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裡克·詹明信是當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家，生於1934年，25歲獲那魯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任哈佛大學、加州聖地亞哥大學、那魯大學的教授，現任教於杜克大學。主要著作有《語言的囚獄》、《理論的意識形態》等。這篇《世界新秩序》寫於蘇聯解體、柏林牆被推倒之後，詹氏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認為，社會主義未嘗失敗，資本主義未嘗成功。其中的論點與眾不同，發人深省。詹氏在另一篇論文中曾說：「只要我們在對過去進行闡釋時牢牢地保持著關於未來的理想，使激進和烏托邦的改革栩栩如生，我們就可以掌握過去作為歷史的現在。」本書選用時略有刪節。
如果我們對市場體系進行有意義的分析，我們便不能說社會主義失敗了，也不能說資本主義成功了。所有真正反動的意識形態都承認這一點，它們抱怨在後期資本主義的干涉下真正的自由市場並不存在；格爾布萊斯（Galbraith）很早便注意到少數製造商對市場的控制取代了（社會主義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當然，不論後期資本主義的三大中心--日本、1922年以後的歐洲和北美的超級大國--取得多大的成功，資本主義在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如果我們相信那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口吐真情的經濟學家的話--）是沒有前途的。羅斯托文式的起飛階段（the Rostowian「take off stage」）對多數處於邊緣或半邊緣的不發達國家--負債國家--來說只是空想，在具有傳奇性的「社會主義的崩潰」發生之前就已如此。所不同的是：現在這些國家有了未來，有了作為買主和依賴他人的國家、作為廉價勞動力和生產原材料的來源的未來。這個未來只會使發財致富的買辦資本家高興，而人口過剩、面臨失業的大眾只好等待其他某個體系的重新干預。（如果你不願意再把這「某個」體系叫做社會主義的話，那麼你現在最好給它另外起個名字。）
至於說共產主義本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發展動態並不由於它的失敗，而是由於它的成功。不是左翼經濟學家頌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一黨政權（不論在第二世界還是在第三世界裡），是不發達社會快速實行工業化的途徑，而是右翼歷史學家現在想使人們相信：假如蘇聯自由主義者不受到干擾的話，蘇聯今天也許可以具有更強大的生產力。事實上，先不提農業國的波蘭實現了工業轉型，我們得承認，斯大林主義是個成功，它完成了現代化的使命，發展了新型的政治和社會主體。持這種觀點的人並不是我一個，認為如果波蘭沒有勞動力的集中來反對以共產主義政權力形式的單一僱主，那麼波蘭的團結工會根本就不會出現。以更普通的方式對蘇聯的強調來否認共產主義工業化的失敗對一些人來說是具有悻論意義的，正如馬克思主義指出的那樣，這些人「相信歷史曾經存在過，但是它不再存在」。按辯證法觀點，承認某物是個成功即是承認內在於該成功的新矛盾的出現。矛盾明顯與混亂不同，混亂往往伴隨從前的失敗。應該把最近發生的事件看成是出現了新的矛盾--當然事件是發生了，但它並不完全像我們被告知的那樣。
發生的事件是：晚期資本主義的一整套世界體系--它在世界範圍裡突然攻破和擴展了從前的體系--出現了（或者最好說，被證明是出現了），從前體系的所有組成部分和成分被徹底重新評價和在結構上受到修正。我想談談與此有關的三個經濟現象或稱三個經濟範疇：民族債務、效率、生產率。我這一生中所目睹的最神秘的事情發展之一是：儘管基本上沒有變化，強大的民族經歷了從富足衰落到貧窮這一難以解釋的過程。在60年代，從創辦新學校和推行新的福利項目到進行新的戰爭和使用新的武器，一切都是可能的。而在80年代，同樣的國家不再支付得起這些開消，每個人都開始叫嚷有必要平衡預算（預算平衡是大眾傳播媒介的一致呼聲，也成了目前爭吵辯論的中心。）但是正如海爾倫納（Heilbroner）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樣，償還清國家債務不僅是個災難，而且實際上是別的國家懷疑我們的基本價值和償付能力而強迫我們平衡預算的。一個受到人民普遍信任的強大政權可以發放公債和承受赤字開支，只要它不必擔心鄰居是如何看待它的；但是當一個從前是自主的民族國家發現自己屬於當今世界體系的一部分時，這個擔心便成了問題的所在。效率也是如此（保爾·斯威茲〔paul Sweezy〕和亨利·馬格道夫（Harry Magdoff〕很早以前就曾在討論中國革命時這樣說過）：甚至在現代化的情況下，生產效率並不是一個絕對的和不可割捨的價值－－可以有其他值得優先考慮的事情，例如，工業教育、農民的再教育，或者企業工人的政治教育和工人自我管理的訓練。但是在一個世界體系裡，非競爭性的工業實務（和物質工廠）明顯地成為一個禍害，拉革命集體的後腿，使其墮落到第三世界甚至第四世界的可憐處境。同樣，馬克思很早以前在《資本論》裡就曾教導過我們，生產率也是市場統一的結果；生產率不是什麼某種無限的絕對物：當與外隔絕的村莊或外省的產品與宗主國的產品在一個統一的體系裡相比較時，原先在這些村莊或外省裡是完全有效的生產率會突然降落到十分低等的程度。這正是蘇聯和其同盟國家一頭栽進資本主義國際市場時發生的事情；他們把自己的命運之神--或者說是馬車--與在最近20年內出現的晚期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繫掛在了一起。
當我有機會在較為中立的國家裡與來自一些「東方」國家的知識分子交談時，這些念頭在我的腦海裡閃過。在過去被稱為德國的「重新統一」（reunification）而現在卻被莫名其妙地單稱為德國的「統一」（unificaiion）的那一天，我恰好路過被分割的柏林。我吃驚地看到人們的恐懼，他們對「統一」沒有熱情，除了那種最正式、最官方的興高采烈的熱情（他們舉行與蘇聯的「十月革命慶祝」或者美國的新年除夕的酗酒狂歡十分相像的通宵達旦的城市晚會）。我也吃驚地看到兩邊的知識分子灰心沮喪：西柏林人對自己將要成為過是德國人的前景感到懊惱，西柏林人一直認為自己是不同和有區別於一般德國人的－－這就像紐約人突然發現自己是俄亥俄州的一部分似的；東柏林人感到驚慌失措，他們中間的多數人失了業，不管他們從前的工作是什麼。在原來的東德，所有的科學機構都被關閉；出版社銷聲匿跡；隨著貨幣的重新統一，昂貴的新咖啡廳不知從何處鑽了出來；有房子的人在做著被西柏林人趕出去的準備，西柏林人在1945年前曾擁有這些房產；租借公寓的人準備看到他們的房租上漲三倍或四倍。西柏林人面臨著房租和其它開消的急劇上漲，因為聯邦的補助金將要被取消。柏林將要成為新的首都，但是柏林也將會是一個充滿失業的城市，處於新歐洲東部的邊界；它會再一次成為來自更為東邊的經濟避難者的城市，就像魏瑪時期一樣--波蘭人、俄國人、猶太人湧向柏林，但是這個柏林卻不具有魏瑪時期柏林的俗氣可疑的華麗和迷人之處。現在似乎沒有人願意過多考慮魏瑪時期；德國統一時，柏林最有名氣的展覽是俾斯麥的偉大生平和俾斯麥時期(anenormous life and times of Bismarck)。
同時，考慮這個體系改變的獨特性似乎也是必要的。東德人認為這種體系的改變是一種殖民主義，這種殖民主義當然沒有多少歷史先例（如果說社會或社會主義財產關係在本世紀之前並不存在的話）。很明顯，在此有比權力更多的東西處於危急之中；不光是由勝方的政黨官員取代敗方的政黨官員而產生的錯位的問題。我自己只能想起一個遠距離的推論，即：美國國內戰爭之後，美國南方實行了重建，南方的政治和財產關係的改革是由一個勝利的佔領軍的政權實施的。
熱月１之後的文化和政治會出現什麼變化，並非連貫的。例如有人說，近期的西德「新表現主義」畫家很幸運，他們有希特勒作為取之不盡的原材料。２如果戰爭現在完全結束的話，那麼隨著著名柏林裡的倒塌這個原材料很明顯也就枯竭了。從前的西德知識分子現在沒有天職使命了，他們跌跌撞撞地盲目尋找這個或那個次要的目標；從前的東德知識分子此刻頭暈日眩（他們必須補上西德人的閱讀課），一些諸如像海納·米勒（Heiner Muller）和克裡斯蒂·伍爾夫（（上rista Wolf）的勇敢者繼續堅持一個已經不成功的主張，認為東德的文化和政治是自立的。生意一如既往，意味著土地投機和失業；對於知識分子來說，便意味著尋找新的研究題目和新的靈感，同時也尋找建立長期的第三政黨的新形式。
１譯者註：Thermidor為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熱月」，現一般指緊接在一個過激分子的革命階段之後的一個比較溫和的反革命階段，其特點通敘是通過獨裁的手段，強調恢復秩序，緩和緊張局勢和回到某些被認為正常的生活方式中去。作者在此指德國統一之後的局勢。
２克利斯托(Chrisio)著：這本書沒有記錄他對當代蘇聯繪畫受惠於斯大林一事的看法，但是相同的觀點卻成為鮑·格勞伊思(Boris Groys）的《斯大林的藝術總體》（Cesamtkunstwerk Stalin）一書中的重要宣言。
較德國更遠的東方國家，我只想談談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蘇聯；這三個十分不同的地區具有相互不同的專注事物，它們也同「我們」北美洲不同（為了方便起見，我濫用「我們」這個詞來指北美）。這三個地區在不同程度上執迷於斯大林和他的官僚體系的事實並不像表面看起來那樣自然或自顯。他們堅信「我們」（西方人）不理解該事實，堅信我們根本連想都不願去想像，這並非不可理解，因為任何嚴肅的國際交流中的開局策略就是要強調自己手裡的牌是與眾不同的；承認對方已經事先知道自己的一切就是自我挫敗。不幸的是，在過去的四十五年裡，特別是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冷戰時期的反共產主義宣傳已經提供了大量的各式各樣的可以想像出來的關於斯大林主義的偏見陳規，因此，來自東方的經驗真理現在看起來不僅與普通媒介的宣傳和幻影沒有區別，而且與普通媒介的最原始的冷戰時期的形式也沒有區別。在此，語言和表述的干預使最簡單的交流方式變得複雜起來：他們的真理越是用奧維爾式（Orwellian）的語言來表達，那真理就越變得冗長乏味、令人厭煩；我們的真理越是用最微弱的馬克思主義語言來表達--例如關於簡單的社會民主、福利社會、社會正義和平等－－我們就越是不願意傾聽東方。
語言本身，不僅僅是它的個別詞語或信息，是與具體情況有關的。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編碼仍然具有一定具體的對抗意義：不信任自由主義對普遍富足、社會平等、政治民主的辯護；懷疑現有的盈利生產會保護集體利益，特別是懷疑國內或國外的「少數民族」會有騰飛的可能；厭惡新型的公司風格（如果說不厭惡公司文化的話，公司文化似乎時常使人著迷）；或者--從積極的角度來看--深切地相信體系作為結構整體，既不可能按照虔誠的傳統自由主義方式得到改造；也不可能按照玩世不恭和樂觀的後現代主義的方式進行轉變。這樣，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編碼仍然是對「體系」本身所持的固執且神志清醒的悲觀主義的最高標誌。這個體系製造社會悲劇，把社會悲劇作為其必要的副產品，它受無意識的、無法抗拒的本能的驅動走向戰爭的深淵。
但是在東方，馬克思主義編碼意味著權威、國家、警察；試圖改變這個編碼終會導致關於人們最初為什麼需要運用它的辯論。西方人現在開始明白了一個事實：在東方，人們不需要明確說明便會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方式去考慮問題，這幾乎是從小就培養起來的習慣。東方人更為感興趣的是設計出大量的新的寓言和形象（例如社會主義的僵硬幹癟的木乃伊形象，現在幾乎成了新文學陳規俗套），許多寓言和形象對準了斯大林本人。把斯大林同一整套體系聯繫起來似乎十分重要；也就是說，用偶然性和辯證法對斯大林主義進行歷史的解釋首先是絕對不受歡迎的（斯大林主義完全成熟的萌芽在列寧時期就已存在，如果在馬克思時期沒有的話）；與之相反，資本主義的產物--被洗禮命名為「公民社會」（civil socieiy）--根本不是一個體系，而是生活本身，是自然的生活，有兩種主要的分支：公與私。最近西方的觀點認為，公民社會也許在公司的西方（thecorporate West）終結，在經典的意義上，我們不再會有真正的公共空間或者私人空間--甚至用最時髦的理論命名和包裝也達不到這一點。
但是，斯大林的含義現在更有意義；斯大林不再特指恐怖和暴力，而是指其他三種使我們感到奇怪的事物；集體性、烏托邦、現代主義。甚至在媒介的雛形裡，無孔不入的傳播媒介的標誌之一是：對於東方知識分子來說，「烏托邦」一詞自動受到貶值，像我們對「極權」和「極權主義」這兩個詞的看法一樣--雖然在有限的圈子裡以及出於不同的原因。認為斯大林最輝煌傑出地體現了烏托邦的衝動，認為斯大林的最深層的趨力、動機和規劃是出於純粹的烏托邦理想（儘管人們偶爾和反常地將斯大林同希特勒相比較，但是沒有任何烏托邦主義的概念能夠容納希特勒），這些看法現在成為毋庸置疑的正統觀點。不用我指出，烏托邦或者拉法格（Lafargue）所稱的「懶惰的權利」是與強迫勞動和早期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價值原始累積毫不相干的。在此，烏托邦的觀點與事實無關，而是涉及到知識分子與意識形態，知識分子和意識形態編織出理想價值和立場的無縫之網。按照傳統唯心主義或甚至宗教的方式，在這個網絡裡一件事自動引發其他的事情。歷史和事件必須再一次地被排除在該道德理想的模式之外。從倫理宗教開始，知識分子就偏好按照這種道德「統一體系」來考慮問題，即以唯心論的方式看待事物。唯心論體繫在作出鐵證般的解釋之前，首先把事件轉變成概念，實際上就是用我們熟悉的「好與壞」的模式來重新講述一遍。老式的唯物論在此的使命是要打破歷史「統一體系」的道德化的觀點，不再把歷史解釋為偶然性、非連貫性、意外事故和辯證飛躍。這種歷史「統一體系」在我們自己的似乎是後理想主義，後現代的哲學和理論中仍然存在，一如東方的反烏托邦主義。
在西方，一個霸權的哲學聲稱主體，中心主體已經完結死夭，而其它邊緣或臣屬團體卻針鋒相對地宣揚族群集體的認同，提供了「主體」（據說這個主體在個人程度上已經消失）的多種變形的映像。有意思的是，在前蘇聯的東方，個人主體自身首先建立不起來。（我的一個日本同事告訴我，日語中的「我們」一詞根本不需要被解構，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沒有成為過中心主體。）在前蘇聯的東方，個性主義的缺席是以經典的哈巴馬斯式（Habermasian）未完成的項目而經歷的喪失和痛苦而展現出來的，同時受到夢魘式的斯大林集體軀體的加強。用一個理論家的話說，「軀體不能獨立存在」。正如偉大的蘇聯烏托邦作家安德烈·普拉托諾夫（Andrei Platonov）所表達的那樣，饑荒和內戰的苦難促使個人軀體緊擠在一起相互取暖。因此，斯大林主義是一個蓄意的計謀或策略，利用武力和人們的恐懼把集體的軀體捆綁在一起--當然很難不帶偏執地說明這到底是出於什麼原因，儘管人們不同意奧威爾所作的「權力慾望」的愚蠢解釋。
我已講過，當前蘇聯的反烏托邦主義衍生於西方的反共產主義運動，在50年代的冷戰時期，西方反共產主義作為修辭辯術得到鞏固和加強。然而我認為，關於集體軀體的觀點是比較有創新意義的，起碼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不是這樣談論問題的。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沒有這樣做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在西方，集體軀體的觀點容易帶有烏托邦的而不是反烏托邦的暗示－－在此，烏托邦是褒義詞，不含有東方和斯大林主義的貶義意義。讓我們把社會心理學或人類本性的討論擱在一邊，把音調降低到更為一般的心理常識的形式：受難於過度的個人主義和社會反常形態的人們憧憬著集體生活，而那些長期擠在一起取暖沒有自己的空間的人們，自然而然地對日常環境裡擁擠的狀態感到恐懼，渴望能夠保持私隱，獲得個人或個人心理的私有財產。與我交談的俄國學者很公開地表示了在反烏托邦主義觀點或價值的背後來自經驗的動機。我認為，這些共鳴以及伴隨他們的家庭和童年的深層潛意識以情感形式進行的表述，還不算是政治或社會的立場，而是被（雙方的）政治或階級鬥爭調動起來的利比多機能。
但是對於在西方的我們來說，用另一種方式講述這個故事會更有趣，預示更深刻的東西方的對抗，這一點我在下面將會談到。美國式的聚集--美國30年代巨大的集體危機類似於蘇聯的饑荒、內戰和強加的集體化--當然是大危機時期（the Great Depression）。大危機具有象徵意義，對我們不僅意味著集體的聚集，也意味貧困化和物質的喪失。當30年代最終結束後，美國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是美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真正的烏托邦時刻）和1947年至1948年的迅速發展，美國終於克服了物質短缺，許多新的戰後產品進入市場，人們開始強烈地厭惡前10年的創傷。對集體生活的恐怖作出的心理補償是商業消費的個人主義，排憂解難的商品，以及各式各樣的新的物體。這種意義上的消費不是人的本性：對消費的酷愛是隨歷史而演變的。北美的經驗被物化，然後作為價值投射給世界上其餘的國家，抹掉其象徵意義，轉換成某種永恆的人類本性的特徵。因此，消費成為「自然的」，60年代的後艾森豪威爾（postEisen hower）一代奮起反抗前輩的反集體主義，他們憧憬和推行新形式的集體團結，而現在的雅皮士一代所作出的歷史反應則是反對60年代的集體團結。當然，這種歷史象徵的模式或者說是不同時代的選擇也是我們理解東方反烏托邦主義和恐懼集體主義的方式。
我認為，當前東方或蘇聯的反烏托邦主義的另一特徵頗富有創建性，它與美學和現代主義有關：鮑裡斯·格勞伊思（Boris Grovs）在他的傑出的著作《斯大林的藝術總體》（Gesamtkunswerk Stalin）中有系統地制定出這樣一個立場。格勞伊思的見解出奇制勝、不無邪惡，對歷史進行了有爭議的修正，用使人驚訝不止的新穎的歷史敘事取代了過去經常用來描述美學現代主義興盛的陳舊觀點。這個陳舊的分析方法區別一直被認為是相互對立的兩種事情和兩個階段，即20年代蘇聯文化革命的前衛現代主義和斯大林時期占主導地位的陳規標準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們在西方的人認為這兩個階段的關係相當於統治的好來塢和大眾文化對視覺藝術中的偉大美學先鋒的壓制。事實上，較格勞伊思之前，卡塔莉娜·克拉克（Katarina Clark）在她的論文中就已經對蘇聯藝術史提出了鼓舞人心的修正意見。克拉克認為蘇聯語境中的社會現實主義即是大眾文化。但是格勞伊思和他的同代人--我不想把格勞伊思單獨挑出來，因為當今的蘇聯知識分子整體似乎一致贊同這個立場--認為這兩個階段不是間斷的而是連續的。他們主張，社會現實主義、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本人作為瓦格納式（Wagnerian）的藝術整體是不同形式的現代主義先鋒運動的延續。斯大林是馬列維奇（Malevich）的真正繼承人；馬列維奇在精神的象徵領域中用法令和獨裁所達不到的事物卻由斯大林在現實世界中的軀體領域（the realm of bodies）裡實現了。西勃爾伯格（Syberberg）曾經說過，希特勒是20世紀最偉大的電影製片人；作為整體的斯大林主義體系被視為體現了高級現代主義規劃的所有的獨裁和烏托邦。政治犯監獄（the Gulag）成為真正的馬拉梅式(Mallarmean)的《圖書》(Livre)即人生經驗大全，日常生活受累於美學和政治最終結合而產生的負擔，那些未來主義者和超現實主義者只能在戰爭或夢幻中經歷這些經驗。不管這個立場是否是後現代的，它顯然暗示了對後現代時期所稱的高級現代主義的美學價值觀的徹底批駁。讓我們再一次看看愛德蒙特·伯克（Edmund Burke）關於意圖邪惡說的舊論吧：計劃和策劃引起傷害，人們應該使一切--不論是現存的還是意外的--服從於無所不在的天才意志，天才意志是原罪，屬於喬伊斯、齊達諾夫（zhdanov）、馬拉梅、畢加索、捨恩伯格（Schoenberg）、葉索夫（YezOv）、維辛斯基（Vishynsky）、烏爾布萊特（Ulbricht）、格特伍德（Gottwald），和列寧本人。
這當然似乎是西方後現代主義為東西方對話而選擇的合適題目：這個題目被理解為：西方關於此類問題辯論必須從格爾布萊斯（Galbraith）的重要觀察開始，格爾布萊斯主張，在東方，西方或資本主義的類似物被稱為少數製造商對市場的控制（oligopo1y）。資本主義西方與斯大林東方一樣是工藝品，同樣地服從公司的決定，服從平板的、任意的、孤立的、非民主的意志--除了對我們來說，起作用的不是政治局，而是公司的意志和高級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商業團體。例如，如果你覺得自由即是不受其他人--主要是未見面和不認識的人--的武斷決定的支配的話，那麼你又該怎樣解釋公司的劣質語言或曰美國英語呢？美國英語吸收了速記的董事會決定、廣告式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標語--像「生活方式」（lifestyle）、「無煙區」（smoke一free）、「性愛偏好」（sexua1preference），或者更富有哲理的語言概念諸如「反本質論」和「整體論」。這些語言選擇是由本質上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壟斷公司文化所決定的，但這並不能在絕對的意義上使它們獲得拯救，正如斯大林的文化雖具有馬克思主義的色彩卻不能受到諒解一樣。（人們也許會這樣解釋：保守派和反動派曾用老式的現存語言或編碼解釋同樣的事物；而在後現代時期，他們不由自主地被迫學習使用公司新用語。）
然而甚至這樣的討論，先別提對話，我們也不能與來自東方的對手進行下去；困難同雙方對基本信息的猜疑無關--不是那種我們的東方朋友拒絕相信是美國插手導致了1973年智利左派阿連德（Allende）的倒台，或者是懷疑（也許是對的）我們是否真正理解在斯大林統治或在勃列日涅夫統治下蘇聯人是怎樣地生活的。主要的困難在於雙方各自的話語闡釋術語完全不同、毫不兼容。簡潔地說，東方希望用關於權力和壓迫的術語來進行討論，而西方卻要用文化和商品化的術語進行討論。在這場話語規則的爭奪戰中沒有真正的共同標準，結果是不可避免的喜劇：雙方各自用自己喜歡的語言咕哦著毫不相干的答覆。
除非你以為不同國家和不同集體境遇之間可以進行無聲的交流，這便沒有什麼可令人沮喪的。隨即被委婉地稱為「新世界秩序」的建立，我們目睹了所有的民族陳規偏見的復歸（在這個過程中包括民族主義和新的族群），以及對集體他者（the collective
Other）形象的幻想所採取的近乎於拉康心理分析學式的投入。關於後者，重要的是要理解：我們完全離開不了集體他者的形象，這些形象永遠不會是「精確的」或者是「矯正的」（不論是指什麼）--就像閱讀與誤讀一樣，這些形象必須在結構上受到歪曲。在此意義上的國際對話總是雙方各自迷戀上對方所不願意承認的事實。
無論如何，我們自己（西方）的否認也許聽起來是：超級國家--一個十分強大和潛意識的力量，對悲劇或歷史單純無知，對清教傳統的倫理說教過於苛求，如同一個足球隊或一個兇猛的投資一樣對他人是個危險--這就是美國的現狀，在蘇聯對抗勢力突然消失之後、像一門不受管束的大炮一樣威脅著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儘管蘇聯制度原則的歧義再一次提供了保障，這點是其他國家的親屬體系所不能做到的，但是我們還是感覺到另外兩個新的超級大國－－1992年以後的歐洲和日本--的急劇出現將會產生新的勢力平衡，這種新的勢力平衡將會有效地遏制美國不負責任的行為。然而，最近的海灣爭端證明不了這＝樂觀的意見，更證明不了文化聯合的本身。
人們曾習慣說的「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是那麼遙遠的事情，就像在另一個時代裡發生的事情似的。文化帝國主義似乎伴隨著真正的帝國主義，如同好萊塢的電影，成捆成箱的流行音樂磁帶被裝上炮艦一樣。但是這樣的說法有個具體的特點--它在許多方面承認了辯證法--即：正當它的內容滿足了自身，變得越來越真實、越來越全面發展時，它的形式卻消失了，似乎最初表達這個內容的語詞曾經一直是個謊言，而人們卻沒有意識到這點。許多年前被稱為「美國化」的現代化形式也是如此：隨著現代化的過程更為真實地實現了自身，「美國化」一詞卻變得愈加不稱職和令人不滿意，它最終由「後現代主義」一詞而取代。「後現代主義」一詞說明了一切，但同樣似乎也是在否認為這個體系命名的最初企圖。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對文化帝國主義的看法上。文化帝國主義比以往更為真實地存在著，它衝破了舊名的死繭殼，在新的天空中舒展開自己的華麗翅膀，招來遮天蓋地的蝗蟲狂亂四處覓食，使整個天空昏暗無光，在後現代的國際貿易策略和所謂的「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１時代，老式的專橫暴虐、那種強迫推廣美國式產品（不論是奶粉、洗頭劑、五十年代的電視節目，還是軍事體系）的標準的做法，似乎已經結束，一種不妥協於統治和霸權的新的彈性已蔚然成風。「多元主義」（pluralism）一詞，無論是作為一個社會和政治標語抑或作為理論和哲學生活的事實，似乎是對後福特主義在上層建築裡的真實反映，然而「多元主義」把帝國主義和統治的現象與商品化結構更為複雜地聯繫在一起，使從前較為公開和明顯的暴力轉變為精巧微妙和形而上的複雜物。赫伯特·馬庫塞－柏拉圖的（Marcusean－platonic）關於偽幸福的問題開始被重新提出來，似乎它以其60年代的模式僅僅預示了我們自己的貌似新鮮和獨創的文化和政治的問題。
１後福特主義由羅賓·摩雷（Robin Murray）精彩地描述如下：
同那些僅擁有少數銷路好的貨物的廉價商店不一樣，賽恩斯彼利（Sainsbury）商店網，作為高級商店的新潮一代，與市場的需求掛鉤，承銷一系列產品。針對消費者群而制定市場產品成為商店的流行口號。市場調查員按年齡（少年、青年、壯年）、家庭種類（雙職工無子女家庭、同性戀家庭、單身雙親家庭），收入、職業、房產、住址來劃分市場。市場調查員分析「生活方式」，把商品同消費模式聯繫起來，從食品到服裝，從健康到度假……最成功的產品製造區是那些有靈活的生產系統，敢於創新、強調「客戶化」設計和質量的工業區。生產系統的靈活性之一是通過新科技和引進易於調配的機器而取得的。那些機器只需要簡單地調整一下便可以用來生產不同的產品。例如，本尼通（Benetton）的自動洗染工廠可以根據需要而調整顏色。
載於「Fordism and Post－Fordisn．」Stuart Hall and Martin Jacques．eds．New Times （London：Lawrence＆wishart l989）．pp．43一44．
引導線是美國公司勢力〔往往隨便和不準確地稱為「多國」（multinational）〕所起的作用。前不久我曾參觀了鹿特丹（Rotterdam）市的一所新型濱水區工程，使我充分意識到了美國公司的作用，這個濱水區工程是鹿特丹的市區規劃者感到最驕傲的事情，它以新的公寓樓區、娛樂區和辦公樓區替換了已經衰敗塌壞的碼頭和港口設施（這些設施是現代的，但不是後現代的），當然，新城市「內部殖民化」將會帶來金錢，但是這個中心控制的規劃事實上意在避免英國碼頭災難--英國碼頭是「取消政府控制」（deregulation）、由投機者隨意褻瀆城市空間的一個確實可怕的例子。建築規劃學的學生常常引用鹿特丹濱水區工程來說明一種嶄新的集體組裝的美學--這種美學自19世紀哈斯曼（Haussmann）時期以後就沒有再出現過--如何取代早期的、現代的、由「天才」設計的建築物的方法。然而，我這個北美觀察家十分驚訝地發現美國羅斯公司（Rouse）在所有這一切中起的作用。美國的公司顧問現在在後現代全球文化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那些傳授鎮壓反政府分子的技巧和訓練當地警察力量的美國專家同行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羅斯公司的可靠性已在巴爾的摩（Ba1timore）的濱水區表現出來了，據說羅斯公司與迪斯尼帝國有著很深的聯繫。羅斯公司是歐洲統一前夕的一個舊世界規劃的促動者，這使那些對文化自主抱有一線希望的人感到震驚。讓我們別去理會那個事實--即俄國人和他們的盟友無法設計出一個像樣的旅館房間時，不得不向希爾頓大飯店請教最基本的線索--這只是證明了社會主義的破產！但是在這裡，這個歐洲最古老的資產階級文化－－假定它仍然是在日常生活、社會態度和優先權利裡表達了明顯是歐洲的風格和世界觀的一個合適典型的話一結果在後現代時期、在文化上是如此地枯竭以致不得不引進現在比自己要更老練些的、來自新世界的生意人和商品設計家，用瓦特·迪斯尼（Walt Disney）來代替倫姆布蘭特（Rem卜andt），用艾培考特娛樂場（Epcoi）和荷爾頓商業中心（Horton）來代替20年代和30年代的社會公寓的宏偉規劃。
政治和經濟自主的前景會在新歐洲出現嗎？雖然各式各樣的歐洲民主國家自豪地四處周遊展覽民族主義的大型藝術，文化自主是否也將證實是個淒涼的失敗呢，文化自主這個最後期望，在建築學上被稱為「批評區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起碼試圖以民族和當地風格來抵制新的全球美國化。然而，在所有曉得自尊的跨國公司的美國後福特主義者都明白，把產品用合適的當地色彩和民族風格包裝起來的重要性的今天，文化自主可以被真正地列入議事日程之中嗎？今天，文化帝國主義表現在對外輸出專家：如果專家獲勝的話，甚至民族傳統也擺脫不了他們的控制：我們難道能夠想像專家會失敗嗎？
向那些認為所有這一切都很悲觀的朋友，我想溫和地提議：我們不需要把尼采留給敵人，我們可以在尼采的堅定不移的信念中找到我們自己的慰勉，即最深刻的悲觀是真正力量的來漚。我們必須對這個體系保持深刻和連續的悲觀，就像我的東方朋友對另一個體系所持的態度一樣。樂觀主義，甚至最微弱的樂觀主義，只能推薦給那些願意讓人利用和操縱的人。
張京媛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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