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社會結構、社會制度，民主與專制等問題時，人們總是喜歡從意識形態，從價值觀等角度去討論問題，特別是中國文化人，更是喜歡從所謂「文化」、「東西方文化」等角度去討論問題。其實，正如我們在第一部分第三章結尾處已經提到過的那樣，在更大的程度上，社會結構、社會制度、民主與專制等是由技術決定的——雖然不能完全排除觀念的反作用。
那麼，信息技術的發展將給我們的社會在結構方面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眾人看法不一。一種看法是，信息技術的發展將帶來社會的分權化、多元化。喜歡這種趨勢的人說，信息技術將帶給人類更多的自由，更少的限制；不喜歡的人則說，信息技術帶來的將是無政府狀態。另一種看法是，信息技術的發展將帶來社會的集權化，一元化。喜歡這種趨勢的人說，信息技術將帶給人類更多的秩序，更少的混亂；不喜歡的人則說，信息技術帶來的將是絕對的專制，不用說，廣泛地存在這樣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恰恰是由於信息技術本身確實具有這樣的兩面性。我們考察一下信息空間裡的各股力量，就會發覺，朝向分權的力量與朝向集權的力量都因得到了技術進步的武裝而變得極為強大了。它們的平衡方式將決定人類未來社會的結構。可以想見的是，如同在任何極為複雜的系統中一樣，一邊倒的局面出現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我們還是可以樂觀的。
第九章 黑客：信息空間的制衡力量
中國迄今尚未完全進入信息社會，對於信息技術的瞭解、使用和依賴的程度都不像發達國家那麼深。因此，人們很少會感覺到信息空間的特有產物，黑客的重要性。很多人根本沒有聽說過「黑客」這個名詞，聽說過的也只是覺得這是些神神秘秘的人。然而，在信息空間中，黑客是一股真正重要的力量。我們在前面討論戰略信息戰時已經談到過黑客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實，不僅僅在信息戰中，黑客將在信息時代的整個社會結構中起重要的制衡作用。
「老大哥」的前景
《時代》週刊1996年4月8日刊載的HelenGibson的一篇報道「躲在角落的窺視者」(VoyeurontheCorner)稱：在倫敦的地下鐵道中，裝備了14000架以上照相機，監視著過往的旅客；在倫敦的金融區也裝備了1300架，大多數為銀行、企業所有，也有一部分屬於警察，監視著過往車輛、行人，每一輛車裡的司機和前排座上的乘客都照得清清楚楚。中央政府在1996年計劃花兩千二百五十萬美元再購買10000架照相機裝置在中心地區。一個好事之徒巴瑞·戈爾丁把從保安公司、零售商和市政府那裡買來的錄像帶編輯成了一部45分鐘的「窺視錄像帶」，名為《當場抓獲》。錄像帶中有男女躲在辦公室的文件櫃內偷情的鏡頭，也有武裝搶劫的場面，你能看到毒品販子在砸一輛汽車，也能看到一個女人在她自己的臥室裡脫衣服。最絕的是裡面有戴安娜王妃和一個朋友在倫敦的一家商店裡喝咖啡閒聊時，隱蔽的保安攝像機從她上面照進內胸、從下面照進大腿的一段錄像——這是演員演的，但事情是絕對真實、絲毫不差的，用演員演只不過是因為原片被沒收了。
信息技術將給權威當局提供空前的監視和控制社會的能力。這種能力對於打擊犯罪是十分有效的：英國倫敦中心地區的犯罪案件在安裝了十六架攝像機後下降了26％，在一個百貨商場安裝的攝像機幫助破獲了一起謀殺被誘拐兒童的案件。然而，這種到處安裝隱蔽攝像機的場景總是讓人想起奧威爾那部著名的小說《1984年》來。事實上，《時代》週刊的那篇文章就是這樣開頭的：「老大哥(bigbrother)在大不列顛監視著你，用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多的電子眼在更近的距離上監視著你，以防止犯罪的名義。」
然而，比起信息技術在不遠的將來所能提供的監控能力，英國現在的這些攝像機只不過是小打小鬧。可以設想，在不遠的將來，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你在一天24小時裡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你發出的任何一封信、打出的任何一個電話、寫下的任何一個字都會在權威當局那裡留下記錄。更為關鍵的是，未來的電子計算機系統的巨大處理能力，能夠把有關於你的每一個比特，都聯繫起來進行綜合分析，甚至能夠把它們與你接觸的每一個人的情況聯繫起來進行綜合分析。這種能力將是十分可怕的。迄今為止，我們之所以還感覺到有些屬於自己的個人隱私，感覺到一些自主性，就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機構和個人能夠收集有關我們自己個人事務的所有信息，或者說，即使收集到了也無法對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的如此大量的數據進行綜合分析（最多可以對極少數的幾個重點對像進行分析）。在一個任何人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嚴密的監視和分析的社會中，犯罪很可能是沒了，但個人自由也完全沒有了。這樣的「超淨」社會值得羨慕嗎？我相信，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寧願忍受犯罪活動的侵擾，也不願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因此對於這種控制力量必須進行制衡。通過法律手段來限制權威當局的權力當然是一個途徑，但更可靠更有力的途徑是用技術的手段進行制衡，使得全面監控技術在實際上不可行。我認為，這種打破絕對專制的技術可行性的制衡力量很可能就是黑客——當然還有通過立法途徑的制衡手段，這我們會在後面談到。
信息時代的俠客
什麼是「黑客」？黑客是英文"hacker"的音譯。我手頭的一本英語字典對於"hacker"的動詞原形"hack"是這樣解釋的：hack:gainunauthorizedaccesstothecontentsofacomputerizedstoragesysytem,egadatabase（黑客行為：未經授權便進入一個計算機的存儲系統，如數據庫）；對於"hacker"本身是這樣解釋的，hacker:personwhosehobbyisprogrammingorusingcomputers（黑客：嗜好編程或使用計算機的人）。就其英文原義來看，是比較中性的，雖然有「未經授權」等不合法的含義。中文譯成「黑客」貶義比英文原義似乎略重，但大致恰當，而有些書翻譯成「計算機竊賊」就十分不恰當了。
用什麼來比喻黑客最合適呢？我想，在中國文化中有一個極為貼切的概念來比喻黑客，這就是「俠」。黑客就是信息空間中的「俠」，因而不妨譯成「信息俠」。在古代社會中「俠以武犯禁」，他們憑自己的武藝自行其是，獨來獨往，不受體制的束縛。在現代社會中，由於體制的監控能力加強，「俠」似乎消失了，至少是少了。然而，新的信息技術，似乎又提供了體制外的活動空間：黑客們憑自己的智慧犯禁，各行其是，獨來獨往。俠客與罪犯不能完全等同，他們雖然與罪犯同屬「犯禁」者，但在俠客中不乏慷慨仗義之士，他們也殺人越貨、搶掠錢財，但往往也劫富濟貧、仗義疏財。黑客們也是一樣。我們在第五章介紹過某些黑客進行的敲詐勒索等犯罪活動。但這只是黑客活動的一部分。在多數情況下，黑客們並不在意錢財：他們有時破壞權威當局的計算機系統是為了表示對當局一些專制政策的不滿或抗議，如我們提到過的對於美國中央情報局、司法部、空軍等網頁的破壞，有時是開開玩笑，如他們常常詐騙別人提供自己的銀行賬號開心，但並不真的竊取錢財。他們有時還幫助堵住一些軟件的安全漏洞：1997年初，一群德國漢堡的黑客在國家電視台表演了如何使用"ActiveX"控制器（微軟公司的環球蛛網瀏覽器「探索者」用來進行多媒體操作的一類小程序）在無需提供身份識別號碼的情況下，把錢從一個銀行帳戶搬到另一個帳戶上去。用這種方法當然是可以盜竊錢財的，但這些黑客沒有用它幹壞事，卻是公佈了出來，以引起人們的警惕（要一勞永逸地從技術上堵住這些漏洞不可能的，人們只能提高警惕而已）。
黑客們常常幹一些讓權威當局哭笑不得的事。1995年4月的俄克拉亥馬爆炸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麥克維在他自己的辯護律師問他為什麼不選擇晚上幹這事，那樣可以少死些人的問題時，回答說：「那樣政府就不會在意，我們必須多殺人，才能使它在意」。消息發表後，引起了全國的憤怒。這個消息是黑客們非法侵入麥克維的辯護律師組的計算機得到的。他們共竊取了25000份聯邦調查局的文件，以及其他數百份保密的法律文件。在審判之前公佈這類消息會嚴重妨礙司法公正，全國的憤怒情緒會使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公正裁判，另一方面，辯護律師們也可以以此為借口，為犯罪嫌疑開脫。總之，黑客們就是喜歡把一些正兒八經的事攪黃。
黑客們的行動往往是針對權威當局，或者大組織的。當然，他們有時也很招一般個人計算機用戶的討厭，即使在計算機使用還處於一個相當低水平的中國，也是幾乎每個使用計算機的人都碰上過病毒的侵擾。隨著越來越多的個人進入網際網絡，他們的個人計算機也會像大型主機一樣，越來越有可能被別人遠距離侵襲。1997年3月，美國三所大學的學生先後發現了微軟探索者（又是微軟）的三處安全漏洞。其中最嚴重的一處是由馬省理工學院的學生發現的：黑客可以製作這樣網頁，當你看它時，僅僅是看它，即使不採取任何行動，即使沒用鼠標去點它的任何鏈路，它也可以在未得你的允許的情況下，把文件（有可能是病毒）下載到你的硬盤上，建立或刪除你硬盤上的目錄，啟動你機器上的程序。微軟公司在得知消息後，緊急提供了修補程序，但修補程序只是在事先提出警告，並不幫助你作出該不該下載文件的判斷。因此，你要麼許多事都不能幹，要麼還是要冒風險。據微軟公司自己的專家說，黑客們其實尚未充分利用電子郵件這個非法進入其他人的個人電腦的利器。另外，據CNN1997年6月12日報道，網景公司的所有瀏覽器，包括其最新版的Communicator，也有嚴重的安全隱患：個人電腦如用網景公司的瀏覽器觀看網頁，則其硬盤上儲存的所有文件都會暴露給別人。看來，隨著個人電腦大量上網，黑客們恣意暢遊的空間更大了。既然如此，我們其他人如果學得會的話，也最好學些黑客的本事，以在信息空間中多幾分掌握自己命運的力量。
黑客的倫理
美國的《時代》週刊上有一篇文章(StewartBrand:"WeOweItAlltotheHippies",Time,SpecialIssue,Spring1995,Volume145,No.12.)認為：今天的個人計算機革命和網際網絡之所以成為今天的這個樣子，乃是繼承了1960年代嬉皮士精神的幾代黑客所造就的。
當60年代的那一代人之中的絕大部分認為計算機是中央集權控制的體現時，其中有一小部分後來被稱為「黑客」的人卻認為可以把計算機改造成解放的工具。而這在後來真的被證實是通向未來的康莊大道。
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第一代黑客是在大學的計算機科學系出現的，他們使用一種叫做「分時系統」的技術，把大型主機改造成了實際上的個人計算機，使得更多的人有機會接觸到計算機。70年代末的第二代黑客發明和製造了個人計算機。這一代黑客都是非學術界的，鐵桿反文化的類型。如大名鼎鼎的史蒂夫·喬布斯(SteveJobs)和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Wozniak)，是半途輟學的嬉皮士，在成功地開辦蘋果公司之前，兩個史蒂夫都曾製造和銷售過用來偷打電話的「藍盒子」。他們的合作者，設計出第一台便攜式電腦的李·菲爾森斯坦因(LeeFelsenstein)，則是一個新左翼激進分子。80年代初的第三代軟件黑客則為個人計算機編製了應用、教育和娛樂程序。自80年代中以來，第四代黑客登場了。他們開辦了數不清的BBS站點和以非層級方式聯接的Usenet，並用把美國國防部主辦的ARPAnet改造成了今天的網際網絡。
幾代黑客都恪守著所謂的「黑客倫理」，其中有這麼幾條。
「進入計算機的權力應當是不受限制的和完全的。」
「所有信息都應是免費的。」
「不相信權威當局－－提倡分權。」
「你可以使用計算機創造藝術與美。」
「計算機可以使你的生活更美好。」
黑客們最重要的信條是不相信權威當局，提倡依靠自己。他們把美國已故總統肯尼迪的話「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改成了「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你自己做。」因此，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一改過去學術界蔑視商界的傳統，半途輟學去辦自己的小公司。他們認為信息應該是免費的信念創造了「免費軟件」和「共享軟件」的概念，使得每個需要這些軟件的人都可以得到它們。
迄今為止，在信息空間中，這些信念獲得了成功，依靠自己帶來了活力而慷慨給予帶來了富足。
究竟是信息技術發展的必然性帶來了這樣一個網狀的、無拘無束的信息空間，以及不相信權威當局，依靠自己的，信念還是這種信念引導信息技術發展成今天的這個樣子？該文引用公開密鑰加密體系的創始人，威特菲爾德·迪菲(WhitfieldDiffie)的話說：「我一直相信這樣一個論點，一個人的政治觀點與他的智力工作的特性是密不可分的。」
制衡力量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倫理是靠不住的東西。因此，我不想給讀者留下這樣一個印象，黑客之所以對於社會有用是因為他們有高尚的倫理。如前所述，黑客經常幹非法的事，有些事無傷大雅，甚至我們覺得是法律不對，因而同情黑客，但有些事也許就無法同情了，如敲詐勒索，也許以後還會有更嚴重的罪惡，包括危及大量人的生命，我們在信息戰的場景中已經看到了這種可能性。前面所介紹的「黑客倫理」只是其好的一面，這一面不那麼靠得住。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比較靠得住的東西是力量制衡。現代科技的發展，使得人類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這我們在前面已有所描述。這種力量如果僅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中，那麼，人類社會的前景是極其暗淡的－－很可能比古代的專制暴政還要可怕，因為那時人類的力量畢竟極為有限，專制君主並無全面控制社會的技術手段。黑客，則是在現代科技的一個最為關鍵、統轄全局的環節－－信息空間－－上，對於有可能佔據壟斷地位的力量提出了挑戰，使得不可能出現一個掌握全部力量的中心。比如說：我們可以想像，在權威當局的計算機中所儲存的有關我們每一個人一舉一動的大量資料將被不斷出現的黑客襲擊所刪改，使之失去各部分的全面聯繫，因而也就失去了全面控制我們每一個人的能力。再比如，如果有人，無論是政府還是其他人，在進行極為邪惡的計劃，如研究種族滅絕的生物武器等，只要這等計劃達到一定規模，它就多半要借助計算機，要借助網絡，這就有可能被某個黑客發現，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說，黑客是信息空間中的一種噪聲，這種噪聲可以妨礙任何一個中心獲得過高的效率，取得壓倒其他所有人的力量。任何一個中心都處於有可能被襲擊的戰戰兢兢之中，因而任何一個中心也不敢恣意妄為。這在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中都有重大意義，人類只有在這樣一種力量平衡的處境下，才會相互妥協和讓步，和平共處，相互合作。
從原則上說，科技的力量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但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和掌握在極少數人手裡還是有本質的不同。我們在第一章就提到過「兩張網」的結構。應該說，力量就是集中在上面那張小網手裡的。問題在於那張小網是不是能夠維持住它的網狀結構。如果在小網中能夠維持多股力量的平衡，保持住網狀結構，那麼大網中的一般公眾的處境就會好些，因為小網中的各股力量在這種情況下需要謀求大網中的人們的支持，大網中的人們也就有了一定討價還價的餘地。
如果在小網中出現了一個佔有壓倒地位的力量（另一種情況是出現小網中精英集團的合謀，但由於小網中的人數也不是太少，因而合謀是不那麼容易的），網狀結構就會被打破，重新成為金字塔式的層級結構，這時，由於小網的一極化，大網的討價還價餘地將完全失去，因為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大網甚至失去了為精英集團服務的價值，即你找人剝削你都找不到。
要維持住多股力量的平衡，單靠民主制度是不行的。實際上，隨著科學技術的越來越複雜化，權力將越來越轉移到掌握專門技術和保密信息的技術官僚手中。總統之類的民選代表只能根據技術官僚提供的有選擇的信息，推薦的有傾向性的備選方案做出決策，實際上是越來越受技術官僚的擺佈。因此，必須有技術領域的制衡手段。我們不應對黑客的作用估計過高－－包括他們在信息戰中的作用，但黑客確實是股制衡力量，而且這將是信息時代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種模式。
另一方面的擔心也是存在的。美國《時代》1997年2月3日發表的NealStephenson的文章「數字時代的美夢與惡夢」(DreamsandNightmaresoftheDigitalAge)認為，現代信息技術，特別是加密技術（我們將在集中談這個問題）的發展，有可能使政府「殘廢」。這篇文章說，我們在許多時候都要依靠政府解決問題，而政府要解決問題就得有錢，錢是從稅收來的，而稅收是靠一些龐大的、有著許多令我們十分厭惡的窺探特權的稅務機關收上來的。隨著加密技術的發展，許多交易將通過電子貨幣進行，這將使每一個人都具有避開政府窺探進行大部分財務交易的能力。這樣政府就收不到稅了。政府要解決稅收問題也得花錢，可是錢越來越少，因此，稅收問題也就越來越嚴重，一旦陷入這一惡性循環，政府將走投無路，除非建立全面的極權主義制度。因此，出現無政府狀態的可能性也是極大的。
信息時代的公民們，夾在「老大哥」和無政府之間應該如何選擇呢？正確的回答恐怕是，每一個具有足夠智商的公民都盡可能地多掌握使用計算機的能力，包括黑客的本事，做一個在信息時代能夠掌握自己命運的公民，到時候，根據自己的判斷決定站在誰一邊。這有點類似於我們在前面講的「人民戰爭」，或許應該稱之為信息時代的民主，在這裡，每個公民的投票權與他掌握的控制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成正比。需要提醒一句的是，在使用這種能力時，不能僅僅根據自己的好惡，還要考慮一下力量平衡。前面提到的《時代》週刊的那篇文章的結論是樂觀的，它相信，無數好奇的科技愛好者必將比壞人更早地佔據科學技術的新領域，從而使那些壞人沮喪萬分，無法恣意行惡。但是，這恐怕還得要好人們努力進取，不睡懶覺才行。最近英國一份報告建議給每一個9歲以上的兒童和成人都分配一個個人的電子郵件地址，使他們都能夠進入信息空間。工黨領袖布萊爾已對此建議表示讚賞，雖然他說還要研究一下費用問題，現在還不能作任何承諾。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所有國家認真考慮的建議。
迄今為止，信息技術的發展顯然是有利於「信息民主」的。然而，科學技術的發展畢竟有其不可預測、不可捉摸、不為人的意志所轉移的一面。如果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力量集中到極少數大組織手中再度成為不可避免的技術要求（比如說，新的技術發展趨勢使得我們在前面討論信息戰時所說的「進入成本」大大提高），或是某一項單獨的技術突破至少在暫時形成了壓倒性的力量（比如說，在密碼破譯方面獲得了某種關鍵性的突破），則「信息民主」就會岌岌可危。前者將不可避免地形成國內專制和國際霸權，而後者則既有可能形成專制也有可能一下子爆發出無政府狀態－－這要看是什麼人首先獲得這種突破。
然而，從自然界的大多數高度複雜的系統所表現出來的現象看，這種一下子失去平衡的現象是少見的，雖然我們不能證明它決不會發生。未來的信息時代很可能達成一種力量的平衡。黑客的噪聲永遠是一種對於力量完全統一的干擾。侵入計算機的技術將與計算機保安技術同步發展，因而不可能完全消除非法侵入計算機的現象，這就是說，無論是政府還是其他什麼組織，不可能完全保住機密不被洩露，也不可能達到過高的信息處理效率；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找到突破所有計算機保安措施的辦法，這就是說，誰也不會掌握一下子就使整個信息基礎設施癱瘓的破壞能力。
很可能有一天，人們會立法允許公民在某種條件下，不經權威當局許可，也可以自己憑本事進入任何人的計算機。就如今天美國的判例，允許新聞機構公佈其合法地從第三者手中獲得的偷來的文件，即使它事先知道這些文件是偷來的也不會被起訴，被起訴的只能是偷盜者，這是今天已有的為了保障公眾的知情權而在法律上作靈活處理的一個例子。這樣，該保密的和該洩露的，恰恰達成一個適當的平衡，任何機構處理信息的能力，也恰恰達到一個適當的效率。這種想法也許是太「自由化」了，但並不是完全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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