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冬天在美國朋友錢傑西博士（Jessie Chambers）建議之下讀了這本小書時，我欣喜、激動的心裡，充溢著「相見恨晚」的遺憾和畢竟相見的慶幸。
自從我帶著緊迫感和工作的快意搞完譯文的初稿到現在寫這篇小序這一年多來，我越來越意識到，我初讀此書時遺憾和慶幸交集的心情，不只是為我個人，也是為全體中國人的。在一片四化、改革、振興、崛起、騰飛的呼聲中，在城市繁榮、經濟發展、技術進步的景象中，也存在傲慢與麻木、自私和短視、難以忍受的擁擠和污染、對大自然的不負責任的破壞以及人口問題的困境。在這樣的時候，將這本振聾發聵的書，奉獻給迷惘、失望、然而卻是在思考的知識界，還是頗合時宜的。
這本書是一個醫學家、生物學家關於生命、人生、社會乃至宇宙的思考。思想博大而深邃，信息龐雜而新奇，批評文明，嘲弄愚見，開闊眼界、激發思索。而其文筆又少見的優美、清新、幽默、含蓄，無愧當今科學散文中的大家手筆。無怪乎自1974年出版後，立即引起美國讀書界和評論界的巨大反響和熱烈歡呼，獲得當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此後十八年來由好幾家出版社印了二十多版，至今暢行不衰！年過花甲的劉易斯·托馬斯的名字因這一本小書而家喻戶曉，有口皆碑，以至於在他接連拋出後兩本書時，書商都不用再作廣告，只喊聲「《細胞生命的禮讚》一書作者劉易斯·托馬斯的新著」就夠了。
劉易斯·托馬斯博士（Lewis Thomas）1913年生於美國紐約，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醫學院，歷任明尼蘇達大學兒科研究所教授、紐約大學——貝爾維尤醫療中心病理學系和內科學系主任、耶魯醫學院病理學系主任、紐約市斯隆－凱特林癌症紀念中心（研究院）院長，並榮任美國科學院院士。
這本書實際上是一些論文的結集。它的出版過程也許可以告訴我們，這麼一本極其有趣的書，為什麼其內容顯得這麼龐雜，其結構又顯得這麼鬆散而似乎讓人不得要領。劉易斯·托馬斯在他的第三本書、即他於1983年出版的《最年輕的科學》（The Youngest Science）一書中高興地講到他寫作和出版《細胞》一書的有趣經過。1970年，在一次關於炎症現象的討論會上，主辦者要德高望重的托馬斯來一番開場白，給會議定個基調。不知道與會者要提出什麼觀點，他只好隨意獨抒已見。他講得又輕鬆又偏頗，為的是讓會議不像平常這類討論會一樣沉悶。講話的部分內容大約就是本書中《細菌》一篇。沒想到主辦人將他率意為之的講話錄音整理，分發給與會者，並送了一份給《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Medicine）。雜誌的編輯原是托馬斯高一年級的校友。他儘管不盡同意托馬斯的觀點，卻喜愛那篇講話的格調，於是就約托馬斯寫一組風格類似的專欄文章，每月一篇，內容自便，編輯不改一字。托馬斯起初抱著聽命於老大哥的心情連寫了六篇，便央求罷手。但此時讀者和評論家已經不允許雜誌和托馬斯停止他們的專欄了。於是，托馬斯欣然命筆。後來有一家出版社答應將這些篇什不修不補，原樣付梓，托馬斯欣然應允。於是，以排在前頭的一篇為名的這本書於1974年問世了。
劉易斯·托馬斯對整個生物學界都作了廣泛的涉獵和關注。在書的副標題裡，他戲稱自己是個「生物學觀察員」（a biology watcher）[注1]。他以超人的學識和洞察力，把握了所有生命形式共同的存在特點，批判地超越了19世紀以來一直統治生物學界、並給了整個思想界和人類社會以深刻影響的達爾文的進化論。他指出進化論過分強調種的獨特性、過分強調生存競爭等缺陷，強調物種間互相依存的共生關係，認為任何生物都是由複雜程度不同的較低級生物共同組成的生態系統，並以生態系統的整體論為我們指示了理解物種多樣性的新的途徑。《作為生物的社會》和《社會談》諸篇是關於群居性昆蟲的有趣研究和獨特的理解。他一反生物學家把人跟群居性動物截然分開的成見，難以置辯地指出了人和群居性動物的共同性。《對於外激素的恐懼》、《這個世界的音樂》、《說味》、《鯨魚座》、《信息》、《計算機》、《語匯種種》、《活的語言》諸篇，則強調了生物間信息交流的重要性，從另一方面指出了人和其他生物本質上的同一性。作者的目的不只是為我們展示一個由聲音、氣味、外激素；計算機、人類語言等組成的生機勃勃、趣味橫生的信息世界，不只是為我們提供生物交流技術方面的有趣知識。很明顯，劉易斯·托馬斯是在自己最拿手的領域中，批判和嘲諷著人類的傲慢或人類沙文主義。
人，這種生物圈的後來者，在其科學和技術發展的過程中，拋棄了對神的信仰，嘲弄了原始的神話，卻編造了並堅持著自己的信仰和神話。人相信自己是萬物的靈長和主宰，相信自己有高於其他一切存在物的品質和權利，相信自己是、或應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在杜撰的人與外部環境的對立中，人能控制一切，戰勝一切；人能控制疾病，干預死亡，人能制天、制身、制心，人能預言未來。劉易斯·托馬斯從獨特的角度，帶根本性地批判了這種人類自大或人類沙文主義。疾病是生命存在的正常形式；許多疾病是人的反應造成的；有些疾病，特別是大病，是一種偶然的、不可知的自然力量。人要消滅疾病、消除死亡，是徒勞的，也是反自然的。人其實並不是獨立的、自足的實體。人是由具有獨立的生命、獨自複製繁衍的細胞和細胞器組成的複雜的生態系統。而宏觀地看，人又是社會、城市這些巨大生物的細胞，是無名的組成部分。因而，人的自尊自大是沒有根據的，也是不必要的。人與其他生物的同一性比其特殊性更為重要。
人類沙文主義還有其不容異己的另一方面。自負的背後隱藏著恐外。《可用作倒數計時的一些想法》一篇嘲諷了那種恐外星生命的怪想。《曼哈頓的安泰》以蟻群之死，發出了警世的呼籲：離開大地，生命是不會長久的！《自然的人》一篇，則集中論述了人的自然觀，論述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對於我們這些相信過「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相信過「土地供我們生息、山林給我們以礦藏、江河給我們舟楫之利」、信奉過「與天奮鬥、與地奮鬥」的人們來說，對於我們這些至今還在「發展」和「工業化」的旗幟下自私地、不負責任地踐踏、掠奪、污染大自然的人們來說，對於我們這些至今還以「經濟損失多少萬元」為主要理由批評環境污染的人們來說，托馬斯的呼聲，有甚於振聾發聵者。
為了理清部分篇章之間的關係，也許我已經過分強調了托馬斯《細胞》一書的批判鋒芒。實際上，《細胞》一書是相當建設性的和積極的。他以輕鬆有趣的方式提出了一連串激動人心的想法。他把許多事物看作整體的、有生命的活的系統。群居性昆蟲群是一個生命，魚群、鳥群是一個生命，社會、城市是一個有機物，科研機構是活的生物，人類語言是活的生物，地球是生物、是發育中的胚胎、甚至是一單個細胞。從表面上看似遊戲的文字裡，我們領略到不可企及的哲人的達觀。對於科研、科研機構、社會、地球這些活物，最好不要去作人為的干預，人的干預是徒勞而且有害的。人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站遠一點，別碰它們，讓它們自然地發展。就連預言發展也是不可能的和可笑的。
整本書都是對於生命的讚歌，讚頌地球生命的堅韌，讚頌萬物的生機，慶幸人的存在的幸運，感謝人體自我平衡、自我調節的功能。甚至在講到病和死的時候，托馬斯博士也能以他獨特的學識和魅力，把陽光灑滿這些陰暗的領域。基於這樣的理解，我把這本書的名字，也就是具有提綱摯領作用的第一篇的題目，譯作《細胞生命的禮讚》。
最後，還是應該談談音樂，特別是談談巴赫的音樂。劉易斯·托馬斯在書中好幾處以備極推祟的激情提到巴赫，不能不讓人認為，這決不會僅僅出於他對音樂的愛好。托馬斯的思想有著巴赫般的複雜性。在托馬斯的頭腦裡，混響著自然、社會和藝術的全管弦交響樂。他興趣的廣泛，學識的淵博，胸懷的博大，比之音樂，那只能是巴赫的協奏曲。不止於此。托馬斯推崇音樂，還因為音樂高於個別的生命形式，因為音樂為所有生命形式所共有；音東高於任何科學技術，因為科學技術會過時，而音樂則是永久的；音樂之用於人類表現自己，高於語言或任何其他符號，因為後者往往太清晰、太拘泥於某一特殊的信息、太有局限性。托馬斯是把語言當作音符使用來寫這本書的。我在翻譯這本書時常常感到困難的是，托馬斯常用一些有歧義的詞，這些意義像豐富的和弦，很難用單音部的音符記錄下來。他的行文也往往若行若止，曲折逶迆，令人回味無窮。特別是二十九篇文章的安排，品味之下，真像要用語言文字來重現巴赫的賦格曲了。一篇篇讀下去，我們似乎可以「聽」到那陸續進入的主題、對位、呈示和插入，「聽」到那復調的各個不同的聲部。托馬斯以這本小書完成了蘊義無窮的完美樂章。當年他沒有答應改寫和插入一些關聯篇章，想來決不只是因為公務繁忙吧。
李紹明
1989年3月
於山東大學
[注1]這個名目極其有趣。既謙稱自己不是生物學專家，又讓人想起那些以觀察鳥類習性為樂趣的bird watcher和古代以觀察飛鳥占卜吉凶的巫士（birdwatcher）。前者的特點是早起晚眠，翻山穿林、泥裡水裡傻跑而其樂無窮；後者在今天看來則可能具有環境監測的重要意義。比如，某種鳥的減少可能是由於附近工廠排放著過多的二氧化硫，自然是不祥之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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