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理論部分是根據潛在的不可能的假設進行的。它雖然在邏輯上站得住腳，但不適用於實際情況。
我們關於李嘉圖思想的精深及其表達的不完善已經談了很多，特別是指出了那些使他制定報酬遞減規律而不加限制的種種原因。我們這種意見，在他討論土地改良和農業稅的歸宿的影響中也同樣適用。
他對亞當·斯密的批評是極不慎重的；如馬爾薩斯所公正指出的（他的《政治經濟學》第十節 的結束語），「李嘉圖先生一般注意的是永久的最後結果，關於地租他總是採取相反的政策。而只有注意暫時的結果，他才能反駁亞當·斯密的這一論點：即種植稻米或馬鈴薯比種植小麥會提供較高的地租」。如馬爾薩斯繼續說：「實際上，有理由相信，地租甚至不會暫時下降，因為把小麥改種稻米必然是逐步的，」則他也許不會很錯。
但是認為在一個不能輸入很多小麥的國家中，很容易這樣來調整田賦和阻礙土地改良，以致使地主階級在短時間內大發橫財，而使人民大眾貧困不堪，在李嘉圖的時代具有重大的實際意義，甚至現在認識這一點也是有莫大的科學興趣的。毫無疑問，當人民貧病交加的時候，地主階級的錢袋勢必受到損害。但這個事實並不能削弱李嘉圖的下述論點：即他一生中農業價格和地租的暴漲，表明了國家所受的損害比地主階級所受的利益大得不能較量。但是，讓我們來考察李嘉圖的某些論證，而這些論證是他喜歡從定義明確的假設開始的，以便求出引人注意的精確結果；而這些結果讀者可以自行綜合，以便使它們能應用於現實生活。
我們首先假定，某個國家所種植的「小麥」是絕對必需的；也就是說，小麥的需求沒有彈性，它的邊際生產成本的任何變動，只會影響人們對它所支付的價格，而不會影響它的消費量。其次假定，小麥不進口。那末，對小麥徵收十分之一的稅的結果，就會使它的實際價值提高，直到和以前一樣多的十分之九足以報酬邊際投資量，從而，各宗投資量為止。因此，每塊土地的小麥總剩餘和以前一樣；但是，十分之一的小麥既當作租稅而被徵用，所以，餘下的只是以前小麥剩餘的十分之九。因為它各部分的實際價值都按九與十之比上升，所以，實際剩餘不變。
但是，農產品的需求絕對沒有彈性的這一假設是一個反常的假設。其實價格上漲勢必使某些農產品（如果不是主要糧食）的需求有所減少，因此，小麥價值（即總產量的價值）永不會和稅額成正比例的上漲，而在一切土地耕作中所運用的勞動和資本將有所減少。從而，一切土地上的小麥剩餘勢必減少，但減少的比例卻因地而異。既然十分之一的小麥剩餘當作租稅而被徵用，同時它各部分的實際價值都按小於九與十之比上升，所以，實際剩餘有雙重的下降（本書上卷第177頁的圖把這些推理同時譯成幾何學用語）。
在現代條件下，小麥的自由進口使租稅不能大大提高它的實際價值，這種實際剩餘會下降得很快；即使沒有進口，如果小麥實際價值的上漲使人口減少，或至少很可能降低勞動人民的生活水準和效率，也會逐漸產生同樣的結果。降低生活水準和效率的這兩種影響對生產者的剩餘也有類似的作用；二者使勞動對僱主很貴，而後者又使工人的實際計時工資低微。
李嘉圖關於所有這些問題的推理，是很難理解的：因為他往往不加說明，當他不再討論那些「直接的」並和人口的增長相較而屬於「短時期」的結果，就轉向那些「最後的」和屬於「長時期的」結果，而在長時期中，農產品的勞動價值有時間大大地影響人口的數量，從而，影響農產品的需求。如果補充了這種解釋，則他的推理很少有站不住腳的地方。
現在我們可以考察他就農藝改良的影響所提出的論點，他把農業改良分為兩類。而特別饒有科學興味的是他對第一類的討論。所謂第一類的改良是指「我能用較少的資本獲得同樣的產量，而不破壞相續資本部分的生產力之間的差別」的改良；當然，為了他的一般論證，可以忽略這一事實：即任何一種改良對一塊地的貢獻比對另一塊地要大些（參閱本書第四篇，第三章，第四節），和以前一樣，李嘉圖假定小麥的需求沒有彈性，他證明，資本將從較貧瘠的土地（或從較肥沃的土地的較多的集約經營）撤回，因此，在最有利條件下投資所得的用小麥計算的剩餘（即如我們所指的小麥剩餘）和那些不是像以前處於耕作邊際的土地相較，將是一種剩餘；由於根據假設二次投資的生產力的差別不變，所以，小麥剩餘勢必減少，當然，這種剩餘的實際價值和勞動價值下降得更多。
這點可以用右圖來說明；圖中曲線AC代表當作一個農場的全國土地對各宗資本和勞動的投資所提供的收益。各宗勞動和資本並不是按它們投資的順序，而是按它們生產力的順序來排列的。均衡時的投資量是OD。小麥的價格是使收益DC適足以報酬一宗投資的價格；面積AODC代表小麥的全部產量，其中AHC代表小麥剩餘總額。（不妨指出，使該圖代表全國而不代表一個農場在解釋上的唯一變動是源於這一事實：即我們現在不能像過去那樣假設所有各宗資本都是在同一鄰區投放的。從而，同一種農產品的相等部分的價值也是相等的。但是，我們可以克服這個困難，辦法是，把運輸農產品到共同市場的費用算作它的部分生產費；每宗資本和勞動中有一定的部分充作運輸費用。）
李嘉圖第一類的改良，將使在最有利條件下的投資量的收益從OA增加到OA′，使其他投資量的收益也有所增加，但不按相同的比例而是按相等的數量增加的。結果是，新產量曲線A′C′將是舊產量曲線AC的重複，但是比它高出AA′一段的距離。因此，如果對小麥的需求是無限的，以致仍能維持原有的各宗投資量OD，而仍有利可圖，則小麥剩餘仍和改變以前一樣。但實際上這樣一種直接增產是不可能有利的；因此，這種改良勢必減少小麥剩餘總額，根據李嘉圖在這裡所作的假設：總產量完全沒有增加，只有OD′的投資量，因OD′由A′OD′C′等於AODC這一條件所決定；則小麥剩餘總額將縮減至A′H′C′。這個結果不以AC的形狀，也就是說，不以李嘉圖為了證明自己的論點而採用的特定數字為轉移。
這裡我們可以順便指出，數字例證一般只能可靠地用作說明，而不能用作證明。因為要知道這個結果是否暗含在證明該特定事例所用的數字之中，比獨立決定該結果是真是假，還要困難得多。李嘉圖本人沒有受過數學上的薰陶。但是，他的直覺才能是無比的；有修養的數學家在最危險的推理過程中很少有像他那樣安全可靠的。甚至穆勒那種銳利的邏輯才智也是不勝任這種工作的。
穆勒特地指出，一種改良使對不同種類的土地的投資的收益按相等的比例增加，比按相等的數量增加更加可能（參閱他的第二個例證，《政治經濟學》，第四篇，第三章，第四節）。他沒有注意，這樣做他就取消了李嘉圖嚴密論證的基礎，而這個基礎是，改良並不改變不同投資在利益上的差異。雖然他和李嘉圖都得到相同的結果，但那只是因為他的結果已經暗含在他的說明數字中了。
右圖有一種趨勢表明，有一類經濟問題是不能由那些既沒有李嘉圖的天才，又不借助於把關於報酬遞減或供求規律的經濟力量表現成一個連續整體的數學或圖表的工具的人來解決的。此圖中曲線AC的意義和上圖中相同；但改良對各宗資本和勞動有增加三分之一收益的作用，也就是說，增加的是一個相等的比例，而不是一個相等的數量。新產量曲線A′C′位於AC之上，且曲線的左端比右端是高得多的。耕作只限於OD′投資量，代表新產量總額的面積A′OD′C′和以前一樣等於AODC；而A′H′C′和以前一樣是新小麥剩餘總額。那末，很容易證明，A′H′C′等於AKE的113，而A′H′C′大於或小於AHC卻取決於AC的特定形狀。如果AC是一條直線或近於一條直線（穆勒和李嘉圖的數字代表產量直線上的點），則A′H′C′勢必小於AHC；而根據我們圖中AC的形狀，A′H′C′大於AHC。因此，就結論來說，穆勒的論證是而李嘉圖的不是取決於他們所假定的總產量曲線的特定形狀的。
（穆勒假定，一國的耕田包括三種數量的土地，各按相等的費用生產六十、八十和一百蒲式耳；然後他證明，使各宗資本投資的收益增加三分之一的那種改良使小麥地租按六十與二十六又三分之二的比例下降。但是，如果他把一國土地的肥沃度分成三類，而每類土地按相等的費用生產六十、六十五和一百一十五蒲式耳，如我們的圖大致所表明的那樣，他就會發現在那種場合下改良會使小麥地租按六十與六十六又三分之二的比例增加。）
最後不妨指出，李嘉圖關於改良對地租的可能影響的見解，既適用於農業土地，又適用於城市土地。例如，美國建造帶有電梯的十六層高的鋼筋百貨大樓的計劃，假如由於建築技術、照明、通風設備和電梯製造的改進，立刻變得既有效率，又可提供經濟和方便。如果真是這樣，則各城中的商業區所佔的土地面積就比現在要少些；而大批的土地就會轉向報酬較低的用途方面；其最終結果也許很可能是城市地基價值總額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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