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講的是生命和死亡、人和自然的大題目。一個博通古今哲學的學問家，對它一定大有可說。可譯者卻是一個普通的、頂多是個熱情的讀者，對它決無評判的力量。這裡僅就所瞭解到關於作者的一鱗半爪，寫出如下譯後記，或許能使願意看完的讀者不覺得枉費時光。
醫生、生物學家、教授、行政官員、詩人和散文作家劉易斯·托馬斯，1913年生於紐約城邊、一個小鎮醫生的家庭裡，受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醫學院，畢業後作過實習醫生，可能還作過為期不長的住院醫生，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繁榮時期，他輾轉並領導了好多個教學、科研和醫療機構，其中包括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和紐約大學貝爾維尤醫療中心。在耶魯大學任醫學院院長數年之後，他又接任紐約市癌症紀念中心斯隆－凱特林癌症研究所所長。他是美國科學院院士。
托馬斯寫書，看來似乎是偶然的。1970年，托馬斯任耶魯大學醫學院院長時，應邀在一個關於炎症的學術討論會上作「定調演說」，他輕鬆幽默的泛泛而談被錄了音。不知怎麼，演說的整理稿傳到了《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主編的手裡。主編是托馬斯自實習醫生時的年兄契友，他喜歡這篇東西，便命托馬斯為他的月刊寫一系列短文，讓他照此泛泛而談，條件是題目不限，一文不給，一字不改。托馬斯本具文才，可惜大半生獻身研究，只好擱起他的錦心繡口，去作那些刻板的學術論文。他得此機會，自然樂於應命，一連寫了六篇，甫議擱筆，但已經欲罷不能了。熱情的讀者和批評家們要他把專欄寫下去，於是，他一發而不可收，連寫了四年。這時，出版商已爭相羅致出版。The Viking
Press的總編條件最惠，許他不加修改，原樣成書。於是，我們就有幸看到了這本輝煌的小冊子。
托馬斯寫書，實非偶然。用句中國的老話說，此老前身合是詩人。他在醫學院讀書時就曾發表過詩作。作實習醫生時，受同事慫恿，他經常寫詩，賺取稿酬，在獻血之外，用以補貼不足的日用。從可以見到的部分詩作看來，顯然存在濟慈的遺痕，只不過在優美哀婉之上，加了一些些不敬。1941年發表於《大西洋月報》的一篇《黃金時代》，是關於未來的熱核戰爭的，寫出他對人類前途的殷憂和悲憫。不知為什麼，珍珠港之後，托馬斯把他的詩筆連同梵阿鈴一起，束之高閣，而專心於嚴峻的科學研究了。
這些文章，我們自可當詩來欣賞。其奔放不羈的哲思，其蘊藉繚繞的結構，其字裡行間不盡的餘味，使人覺得就是在讀無韻的詩。不過，假如我們稍稍瞭解一點這些美文背後的嚴肅的研究，我們似乎可以通過這些別具一格、引人入勝的文章，更加滿懷敬意地領略其中的視野和洞見。托馬斯一生中研究過非常廣泛的領域，寫下二百多篇學術論文，涉及神經病學、免疫學、內毒素、胚胎學、氣味學，以及多種疾病的病理學和藥理學研究等。他認真涉獵過的學科就更多了。他甚至興致勃勃地研究過比較語言學和漢語詞源學。書中的大多數篇章，都來自他本人的直接研究成果。也有些篇章是有感而發和有為而作的。比如，第二篇寫於人類第一次登月成功之際，面對人們對「月菌」的警惕，揭出了這種態度深處的人類沙文主義本質；關於計算機的一篇，是有感於其時某些科學家對人工智能的誇大；有幾篇關於醫療保健制度和科學規劃的，乃是作者對於這些方面社會問題的深思熟慮。托馬斯作過紐約市的衛生官員，1967年還被任命為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委員。1968年，鑒於醫療費用的增高，白宮令委員會研究一下美國現行保健制度在科研方面的需求。托馬斯領導一個小組工作了一年，得出的結論是，「半拉子技術」我們負擔不起。要降低醫療費用，就要突破這種「半拉子技術」，真正認識自己，認識疾病，這就要政府把更多的資金用於「有風險」的基礎研究。小組的報告由於越戰而被擱置。後來，在尼克松執政時期，連科學顧問委員會本身也由於反對反彈道導彈計劃和超音速飛機計劃而被取消。這些文章堅持了當時的意見；過了幾年，1978年，作者又在《華爾街日報》著文，重申這些主張。由此可以看出托馬斯對於這些社會問題的執著的關心。
這本書裡的文章，從題目看來顯得很駁雜，但實際上卻有著共同的主調。總的來說，它們是謳歌生命的，一反聖經啟示錄以來對於世界前途的悲觀論調，一反整整一個世紀裡占統治地位的達爾文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托馬斯對於自然界、至少對生物圈的前途是持樂觀的態度。他看到，自然界眾生之道是趨向結合、合作、和諧，而不是弱肉強食的競爭和殘殺。他談音樂，談氣味，談語言，談細菌、昆蟲和其他星球，其實都是談一個主題：通過交流與合作來達到生命的和諧。托馬斯的書之所以受到廣泛的歡迎，可能就是因為它們給人以積極的啟迪和力量。
內容的龐雜，文風的恣肆，使我在譯這本小書時倍覺困難。多虧美國同事錢傑西博士（Jessie Chambers）給予許多語言上的幫助，同窗好友徐培君又認真地閱校了譯文，才使之避免了許多錯誤。今天寫這後記時，還不禁記起學者的惠助和畏友的諍言。謹志於此，以申遠懷。
李紹明
於濟南·山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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