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慣例，現代醫學的開端被定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磺胺類藥物和青黴素進入藥典為標誌。人們還通常把醫療實踐中的革命性力量歸因於這些事件。在那個時候，事情看上去就是這樣。醫學被翻了個個兒，真的給革命化了。從前的許許多多不治之症，在那時找到療法了。已經有了治癒的良方。在當時的我們看來，那似乎是一個嶄新的世界。醫生這回能夠治癒疾病了，這很令人驚訝，而最感到驚訝不置的，就是醫生們自己。
毫無疑問，那的確是醫學中的一件大事，是生物科學應用於醫學的巨大勝利。可是，時到今日，從這樣的距離反觀之，那也許算不得一場革命。因為，醫學上的真正革命，那場為抗生素和今天有效療法中的其他手段開闢了道路的革命，早在青黴素問世前一百年就發生了。那場革命不是隨著將科學引入醫學才開始的。科學被引入醫學是多年以後的事。像許多次革命一樣，這一次也是以破壞教條開始的。約在1830年，人們發現，醫學的絕大部分是無聊的胡鬧。
在醫學教育中，這一段醫史從來沒有成為引人注目的課題，其原因之一就是，那段故事很悲慘，悲慘得無可緩解。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一直上溯到幾千年前醫學的源頭處，這個行當就僅憑純粹的猜測和粗糙的試驗一路走過來。很難想像，在人類的諸多努力之中，還有什麼事業比這個行當更不科學。事實上，任何能想出的用於治病的東西都在此一時或彼一時得到嘗試，而一旦嘗試開了頭，這東西就綿延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才能最後放棄。反觀之下，那種人類試驗是最無聊，最不負責任的，其基礎僅僅是嘗試－錯誤，並通常也真是按這一邏輯而告終。放血，瀉下，拔罐，給與每一種已知植物的浸取液，每一種金屬的溶液，每一種想像得到的飲食配方，包括完全的禁食，所有這些，其根據都是關於病因的最怪誕的想像，無非是些向壁虛構——這就是一個世紀多一點以前的醫學遺產。令人驚訝的是，這個行當竟然倖存了這麼久，有著這麼多不如人意的事情，竟然被輕易放過，而沒有引起多少抗議的呼聲。差不多每個人都上過醫學的當。顯然，要能看透那源遠流長的胡鬧，就必須是一個天生的懷疑主義者，像蒙田那樣。他曾尖刻地描寫過在伊凡·伊裡奇（Ivan Illich） 之前幾百年那些由醫療造成的疾病。但即使蒙田也無濟於事。大多數人對醫藥的神功堅信不疑，逆來順受了。
後來，時到19世紀中葉，幾位醫學界鉅子意識到，當時可用於治病的幾乎所有複雜的療法並不真的管事兒。在美國和別處，頗有一些有膽有識的內科醫生暗示道，這些療法中的大多數實際上是害多利少。與此同時，有了驚人的發現：某些疾病是自我限制，不治自愈的，可以說有著「自然的進程」。時至今日，我們很難想見這一發現的份量及其對醫療實踐的影響之巨。源遠流長的醫學傳統，是不管什麼病，都有某種方法治。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每一種疾病都要求治療，假如不加治療，就會要人的命。1876年，哈佛教授愛德華· H·克拉克（Edward H. Clarke）寫過一篇嚴肅的文章，回顧了此前五十年他心目中的主要醫學成就。這些成就包括一些研究，它們證明了，傷寒和傷寒熱患者在沒有醫療干預的情況下會自行痊癒，並且，不治比接受當時流行的那些奇巧的草藥、重金屬和熱敷等治療時恢復得更好些。譫妄性震顫這種機能紊亂，長期以來被認為若不加持續的醫療干預就會致命，無人能夠倖免。結果，有觀察表明，在不加治療的病例中，病症更容易緩解些，存活率顯著提高。
此後數十年，傳統的治療儀式漸漸被放棄了，同時，後來被稱為「醫療藝術」的東西出現了。現在看來，這種醫術才真正是醫學科學的發端。它基於對病人的細緻、客觀、甚至還是冷酷的觀察。通過這種努力，我們瞭解了疾病自然進程的細節。其結果，舉例說吧，人們懂得了，傷寒和傷寒熱其實是兩種毫不相干的疾病，其病因也迥然不同。確切的診斷成了醫道的中心宗旨和理由，隨著診斷方法的改善，確切的預後也成為可能。於是，病人及其家人不僅能被告知所患疾病的名目，而且也有幾分可靠地得知，該病頂有可能出現什麼結局。到本世紀開始時，人們已經普遍認為，這些就是內科醫生的主要職責。此外，漸漸出現了一種新的療法，遠沒有從前的療法那樣的雄心大志，遠沒有從前那樣虛誇，稱作「支持療法」，在很大程度上基於一些簡單的常識：精心的護理，適宜的臥床休息，合理的飲食，忌用那些祖傳秘方和專利藥物，外加有分寸地相信自然，相信它在自己的進程中常常會把事情引向圓滿的結局。
於是，醫生成了較前更有用，更受尊敬的專家。儘管有著種種局限，儘管他不能夠做很多事情去預防或結束疾病，但你卻可以依賴他解釋一些事情，減緩焦慮，還有他的在場。在困難的時刻，包括死亡的時候，他是受依托的顧問和嚮導。
與此同時，從19世紀最後10年開始，未來的醫學所需要的基礎科學已經上了路。病菌和病毒在疾病中的作用被認識了。主要的致病微生物，最令人矚目的是結核桿菌和梅毒螺旋體，其面目和作用已被認知。到30年代末，這一研究已得到報償。主動和被動免疫的技術已經發明，用於白喉，破傷風，大葉肺炎和另外幾種細菌感染；傳染病分類學已成為一門有條有理的學科；時機成熟了，於是，磺胺藥，青黴素，鏈黴素，以及其他所有東西便應運而生。但需要強調的是、在基礎科研上，花了五十年左右的楔而不捨的努力，才達到了這一水平；假如沒有進行這種研究，人們便不可能想到還存在鏈球菌和肺炎雙球菌這些東西，那樣，尋找抗生素的努力就毫無道理了。沒有關於結核桿菌的長期而艱苦的研究，我們還會認為、結核病是由夜氣而生的，於是仍舊會試圖通過曬太陽去治療。
其時，關於治療的較為緩和的懷疑已經歷了約一百年，最後幾乎到了虛無主義的地步了。這時，我們卻突然進入一個新時期，幾乎一夜之間，柳暗花明，一些最常見，最要命的人類疾病——大葉肺炎，腦膜炎，傷寒，斑疹傷寒，結核病，各種類型的敗血症，都可能用抗生素立時治癒了。只有那些病毒性疾病還遙不可及，可就連某些病毒性疾病，比如小兒麻痺症，也很快就要得到控制了，靠的是製作疫苗的新技術。
當這些事件發生時，人們只有瞠目結舌。在磺胺藥和青黴素出現時，我還是個醫科學生，記得當時的反應是絕對不相信會有這等事。早在一百年前，我們就在療法上甘心失敗了。只有少數的例外，被我們看作反常，比如維生素治療玉蜀黍疹，肝提取物治療頑固性貧血，胰島素治療糖尿病，等等。粟粒形結核病和亞急件細菌件心內膜炎病例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於是我們確信，像這樣的病，我們是沒法改變其進程的，我們這輩子不行，再一輩子恐怕也不行。
一夜之間，我們變成了熱情洋溢的樂觀派，意識到只要關於疾病的機理知道的足夠多，就能夠通過治療而使其好轉。這一認識僅在40年前還是全新的概念。
大多數人忘記了那些年月，或者是太年輕，記不得那些年月，於是，他們認為這些事情是理所當然的。他們要麼生來就知道抗生素，要麼就是，他們走運，這些藥物從天上掉下來，落到他們懷裡。我們需要提醒，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提醒，醫學對付傳染性疾病的能力不是瞎貓撞見死老鼠，也不是簡單地隨時間的推移自然發生的事。那是許多年辛苦的直接結果。多少想像力豐富，技藝嫻熟的人員從事了這一工作，但誰也沒有預見到他們前頭幾個十年期內的什麼地方還有個青黴素和鏈黴素。那是等次很高的一門基礎學科，為自己的緣故積存起大量的有趣的知識，生發出巨量的信息，已作好準備，一旦利用知識的時機到來，就會整裝出發。
舉例來說，人們用了很長時間，做了很多工作，才瞭解到還有溶血性鏈球苗這種東西，瞭解到血清學上有四十多類主要鏈球菌物種跟人類疾病有關，瞭解到它們中有一些導致風濕熱和瓣膜性心臟病。首先要作的，是細菌學和免疫學的研究，這一工作花費了數十年，到30年代初，這一工作取得了足夠的進展，人們才認識到鏈球菌感染與風濕熱相聯繫。
直到獲得了這一信息，人們才確認，一旦能找到防止鏈球菌感染的途徑，風濕熱是可以預防的，與之同來的是，大量的危及青年的主要心臟病也是可以預防的。同樣，辯識出大葉肺炎中肺炎雙球菌的作用，地中海熱中布魯氏菌屬的作用，傷寒熱中傷寒桿菌的作用，流行性腦膜炎中腦膜炎雙球菌的作用，都需要對當時看來無限複雜的大量信息加以辨別和分析。在從事傳染病研究的實驗室中，大部分艱苦的工作在本世紀頭一個三分之一內達到了這一水平。這一研究結束時、舞台已經搭好，就等抗生素粉墨登場了。
當時沒有意識到，而直到現在也沒有充分意識到的是，在人類其他疾病上，要達到這一步有多麼艱難。我們仍有心臟病，癌症，中風，精神分裂，關節炎，腎衰竭，硬化、以及隨年老而來的衰退性疚病。一總而論，在這個國家可以列舉出大約二十五種主要的人類疾患，而在世界上的不發達國家裡，還可以列出更長更可怕的單子，包括寄生蟲病，濾毒性疾病和營養性疾病。它們構成了當代生物醫學的未結束的議事日程。
而對這樣一個清單，人們將怎樣制訂科研政策呢？快捷容易的辦法是作出結論，說這些還沒有被駕馭的疾病，乾脆是我們力所不及的。要作的事情，是就此止步，停留在今天的科學和技術的版本上，並作出保證說，在這樣一個不圓滿的世界中，我們的保健制度已經裝備精良，而且發揮到極致了。這政策的麻煩在於，我們供它不起。費用已經過於高昂，並且還在逐年猛增。另外，現有的措施就是不夠好。我們不能夠繼續用開胸手術來對付心臟病了。這辦法是在那種病跑完破壞性的全程之後才施行的，其代價高得怕人。另一方而，我們也不能通過把問題簡單化而拖著不去解決。以我看，我們把今天這麼多慢性的，致殘的疾病委之於環境或生活方式不當，便是一種簡單化的作法。明擺著的事實是，我們關於事情的真相知道得不夠、關於自己的無知，我們該更加坦率地承認才是。
說起來有點像悖論的味道：另一方面，醫學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顯得前途光明。在醫學中，在由雜亂無章的保健制度及其巨大代價而來的悲觀主義和沮喪情緒的底下，存在一股潛流，這就是，有一種近乎無理的樂觀態度，認為只要我們能夠堅持不懈地學習，在人類疾病的治療方面我們是前途無量。從事心瓣膜系統研究的科學家們完全自信。他們不久就會接近事情的核心，他們不再把心臟病的機制視為不可理喻的秘密。從事癌症研究的科學工作者，儘管他們在公開場合下關於如何組織其研究工作意見不合，可對於正常細胞和增生細胞的內在行為也有了深刻的洞見，這些見識是幾年前還無法想像的。真核細胞，那具有真正胞核的細胞，它本身已成了實驗室裡的一件工具，幾乎跟50年代初期的菌細胞一樣精緻順手。現在，這一工具已可用於闡明，在發育中的細胞分化，或在癌細胞的情況中分化停止這些過程中，基因信號是如何打開或關上的。致癌物質，或病毒，或迄今尚未識別出的其他因素是如何幹預細胞的行為調節，仍是尚未解決的問題。但這些問題本身現在看上去是有門兒可入了。借助過去10年已經學到的東西，這些問題的研究可以繼續推向前進。
神經生物學家在研究中可以作各種各樣的事情，於是乎人腦這一器官跟25年前已大異其趣。它遠非一個複雜卻又最終可以簡化的，由一些線路圖統轄著的一大堆電子電路。現在，它顯出本質上是內分泌組織的面目來，在這一組織中，基本的化學反應，神經衝動的內部傳送，乃是由生化催化劑及其抑制劑決定的。用於單個神經細胞的定量研究的現有技術是有力而精確的。而今，這項研究已經轉向細胞集團的行為，視覺和聽覺感知的中樞等，因為這一層次的研究現在可以進行了。很難想像有什麼問題是永遠無法研究的。誠然，意識的問題正在爭論之中，被作為永遠遙不可及的候選者之一，可這場爭論聽起來更像是一場哲學討論。我們過去認為，我們永遠不會發現大腦是怎樣工作的。現在，再也沒人有這種感覺了。
免疫學家，分子生化學家，還有新一代著迷於細胞膜的結構和功能的研究者們，他們全都發現，他們真的是在一起進行研究，連同遺傳學家們一道，在研究一組共同的課題：細胞和組織是如何自我標記的，制約組織和器官有條不紊地發育和分化的動力是什麼，還有，這一過程中的錯誤是如何得到控制的。
這真是前所未有的時代。我發現很難想像，這一新的巨大信息之潮的結局僅僅是理解正常細胞、組織和器官是如何執行其功能的。我認為，與此同時，必然會發現關於疾病機理的詳細情況。
我認為，過去半個世紀的記錄確立了兩條關於人類疾病的普遍原則。第一，必須多多瞭解疾病的潛在機理，才能真正採取有效的行動；必須知道，是肺炎雙球菌引起了大葉肺炎，才能想到要用抗生素。用不著知道所有細節，甚至用不著知道肺炎雙球菌是怎樣對肺造成損害的，但你得知道它在那兒，並且起著決定的作用。
第二，每一種疾病都有一單個關鍵的機制，壓過其他所有機制。如果能找到它，然後想出法子來對付它，就能夠控制那種疾患。這一概括較難證明，並且容有爭議、與其說這是一條科學論斷，倒不如說它是一個強烈的預感。可我相信，迄今為止的記錄傾向於支持這一預感。我所知道的最為複雜的、牽涉到多細胞，多組織，而且多器官的疾病，是三期梅毒，慢性結核病，還有頑固性貧血。在每一種情況中，至少有五個主要器官和組織捲了進去，而且每一器官、每一組織似乎都受到許多環境因素的影響。在對之進行科學評他之前，每一種都被認為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多因素」疾病；它們過於複雜，不允許人們考慮任何一單個發病機制。然而，當所有必要的事實都到手時，很清楚，只要關掉一件事情——螺旋桿菌，結核桿菌，或者是哪一種維生素缺乏，那麼，整套紊亂的、似乎互不相干的發病機理都能夠一下子全關掉了。
我相信，類似這樣的一件大有前途的事情，就是醫學的希望所在。我毫不懷疑，會發現數十種各各獨立的因素能夠引發癌症，包括各種各樣的致癌物質，很可能還有各種各樣的病毒。但我認為，將來會證明，在事情的核心，必有一單個機關，有待人們去發現。我認為，精神分裂症會證明是一種神經－化學紊亂，有某種核心的、單一的化學事件出了毛病。我認為是一單個致病因素引起了風濕性關節炎，這個因素至今還沒找到。我認為有一些關鍵的血管異常引發了冠狀動脈堵塞和中風，這些異常現在還沒發現，但它們是存在的，有待於關掉或打開。
簡言之，我相信，主要的人類疾病已成為可探究的，最終可以解開的生物學之謎。這樣，下面的一點就順理成章了：現在已有可能想像一種相對地擺脫了疾病的人類社會了。半個世紀前，這一想法當然是不可思議的。而很奇怪的是，這一想法聽起來竟有點像預言世界末日：假如出現這樣的事情，我們拿死亡怎麼辦？我們拿如此龐大的人口怎麼辦？不死於疾病，我們還能死於什麼？
我的回答是、不會帶來怎樣的不同。我們仍然會衰老朽壞，所根據的時間表跟今天的差不多。最終的事件將更像奧立佛·溫代爾·霍姆斯筆下那輛出名的單馬車一樣，突然解體，一下子崩壞。其主要效應，在我看來幾乎純粹是有益的，將會是，我們不會在生活的最後幾個十年中為疾病所苦，以疾病為特色，像今天我們大多數人那樣。我們可能成為一個健康的物種，跟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健康無恙的種種家養植物和動物沒有什麼不同。中風，老年性癡呆，癌症，還有關節炎、並不是人類生存條件的天然組成部分。我們應該盡快擺脫這樣的障礙。
關於這樣的前景，還有另一爭議需作評論。據說，作為生物，我們本質上是容易出錯，容易壞事的。如果我們成功地擺脫一組疾病，總會有一些新的疾病等在林子裡，準備取代它們的位置。我不知道這樣的事可曾發生過。當然，今天，老年人慢性病的發病率比本世紀初年高些。但那是因為有更多的人活到了老年。據我所知，還沒有什麼疾病取代白喉，或牛痘，或百日咳，或小兒麻痺症。是的，大自然善於創造，因而總會有不可思議的新的疾病出現，但新病的出現，並非為的是補足人類命中注定的疾病配額。
確實，官方醫療保健系統關於發病率和死亡率的統計表格，似乎已經在向我們講述這樣的事情。可是，儘管我們很焦慮，也似乎不情願接受這樣的消息：從記錄上講，西方社會已經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健康的社會。一個世紀前，每個家庭都得失去年輕的家庭成員。跟那時相比，我們是活在一個嶄新的世界裡。家裡年輕人的死亡已不被看作是司空見慣的常事，而被看作少見的、可怕的不幸。我們集體的估計壽命今年勝過歷史上任何一年。健康和生存上這一普遍的和緩慢的改善，部分地要歸功於衛生工程，住房的改善，可能還要歸功於更富足的生活，但近年來，一大部分還要歸功於生物醫學。我們作得還不壞。開頭就這麼好，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不能在未來作得更好。
關於怎樣作得更好。我的論點不會令人吃驚。我要說，我們必須繼續進行生物醫學研究、其規模和廣度要像過去20年一樣，並且要讓這整個事業的擴張和發展取決於新的前沿課題。這項事業費用高昂。可儘管如此，它也只佔今天醫療保健業年費用總額的不到百分之三，那個數字統算起來是一千四百個億。並且，比起我們試圖在今天的醫學水平上不得不依賴的半拉子技術而過活來說，這一點都不昂貴；假如我們在這個世紀剩下的年月裡停留在這些半拉子技術上的話，這費用還會扶搖直上，要衝破電離層的。
可我還想在這一論點裡插入一點修正。這一點修正意見出自一個醫生之口，似乎更有點令人吃驚。我認為，研究工作的主流，這自古以來向未來作的最大投資，應在基礎生物科學的廣大領域。自然，隨處會有機會進行立竿見影的應用科學研究，比如，可比之於製作小兒麻痺症疫苗，或比之於為小兒白血病設計藥物配伍療法這樣的研究。但這些機會不會常有，也不能在不成熟的時候強行讓其出現。為將來的醫學所急需的，是關於生命過程最基本水平上的更多的信息。我們還遠沒準備好在應用醫學方而從事大規模的項目。因為我們知道的還不夠多。
像在物理學上一樣，成功的應用醫學要求對於已有的基本事實、特別是這些事實的含義有高度的把握性。而在醫學的大部分中，我們還沒有達到這一點。在這一階段，我們也不能很有信心地作出預言，說哪些具體的新信息會來自什麼領域，最有可能跟什麼具體疾病相干。在這種情況下，必得有一定量的猜測甚至博弈。我個人的看法是，對將來最富有成果的，應該來自那產生最有趣，最激動人心，最令人驚異的信息領域。首先要令人驚異。
在我看來，在這一賭局中，最保險，最審慎的是，把寶押在驚奇上。極有可能，今天生物學裡令我們驚異的東西，明天將會成為可用的而且有用的。我認為，這一點乃是過去科學本身鐵定的記錄。我們應對這一規律有更多的信心。化學科學發端之際，就是這樣運作的；我們以這樣的方式得到了電力；用驚奇作嚮導，我們從牛頓物理學前進到電磁學，到量子力學，到當代的地球物理學和宇宙學。在生物學裡，進化論和遺傳學是早期的大驚奇。但是，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一直發生的事情簡直讓人驚愕得發愣。對於醫學，最大的驚奇仍在我們前頭，但它們存在，等待遲早有一天，被我們發現，或把我們絆一跤。
我這樣評論的出發點是最實際，最腳踏實地，最實用主義的。在現實世界中，這樣作科研，最可能引向人類健康方面的重大改善，而且費用也較低。順便說一聲，這一點值得進一步強調。一旦醫學真的已經在技術方面取得輝煌的成功，比如，像在免疫學，或抗生素，或營養學，或內分泌替代療法中那樣，以至於治療措施可以被直接指向內在的機理，並且具有決定性的效力，費用可能真的很低。只有在我們的技術不得不在疾病的進行中半道狙擊時，或者不得不在事件發生之後引進，以彌補毀損組織的損失時，保健才弄得昂貴得可怕。我們對疾病機理瞭解得愈深，我們就有更多機會設計直接的和決定性的措施去預防疾病，或在為時不算太晚的時候使它轉向。
關於實際的一面就講這麼多。未來的人類健康需要多得多的基礎科學，這點就不擬細論了。
但是，關於生物學，我還有最後一點要講。即使關於這些預言我竟然講錯了，而事情的結果是，我們可以不用瞭解那一過程，只靠一路瞎攪，就能作到治療或預防某種疾病（除非這種事兒發生，否則我是不會相信的），只要繼續向牛物科學投資，我們就不會失敗。明智的國會不會失敗。公眾不會失敗。
這就是我想說的。
論理，現在應該是人類心智的黃金時代。可事情不是這樣。各種各樣的事情似乎都證明是錯了的；一個世紀似乎都從我們指頭上滑了過去，差不多什麼諾言都沒有兌現。我不想就此猜測我們文化悲哀的所有原因，甚至不想猜測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原因。但我可以想見我們的一個錯處，這錯處還在蠶食侵蝕著我們：我們關於自己知之甚少。關於我們如何運作，佔什麼位置，最要緊的是關於我們扎根於其中作為工作部件的這個巨大的、不可思議的生命系統，我們是無知的。我們並不瞭解自然，一點都不瞭解。我們是有了長足的進展，但剛好足以意識到自己的無知。完全的無知並不是怎麼壞的事；最難堪的、是走在通往真知的半道兒、遠到足夠知道自己的無知。這叫人難堪，叫人喪氣，它是我們今天的麻煩之一。
這是我們所有人的新體驗。僅在兩個世紀前，我們還能夠解釋一切的一切，純粹出於推理，而今，大多數費心結撰的和諧結構都在我們眼前散了架。我們啞口無言了。
在某種意義上，這畢竟還是個健康問題。因為，只要我們還被自身的神秘所困擾，由於自己跟生命其他部分的聯繫而不安，而奇怪，而困惑，並且由於自己頭腦的莫測高深而啞口無言，那麼，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我們就不能被稱為健康的動物。
我們需要知道更多。意識到這一點，似乎是這個看上去毫無結論的世紀的唯一意義。我們已經發現如何提出重要的問題。為了我們文明的緣故，現在真正急需的，是獲取某些答案。現在我們知道，我們再不能靠搜尋大腦而致知了。因為那裡沒有多少好搜尋的。我們也不能夠靠猜測而致知，或自己編造關於自己的故事。我們不能呆在原地，膠固於今天水平的瞭解，也不能開倒車。我看不出在這上頭我們有什麼真正的選擇，因為我只看到前頭的路。我們需要科學，更多，更好的科學，不是為它的技術，不是為玩樂，甚至也不是為健康和長壽，而是為了有望獲得智慧。我們這種文化必須靠獲取智慧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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