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該是美國為整個歐亞大陸制定和實施一項完整、全面和長期的地緣戰略的時候了。這一需要產生於兩大根本現實之間的相互作用：美國是目前唯一的全球性超級大國，而歐亞大陸是全球的中心舞台。因此，歐亞大陸力量分配的變化，對美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和美國的歷史遺產，都將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
美國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就其範圍和性質而言，都是獨一無二的。它是一種新型的霸權，反映了美國民主制度的眾多特點：多元性、滲透性和靈活性。美國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獲得了這一霸權，其主要的地緣政治表現是美國在歐亞大陸所發揮的前所未有的作用。迄今為止，以往所有的全球性大國地位爭奪者都來自這一大陸。美國現在則是歐亞大陸的仲裁者。歐亞所有的重大問題，沒有美國的參與或有悖於美國的利益，都無法得到解決。
美國如何巧妙地處理同歐亞棋盤上的重要地緣戰略棋手的關係，以及美國如何同歐亞大陸那些關鍵性的地緣政治支軸國家打交道，這對於美國長久和穩固地保持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是至關重要的。在歐洲，最主要的棋手仍將是法國和德國。美國的中心目標應是加強和擴大在歐亞大陸西部現有的民主陣地。在歐亞大陸的遠東地區，中國可能將越來越重要。除非美中兩國能成功地就地緣戰略達成共識，否則美國在亞洲大陸將失去政治立足點。歐亞大陸的中部，即在日益擴大的歐洲和在地區內日益倔起的中國之間，將仍是一個地緣政治的黑洞。至少在俄羅斯內部圍繞後帝國時期自我定位的爭鬥見分曉之前這一狀況不會改變。而俄羅斯以南的地區，即歐亞大陸的巴爾於，則有可能成為種族衝突和大國角逐集中的場所。
在這種情況下，今後一段時間內，或者說在一代人以上的時間內，不可能有任何單個國家向美國的世界首要大國地位提出挑戰。國家實力有四個主要方面，即軍事、經濟、技術和文化。它們合在一起造成決定性的全球政治影響力，而在這四個方面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國家能與美國相比擬。除非是美國故意或者是無意中放棄了它的領導地位，否則在可預見的將來，唯有國際的無政府狀態可能實際取代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在這方面，斷言美國已成為克林頓總統所說的世界上「不可替代的國家」是正確的。
在這裡，重要的是既要強調美國不可替代這一事實，也要強調世界陷入無政府狀態的現實可能性。一旦現存的那種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地緣政治框架自行崩潰，人口爆炸、貧困導致的移民、急劇的城市化、種族和宗教的敵對、以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造成的破壞性後果就將無法控制。如果沒有美國持續和有針對性的介入，不用多久全球動亂的力量就會主宰世界舞台。不論是在當前歐亞大陸還是在整個世界上出現的地緣政治緊張形勢中，都包含著現存框架發生這種崩潰的可能性。
人類生存條件更加普遍惡化的前景，有可能進一步加劇上述給全球穩定帶來的風險。特別是在世界上那些比較貧困的國家裡，人口爆炸以及同步發生的人口的城市化正在迅速產生的不僅是大量的貧困人口，而且特別是數以億計的越來越不安分守己的失業的青年人。他們的失落感正相應地急劇上升。現代化的通訊手段強化了他們與傳統權威的決裂，同時也使他們越來越意識到和不滿於世上的不平等。他們因此也就更加易於受極端思想的鼓動。一方面，日益發展的人數已達數千萬的全球移民現象可能成為一個暫時的安全閥。但是另一方面，移民現象又有可能成為種族和社會衝突跨洲傳播的工具。
因此，動盪不安、緊張局勢以及至少是不時發生的暴力行動，有可能衝擊美國所繼承的管理全球的作用。美國霸權所造就的一個沒有戰爭威脅的、複雜的國際新秩序，可能會局限於世界的一些地區。在這些地區，美國的權力通過民主的社會政治體制，以及也由美國主導的各國間精細的多邊框架得到加強。
因此，美國對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將同各種動亂勢力進行較量。在歐洲，有跡象表明一體化和擴大化的勢頭正在減弱，歐洲傳統的民族主義不久可能會重新抬頭。即使在最成功的歐洲國家中，大規模的失業現象也長期存在，導致人們的排外情緒。這可能會使法國或德國的政治突然轉向嚴重的極端主義和內向的沙文主義，甚至的確可能正在造成一種真正的革命前的形勢。只有當歐洲的統一願望得到美國的鼓勵甚至支持的時候，本書第三章中概述的歐洲歷史性時間表才能得以實現。
俄羅斯的前途有更多的不確定性。它發生積極演變的前景更加微弱。因此美國有必要營造一種地緣政治狀況，以便把俄羅斯吸收進不斷發展的歐洲合作的大環境中，並促進它新近獲得主權的各鄰國獨立自主。然而，像烏克蘭或烏茲別克斯坦這樣的國家（且不說兩大民族並存的哈薩克斯坦）獨立生存的能力仍然是不確定的。特別是如果由於歐洲發生新的內部危機、土耳其和歐洲日益拉大距離，或者美國與伊朗的敵對日益加劇等因素導致美國的注意力他移的話，它們獨立生存的能力就更不確定了。
如果今後台灣問題發生危機，或者中國國內政治的發展促使中國出現一個咄咄逼人的政府，或者僅僅由於美中關係惡化，都有可能使最終同中國達成大和解的潛在可能性夭折。那時，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極不穩定的力量，給美日關係帶來極大的制約，或許還將使日本本身在地緣政治上迷失方向而造成破壞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東南亞的穩定必將受到威脅。同時，人們還可以想像局勢中的這一系列事件會對印度這一對南亞穩定起關鍵作用的國家的態勢和內聚力產生何種影響。
這些分析提醒人們，如果無處不在的全球力量的地緣政治結構開始破裂的話，那麼，無論是超越民族國家範圍的新型全球問題，還是人們關注的更為傳統的地緣政治問題，都不可能解決或受到遏制。在整個歐洲和亞洲大陸出現了種種警告跡象的情況下，美國的政策要獲得成功，就必須集中注意整個歐亞大陸，並以地緣戰略方針為指導。
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
制定所需政策的出發點，必須是對目前規定世界事務的地緣政治狀況的三個前所未有的條件的清醒認識：有史以來第一次，１只有一個國家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國；２一個非歐亞國家是世界上唯一地位突出的國家；３歐亞大陸這個世界的中心舞台被一個非歐亞大國所主導。
然而，一項全面、完整的歐亞地緣戰略的基礎又必須是認識到美國有效實力的局限性，以及隨著時間推移美國實力不可避免的減弱。如本書在前面已指出的，正是歐亞大陸的遼闊和多樣性，以及這一大陸中某些國家的潛在實力，限制了美國影響力的深度及其對形勢發展控制的程度。這一條件有助於對地緣戰略進行深入的考慮，並有助於有目的地在歐亞這個大棋盤上有選擇地部署美國的資源。既然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前所未有的實力勢必減弱，那麼當務之急必須是以不威脅到美國在全球的首要地位的方式處理好其他地區大國的掘起問題。
如同下棋一樣，美國的全球策劃者必須預先設想下幾步棋，並預想到對手可能採取的反攻步驟。因此，一項可持續實施的地緣戰略必須區分出短期前景（今後五年左右）、中期前景（二十年左右）和長期前景（超過二十年）。此外，不應把這些階段看作是相互完全隔離的塊塊，而應將它們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的組成部分。應從第一階段逐步、始終不渝和目的明確地進入第二階段，然後，由第二階段最終導致第三階段。
短期內。在歐亞大陸的地圖上加強和永久保持地緣政治普遍的多元化符合美國的利益。這促使人們重視縱橫捭闔，以防止出現一個最終可能向美國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戰的敵對聯盟，且不說防止任何一個特定國家試圖向美國挑戰的微弱可能性。在中期內。上述考慮應逐步讓位於更加重視若干地位日益重要、戰略上又相互協調的夥伴國家的出現。它們在美國領導作用的帶動下，可能會出力幫助構築一個更為合作的跨歐亞的安全體系。在更長遠的時間裡，上述狀況可能將最終導致產生一個真正分攤政治責任的全球核心。
當務之急是確保沒有任何國家或國家的聯合具有把美國趕出歐亞大陸，或大大地削弱美國關鍵性仲裁作用的能力。然而，不應把跨洲際地緣政治多元化的加強本身視為目的。這只不過是實現在歐亞重要地區建立真正戰略夥伴關係的中期目標的手段而已。民主的美國不可能願意以軍事資源為後盾縱橫捭闔，而永久地捲入管理歐亞事務的艱難、費時和代價高昂的任務，以防止任何一個大國主導歐亞地區。因此，不論從邏輯上還是從意圖上說，第一階段都必須發展到第二階段。在第二階段內，寬容的美國霸權的存在仍會阻止其他國家提出挑戰。阻止的方法不僅是使向美國挑戰的代價太高，而且是使美國霸權並不威脅到歐亞潛在的雄心勃勃的地區大國的根本利益。
中期目標具體要求的是培育真正的夥伴關係。主要的是與更加團結一致和政治作用業已界定的歐洲與地區強國中國，與（人們希望看到的）後帝國時期更加面向歐洲的俄羅斯，以及與地處歐亞南翼發揮地區穩定作用的民主印度的夥伴關係。然而，同歐洲和中國分別建立更廣泛的戰略關係這一努力的成敗，確實將決定俄羅斯今後作用的環境。俄國的作用也許是積極的，也許是消極的。
順理成章的是，擴大的歐洲和北約將十分有助於美國實現其政策的短期和長期目標。擴大的歐洲將會擴大美國影響力的範圍——通過吸收中歐新成員國，通過在歐洲委員會內增加親美成員國——而不必同時建立一個政治上過分一體化的歐洲，避免這樣一個歐洲不久就可能在其他地方的重大地緣政治問題上，特別是在中東問題上，向美國提出挑戰。一個政治上經過界定的歐洲對於逐步將俄羅斯吸收進全球合作體系也是至關重要的。
應該承認，光靠美國自身的力量無法造就一個更為團結的歐洲。那是要靠歐洲人，特別是法國人和德國人才能做成的事情。但是美國卻可以阻撓一個更為團結的歐洲的出現。而那會給歐亞大陸的穩定，以及美國自身的利益帶來災難性後果。的確，歐洲如果不是變得更加團結，就有可能再次變得更加分裂。因此，如同已經指出的那樣，美國必須同法、德密切合作，以尋求建立一個充滿政治活力的歐洲，一個繼續與美國聯繫在一起的歐洲，一個擴大合作的國際民主體系的範圍的歐洲。問題不在於在法、德之間作出抉擇。不管是缺了法國還是德國，都不會有歐洲。而沒有了歐洲，就不會有跨歐亞體系。
就具體問題而言，要實現上述目標，美國需要逐步照顧到他國關於分享北約領導權的想法，更多地認可法國關於歐洲不僅在非洲還要在中東發揮作用的考慮，並繼續支持歐盟的東擴，不論歐盟是否在政治、經濟上成為更加自以為是的全球性角色。〔1〕大西洋兩岸國家一些有威望的領導人提出的一項跨大西洋的自由貿易協議，也可緩解更加團結的歐洲和美國之間發生日益加劇的經濟競爭的危險。不管怎麼說，歐盟果真最終能夠成功地把幾世紀之久的民族主義敵對情緒，連同其在全球的破壞性後果統統埋葬掉，那麼，美國目前作為歐亞大陸仲裁人的決定性作用逐步受到某種成度的削弱也是值得的。
北約和歐盟的擴大將有助於重振歐洲自身日益減退的宏大使命感。與此同時，還可加強因冷戰的勝利終結而獲取的民主成果。這一點對美國和歐洲都是有利的。受這種努力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美國同歐洲的長期關係。一個新的歐洲仍處於形成過程之中。如果這個新的歐洲在地緣政治上仍然是「歐洲－大西洋」範圍的一部分，那麼，北約的擴大是十分必要的。同樣的，既然人們已作出了承諾，那麼北約東擴的失敗將會使擴大歐洲的想法夭折，使中歐地區的人們大為灰心，甚至會使俄羅斯對中歐地區目前已暫時收斂或奄奄一息的地緣政治抱負死灰復燃。
的確，由美國領導的擴大北約的努力失敗甚至會重新喚起俄羅斯更大的野心。尚無跡象表明俄羅斯的政治精英們同歐洲人一樣，支持美國的強大和持續的政治軍事存在，而歷史的記載更是與此截然相反。因此，雖然同俄羅斯建立日益密切的合作關係顯然是可取的，美國對俄國明確闡明其在全球的優先考慮也十分重要。如果必須在一個更廣泛的歐洲－大西洋體系和一個較好的對俄關係之間作出抉擇的話，那麼前者無疑對美國更為重要。
鑒於這一原因，就北約東擴問題同俄羅斯達成的任何妥協都不應帶來使俄羅斯成為北約事實上的決策成員國的後果。那樣的話，只會談化北約具有的歐洲－大西洋特性，同時使新成員降為二等公民。那將給俄羅斯造成機會，使它不僅重新努力獲取在中歐的勢力範圍，還會利用它在北約的存在，利用美歐分歧以削弱美國在歐洲事務中的作用。
同樣重要的是，隨著中歐國家加入北約，對俄羅斯作出的任何有關該地區新的安全保證都應是真正對等的，因此也是相互確保性的。限制在新成員國的國土上部署北約的部隊和核武器，可以是減少俄羅斯合法關注的重要因素，但是與此相對應的是，俄羅斯應就加裡寧格勒這一具有潛在戰略威脅的突出地區的非軍事化作出保證，同時俄國應限制在北約和歐盟新成員園的邊界附近部署大量部隊。儘管俄羅斯所有新近獨立的西部鄰國都急於同俄羅斯發展穩定和合作的關係，實際情況是，出於可以理解的歷史原因，它們對俄國仍舊懷有恐懼。因此，對北約和歐盟與俄羅斯之間出現的和解，所有歐洲國家都會表示歡迎，並將其視為俄羅斯最終作出了令人歡迎的後帝國的傾向歐洲的抉擇。
這種選擇有利於為提高俄羅斯的地位和尊嚴作出更廣泛的努力。吸收俄羅斯成為七國集團的正式成員，以及提高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決策機構（在其中可建立一個由美國、俄羅斯和幾個重要歐洲國家組成的特別安全委員會）的級別，將為俄羅斯以建設性方式參與歐洲的政治和安全建設提供機會。這種作法，加上西方對俄羅斯的財政援助，以及更加雄心勃勃的、把俄羅斯和歐洲更緊密地聯在一起的新高速公路和鐵路網方案的制定，將把俄羅斯所作贊同歐洲的選擇賦予實質性內容的進程大大向前推進。
俄羅斯在歐亞大陸的長遠作用將基本取決於俄羅斯在界定自身地位方面必須作出的歷史性選擇。在九十年代，俄國也許仍然處於選擇的過程中。即使歐洲和中國都能擴大各自的地區影響輻射範圍，俄羅斯仍將是世界上最大一塊領土的主人，其領土橫跨十個時區：面積比美國或中國都大一倍，即使擴大了的歐洲也不能與之相比。因此，對俄羅斯來說關鍵的問題並不是領土的喪失。有巨大版圖的俄羅斯不得不認真對待並正確理解的現實倒是：歐洲和中國已經在經濟上比它更強大，而且中國還可能在實現社會現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
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的政治精英們應更的明確地認識到：俄羅斯的優先目標是自身的現代化，而不是徒勞地謀求重獲它過去的全球性大國地位。鑒於俄羅斯遼闊的面積和多樣性，一種在自由市場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權力分散的政治制度，可能更有利於發揮俄羅斯人民和俄羅斯豐富自然資源的潛力。再說，把這樣一個權力更為分散的俄羅斯動員起來去實現帝國野心也不那麼容易。由一個歐洲的俄羅斯、一個西伯利亞共和國和一個遠東共和國組成的鬆散邦聯制的俄羅斯也更容易同歐洲、新的中亞國家和東方建立更密切的經濟關係，並加速俄羅斯本身的發展。組成邦聯的三個實體將能更好地發掘本地的創造潛力。這種潛力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被莫斯科沉重的官僚統治所扼殺。
如果美國能成功地執行其俄羅斯戰略的第二個必要環節，俄羅斯就更可能作出贊同歐洲而不謀求成為帝國的明確選擇。這第二個環節就是強化在後蘇聯空間內無處不在的地緣政治多元化趨勢。加強這種趨勢有助於抑制帝國野心的誘惑力。一個後帝國的、傾向歐洲的俄羅斯應當確認，美國為上述目的作出的努力有助於鞏固地區的穩定和減少沿俄國不穩定的南部新邊界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但是，加強地緣政治多元化的政策不應以同俄羅斯建立友好關係為先決條件。在不能發展同俄羅斯的友好關係的情況下，這種政策倒是一種重要的保障，因為它可起到阻止任何確實具有威脅性的俄羅斯帝國政策重新出現的作用。
因此，對重要的新獨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支持是更大的歐亞戰略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項政策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是：使烏克蘭作為主權國家的地位得到加強，同時烏克蘭將重新把自己確定為一個中歐國家並謀求同中歐更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同樣重要的是，與阿塞拜疆和烏茲別克斯坦這種戰略地位重要的國家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並且作出更廣泛的努力，使中亞國家不顧俄羅斯的阻撓而向全球經濟開放。
向日益開放的裡海－中亞地區進行大規模的國際投資不僅有助於加強這一地區新建立國家的獨立性，而且從長遠來說對一個後帝國的、民主的俄羅斯也有利。開發該地區的能源和礦產資源能給這一地區帶來繁榮並加強其穩定和安全感，同時還有可能減少出現巴爾幹式衝突的危險。該地區在外資的資助下加速發展，使經濟不發達的相鄰的俄羅斯各州也能從中受益。另外，一旦該地區的新領導精英們認識到俄羅斯默許該地區融入全球經濟，他們對同俄羅斯發展密切經濟關係的政治後果所懷的憂慮就會減少。非帝國的俄羅斯到時候可能作為該地區的主要經濟夥伴而被各國所接受，雖然它已不再是地區的帝國統治者。
為了促進南高加索和中亞地區的穩定和獨立，美國必須謹慎地避免疏遠土耳其，並探索改善同伊朗的關係是否可行。如果讓一直謀求加入歐洲的土耳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歐洲之外，土耳其將更加伊斯蘭化，更有可能出於怨恨而對擴大北約投否決票，而且更不可能在使世俗的中亞更加穩定並融入世界大家庭方面同西方合作。
因此，只要土耳其的國內政治不大幅度轉向伊斯蘭化，美國就應利用自己在歐洲的影響促使土耳其最終加入歐盟，並堅持把土耳其當作一個歐洲國家來對待。為了加強土耳其關於自己是美國戰略夥伴的意識，美國應同安卡拉就裡海盆地和中亞地區的未來進行定期磋商。此外，美國還應當大力支持土耳其實現其從阿塞拜疆的巴庫鋪設一條能抵達土耳其的地中海海岸城市傑伊漢的石油管道的願望，這條管道將為裡海盆地的能源提供一個主要出口。
另外，美國同伊朗的敵對關係長期化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任何最終的和解都應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的基礎之上：穩定目前伊朗面臨的極具爆炸性的地區環境是雙方共同的戰略利益。當然，任何和解都必須是雙方努力的結果，而不是一方給予另一方的恩惠。一個強大的、甚至其行為雖受宗教驅使但不盲目熱衷於反西方的伊朗符合美國的利益。最終連伊朗的政治精英們也有可能承認這一現實。與此同時，為美國在歐亞大陸的長遠利益著想，美國不應繼續反對土耳其同伊朗建立更密切的、特別是在鋪設石油管道方面的經濟合作，也不應反對伊朗、阿塞拜疆和土庫曼斯坦之間建立其他的聯繫。美國長期參與為這些項目提供資金，實際上也符合美國的利益。〔2〕
儘管印度目前在歐亞舞台上是個相對被動的角色，但印度的潛在作用應當受到重視。印度在地緣政治上受到中國－巴基斯坦聯盟的遏制，而軟弱的俄羅斯又不能為其提供過去蘇聯曾提供過的那種政治支持。但是，印度民主制的存在是重要的，因為它比大量的學術爭論更有力地駁斥了人權和民主純粹是西方的地方性現象這樣一種觀念。因此，印度的失敗將是對民主制度發展前景的打擊，也意味著將在亞洲舞台上除掉一個能加強力量平衡的大國。特別是在中國的地緣政治地位越來越突出時，這更應該被視為一種損失。因此，使印度逐步深入地參與關於地區穩定，特別是中亞前途問題的磋商是適時的，當然還要促進美印兩國軍方建立更直接的雙邊聯繫。
沒有美國和中國之間戰略理解的深化，整個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多元化就既不能實現也不能穩定發展。因此，為了提高中國與美國實現和解的興趣，必要的第一步是奉行一項使中國參與認真的戰略對話的政策，最終也許還要使中國參與到包括日本的三方努力之中。這種和解將反映美國和中國之間確實存在的一些共同地緣政治利益（特別是在東北亞和中亞地區）。美國還應消除關於自己的一個中國政策承諾的任何游移不定，除非台灣問題，特別是在中國收回香港之後，出現惡化。出於同樣的道理，中國為了自身的利益，應當通過收回香港成功地證明這樣一個原則：甚至一個大中華也能容忍和保障更為多樣性的國內政治安排。
儘管正如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中已闡述的那樣，中國、俄羅斯和伊朗想要結成的任何反美聯盟都不大可能超出某種臨時的、策略性的姿態，但美國仍應重視在處理美中關係時不要把北京往這個方向推。在任何這類「反霸權」的聯盟中，中國都將起關鍵作用。作為最強大的和最有活力的成員，中國將成為這種聯盟的領袖。這種聯盟只會圍繞著一個不滿、失望和有敵意的中國出現。俄羅斯和伊朗都沒有財力成為這種聯盟有吸引力的核心。
因此。美國和中國有必要就某些領域進行戰略對話。兩國都不願看到這些領域被其他有霸權野心的大國所主導。但為了取得進展，對話必須是持續和認真的。在這種相互溝通的過程中就有關台灣、甚至人權等更有爭議的問題進行探討可能會更具說服力。確實很有可能使人相信，中國國內的自由化不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因為只有一個朝民主化方向前進和繁榮的中國才有可能吸引台灣接受和平統一。任何試圖以強制手段實現統一的作法都將不僅使美中關係受到損害，而且必然會削弱中國吸引外資和維持發展的能力。中國尋求區域性首要位置和全球性地位的抱負也將因此不能實現。
儘管中國正在成為一個地區性主導大國，但（由於在第六章中已闡述的理由）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不可能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外界對中國成為全球大國表現出的多疑的恐懼正在使中國變得妄自尊大，並可能促使有關美中關係更加敵對的預言成為現實。因此，對中國既不應遏制，也不應撫慰。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和至少到目前為止相當成功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應得到尊重。中國不僅可能在遠東，而且可能在整個歐亞大陸發揮更大的地緣政治作用。因而明智的做法是吸收中國參加世界主要國家首腦每年舉行的七國首腦會議。特別是由於俄羅斯的參加已使這個首腦會議關注的焦點從經濟擴大到政治，就更應吸收中國參加了。
由於中國越來越融入世界體系，並因此越來越無法也不願用政治上不明智的方式謀取其地區的首要地位，但隨之而來的是，在歷史上與中國一向有利益關係的地區事實上出現了一個中國受敬服的範圍，這種情況很可能成為新歐亞大陸地緣政治平衡結構的一部分。統一後的朝鮮是否會擺向這一範圍，主要將取決於日朝和解的程度（美國對此應給予更積極的鼓勵）。但不管如何，沒有中國的認可，朝鮮的統一是難以實現的。
無論如何，出於歷史的和地緣政治的原因，中國都應該把美國視為天然盟友。美國從未像俄羅斯和日本那樣企圖奪取中國領土，也從未像英國那樣羞辱過中國。另外，如果沒有同美國的經得起考驗的戰略共識，中國就不大可能不斷吸引大量外資，以保證其經濟增長並取得地區性的舉足輕重地位。同樣，沒有美中戰略協調關係作為美國參與歐亞事務的東部支柱，美國就不可能有亞洲大陸的地緣戰略。沒有亞洲大陸的地緣戰略，美國就不可能有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因此，對美國來說，中國這個地區大國在被吸收進更廣泛的國際合作框架之後，可以成為一種保障歐亞大陸穩定的、十分重要的地緣戰略資產。在這個意義上，其重要性不亞於歐洲，其影響力超過日本。
但同歐洲的情況不同，在東方大陸近期內不可能出現一個民主的橋頭堡。這就使美國更有必要把對與中國不斷加深的戰略關係的培育建立在這樣的明確認識的基礎上：一個民主的和經濟上成功的日本是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主要夥伴和在全球事務中的重要夥伴。鑒於地區其他國家對它有強烈反感，日本不可能成為一個起主導作用的亞洲地區大國，它卻可以成為領頭的國際性大國之一。但是東京如果能在可稱之為全球問題新議事日程方面同美國密切合作，同時又不去為成為地區性大國進行徒勞和可能事與願違的努力，那麼，日本將能扮演一個在全球事務中有影響的角色。因此美國政治才能的任務應是引導日本向這一方向發展。美日達成一項創立共同經濟空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將能加強兩國關係和促進上述目標。因此兩國應共同仔細考慮這樣一個協定的效用。
通過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政治關係，美國將能更有把握地一方面適應中國在本地區的抱負，同時又反對它的更加武斷的行為。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建成一種集美國的全球性力量、中國的地區性舉足輕重地位和日本的國際性領頭作用為一體的複雜的三方協作關係。但是，不明智地擴大美國同日本的軍事合作則可能破壞這種廣泛的地緣戰略協作。日本的主要作用不應是美國在遠東的水不沉沒的航空母艦，也不應是美國主要的亞洲軍事夥伴或潛在的亞洲地區性大國。錯誤地引導日本謀求發揮這些作用中的任何一種，都將使美國脫離亞洲大陸，損害同中國達成某種戰略共識的前景，並因此削弱美國在整個歐亞大陸加強穩定的地緣政治多元化的能力。
一個跨歐亞的安全體系
可能在下個世紀初葉的某個時候會最終產生一個跨歐亞安全體系。它將加強歐亞地緣政治多元化的穩定性，而排除單一的占支配地位的大國的出現。這樣一個跨洲際的安全協議將包括擴大了的北約——它以一個合作憲章與俄羅斯相連——以及中國和日本（日本仍將以雙邊安全條約與美國相連）。為此，北約首先必須擴大，同時將俄國納入一個更大的地區安全合作框架。另外，美國人與日本人必須緊密磋商和協作，以在遠東地區啟動一個包括中國在內的政治與安全三角對話。這一美、日、中三方安全會談最終可能吸收更多的亞洲國家參加，然後發展到由這些國家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進行對話。這樣的對話又可以為所有歐亞國家參加的一系列會議鋪平道路，從而開始一個跨洲際安全體系的機制化進程。
到時候，一個更加正式的架構即可開始成型，從而促使一個第一次覆蓋了整個歐亞大陸的跨歐亞安全體系的出現。一旦前面提出的政策為此創造了必要的前提，這一體系的形成——通過界定其內容然後使其機制化——可能成為下一個十年中最重要的築起新架構的創舉。為了加強跨歐亞安全體繫在事關全球穩定的問題上增進有效合作的能力，這一廣泛的跨洲際安全框架還可有一個由歐亞大陸各主要實體組成的常設的安全委員會。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一個結成邦聯的俄羅斯以及印度，可能還包括其他一些國家，可以共同成為這樣一個更加機制化的跨洲際體系的核心。跨歐亞安全體系的最終出現可逐步使美國擺脫某些負擔，雖然美國作為歐亞穩定劑和仲裁者的決定性作用仍會長期保持下去。
在最後一個全球性超級大國之後
從長遠看，全球政治注定會變得與一國獨掌霸權力量的狀況越來越不相協調。因此，美國不僅是第一個和唯一的真正的全球性超級大國，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後一個。
這不僅是因為民族國家正日益相互滲透，而且因為知識作為力量正被越來越廣泛地傳播和分享，越來越不受國界的限制。經濟力量也可能會變得更加分散。在未來的年月裡，不大可能再有哪一個大國像美國在本世紀大部分時間裡那樣達到其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的大約30％的水平，更不用說像美國在1945年那樣占世界總產值的50％。根據有些估計，到本世紀末，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仍將佔全球的20％，到2020年可能降至10－15％；同時，歐洲、中國和日本等大國的份額將上升到與美國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經濟不再可能由某個單一實體所主宰，就像本世紀美國曾做到的那樣。這顯然將產生深遠的軍事和政治影響。
另外，正是美國社會多民族的和例外的特性，使美國易於推廣其霸權，而又能使這種霸權看起來不像是嚴格意義上的一個國家的霸權。比如，如果中國尋求全球性的首要地位，那麼，它的這種努力不可避免地會被別國看作是試圖強制推行一種一個國家的霸權。簡單地說，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變成一個美國人，但只有中國人才可以是中國人——這就給尋求任何基本上是一國的全球霸權設置了額外的和重要的障礙。
相應地，一旦美國的領導作用開始減弱，美國目前的全球性首要地位似乎也不可能被任何一個國家單獨重新獲得。這樣，未來的關鍵問題是：「美國的全球性首要地位將給世界留下什麼樣的持久遺產？」
答案部分地取決於這種首要地位會保持多久，以及美國將以多大的力量來塑造一個將來能更正式地固定下來的主要大國的夥伴關係框架。實際上，由於國內國外兩方面的原因，美國建設性地利用其全球性力量的歷史機遇可能被證明是相對短暫的。真正的平民主義的民主從來還沒有在國際上取得過主導地位。對實力的追求，特別是運用這種實力所要求的經濟代價和人的犧牲，總的來說與民主的本性是不相符的。民主化有利於防止國家被動員起來追求帝國野心。
的確，有關未來的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很可能在於美國是否會成為第一個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願運用其實力的超級大國。它是否有可能變為一個軟弱無能的全球性大國？民意調查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美國人（13％）贊成「美國作為剩下的唯一超級大國在解決國際問題方面繼續擔任一個舉足輕重的世界領袖」。壓倒多數的美國人（74％）都贊同「美國在與其他國家一道解決國際問題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3〕
而且，隨著美國日益變成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除非面臨真正大規模和被廣泛認為是直接的外來威脅，在美國國內就對外政策問題達成共識將遠為更加困難。這樣的共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甚至在冷戰期間是普遍存在的。然而，這種共識不僅植根於公眾普遍深信並認為正受到威脅的民主價值觀中，而且源於同作為敵對性極權主義受害者的絕大多數歐洲人在文化和種族上的親近感。
由於缺乏一個類似的外來挑戰，如果美國的對外政策不直接關係到人們的根本信仰或廣泛存在的文化－種族方面的同情心，如果這種政策還需要長期的有時是代價高昂的帝國性介入，那麼，美國社會就更難就對外政策達成一致。關於美國在冷戰中歷史性勝利的影響，也許有兩種極端不同的觀點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一種觀點認為，由於冷戰的結束，美國有理由大幅度減少在全球的介入，而不考慮這對美全球地位造成的影響。另一種觀點認為實行真正的國際多邊主義的時候已經到來，美國甚至應該為此放棄它的某些主權。這兩種極端看法都擁有各自擁護者的忠實支持。
更廣泛地講，美國文化上的變化也可能與其在國外持續行使真正的帝國性力量不相協調。這種力量的運作要求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動因、理念上的承諾和愛一國主義的滿足。然而，這個國家的主導文化已經變得日益定位在大眾娛樂上，極大地受控於個人享樂和逃避社會責任的主題。日積月累的結果是，美國更難以為長期保持有時代價很高的海外領導地位而激發必要的政治共識。大眾信息傳播在這個方面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它使任何有選擇地使用武力的行為，哪怕只帶來低水平的傷亡，都會引起強烈反感。
另外，美國和西歐都一直感到難以應付社會享樂主義的文化影響，和以宗教為基礎的價值觀的社會中心地位急劇下降所造成的文化影響。（本書第一章中概述的帝國體系的衰落在這方面與此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由此產生的文化危機又與毒品的蔓延，特別是在美國還與種族問題交織在一起。最後，經濟增長已不再能滿足不斷膨脹的物質慾望，這種慾望又受到一種鼓勵消費的文化的刺激。如果說一種歷史憂慮感，甚至一種悲觀主義在西方社會較有影響的階層中正變得更加明顯的話，這並非言過其實。
大約半個世紀以前，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漢斯·科恩在總結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悲劇性經驗以及極權主義挑戰的破壞性後果之後，擔心西方可能已經變得「精疲力竭」了。實際上他的擔心是：
「二十世紀的人已經變得不如十九世紀的先輩那樣自信。他從自身的經驗中看到了歷史中的黑暗勢力。一些似乎屬於過去的事情再度出現了：狂熱的信仰、一貫正確的領袖、奴役和屠殺、人口的滅絕、殘忍和野蠻」。〔4〕
對冷戰結束後果的普遍失望使人們更加缺乏信心。不僅沒有出現一個建立在共識與和諧基礎上的「世界新秩序」，那些「似乎屬於過去的東西」反而突然變成了未來。雖然種族與民族衝突可能不再有導致大戰的危險，但確實威脅著全球許多地區的和平。所以戰爭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還不會成為過去的事情。由於富國因受較高的技術能力和自身利益的約束而會避免自我毀滅，戰爭可能已成為只有這個世界上的窮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在可預見的未來，佔全人類三分之二的窮人，大概還不會按富人對他們的約束來行動。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衝突和恐怖主義行動至今還引人注目地沒有使用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種自律能維持多久本來就是無法預見的。然而由於不僅各個國家，而且各種有組織的集團越來越容易獲得能造成大規模傷亡的手段，包括核武器或細菌武器，它們使用這些手段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加。
簡而言之，美國作為世界上首要的大國確實面對著一個並不很寬的歷史性機會之窗。目前相對的全球和平可能是短暫的。這種前景使美國迫切地需要參與世界事務。這種參與必須有意識地把重點放在加強國際地緣政治的穩定上，並足以使西方世界恢復歷史的樂觀主義情緒。這種樂觀主義要求表現出有能力同時對付內部的社會挑戰和外部的地緣政治挑戰。
然而，西方樂觀主義的重新激發和西方價值觀的傳播，不僅僅有賴於美國和歐洲。日本和印度證明，人權觀念和民主化試驗的重要性也適用於亞洲的條件——不論是在高度發達的國家還是在尚處於發展中階段的國家。因此民主在日本和印度的繼續成功，在保持人們對未來全球政治面貌更加充滿信心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們的經驗以及韓國的經驗確實表明，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加上外部世界通過把中國進一步納入國際體系而施加的變革壓力，也許能導致中國體制的逐漸民主化。
對付這些挑戰既是美國的負擔，也是它獨特的責任。考慮到美國民主的現實，一個有效的辦法將要求公眾理解美國的實力在造就一個不斷擴大和穩定的地緣政治合作框架方面具有持久的重要意義。這一框架在避免全球無政府狀態的同時將成功地遏阻一個新的大國挑戰的出現。這兩個目標——避免全球無政府狀態和阻止一個大國對手的出現——與美國全球參與的更長遠目標是不可分的。這個目標就是創造一個持久的全球地緣政治合作的框架。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在為美國確定一個冷戰結束以後新的主要全球目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一直是片面的，沒有把改善人類生存條件的需要與保持美國力量在世界事務中的重要地位的必要性聯繫起來。可以舉出近期所做的一些嘗試為例。克林頓政府上台後的頭兩年，在倡導「專斷的多邊主義」的同時，沒有充分地考慮到當代力量的基本現實。後來，取而代之的重點是主張美國應該集中注意在全球「擴展民主」。但在這同時又沒有充分地認識到，對美國來說仍然重要的是保持全球穩定，甚至是推進某種權宜性大國關係，比如與中國的關係，雖然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大國並非都是民主的。『
作為美國最優先考慮的政策，一些焦點更集中的主張就更不能令人滿意了，例如強調要消除全球收入分配中普遍存在的不公，要與俄羅斯建立一種特殊的「成熟的戰略夥伴關係」，或要抑制武器的擴散等主張。其他一些主張——美國應集中重視保護環境，或者更狹窄地把注意力放在制止地區戰爭方面——也都往往忽視了全球力量的基本現實。結果上述主張都沒有充分考慮實現起碼的全球地緣政治穩定的需要，而這種穩定正是既延長美國的霸權地位又有效地避免世界無政府狀態的不可或缺的基礎。
簡言之，美國的政策目標無疑必須是雙重的。一是把美國自己的主導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長遠一些。二是建立一個地緣政治框架。這一框架既能化解社會政治變革必然帶來的衝擊和損傷，又能演變成共同承擔和平地管理全球的責任的地緣政治核心。在美國的鼓勵和仲裁下，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逐漸擴大與歐亞主要夥伴的合作，也能有助於為最終革新現存的越來越過時的聯合國體制創造先決條件。這樣，責任和權利的重新分配就能充分考慮到全球力量變化的現實。同1945年的情況相比，全球力量已有了巨大的變化。
這些努力還將有另一個歷史性優勢，那就是得益於在更為傳統的民族國家體系之外正飛速發展的全球聯繫新網絡。這個由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許多具有跨國的性質）和科學界組成的網絡，由於因特網而如虎添冀，已經建立起一個非正式的全球體系。這一體系天生就是與更機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相一致的，
在今後的幾十年中，一個基於地緣政治現實並能夠發揮作用的全球合作結構可以這樣產生，並可以逐步接過目前暫時負責維護世界穩定與和平的「執政者」的衣缽。在這一事業中的地緣戰略成功，不啻是作為第一個、唯一的一個和最後的一個真正全球超級大國的美國所發揮作用的恰當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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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1997年2月，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在布魯塞爾舉辦的美歐問題研討會上，曾為此目的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建議。這些建議涉及了為減少政府赤字而共同努力進行結構性改革，和為加強跨大西洋的防務合作和促使歐洲在北約發揮更大作用而建設一個更強的歐洲防務工業基地等一系列問題。在戴維·c
·戈彼特和F·斯蒂芬·拉裡比編輯的《美國與歐洲：新時期的夥伴》（1997年蘭德公司在加利福尼亞SantaMonica出版）一書中，有一個有用的清單列出了旨在促使歐洲發揮更大作用的類似的其他建議。
〔2〕在此引用我在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同事安東尼·H·科德斯曼的明智意見（在其關於「對美國的美國威脅」一文第16頁提出，該文章是他1997年2月在陸軍戰爭學院演講的演講稿）是適當的。他告誡人們警錫美國把一些問題，甚至把一些國家妖魔化的傾向。他指出：「在對待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亞方面，美國把確實構成威脅但威脅性又有限的敵對政權『妖魔化』，卻沒有為自己的戰略制定出任何可行的中期和長期的收拾殘局的方案。美國的決策者不能企望完全孤立這些國家，把它們視為完全相同的『無賴』或『恐怖主義』國家也是毫無道理的。……美國生活在一個道德界限並不那麼明確的世界，不能靠把它變成一個黑自分明的世界來取勝。」
〔3〕《一個正在出現的共識——對美國公眾關於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的態度的研究》（科利奇帕克：馬裡蘭大學國際和安全問題研究中心，1996年7月）。值得注意且與前面所述並無不同的是，該中心1997年初所做的研究（主要調查人是史蒂芬·卡爾）也顯示一個相當大的多數支持北約東擴（62％支持，其中27％強烈支持；只有29％反對，其中14％強烈反對）。
〔4〕漢斯·科思《二十世紀》（紐約：1949年）第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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