥林嫂第二次來到魯鎮，帶著更大的悲傷。她向人訴說：「我真傻，真的，我單知道雪天野狼在深山裡沒有食吃，會到村裡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她兒子被狼咬死，大家曾表示同情，但祥林嫂不斷重複這幾句話，就使大家表示出冷淡的態度。
其實，一個人哪能不斷有新的話題？譬如一些朋友相聚，當沒有新的情況可說，還要重提舊事時，可以用新的敘述語言，從新的表達角度來談，同樣會有好的效果。
一對戀人相會，只要有一方善於老話新說，他們之間就能有永遠講不完的話題。
如果在生活中，我們都能生動、風趣地表達，那麼就不會因為同一句話多次重複而顯得單調，呆板。
馬克·吐溫的長篇小說《鍍金時代》曾引起很大反響，他在這本書裡抨擊了美國政府的腐敗和那些政客、資本家的卑鄙無恥。
一天，在酒會上，記者追問馬克·吐溫對政府官員的看法。馬克·吐溫一氣之下說：「美國國會有些議員是狗娘養的。」
這句話在報紙上披露後，議員們大為憤怒，紛紛要求作家出來公開道歉或予以澄清，否則，就將訴諸法律。
後來，馬克·吐溫在另一個場合又對記者發表談話：「前一次我在酒席上發言，說『美國國會中有些議員是狗娘養的』。事後我考慮再三，覺得此話不適當，而且也不符合事實。
我鄭重聲明，我上一次講話應該更正為：『美國國會中的有些議員不是狗娘養的。』」這個聲明十分精彩。作家沒有把已說過的話簡單地重複一遍，而是作一種相反的表達，其實跟前次所說的是同一個意思，甚至抨擊的面更廣些，這樣對方也抓不住把柄了。
所謂「戲重演不好看，話重說不好聽」，只是表明了道理的一部分。一些戲因為新的扮演者的表演，而一直受人喜愛。
富有哲理性的語言也往往由於不同的表達而每次都能引起人們的興趣。一個人的話題是否有哲理，是否能產生戲劇性的效果也與說話者的思想成熟程度密切相關。
哲理性語言有許多種類型：
警策型。這類語言的特點是話一出口使人一驚，但驚而無險，出人意料，卻在情理之中，例如，有一位哲學家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有人可能一百歲時才走向墳墓，但他生下來就已經死亡。」這句話中的「活了一百歲」與「生下來就已經死亡」是一個大矛盾，然而矛盾背後卻潛藏著深刻的哲理。
若愚型。這一類型的語言往往說出最平常的事，然而這些事情一經提示，變成了很耐人尋味的東西。如愛默生說：
「站在山的旁邊，就看不到山。」歌德也曾說：「光線充足的地方，影子也特別黑。」他們說的都是極普通的事實，然而一經他們提示，這些事實就起了奇妙的變化，使人從中領悟到很多東西。
忠告型。這類語言常使人在善意中感到親切，在親切中領悟道理。如：「如果你考慮兩遍再說，那你一定說得比原來好一倍。」「如果一個人不知道他要駛向哪個碼頭，那麼任何風都不會是順風。」「從偉大到可笑，只有一步遠。」等等。
總結型。這類語言的特徵是歸納經驗。如：「長久遲疑不決的人，常常找不到最好的答案。」「財富往往像海水，你喝得越多，就越感到渴。」等等。講演和談活中運用哲理性語言，可以起到精闢、深邃和簡煉的效果，可以使自己的言詞更有力量。
從生活中提煉具有哲理性的句子，並用排比的形式加以列出，效果會更好。如一九八八年全國職工演講邀請賽中，有一組論辯，反方青島隊主辯發言中闡述「嚴厲懲處不是糾正腐敗現象的最好手段」的觀點時，強調指出：「腐敗分子是活生生的人，你消滅了他的肉體，卻消滅不了他的靈魂；你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卻限制不了他的思想自由；你解除了他的職務，卻解除不了他的惡劣影響。」這段富有哲理的話，贏得了聽眾的陣陣掌聲。
在日常交往中，與人談話往往是很愉快的事，但也有自己說的話被別人誤解的時候。
要想使自己的話不被人誤解，必須注意：
盡量少用話中有話的句子。在需要明確表達自己的意思時，話一定要說得明確、具體，千萬不要模稜兩可，以免引起誤解。
不要隨意省略主語。在一些特殊的語境中，可以省略主語，但這必須在交談雙方都明白的基礎上，否則可能引起誤解。比如，一位男士挑帽子，售貨員拿了一頂給他，他看了看說：「大，大。」售貨員一連給他換了四五種型號的帽子，他都嚷道：「大，大。」售貨員生氣了，說：「分明是小號，你為什麼還說大？」這人結結巴巴地說：「頭、頭，我說的是頭大！」
造成這種狼狽結局的原因就是他省略了主語。
注意同音詞的使用。同音詞就是語音相同而意義不同的詞。如果同音詞用得不當，就很容易產生誤解。如「期終考試」就容易誤解為「期中考試」，如把「期終」改為「期末」，就不會誤解了。
少用文言詞和方言詞。與人交談中，文言語過多使用，容易造成誤解。除非有特殊需要，一般不要用文言詞。
而方言詞的使用更容易造成誤解，特別是不同方言區的人談話，如各自使用方言，那就更困難了。如「公公」一詞，普通話指丈夫的父親，貴陽話則指自己的祖父，揚州話指外祖父，重慶話指祖父的姐（妹）夫，各有所指。
說話要注意停頓。如「中國隊打敗日本隊獲得冠軍」這句話，即可理解為「中國隊打敗，日本隊獲得冠軍，」又可誤解為「中國隊打敗日本隊，獲得冠軍」，這樣，如不注意語句的停頓，就容易造成誤解。
如果在演講和談話中巧妙地引用典故，也可以達到敘事論理引人入勝，妙趣橫生的戲劇性效果。
「典」既可以是馬列的經典著作，也可以是古今中外之典故，包括成語、俗語、名言、格言等等。
例如，《光明日報》曾刊登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天，一位二十歲出頭，蓄著鬍鬚的小伙子走進其法律顧問處。
小伙子是某廠青工，他報考電視大學的准考證被車間領導扣留了，要他把鬍鬚剃掉再給他。小伙子堅持不剃，雙方僵持著。小伙子帶著火氣問：「我留這個鬍鬚違法嗎？」律師笑著答道：「不違法。」小伙子立即又說：「那我可以控告他們！」
隨即把情況對律師說明。
律師沉思了一會，和言悅色地對他說：「不違法，但你違反人情，違反國情！我國六七十歲的人也不一定留鬍鬚，四五十歲的人還經常刮鬍須，你年紀輕輕卻留鬍鬚，既不衛生，又不美觀。這就叫違反人情。」
「為什麼說還違反國情呢？」小伙子不滿地問。
「我給你講一個故事。明末清初，清統治者下了一道命令，一律剃鬚留辮，否則格殺勿論。漢族人民發出『寧願留發不留頭，不願留頭不留發』的口號，於是一場壯烈的抗清開始了，到處血流成河。你知道京劇大師梅蘭芳嗎？在日冠佔領上海期間他蓄須拒不登台，這些行動都是帶有政治性的。請問，你留鬍鬚也帶有政治性嗎？」
小伙子連忙說：「沒有，沒有！」
這位律師引用典故，使談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戰國時，有一位著名的縱橫家蘇秦。他為了使秦惠王採納以征戰稱霸天下的主張，採用了旁徵博引的說理方法。
他先詳盡地向秦惠王分析了秦國優越的政治、經濟條件和強大的軍事力量等國情，以此作為可行征戰的明證，但秦惠王不為所動，沒有採納他的建議。蘇秦又列舉了歷史上的「五帝」、「三王」等事例，最後秦惠王終於採納了他的建議，這就說明事例既要廣，又要不離中心主題。如果能夠巧妙運用熟語，則能大大增加語言的感染力。
毛澤東同敵人辯論中，常常是信手拈來，熟練地運用成語來進行點綴，使得自己論說生動，駁斥有力。
一九四一年一月。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屠殺新四軍將士。對此，毛澤東在談話中對國民黨反動派提出了嚴重警告，談話中大量使用了成語。
「我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反動派必然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那時我們就愛莫能助了。我們是珍重合作的，便必須他們也珍重合作。老實說，我們的讓步是有限度的……亡羊補牢，猶未為晚，這是他們自己性命交關的大問題，我們不得不盡最後的忠告。如果他們怙惡不悛，繼續胡鬧，那時全國人民忍無可忍，把他們拋到茅廁裡去，那就悔之無及了……」
在這段話裡，毛澤東用了「禍起蕭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愛莫能助」、「亡羊補牢」、「怙惡不悛」、「忍無可忍」等成語，有一種強大的藝術魅力，也大大增強了說服力。
俗語是通俗並廣泛流行的定形的語句，簡練而形象化。恰當地引用俗語，可以增強講演和談話中的幽默感和說服力。
抗戰勝利後的一天，上海一幢公寓裡發出陣陣歡笑，原來，畫家張大千要返回四川，他的學生為他餞行，梅蘭芳等名流也到場作陪。宴會開始時，張大千向梅蘭芳敬酒，說：
「梅先生，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眾賓客都楞住了，梅蘭芳也不解其意，笑著詢問：「此話作何解釋？」張大千笑著朗聲答道：「你是君子——動口；我是小人——動手！」滿堂來賓，笑聲不止，宴會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張大千簡單的祝酒詞能取得如此好的效果，原因就在於他能巧妙地引用了「君子動口不動手」這一俗語。
諺語和俗語一樣，也可以為語言增色。諺語經歷了千百年的長期流傳，千錘百煉，它凝聚著勞動人民豐富的思想感情和智慧。諺語還具有寓意深長、語言簡煉、琅琅上口、易於記憶的特點，因此常為講演和談判者使用。
例如，你想說明一個道理，先引用一句「九牛扳不過一個『理』」；你想談談人要有志氣，先引用一句「胸無大志，枉活一世」；你想談鍛煉身體，先引用一句「若要健，天天練」；
等等。這些諺語鮮明生動，富於很強的表現力和戲劇化效果。
一九八八年五月，美蘇兩國領導人會談。在歡迎儀式上，戈爾巴喬夫說：「總統先生，你很喜歡俄羅斯諺語，我想為你收集的諺語裡再補充一條，這就是『百聞不如一見。』」戈爾巴喬夫之意，當然是宣稱他們在削減戰略武器上有行動了。
裡根也不示弱，彬彬有禮地回敬道：「是足月分娩，不是匆忙催生。」
裡根的諺語形象地說明了美國政府不急於和蘇聯達成削減戰略武器等大宗交易的既定政策。
兩國領導人經過緊張磋商，在某些問題上縮小了分歧，都表示要繼續對話。戈爾巴喬夫擔心美國言而無信，於是在講話中用諺話提醒：「言不信，行不果。」裡根也送給戈爾巴喬夫一句諺語：「三聖齊努力，森林就茂密。」
歇後語一般由前後兩個半截構成，前半截是形象的比喻，像謎面；後半截是解說，像謎底。在交談中，人們運用它作為修辭的手段，也能增加語言的表現力和戲劇性效果。
例如，為了說明某個人工作開展慢，引用一句「他呀，大象屁股——推不動……」。為了說明自己辦不成這件事，引用一句「我是『丫環帶鑰匙——當家不做主』呀！」等等，都很恰當和得體。
常言道：「美味不可多用。作為語言中調味品的歇後語也是如此，用得恰到好處，準確簡煉，一語千鈞，增添力度；用得多了濫了，就會令人生厭，顯得不嚴肅，流於膚淺和滑稽。
數字是枯燥無味的，但有經驗的講演者卻知道，數字自有一種非凡的力量，如果能巧妙地加以利用，就能發揮出意想不到的戲劇性作用。
一九七二年，來自紐約的一位女國會議員貝拉·伯朱格進行了一次演講，呼籲在政治生活中給婦女平等地位。她說：
「幾個星期前，我在國會傾聽總統對全國發表講話。在我周圍落座的有七百多人。我聽到總統在說：『這裡雲集了美國政府的全體成員，有眾議員、參議員，還有最高法院成員和內閣成員。』我環顧四周，在七百多名政府要員中只有十七人是女的；在四百三十五名眾議員中只十一個是女的；一百名參議員中只有一個女的；內閣成員中沒有女的；最高法院中也沒有女的。」
她用不著多說了，因為無論說多少話，也比不上這幾個數字更能說明問題。無論你是否同意她的觀點，在這幾個確鑿的數字面前，都不得不承認在政治生活中存在著性別歧視。
對比性數字比無對比地羅列數字，顯然有更大的說服力和更好的效果。我們在言辭中應善於將有關數字對比著表述出來。比如，為了說明美國電視中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節目之多，有人指出：「調查表明，從一年級到十二年級的青少年學生，大約有一萬多個小時是在聽搖擺音樂中渡過的，這比他們在校十二年度過的全部時間只少五百個小時。有人做了一次普查，平均每個觀眾一年裡在電視節目中可看到九千個表現性行為的鏡頭，暴力場面更多。一般高中生到畢業時，觀看電視二萬二千小時，相當於他們在課堂時間的兩倍，在這二萬二千小時中，可看到一萬八千起謀殺……」
這樣對比性地運用數字是十分成功的，使人深切感到青少年學生受毒害之劇烈。
一九四六年七月，蔣介石發動了全國內戰，派了一百七十餘萬人進攻解放區，一時間「黑雲壓城城欲摧。」當時，我方有不少人對這場鬥爭的前景發生了懷疑。這時候毛澤東給大家算了一筆帳：蔣介石共出動了二百一十八個旅，約占蔣軍正規軍的百分之九十，再也沒有太多的兵力可供抽調了。我軍在一月至十月間就殲滅了蔣軍二十四個旅。按這個速度計算，當我軍殲滅第三個二十五個旅時，敵我力量就會發生重大變化。不出一年時間，就可以迎接中國革命新高潮的到來。
他用以上計算方法驅散了人們心頭的疑雲。
在演講和談話中，恰當地運用比喻也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戲劇性的效果。
劉向《說苑》中有這樣一個生動的故事：
有人對梁王說：「惠子這個人說話善於打比喻。假如大王您不讓他打比喻，那麼，惠子就沒話說了。」
於是，梁王對惠子說：「希望您今後發言時不要打比喻了。」
惠子回答說：「假如有個人不知道『彈』為何物，您告訴他『彈就是彈』，你能明白嗎？」
梁王說：「當然不能明白呀！」
惠子接著說：「如果您改換一種說法，告訴他：『彈的樣子象弓，是用竹子作弓弦。』那麼，他該明白了吧？」
梁王說：「當然明白了。」
惠子說：「我要把我知道的事物告訴不知道這事物的人們，您說不打比喻行嗎？」
梁王說：「不打比喻是不行的。」
這個事故的有趣就在於梁王本來是不許惠子再打比喻的，可是惠子又悄悄打了一個比喻，說得梁王心服口服。
比喻能增強語言的形象性、生動性，可以給語言塗上一層斑斕的色彩。運用比喻，可以把思想性、知識性和趣味性溶於一爐，使真理變得淺顯通俗，易於理解和接受。
作家秦牧曾舉過一個例子：「一個好比喻，常常能很有效地吸引人。比如說資本主義社會裡，有的人可以不遵守法律，而有的人非守法不可，有人就比喻說：『法律像一張蜘蛛網，大昆蟲掙走了，小昆蟲卻給粘住了』。」
如果直接說資本主義的法律對某些人沒有什麼約束力，意思比較抽像，而拿蜘蛛網打比方，具體形象的意思便從抽像的霧靄中顯露出來了。
比喻一般用來回答較複雜的問題。談判中，當對方以某種事例顯示出難以理解的道理，來吊難時，我們則以能比喻的事例顯示出另一種道理，以進行反駁。
如，儒士張個與僧人辯論。僧人宣稱：「儒教雖正，卻不如佛學玄妙。我們僧人能讀儒教的書，你們卻不能通曉佛家的經典。
張個答：「不對吧，比如飲食，人可以吃的，狗也能吃；
狗可以吃的，人卻決不能去吃了。」他的反駁，不失為一種機智的駁論。
運用比喻批駁錯誤觀點，最重要的是選准喻體，而這個喻體又是對方難以反駁的事實，只要有了這個前提，對方的謬論就可以不攻自破。
例如，法拉第最初發現電磁感應的重要原理時，有人嘲諷他：「這個又有什麼用處呢！」
法拉弟詼諧地說：「剛生下來的嬰兒有什麼用呢？」
法拉弟就是用一個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最普通的事實作比喻，說出了電像新生嬰兒一樣前途無量的道理。
在講演、談話和談判中，常常需要論述一些道理，這些道理如果配以貼切的比喻，就會容易讓人理解和接受。
孔子有個弟子叫子路，不大重視學習。有一天，孔子對子路說：「你有什麼愛好？」
子路說：「愛好長劍。」
孔子說：「我是問你學習嗎？」
子路反問道：「學習也有好處嗎？」
孔子說：「一個國君，如果周圍沒有敢於勸諫的正直之臣，他在政策上就要失誤；一個君子，如果沒有能夠給予他教益的朋友，他在品德方面就會有失檢點。駕烈性的馬，不能放下手中的鞭子；操縱弓箭，決不能離開矯正弓箭的器具。木頭經過墨繩的規劃加工，就能變直；人經常聽取不同意見，就能變得非凡。如果你肯於學習，就能順利成長。」
子路雖覺得老師講的句句在理，但仍有點迷惑不解，就打了一個比喻反問：「南山上的竹子，不經加工自然直，砍伐下來製成箭，能夠射穿犀牛做成的盔甲，這樣看來，又何須學習呢？」
孔子借用子路的比喻，進一步開導他，「話可不能這麼說，用竹子削成的箭，雖說也能射穿物體，但不會是很鋒利的。如果削出箭尾，插上羽毛，再裝上箭頭，就會射得更遠。如果把箭頭再在磨刀石上加以磨礪，箭射入得不是會更深嗎？」
上述言來語去中，精妙的比喻相繼出現，孔子運用一系列貼切淺顯的比喻，一步步征服了子路的心。
為了達到講演的戲劇性效果，也可以採取自問自答的自我設問形式。
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一天，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一次重要的會議，第一流的我國核科學家都參加了。
周總理作了簡要的開場白，他說，我國核爆炸成功以後，有人攻擊我們有彈無槍，無非是要解決槍、彈結合的問題。
說完，總理和科學家們進行了詳盡的討論。然後，總理電話請示毛澤東，帶回了毛澤東的指示，說：「毛主席同意這一方案，贈給大家十六個字：嚴肅認真，周到細緻，穩妥可靠，萬無一失。」
聽完總理的話，在場的科學家們覺得肩上的擔子非同尋常，有人下意識地吸了口氣。
目光敏銳的周總理已經覺察到科學家們的心思，立即解釋說，「什麼叫萬無一失？把想到的、發現的、都認真解決了，就叫萬無一失。沒發現的、解決不了的，是吃一塹長一智的問題。打槍還有卡殼的時候呢，別說導彈了。放心吧，只要認真做了，出了問題，領導來負責，我周恩來負責！」
周總理一席話，說得科學家們思想的負擔完全消失了。
這段話一開始就抓住了要害，即科學家擔心的「萬無一失」的問題，進行設問，以問題引路，自問自答，引出一段解釋，清楚明白，使人疑團頓消。
所謂設問，就是本無疑問而自提自問，明知故問。可以自問自答，也可只問不答。設問用得好，能引人注意，誘人思考，使講演和談話內容更吸引人。
林肯在做律師時，曾在一次訴論中以巧妙的設問贏得了勝利。一天，一位老態龍鐘的女人來找林肯，哭訴自己被欺侮的事。這位老婦是獨立戰爭時的一位烈士遺孀，每月靠撫恤金維持生活，不久前，出納員竟要她交付一筆手續費才准領錢，而這筆手續費等於撫恤金的一半，這分明是勒索。
法庭開庭了，被告矢口否認，因為這個狡猾的出納員是口頭進行勒索的，沒有憑據，情況顯然不妙。
輪到林肯發言了，上百雙眼睛緊盯著他，看他有無法子扭轉形勢。
林肯用抑揚頓挫的嗓音，首先把聽眾引入對美國獨立戰爭的回憶。林肯兩眼閃著淚光，述說愛國志士是怎樣忍饑挨餓地在冰天雪地裡戰鬥，為澆灌「自由之樹」而灑盡最後一滴鮮血。最後，他以巧妙的設問，作出令人怦然心動的結論：
「現在事實已成了陳跡。一七七六年的英雄，早已長眠地下，可是他們那衰老而可憐的遺孀還在我們面前，要求代她申訴。不消說，這位老婦人從前也是位美麗的少女，曾經有過幸福愉快的家庭生活，不過，她已犧牲了一切，變得貧窮無依，他們不得不依靠革命先烈，用革命先烈爭取來的自由，向我們請求援助和保護。試問，我們能熟視無睹嗎？」
發言至此嗄然而止。聽眾的心早被感動了，有的捶胸頓足，撲過去要撕扯被告；有的眼圈泛紅，為老婦人流同情之淚；還有的當場解囊捐款。
在聽眾的一致要求下，法庭通過了保護烈士遺孀不受勒索的判決。
要使講話吸引人，不妨設計幾個醒目的問題，自問自答，這將會大大增添你言語的魅力，使你的講演具有戲劇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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