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 兩種「變形記」
對於生活在「重」的原則占主導地位的世界裡的人來說，數字時代的世界宛若一個神話的、巫術般的世界。卡爾維諾通過對古羅馬著名的詩人奧維德的詩《變形記》的闡釋向我們暗示了這一點。他認為《變形記》的出發點「不是實體的現實，而是神話故事。」在卡爾維諾看來，對奧維德來說，一切都會變化成不同的東西，關於這世界的知識意味著消解世界的物性。對於他來說，在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之間，都有一種本質上的可比擬性，與權力和價值觀的任何等級觀對立。如果說盧克萊修的世界是由不變的原子組成的，那麼，奧維德的世界則是由規定著萬物－－無論是植物、動物或者是人－－的多樣性的品質、屬性和形式組成的。「但這些不過是一個單一的共同本質的外表而已；這本質一旦被潛在的情緒激發，就會之以與它絕不相同的現象。」
在奧維德的神話世界裡，構成這個世界的材料是同質性和單一性的，林林總總的事物都是同一種材料的不同形態，在某個時刻，一種形態的事物可以輕易而舉地變成另一種形態的事物。比如在《變形記》中，奧維德寫到了人「一個女人如何意識到自己正在變成一棵忘憂樹」的：她的兩隻腳深深地植入土地中，一層柔軟的樹皮漸漸向上擴展，裹起她的大腿，她抬起手梳理頭髮，發現手臂長滿樹葉。
奧維德還談到阿拉奇納（Arachne，他是專司梳紡羊毛、旋轉紡子、穿針引線的神）的手指。「在某一時刻，我們看到阿拉奇納的手指漸漸延長，變成纖細的蜘蛛腿，開始織起蛛網來。」一個專司紡織的神原來是一個蜘蛛！神不僅與人，而且與動物都是相通的。奧維德的這種神話思維其實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神話思維。在中國的神話小說《西遊記》中，孫行者是猴子變的，而且在成為行者後，還可以自由地變成其他東西（「七十二變」），豬八戒是豬變的，白骨精是一堆白骨變的，還有許許多多妖怪都是由各種動物修煉而成的「精怪」。
神話世界重要特徵之一，就是處於這個世界的萬事萬物都是沒有固定形態的。各種神靈鬼怪、花鳥魚蟲都可以面目全非，都可以令人「刮目相看」。萬事萬物和人都是由同一種基本因素構成的，因而受制於同一種規律。不僅物與物之間不存在固定的界線，而且人的心靈與萬事萬物出為有固定的界線，因而一切事物之間，心靈、語言與物質之間都存在著因果關係。這種不受限制、漫無邊際的聯繫在神話上被稱為「交感性」或「通感性」（sympathetic）。比如說，巫術中常常使用咒語這一現象，表明巫術認定了這樣一個前提：非實體性的語言能夠產生實體性力量－－改變事物、人的存在狀態。
正如卡西爾所說的：「原始人絕不缺乏把握事物的經驗加以區別的能力，但是在他關於自然與生命的概念中，所有這些區別都被一種更強烈的情感湮沒了：他深深地相信，有一種基本的不可磨滅的生命一體化（solidarity of life）溝通了多種多樣形形色色的個別的生命形式。原始人並不認為自己處在自然等級中一個獨一無二的特權地位上。」早期的哲學家或者說具有哲學情結的人當然不是原始人，但他們仍然保留著這種「生命一體化」的信念。有一個關於畢達哥拉斯的傳說說明了這一點。「有一次他從一條被鞭打的幼犬旁經過，他同情地懇求：『住手吧，別打了，因為在它的哀號中我聽出：這裡面寄居著我一個朋友的靈魂』」。無論是畢達哥拉斯還是《易經》、《易傳》的作者，都保留有這種「生命一體化」的信念（在《易經》和《易傳》中，「生命一體化」的信念呈現為「天人合一」的信念），而且把這種一體化的基礎最終歸結於一種作為「始基」的「數字」。今天的人們可以知道這種觀念錯在哪裡了：他們混淆了物性（原子）和數字區別。然而與巫術、神話看起來格格不入的２０世紀的技術出乎意料地表明，存在著一個以二進字數字為基質的萬物一體化的領域，或者說一個「世界」。一旦這個巫術式、神話式的「世界」介入到人所在的物性的世界中來，它在很大程度上使世界、人類成為一體化。被時空及其他物質性障礙分離的世界和人類借助於數字技術而真正成為「共同體」（community）。人與人，人與整個世界的「交感」和「交往」（communication）當然就順理成章了。比特不是一種現實的、實體性材料，而是一種由人根據自己的意願、需要創造出來的材料。比特構成的世界（即賽柏空間），理所當然地是一個一體化、同質化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事物的形態可以輕而易舉地輕化為另一種形態。「數字化」（digital）首先意味著「一體化」（solidarity）－－在第三章 中我們已經指出，「多媒體」本質上是一種「單媒體」，「多」不過是「單」的各種變形。「一陰一陽之謂道」在物性世界是頗成問題的，但在數字世界裡卻是千真萬確的。計算機世界千變萬化的信息、圖像、文字，都不過是一「０」一「１」之「道」派生出的「器」。計算機科學不過是以「０」和「１」的「形而上學」（「形而上者之為道」），計算機技術是這種「形而上學」（也稱「元物理學」）統轄著的關於「器」的種種學問和應用，每一種技術都是一個關於０和１的「變形記」。但各種技術萬變不離０與１。所以「一體化」同時意味著比特之「化身」（embodiment）的高度「多元化」。計算機作為一種由「一體化」的基質構成的媒體，對於一切模擬性信息來構成信息的媒體（如電視、收音機、電報等）具有天然的優勢－－電腦可以將所有的模擬化的信息轉化成數字化信息，並隨心所欲地由一種形態的信息變成另一種形態的信息，使人可以自由地優遊於不同的感官的世界。與數字化信息相比，模擬化信息是一種「石頭化」的信息－－僵硬、固定的信息（讀者不妨回憶一下本書第二部講到的大眾媒體的馬賽克特徵與電腦上使用的「馬賽克軟件」的區別）。相應地，傳輸這些信息的通道（「信道」）也是僵硬、固定的，比如電台和電視台很難用同一種方式來發射信號，一個同時可以接收電視和收音機信號的機器實際上把電視機和收音機生硬地攝合在一起，沒有內在統一性的機器。而電腦則可以接收和發送各種形態的信號（信息）－－聲音、圖像、文字信息，甚至觸覺和嗅覺信息，傳輸這些信息的方式（「信道」）是同一種方式（「信道」）。
電腦的這種優勢意味著，從前發送接收模擬性信號媒體全部將被（遠程）電腦這種既「多」又「單」的媒體徹底替代。
總而言之，神話世界的「一體化」特徵同樣存在於數字世界中。所不同的是，賽柏空間以人的現代技術而不是以巫術來支持的，它的神奇是可以在技術上得到解釋的。計算機技術是一種借助於非巫術的工具和語言實現巫術和神話般效果的技術，它以理性的方式實現了古代巫師和神話作者的對於世界和人自身的種種設想。計算機技術是一種不是巫術的巫術，數字時代是一個具有巫術色彩的高技術時代。在某種意義上講，「數字化生存」就是「神話化生存」。
18.2 「飛速」與「光速」
「神話化生存」並不限於比特世界的「一體化」特徵。神話表達了人們克服世界的石頭化的強烈慾望，或者說是對於原子世界的石頭化特徵的想像性地克服。然而石頭除了具有堅硬、僵死（形態的固定性）的特徵之外，還有「沉重」的特徵。克服世界的石頭化的另一重含義就是克服原子世界加諸人的「沉重」。以《西遊記》中的孫行者為例，他的神奇不僅表現在他有「七十二變」，而且表現為他能一個跟頭能翻十萬八千里，自由地往來於天上人間。概而言之，他的高度自由既表現在他在形態上的高度自由，也表現在空間位置上的高度自由－－從此處高速地飛到彼處。
「飛翔」的意像在各民族的神話中是普遍存在的。希臘神話中的諸神和半人半神都是能飛的，比如柏修斯。（猶太）舊約聖經中的上帝，新約聖經中的上帝（耶穌）以及上帝的使者（天使）也都是本來居住在天上，能在空中自由飛翔的。中國的神話和宗教意識中，神或神仙不同人的重要之處也是他們生活在天上或能夠得道升天。
「身輕若燕」在世界各個民族中都被看作是「神性」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哲學家也把「飛翔」狀態當作是人的超越性的表徵。在中國思想中，最高的自由狀態就是莊子所說的「逍遙」。所謂「逍遙」，其實就是飛翔。按《莊子·逍遙游》的說法，能夠作「逍遙游」的是由一種其大無比（「不知其幾千里矣」）的魚（名為「鯤」）變成的鳥（名為「鵬」）。無論是在西方人的「天使」形象中，還是在中國的「如虎添翼」等成語中，我們都能看出，飛翔都是一種最為超常能力、超常的自由狀態的象徵。尼采常常把他所認為的理想人格狀態描述為一種象「鷹」一樣的自由飛翔的狀態。在《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他這樣寫道：
只有飛鳥仍然超過了人類。假使人類學會了飛翔，啊，他的劫掠之慾望能飛到什麼高度！好像那是我的阿爾發和阿米加，一切沉重的當成為輕，一切身體成為跳舞者，一切精神成為飛鳥：真的，那是我的阿爾發和阿米加！……好像我張開了寧靜的天空在我的頭上，並以我自己的羽翼飛向我自己的天空。好像我嬉戲地遊蕩在光明之遠處，好像我的飛鳥這智慧臨到了我的自由。可見，尼采的「超人」之超乎常人處，就是像鷹一樣飛翔的狀態，亦即輕的狀態（「一切沉重的當成為輕」）。將世界信息化、符號化是為了使世界加上我們身上，讓我們動彈不得的沉重壓力相對於我們可能擁有的更大的力量而變得無足輕重。麥克盧漢雖然沒有明確指出由「重」變成「輕」，但他已經看到，人類在肉體上獲得自由的歷史可以表現為人從在地上緩慢行走的狀態，到逐漸發明各種代步工具，最後能在天空中自由飛翔。他以其特有的敏銳看出「輪子」這一極普通的輔助性工具重大的文化意義。他從媒介研究的角度生動地闡釋了「重」與「輕」、飛動與走動、「村莊」與「城市」、人與媒介之間的關係，「使那些不曾思考過這種關係的人大吃一驚」。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見第１９章：「輪子、自行車和飛機」）專門討論了「輪子」。他說，在有輪的交通工具發明之前，只能用摩擦牽引的原則來搬運東西。滾木、滑橇和滑雪板作為運載器走在輪子的前面。發明輪子的念頭可能肇始於這樣的觀察：「滾木頭比掀木頭容易。」從效果上講，同一物體（比如一根木頭）的重量在滾動時「輕」了很多（實際上是摩擦係數的減少導致了摩擦力的減少）。但早期的輪子在克服人自身的沉重，克服原子世界的空間距離方面畢竟相當有限。在人與輪子技術（所有的機械都不過是輪子技術）的「做愛」過程中，輪子既引誘又強迫人來使輪子的力量越來越強大。「輪子」技術發展到極點時，「輪子」就離開了地面，成為在空中轉動的「輪子」－－飛機。飛機的發明，表明人成功地克服了自己肉身的沉重，使人像鳥一樣飛翔的夢想成為了現實。有了飛機，人再也不用羨慕飛鳥，世界在人面前比在飛鳥面前更顯得小。麥克盧漢舉的幾個例子很能說明這一點。－－有一個航空公司打出了這樣的宣傳口號－－「紐約吃的飯，到巴黎去消化！」－－有一位航空公司的經理請世界各航空公司的經理從自己的辦公室門外揀一顆小石子送給他。他想用世界各地的小石子壘一個小石堆。有人問他為什麼這樣做，他解釋道，由於航空業的發展，你可以在地球的一隅用手摸到世界各地。這種情形既可理解為由於輪子技術的發達，世界變得如一個可以擺放在桌面的小石堆那麼小，或者說它使人的手臂延伸得如地球的赤道一般長。然而飛機的速度無論有多快，都遠遠比不上光的速度。其實人類早在發明飛機之前，就發明了比飛機的「延伸」速度還要快工具－－電報。後來又發明了電話、收音機、電視。今天人們又開始使用遠程電腦。遠程電腦使人們有更好的方式「世界的一隅隨手摸到把世界各地」，人可以把小小的世界擺放在桌子上，也可以使世界成為一個「便攜式」的世界。對遠程電腦的使用者而言，世界各地就在他們的指尖上。今天，「飛速」只是在約定俗成的意義上意味著「快」，而在實際的意義上早已是慢不可言。當代技術的給人提供的可能性已經超出了神話的想像。在現代技術的映現下，神話中的「千里眼」、「順風耳」、「飛毛腿」、「縮地法」已顯得非常平常，並無神奇之處。輕到完全沒有重量－－能以光速傳輸的比特賦予人比「神速」還要快的速度，人似乎已經超越了從前的人們一直憧憬的「飛」的境界。人用不著象莊子想像中的神物（鯤鵬）那樣，乘羊角風扶遙直上，背負青天朝下看，方能看到人間城廓。人只需坐在電腦前，輕鬆地動幾下指頭，就能看到人間萬象。許許多多從前不可思議或只可以神話的方式「思議」的事，令操作電腦的人想起一大堆諸如「輕而易舉」、「唾手可得」、「易如反掌」、「玩弄於股掌之間」形容形容詞。在數字時代裡，人似乎比「神」還更像神。與此相應，人生活的世界似乎比天堂更像天堂。
世界各民族的神話有一個共識：神靈、神仙居住的世界的時間與人所居住的這個世界的時間是不同的。與塵世的時間相比，神界的時間要快得多。正如卡爾維諾所說的：「時間的相對性是各國都有的民間故事的題材：到另一個世界去旅行，一個人認定只需要幾個小時，可是他回來的時候，他的故鄉已面目全非，因為已經過去了漫長的歲月。」《西遊記》有一句話典型地表達了這種時間相對性的觀念——「天上一日，下界一年。」。神話中的這種觀念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謀而合：時間和空間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相對的，是由速度派生出來的。物體的運動速度越快，時間變得越短，空間變得越小。在媒介理論中，也存在著類似的「相對論」。不同的媒介賦予了人以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不同的輪子決定了人所能擁有的不同的空間和時間，決定著人與人交往的方式。在輪子未發明時，人與人以部落和村莊的形式聚集在一起，部落和村落是最早的人最初的社區（community，即「交往共同體」）。一個個社區處於「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有輪子的交通工具（車輛）出現後，這個交往共同體就趨於解體，因為輪子行走的道路把許多村莊、部落連接起來，形成一個比以前大得多的社區。在這些村莊之間，某個地點由於交通的便利（常常是多條道路的交匯點）而成為這個新興社區的中心。這個「中心」就是城市。城市與鄉村形成了「中心－邊緣結構」。麥克盧漢把這一過程概述為：首先興起的是村落，村落缺乏上述各種人體的集體延伸。然而，村落已是一種社區形態，它和以漁獵為生的社會形態不同，因為村民也許已經定居，也可能開始有了勞動分工和功能分化。他們聚居在一起的事實本身，就是人類活動加速的一種形式，它給人類行動的進一步分化和專門化提供了動力。這就是作為腳的延伸的輪子所產生的環境，輪子加速了生產和交換。這也是加劇社區衝突和破裂的環境，衝突和破裂又使人們結成愈來愈大的聚集體，以抗衡其他社區加快步伐的活動。為了對抗別人的發展，為了尋求安全和保護，村落又被席捲而成為城市。人類活動加速的過程，就是世界對於人而言變得越來越小又的過程。換一個角度看，又是世界變得越來越大的過程——世界變「小」，使得人輕易地達到難以企及的地方，人活動的範圍，與他人交往範圍（社區）就大大地擴展了。
人類社區的演變史與「輪子」的演變史在本質上是同一的回事。然而這一過程還沒有完。當人除了用有輪子的工具來克服空間距離之外，又開始用電來克服空間距離之拍，電的速度（等同於光速）使空間大大縮小了，世界就縮小為一個小小的村落。麥克盧漢首創了「地球村」（the global village）一詞，用來指稱被電的速度大大縮小的世界。電使人獲得了「神速」，從而也使現代人彷彿生活在一個「神的國度」裡，如同希臘神話中的諸神生活在奧林匹斯山上。我們已經指出，在數字時代裡，所有與所有名稱是以tele為前綴的媒體最終都將被一體化的teleputer（處於Internet中的電腦）所取代。teleputer使「地球村」真正成為可能。網絡上的虛擬社區（Virtual
Community）就是一個虛擬的「地球村」。尼葛洛龐蒂對此很有信心，他把由Internet造成的「地球村」稱為「一個嶄新的、全球性的社會結構」：Internet用戶構成的社區將成為日常生活的主流，其人口結構將越來越接近世界本身的人口結構。就像法國的Minitel網絡和美國的「奇跡網」都認識到的那樣，網絡上應用最多的是電子郵遞。網絡的真正價值越來越和信息無關，而和社區相關。信息高速公路不只代表了使用國會圖書館中每本藏書的捷徑，而且正創造著一個嶄新的、全球性的社會結構！
對於生活在「地球村」裡的居民來說，從前「遠在天邊」的人和事物全都「近在眼前」。這個新的世界是一個沒有「遠方」，沒有「旅途」，人在其中不會忍受分離之苦（天涯已化作毗鄰）的世界。
自古以來，與他人（尤其是與親人、朋友）的分離是人類在日常生活中除了饑寒之外的最大的痛苦之源。比如在佛經中，「與不親者合」和「與親者離」被認為是「苦」的重要根源。正是由於人類都害怕、逃避這種痛苦，通過剝奪人與他人交往、共在的權利——將人投入監牢或流放到荒無人煙的地方——成了各個民族、各個社會都認可和採用的主要的刑罰方式（讀者可以回憶一下我們本書第二部中那一段假定你自己身陷囹圄的文學性想像）。我們對於自己終究要來臨的死亡的恐懼和因親人、朋友死去而陷入的極度的悲痛，都表明分離（尤其是永久的分離）可能給人造成多大的痛苦。人類不約而同地設立節日，也從另一面反映出人們對於「離」的狀態的逃避和對於「合」的狀態的珍視。節日總是與「合」的狀態、團圓的狀態（「離」的狀態的結束）相關聯——與家人的團圓、與死去親人以特殊的方式共在、與眾人的共在、與神靈的共在，等等。「離愁別恨」是中國古代詩歌中最常見的主題。在《詩經》中，比較有名的篇什差不多都是表達處於與所慕、所愛之人分離時的感情的，「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關雎》），「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蒹葭》），「瞻望無及，佇立以泣。」（《燕燕》）、「自伯至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在後世的詩歌中，尤其是在宋詞中，「離別」成了最主要的、幾乎是唯一的主題——寫詞就是寫「愁」（「為賦新詞強說愁」），而愁就是「離愁」（「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多情自古傷離別，更哪堪冷落清秋節？！」）。
事實了，在中國文學中，文學就意味著表現「悲歡離合」。作為中國文學頂峰的《紅樓夢》，也可以看作是表現人所遭遇的恆常的命運——「一個是水中月」與「一個是鏡中花」的男女主人公的不可避免「分離」——的表現。
書中特意提到一幅橫批為「情天恨海」的對聯——「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可以看作是對於「分離」主題的凝煉的表達。
當代詩人餘光中寫過一首題為《鄉愁》詩。在這首詩中，詩人哀歎的別離狀態，既有「生離」（地理空間意義上的分離），又有「死別」：
小時候，
鄉愁是一張小小的郵票，
我在這頭，
故鄉在那頭。
長大後，
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
我在這頭，
新娘在那頭。
後來啊，
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
我在外頭，
母親在裡頭。
而現在，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水
我在這頭，
大陸在那頭。
在數字時代，縱然兩個「知交」一個在「天之涯」，一個在「地之角」，但他們不會有知交零落之感。「地球村」消除了「故鄉」與「他鄉」的分別，同處「地球村」，何人再起故園情？
唐代詩人張籍曾寫過這樣一首詩：
洛陽城裡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在那個時代，彼此分離的親人、朋友能得到對方的音訊是一件極偶然因而也極幸運、極「奢侈」的事。極不發達的交通、通信條件（「寄書常不達，況乃未休兵」）自然而然地使一封家書「抵萬金」。薄薄的一張紙上，負載著「訊息」和「信息」實在是太重了。
是什麼使「輕」的東西變得異常沉重了呢？是極難消除的空間距離（俗語「千里送鵝毛，禮輕仁義重」形象地表達了這種距離與訊息份量的反比關係）。當然也可以說，是人極難克服的自身的「重」——如果人能像鴻雁一樣輕，自由地飛翔，家書也就不再沉重，甚至都不用寫家書。在那種情況下，彼此分離常常意味著杳無音訊。人們只能在夢中相見，（如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正是春閨夢裡人」，「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或者以文學的形式排遣思念之苦。從杜甫的《夢李白二首》中我們可能具體體會到詩人欲寄思念無從寄的沉重心情：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侷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輯恐失墜。……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雲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空間的距離障礙（「路遠不可測」）使人萬難達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如同陷在一個無形的大網——「羅網」，「恢恢」之「網」，使人倍感孤獨——「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而在數字時代裡，人不用再幻想自己「何以有羽翼」，因為今天的人身處一個不是束縛他而是給他極大自由，讓他以光一般的速度四處「行走」的「恢恢」之「網」－－互聯網，光的速度勾銷了空間距離，穿越了空間障礙。
過去經常困撓著人們的離別之苦，對於身居地球村的村民來說實在是太隔膜了。訊息因為光速而「失重」，變得異常地「輕」。當我們發送一個E-mail時，我們不會有「意萬重」的感受，不會「臨發又開封」。用不著「還將兩行淚，遙寄西海頭」。我們也不必問遠方的朋友的「歸期」，在「巴山夜雨時」，我們可以通過Internet上的可視電話，與對方「共剪西窗燭」。通過Internet，我們可以與生活在地球上任何角落的任何我們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對弈，決不會體會到那種「有約不來過夜半，閒敲棋子落燈花」的落寞之感。一「０」一「１」之「道」使地球村的村民在很大程度上「得道成仙」。他們雖然不能免除對於「死別」的恐懼（對於「死別」，照樣是「吞聲」），卻大大減少了「生離」帶來的痛苦——對於「生別」，我們不用「常惻惻」。在很多時候，他們像神仙一般過快活——快如光速地活。
18.3 生命中必不可少之「重」
尼葛洛龐蒂對於人類將要進入的這個新的交往共同體的樂觀態度溢於言表。尼氏本人真不愧為數字時代的「福音傳道士」。
然而哪怕我們十二分地相信「Internet一定要實現」，我們也禁不住要問：Internet的實現就意味著神話成為現實嗎？在賽柏空間裡人真的能像神仙一樣自由地飛翔嗎？「數字化生存」真的意味著「神話化生存」？
一句話，「輕」就一定意味著福音嗎？
在一通常情況下，生活在一個由原子構成，受重力吸引的世界裡，「拈輕怕重」、「避重就輕」是人之常情。人們不願（雖然又不得不）負重，人們自然地嚮往往「駕輕就熟」、「身輕若燕」的自由狀態。
然而，成為人「負擔」的不僅僅是「重」，純粹的「輕」與純粹的「重」一樣，都會令人苦不堪言。在擺脫了地球引力的太空中，「輕」不僅沒有使人感受到自由，反而成為一種新的奴役性力量。一旦「輕」成為現實，那麼如果沒有否定、節制這種現實的力——「重」，人的力量在「輕」的現實中就會大而無當，人的行為和思想都將陷入失調的狀態。
以我們都熟悉的《三國演義》裡張飛為例。這個人自恃臂力超群，但他無法把一根雞毛扔到指定的地方。令人尋味的是這位莽漢的名字（名「飛」字「翼德」）與他性格形成的反諷關係。他始終只擁有一種極其片面的力量－－力大無比又常常大而無當。他的力量能克服「重」，對於「輕」卻完全失效。他是與柏修斯完全不同的「英難」。在卡爾維諾看來，「因為穿了長有翅膀的鞋而善飛翔」的柏修斯象徵著一種健全的力量－－既能克服「重」又能克服「輕」，使「重」和「輕」成為相互克制、相互為用的力量。這種力量在「飛翔」中最能體現出來－－光有「重」和光有「輕」都不能飛翔。
生活在一個由原子構成，「重」的力量時時刻刻威脅著人的世界裡，合宜的態度當然不是逃避「重」，而是以迂迴的方法來克服、戰勝「重」。卡爾維諾看到，「柏修斯的力量一向在於他能做到不去直接觀看，而不是在於他拒斥他命定生活於其中的現實；他承擔著現實，將其作為自己的一項特殊負荷來接受。」
人為自己創造出一個「輕」的世界，不是為了逃避我們眼前這個「重」的世界，而是為了使自己不至於被這個「重」的世界同化為寸步難移、沒有感覺的石頭之身。「只要人性受到沉重造成的奴役，我想我就應該像柏修斯那樣地飛入另外一種空間裡去。我指的不是逃進夢境或者非理性中去。我指的是我必須是我必須改變我的方法，從一個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種不同的邏輯，用面目一新的認知和檢驗的方式。我所尋求的輕捷的形象，不應該被現在與未來的現實景象消溶，像夢一樣消失……」
在一個「輕」的世界裡，我們的確變得輕了。但這「輕」應該只是一種否定意義的輕，即與「笨重」相對意義上的「輕」，「失重」只意味著「失去笨重」。這種「輕」意味著像鯤鵬那樣展翅一飛九萬里的自由狀態，而不是像一根羽毛一樣隨風而逝。卡爾維諾提醒人們要特別注意瓦勒裡的話說：「我們應該像一隻鳥兒一樣輕，而不是像一根羽毛。」
所以說，「輕」的意義並不總是積極的，正如「重」的意義並不總是消極的一樣。甚至在日常語言中，在「駕輕就熟」、「身輕若燕」之外，「輕」這個字常常與負面的意義相關聯：「輕薄」、「輕浮」、「輕蔑」、「輕於鴻毛」……而「重」這個字常常與正面的意義相關聯：「穩重」、「厚重」、「重大」、「看重」、「重於泰山……。人從來都受到「重」和「輕」的雙重威脅——人既有變成石頭的危險，又有變成羽毛的危險。石頭所處的狀態與羽毛所處的狀態在本質上是同一種狀態－－身不由己，全然失去自由。只不過前者是全然的靜止中失去自由，後者在完全居無定所中失去自由。自由的狀態是同時包含著輕與重，輕與重相互諧調的狀態，而「飛翔」的狀態是這種狀態的最好的象徵。那麼在賽柏空間裡我們會是怎樣的？－－我們是自由地飛翔還是隨風而逝？沒有重量的比特是否會使我們也變得「無足輕重」？在賽柏空間裡，是否會出現一派「瘋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的局面？看似神話般的時代的數字時代是否可能是一個充滿滑稽意味，讓人類都變成事奉電腦、被電腦玩耍的弄臣、小丑的時代？是否可能是一個充斥著剛開始讓人驚歎，很快又令人失望的諸種奇跡的時代？
這一切取決於人如何能反抗比特的「暴政」——將我們的生存狀態變得過分的「輕」。即反抗「數字化存在」（digital being，即通常所譯的「數字化生存」）中「不可承受的輕」。
的確，在數字時代裡，昆德拉所提出的「存在中不可承受之輕」（theunbearablelightness of being）的問題顯得更加突出，因為數字（比特）是在人類乞今為止的歷史中最能給人帶來「輝煌的輕鬆」的東西。
在以《存在中不可承受之輕》中，昆德拉這樣寫道：
如果永恆輪迴是最沉重的的負擔，那麼我們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的輝煌的輕鬆，來與之抗衡。
可是，重（heaviness）便真的的悲慘，而輕（lightness）便真的輝煌嗎？
最沉重的負擔壓得我們崩潰了，沉沒了，將我們釘在地上。可是每一個時代的愛情詩篇裡，女人總渴望被壓在男人的身體之下。也許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最為充實的象徵，負擔越重，我們的生活也就越貼近大地，人們就變得越是實在和真實。
相反，全然沒有負擔，人就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飄飛起來，遠離大地（earth)和他的血肉之軀的狀態（earthly being），變得亦真亦幻，他的運動狀態變得自由，因而也變得毫無意義。那麼我們將選擇什麼呢？重還是輕？昆德拉提到了關於兩種關於「輕」與「重」關係的觀點。一種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的觀點是：「輕為積極，重為消極。」另一種是貝多芬的觀點。「與巴門尼德不同，貝多芬顯然視沉重為一種積極的東西。……必然性，重，價值，這三個概念連接在一起。唯有必然性，方能有重；而一個東西唯有是重的，方能有價值。」
昆德拉顯然趨向於後一種觀點：「我們相信正是人能像阿特拉斯（Atlas，希臘神話中受罰以雙肩掮天的巨人——引者）承受（bear）他的命運，人的偉大方能勃發出來。貝多芬的英雄就是一個舉起形而上的重負的人（a lifter of metaphysical weights）。」與阿特拉斯和貝多芬的英雄相反的，是不承擔重負，極度輕鬆、自在地生活著的人。昆德拉用一個德語詞——kitsch——來描述這種人的生存狀態。kitsch一詞本義指投大眾之所好的審美風格，但昆德拉賦予了它更深的哲學內涵：人對於以一種想當然的、不假思索的、「隨和」的態度來看待世界和人的狀況，無視世界和人的負面的價值和醜惡的因素（比如再「偉大」、再「美麗」的人身上都免不了有卑污、醜惡的東西－－大便），自欺欺人地勾畫出一個輕鬆、美好的生活圖景，在這種自欺狀態中自得其樂。總之，kitsch就是否認這個世界中「重」的存在，無條件地承認現狀態的合理性，自欺地，輕鬆自在地生活。基於昆德拉的界定，我們把kitsch這個詞翻譯成「隨俗」。在生活中，我們隨時隨地都能看到「隨俗」。隨俗是我們生活的一種基調，這種基調滲透在人們的衣食住行的行為中，滲透在一切語言、思想、情感中，包括一切牴觸、厭惡「俗」的語言、思想、情感中。俗是一種無形卻能感受到——如氣和風——的東西，所以我們常常說「俗氣」、「風俗」。一有風吹來，草在搖擺——而且是一起搖擺，水面蕩起波浪——而且到處都是波浪，塵土在飛揚——而且是漫天飛揚。同樣的現象在社會中屢見不鮮，昆德拉把遊行作為典型的「隨俗」現象，人們在一種像大風一樣無形而強勁的力量的驅使下向同一個方向「自由地」走動，以同一種聲調「自由地」呼喊，臉上露出同一種獲得自由、獲得解放的表情。
此時的人，如同羽毛，如同塵土，「全然沒有負擔」，「變得比大氣還輕」，「高高地飄飛起來，遠離大地和他的身肉之軀的狀態，變得亦真亦幻，他的運動狀態變得自由，因而也變得毫無意義」。看得出，「隨俗」（或曰「隨風而逝」，或曰「飄」）的現象之所以隨處可見，是因為「輕」（或曰「輕鬆」）的狀態是人們的常態。「俗態」實質上是一種「輕」的狀態，一種體現在一切行為、語言、思想中的水性楊花的狀態，哪怕這些行為、語言、思想有時顯得十分穩重、得體、莊嚴（在一個裝腔作勢的政客或學者身上常常能見得到）。不同的人（氣宇軒昂的人、才華橫溢的人、撒潑耍賴的人，等等）以千差萬別而本質同一的方式成為「隨風舞」的「瘋狂柳絮」，「逐水流」的「輕薄桃花」，在「風」和「水」的「暴政」中感到舒舒服服，體會到「自由」和「奔放」。
「數字化生存」並不意味著福音（如尼葛洛龐蒂所認為的）。相反，如果我們不保持一種清醒和自覺，人類將進入一場永不止息的災難之中。我們生存的本質（being)將被數字「化」為沒有重量的存在，人類（human being）變成「數類」（digital being）。我們將被數字時代的強勁的「風」吹起，四處飄蕩，永無定所。我們將不得不「隨」賽柏空間之「俗」，在這個沒有引力的空間裡變得無足輕重。
人類在數字時代的命運令人想起了希臘神話中的安提亞斯故事。安提亞斯幾乎所向無敵，然而它的力量來自於他的母親——地神蓋婭。一旦離開大地，他就不堪一擊。他的對手正是利用他的這個特點戰勝了他——巧妙地將他引向空中，緊緊地「擁抱」他，使他窒息而死。
現在我們時時聽到「擁抱數字時代」的呼聲。「擁抱」是相互的。安提亞斯的故事讓我們想到：數字時代會不會是一個暗藏殺機的時代？它是否欺騙性地使我們「飛」到空中，用「擁抱」的方式將我們活活勒死？如是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拒絕離開大地（earth），恪守我們的「血肉之軀的本質」（earthly being），拒絕「數字化生存（本質）」（digital being），在一個數字統治的時代，維護我們的「原子化狀態」（atomicbeing），保持我們的「重」－－「持重」，捍衛我們的笨拙－－「守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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