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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對世界的影響


   

作者:李約瑟


  
  李約瑟(1900——1995),英國生物化學家、科學史學家。生於倫敦。1926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32年獲理學博士學位。1941年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主要研究生物化學,特別是研究胚胎生物化學,取得較大成就,發現間接感應現象。著有《化學胚胎學》等書。同時是研究中國科學文化的專家,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

  在詳述通盤考察中所得到的主要奇論之前,我們必須注意一樁奇怪而可能是意味深長的事實。即:至少在技術領域裡,我們可能發覺,由亞洲,主要是由中國來的新發明,都是成群結隊的,我將稱之為「團」(clusiers)。例如,在公元第4世紀與第6世紀間,大家看到綾機與胸帶式馬具攜手而來。第8世紀時,馬鐙對歐洲發揮不尋常的影響力,不久卡當平衡環裝置出現了。第10世紀初,頸圈式馬具拖著簡單的拋石機到歐洲來。第11世紀時我們看到印度數字、數位,零的符號傳遍全歐。在第12世紀要接近尾聲時,磁羅盤、船尾骨舵、造紙術、風車的構想,團簇而來,後面還緊跟著獨輪車與用平衡力操作的拋石機。這正是托雷登星表(Toledan Tables)出現的時代。13世紀末與14世紀初,又來了另一團發明物:火藥、縹絲機、機械鐘、與拱橋,這是亞豐朔星表(Alfonsine Tables)時代。相當時間以後,我們看到鑄鐵鼓風爐,木版印刷的到來,不久後面又來了活字版印刷,不過這些仍屬於第二團之一部分。15世紀時,旋轉運動與直線往復運動互換之標準方法在歐洲建立起來了,而東亞在其他工程上的構想,諸如燃氣葉輪、竹蜻蜓、臥式的風車、球鏈飛輪、運河的閘門等也紛紛出現。16世紀時帶來了風箏,赤道式樞架與坐標,無窮空間理論,鐵鏈吊橋,帆車,診服術的重視,及音樂聲學上的平均律。18世紀殿後者,則是種痘術(疫苗接種法之前身)、瓷器技術、颼扇簸垸機、防水隔艙,以及一些以後引進來的東西,像醫學健身法及文官考試制度等,所組成的一團。
  這張技術傳播一覽表,雖然很不完整,但稍可把歐洲吸收東亞的發現與發明之年代整理一下。大體而言,我們無法追溯任一張「藍圖」或任一啟發性的觀念之傳播路線,更無把握說已有辦法解決任何問題,可是我們仍可清楚的見到,在特別的時間裡,都有便於技術傳播的一般環境——在十字軍東征,及新疆有西遼王國時,第12世紀那一團便傳到了歐洲;在大蒙古風時代,就出現了第14世紀那一團;當撻靼奴婢出現在歐洲時,便出現第15世紀那一團,葡萄牙旅行家及耶穌會教士來華時便出現第16世紀以後之各團。早期的傳播年代較為模糊,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但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世界受惠於東亞,尤其是中國技術之全盤圖像。
  我想作為結論的第一個奇論是,根據一般人的見解,中國從來就沒有科學技術。看到了我們在前面所述之一切,大家可能會奇怪何以一般人會有這樣的見解,可是在我開始研究這些問題時,我發現這正是在我之前的漢學家之看法,他們還把這種見解鄭重的寫進許多名著之中。他們的說法再經看不懂中國文獻,只對中國人日常生活作膚淺觀察的人,一代一代複述下去,終於使中國人自己也相信了。中國大哲學家馮友蘭,在四十多年以前寫了一篇論文,題目是《何以中國無科學》。他在文中說:
  我要鬥膽的下個結論:中國不曾有過科學,因為根據中國人的價值標準,中國不需要科學。……中國的哲學家不需要科學的確定性,因為他們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樣的,中國哲學家不需要科學的力量,因為他們想征服的只是自己。對他們而言,智慧的內容並不是知識,而智慧的功能也不在增加身外的財富。
  這段話當然有一點道理,但只是有一點而已,而他可能是在感情而用事,以為既然以前中國得不到科學,現在也不值得要了。和馮友蘭之青年的悲觀主義相反,是同樣不正當的湯恩比之樂觀主義:
  不管是否可能在西方歷史的源流上,找到西方人機械癖的泉源,我不懷疑機械癖是西方文明特有的,就像愛美癖是希臘文明特有的,宗教癖是印度文明特有的。
  今日大家都十分明白,哲學上的神秘主義、科學思想或技術才能並非任何民族之專利品。中國人並非如馮友蘭所說的,對於外界自然不感興趣;而歐洲人也絕不像湯恩比所吹噓的,那麼富有發明天才。所以會有這種奇論,半由於大家對於「科學」一詞的意義,還不清楚。假如我們把科學的意義局限在現代科學的範圍裡,那麼科學的確只起源於文藝復興後期,16、17世紀的西歐,而以伽利略的生活時代為轉折點。但就整個的科學來說,便不是這麼回事了!因為在世界上各部分,上古及中古的民族早就奠定了科學的基礎,等待著科學大廈的興建。當我們說現代科學只在伽利略時代的西歐發展,我想,我們大部分的意思是,只有在那個地方才能發展出應用數學化的假說來說明自然現象之基本原則,並使用數學來提出問題,一言以蔽之,即將數學與實驗結合起來。但是如果我們同意文藝復興時代發現了發現的方法,那麼我們必不可忘記在伽利略式突破前,科學方面已有幾百年的努力。至於何以科學突破只出現在歐洲,那是社會學的研究主題,我們在此不必預先判斷這種研究結果如何,然我們已十分明白,只有歐洲才經歷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宗教改革與資本主義勃興之聯合變化。而這一切也是社會主義社會與原子時代以前不安定的西方所發生的最不尋常的現象。
  但在這裡又發生第二個奇論。由上面所說的一切,我們清楚的知道,在公元前第5世紀與公元後第15世紀之間,中國的官僚封建制度,在將自然知識作實際應用方面,比歐洲蓄奴的古典文化、或以農奴為基礎的貴族武士封建制度,來得有效率得多。中國人的生活水準通常比較高,而大家都知道馬可波羅認為杭州是個天堂。雖然大體上中國人的科學理論比較少,但是他們的實用技術一定比較多。雖然士大夫階級有計劃的壓抑商業資本的成長,但是他們似乎不熱心於壓制技術新發明,因為新的技術可以用來改良他們統治的省或縣的生產規模。雖然中國有一座似乎永無竭盡的勞力寶庫,但事實上我們沒有碰到過任何因公然恐懼技術引起失業而拒絕接受新發明的情形。事實上,官僚制度的作風在許多方面好像都會幫助過應用科學的發展。例如,漢朝政府使用地震計以便在災難的消息到達京師前先偵測出災難的發生及發生的地點。宋朝政府建立了一個雨量及雪量的偵測網。唐朝政府派人測量從印支半島到蒙古地方長達一千五百哩的子午線弧,並繪製爪哇到南極二十度內的星圖。在制定kilcmetre之前一百年,中國的裡早就被制定為測量天地的標準。那麼我們可不要輕視天朝的官吏了。
  於是我們終於談到奇論中的奇論——「停滯的」(stagnant)中國捐贈給西方那麼多的發現與發明,這些東西在西方社會中的作用就像是定時炸彈一樣。「停滯」這個陳腔濫調,系生於西方人的誤會,而永遠不能適用於中國。中國是慢而穩定的進步著,在文藝復興以後,才被現代科學的快速成長及其成果所趕上。對中國人而言,如果他們能夠知道歐洲的轉變,那麼他們會以為歐洲就好像是永遠在作劇烈變化的文明。對歐洲人而言,當他們逐漸認識中國時,中國似乎總還是那副樣子。也許西方的凡夫俗子最愚蠢的行為便是相信:雖然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但他們卻笨得——或聰明得只用來放鞭炮,而卻讓西方人去發揮火藥的一切威力。我們不願意否認西方人有某種造炮(Buchsenmeisterei)的癖好,但在凡夫俗子的心目中卻以為沒有西方,創造性或偉大的發明便不能發生。中國人一定要使墓穴朝正南方,但哥倫布發現了美洲。中國人設計了蒸氣機的構造,但瓦特將蒸氣用於活塞。中國人發明了旋轉扇,但只用來冷卻宮殿。中國人瞭解自然淘汰,但卻將之限用於金魚的飼養上。一切像這樣虛幻的對立命題,就歷史而言皆可證明其為偽。中國人的發明與發現,大多有了廣泛的用途,只是在相當安定的社會控制之下而已。
  無疑的,中國社會具有某種自然超於穩定平衡的傾向,而歐洲則具有與生俱來的不穩定性格。當田尼生在著名詩句中談論「轔轔軌道前進的變化」與「歐洲50年勝過中國一甲子」時,他覺得有某種理由迫使他相信,激烈的技術改革總是有利無害的,可是我們在今天可能就不會這麼肯定了。他只知其果,不知其因,而且在他的時代,生理學家還不瞭解內部環境的恆定性,而工程師也不會建造過自我調節的機器。中國是一個能自己調節的,保持緩慢的變動之平衡有機體,一個恆溫器一一事實上,傳達控制學的概念大可用來說明經歷每一種惡劣環境而都會保持其穩定進步的文明。這種文明,好像裝有一架自動控制器,一組回饋的機構,在一切騷擾之後仍回復到「現狀」,儘管有些是基本的發現與發明所產生的騷擾。從旋轉的磨石迸出來的火花點燃了西方的火種,而磨石則紋風不動,亦未磨損。有鑒於此,我們瞭解,由於中國文化具有這種性格,所以才能設計出指南車,因為指南車正是一切傳達控制機之祖。
  中國社會的相當「穩定狀態」並沒有什麼特別優越的地方。在許多方面,中國很像古埃及,其長期綿綿的連續存在使年青而善變的希臘人大感驚奇。內部環境的保持常態,只是生命體的一種功能而已。雖然很重要,但比不上中樞神經系統的活動複雜。改變形態也是一種完美的生理作用,在某些生物中,身體的一切組織甚至可以完全分解再重新組合。也許文明就像不同種的生物一樣,其發展期長短不一,而變化的程度大小不同。
  中國社會的相當「穩定狀態」也沒有什麼特別神秘的地方。社會構造的分析肯定的指出中國的農業性質,早期需要大量的水利工程、中央集權政府、非世襲的文官制度,等等。這和西方社會構造之截然不同,乃是毫無疑問的。
  然則,歐洲的不安定性之理由何在?有人以為是貪得無厭的浮士德靈魂在作祟。但我寧願用地理上的原因來說明。歐洲是多島地帶,一直有獨立城邦的傳統。這個傳統是以海上貿易,以及統治小塊土地之貴族武士為基礎,歐洲又特別缺乏貴金屬,對不能自制的商品(特別像絲、棉、香料、茶、瓷器、漆器)有持續的需要,而表音文字又使歐洲趨於分裂。於是產生出許多戰國,方言歧異,蠻語□舌。相形之下,中國為一緊密相連的農業大陸,自公元前第3世紀以來就是統一的帝國,其行政傳統在古代無與之匹敵者,又極富於礦物、植物、動物,而由適合於單音節語言的表意文字系統將之凝結起來。歐洲是浪人文化、海賊文化,在其疆域之內總覺得不自在,而神經兮兮的向外四處探求,看看能找到什麼東西——像亞歷山大到大夏,維京人到文蘭地,葡萄牙人到印度洋。中國有較多的人口,自給自足,幾乎對外界無所需求,(19世紀以後則不然,故有東印度公司之鴉片政策),大體上只作偶然的探險,而根本不關心未受王化的遠方土地。歐洲人永遠在天主與「原子真空」之間動搖不定,陷於精神分裂;而聰明中國人則想出一種有機的宇宙觀,將天與人,宗教與國家,及過去、現在、未來之一切事物皆包括在裡面。也許由於這種精神緊張,使歐洲人在時機成熟時得以發揮其特殊創造力。無論如何,此創造力所產生的現代科學與工業之洪流在沖毀中國海上長城時,中國才覺得有加入科學力與工業力所形成的世界共同體之必要,而中國遺產也就和其他文化的遺產聯合起來,但然的形成一個互助合作的世界聯邦。
                       (范育庭 譯)
   

科學的發現


   

作者:莫諾


  
  莫諾(1910——1976),法國生物化學家。生於巴黎。1941年獲理學博士學位,1957年任巴黎大學理學院教授。莫諾與雅各布合作,1961年提出了「信使核糖核酸」與細胞核內「轉錄」機理,使人們加深對分子遺傳學的理解。1965年二人與利沃夫同獲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莫諾還從1946年開始對細菌□誘導合成進行了深入研究。

  我首先給你們講一個愛因斯坦和法國詩人瓦萊裡談話的真實故事,也許你們中有些人已聽過了這個故事。當愛因斯坦第一次來到巴黎時,一個有名的女主人把愛因斯坦和瓦萊裡榮幸地請到她的客廳,安排他倆進行了一次談話。在場的任何人都可以聽他們的談話。你們知道,瓦萊裡相當狂熱,他認為創造過程比創造過程產生的作品更令人感興趣。無疑,瓦萊裡是個非常偉大的詩人,但跟寫詩比起來,他對哲學就不像寫詩那麼通了。他沒有讀過卡爾·波普爾的《世界》的著作。簡言之,他對創造過程感興趣,並且他開始問愛因斯坦他自己如何工作的問題。
  「你如何工作?你能向我談談這個問題嗎?」
  愛因斯坦含糊其詞,他說:「嗯,我不知道……在早晨,我出去散步。」
  瓦萊裡說:「呵,有趣,當然你有一個筆記本。任何時候你有了一個思想,你就把它寫在本子上。」
  愛因斯坦說:「哦,不,我不這樣。」
  「你真不?」
  「你不知道,產生思想的時候很稀少。」
  真的,我想堪稱為真正的大的創造的也就是這麼一點兒。
  既然我是這裡第一個發言者,我願提一下人們可能認為進入創造過程的幾個要素。我認為不能把它歸結為任何簡單的過程或創造者大腦中的相對應的簡單的物質。由於我們正在談論科學中的創造性,我必須首先弄清什麼是科學發現。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考察科學發現過程的邏輯。雖然,過程的邏輯不是我們眼下討論的主題,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沒有邏輯就沒有創造。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任務是簡單的,因為我們所有的人都得按波普爾在其名著《科學發現的邏輯》以及其他著作中闡明的原則去做。如果我可以過分簡化,那麼科學發現由遵循波普爾的分界原則的陳述猜測或假說組成,即猜測建立在假說的基礎上,而假說根據其結構甚至可以被一個想像實驗證偽。因此不存在純粹經驗的發現。科學發現的過程總是包含著先幹事實的經驗實驗的猜測,在這一點上,波普爾是完全對的,根本不存在純經驗的發現。我將以此作為定義的基礎。
  在科學發現的要素中,或許最重要的一個是我稱之為主觀仿真的過程。依靠這個過程,我們主觀地模仿我們周圍的事情。基本說來,這是一種預期的態度(當我們希望度假時,我們實際上想像地體驗著我們可能從這假期得到的愉悅)。當一個科學家對一個特定的現象感興趣時,他所做的只是力圖主觀仿造現象的情形,以達到內心表述的外在形式。首先,現象本身和有關根源等的內心表述,這點也許他沒有意識到。我已經和物理學家們包括高度抽像的理論物理學家討論過這點。他們告訴我,在思考感興趣的現象時,他們或多或少地將自身比作電子或粒子,並且問,假如我是粒子。我會幹什麼。這樣一個假設性仿真的過程可以用語詞來表達。兩者相比,用符號更好,因為語詞化一般非常困難。最後階段是以純邏輯的或數學的嚴密術語表述猜測。舉一個自己工作的例子來說明這種創造過程總是令人感到窘迫的。不過,有各種程度的創造,因而即使是非經典性的例子也還是有用的。
  大約在10年前,我已對在細胞新陳代謝中起一種特殊調節作用的某些□的特性發生了興趣。在第一次嘗試分析這些調節作用的機制時,我們用文獻資料表明這種調節相互作用依據□活性的經典理論很難理解。現在的文獻資料表明,這種理論無法解釋調節□。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當時所做的只是提出這樣一個事實:在調節□的特例中,實驗事實否證了經典理論。在試圖提出另一種解釋代替它時,我們指出調節相互作用具有非重疊的不同位點。因此調節有賴於作為一個整體的□分子的構象轉換。這似乎是一個非常可能而又合理的猜測。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用任何簡單的或系統的實驗來確證或否定這個猜測都是困難的,尤其是否定這個猜測更加困難一籌。
  當我們再來考察積累起來的文獻資料時,我們就進入了創造過程的第二步。我們意識到,當底物、激活劑、抑制劑濃度確定時,在幾乎所有的研究例子中,□活性的變化是非線性的。對比與眾所周知的「經典□」理論一致的線性關係,就顯現了□活力非線性的奇異之處。這一點當然沒有逃脫人們的注意。但是,還沒有人把這種奇怪的特性同調節系統的機制聯繫起來進行研究。
  我們絕不能忽視可以用來辨識一個系統的這種奇異特性,特別是當這種奇異性似乎不僅是一個單獨的系統,而且實際上是一類系統的特徵時,更要對此加以考慮。我要指出,注意研究這種特性十分重要,活性□的非線性奇異特性的研究是體現這種重要性的又一個例證。下一步的工作是按照我們的猜測解釋這種特性。即將它和這些□的調節功能聯繫起來。根據這些動力學資料,既然□和底物、激活劑和抑制劑的聯繫似乎是多分子的相互作用(事實上是協同相互作用),那麼□分子表面就有與底物,效應物一一對應的假設的連接位點。而且根據幾何學原理,單個多□鏈組成的□不能承受一系列同一位點,因此,我們不得不假設,這些調節□由亞單位組成,每一個亞單位有一個結合位點。
  很抱歉,我冗長地講個人的工作。我不想為這個理論本身辯護,而只想說明一個人要把看起來極其複雜的特性概括為簡明的可檢驗的理論所經過的全部步驟。讓我再次指出,關鍵的步驟是首先認識到經典的□活性理論在調節□的特例中可以被證偽,正如我試圖表明的。當我們玩弄符號,以表述做出的猜測時,我們就達到了第二步。事實上,通過書寫這些符號,這種內在的對稱性就自然而然的呈現出來了,因為這些書寫符號反映了有關現象和分子本身的對稱要素之間相關聯繫的基本思想。我也許可以指出在這進展中,畫出「圖像」(符號)是極其重要的,否則根據詞彙的通常意思,我們很難看出哪裡產生「想像力」。
  當然創造性過程還有其他要素,例如具有注意到在實驗中發生的奇怪現象和小事的能力,因為許多小事是發現的來源,有時甚至是非常重要的發現的來源。
  在創造過程中,我所稱的「技術的膽量」是有關實驗者的要素。對一個以某種方法培養起來的科學家來說,放棄那些訓練他成長起來的方法,接受全新的他從未接觸過的方法是困難的。當然,有許許多多非常優秀的科學家,在他們的領域用培養起他們的那種方法和技術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但是一旦他們所習慣的方法和技術的效能或多或少地被窮盡,他們便鼓不起勇氣放下那種方法和技術,學習使用新的技術,以便在他們的領域裡繼續他們的研究。這使我想到,一些出色的遺傳學家,當遺傳學的很大部分牽涉到化學,當基因研究不再依靠雜交而轉向研究分析DNA的片段時,他們就茫然無措了,就掉隊了。因為他們沒有勇氣學習用新的技術、新的方法繼續研究。
  然而,我稱之為「好的鑒賞力」大概是創造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因為,選擇題目需要它,選擇研究對象,即選擇需要進行或加以考慮的實驗系統更需要它。那些在實驗中很有經濟觀念的人,那些從不濫用技術的人,那些知道一位數足夠,就絕不在四位數上費心的人,那些簡化實驗,使之高效的人,他們能夠把別人兩年才能完成的實驗在一周或者有時在一天內完成。
  此外,理論的漂亮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在生物學中,我認為說明這一點的最好例子是DNA的發現過程。順便提一下沃森的書,這本書沒有寫真正的智慧的來源,也沒有寫下猜測的動機,而這些猜測是發現的真正來源。沃森沒有把最有趣的東西寫進去。
  另外,缺乏謙虛,我認為是我們科學家最致命的一個罪過。他們不能在順利和取得成就時思難思危。然而,思考是創造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最後,我回到我開始所講的。我們必須首先接受關於真正科學發現的邏輯的一個相當精確的框架。我認為波普爾的原則是這個框架的基礎。就我所知,你只需通讀現代文獻,特別是要通讀理論物理、理論化學和理論生物學的文獻,你就會明白,為什麼赫赫有名的理論著作毫無用處。原因很簡單,它們沒有遵循卡爾爵士的分界原則。換句話說,這種理論有這麼樣個結構,以致於你問一下作者你何以證明你的理論,他將無言以答。
                        (楊思 譯)
   

細胞生命的禮讚


   

作者:劉易斯·托瑪斯


  
  劉易斯;托瑪斯(1913——),美國醫學家、生物學家。歷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兒科研究所教授,紐約大學——貝爾維尤醫療中心病理學系和內科學系主任,耶魯醫學院病理學系主任,紐約市斯隆——凱特林癌症研究院院長,美國科學院院士。他創作的科學隨筆集《細胞生命的禮讚》,在美國產生廣泛的影響。

  有人告訴我們說,現代人的麻煩,是他一直在試圖使自己同自然相分離。他高高地坐在一堆聚合物,玻璃和鋼鐵的盡頂上,悠晃著兩腿,遙看這行星上翻滾扭動的生命,照這樣的描繪,人成了巨大的致命性力量,而地球則是某種柔弱的東西,像鄉間池塘的水面上裊裊冒上的氣泡,或者像一群小命嬌弱的鳥雀。
  但是,任何認為地球的生命是脆弱的想法,都是人的幻覺。實際上,地球的生命乃是宇宙間可以想像到的最堅韌的膜,它不理會幾率,也不可能讓死亡透過。而我們倒是那膜的柔弱的部分,就像纖毛一樣短暫、脆弱。而且,人早就在杜撰一種存在,他認為這種存在使自己高於其他生命。幾千年來,人就這麼腦汁絞盡,用心獨專地想像著。因為是幻覺,所以,這種想像今天如同過去一樣沒有使他滿足。人乃是扎根在自然中的。
  近年來的生物科學,一直在使人根植於自然之中這一點成為必須趕緊正視的事實。新的、困難的問題,將是如何對付正在出現的、人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的觀念;人與自然是多麼密切的連鎖在一起。我們大多數人過去牢牢抱有的舊觀念,就是認為我們享有主宰萬物的特權這種想法正在從根本上動搖。
  事例。可以滿有理由地說,我們並不是實際存在的實體,我們不像過去一向設想的那樣,是由我們自己的一批批越來越複雜的零件逐級順序組合而成的。我們被其他生命分享著,租用著,佔據著。在我們細胞的內部,驅動著細胞、通過氧化方式提供能量,以供我們出門去迎接每一個朗朗白天的,是線粒體。而嚴格地說,它們不是屬於我們的。原來它們是單獨的小生命,是當年移居到我們身上的殖民者原核細胞的後裔。很有可能,是一些原始的細菌,大量地湧進人體真核細胞的遠古前身,在其中居留了下來。從那時起,它們保住了自己及其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樣式複製繁衍,其DNA(脫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都與我們的不同。它們是我們的共生體,就像豆科植物的根瘤菌一樣。沒有它們,我們將沒法活動一塊肌肉,敲打一下指頭,轉動一個念頭。
  線粒體是我們體內安穩的、負責的寓客。我願意信任它們。但其他一些小動物呢?那些以類似方式定居在我細胞裡的生物,協調我、平衡我、使我各部分湊合在一起的生物,又是怎樣的呢?我的中心粒、我的基體、很可能還有另外許許多多工作在我細胞之內的默默無聞的小東西,它們各有自己的特殊基因組,都像蟻丘中的蚜蟲一樣,是外來的,也是不可缺少的。我的細胞們不再是使我長育成人的純種的實體。它們是些比牙買加海灣還要複雜的生態系統。
  我當然樂於認為,它們是為我工作,它們的每一氣息都是為我而呼吸的;但是否也有可能,是它們在每天早晨散步於本地的公園,感覺著我的感覺,傾聽著我的音樂,思想著我的思想呢?
  然而我心下稍覺寬慰,因為我想到那些綠色植物跟我同病相憐。它們身上如果沒有葉綠體,就不可能是植物,也不可能是綠色的。是那些葉綠體在經營著光合工廠,生產出氧氣供我們大家享用。但事實上,葉綠體也是獨立的生命,有著它們自己的基因組,編碼著它們自己的遺傳信息。
  我們細胞核裡攜帶的大量DNA,也許是在細胞的祖先融合和原始生物在共生中聯合起來的年月裡,不知什麼時候來到我們這兒的。我們的基因組是從大自然所有方面來的形形色色指令的結集,為應付形形色色的意外情況編碼而成。就我個人而言,經過變異和物種形成,使我成了現在的物種,我對此自是感激不盡。不過,幾年前還沒有人告訴我這些事的時候,我還覺得我是個獨立實體,但現在卻不能這樣想了。我也認為,任何人也不能這樣想了。
  事例。地球上生命的同一性比它的多樣性還要令人吃驚。這種同一性的原因很可能是這樣的,我們歸根結底都是從一個單一細胞衍化而來。這個細胞是在地球冷卻的時候,由一響雷電賦予了生命。是從這一母細胞的後代,我們才成了今天的樣子。我們至今還跟周圍的生命有著共同的基因,而草的□和鯨魚的□之間的相似,就是同種相傳的相似性。
  病毒,原先被看作是一心一意製造疾病和死亡的主兒,現在卻漸漸現出活動基因的樣子。進化的過程仍舊是遙無盡期、冗長乏味的生物牌局,唯有勝者才能留在桌邊繼續玩下去,但玩的規則似乎漸趨靈活了。我們生活在由舞蹈跳蕩的病毒組成的陣體中,它們像蜜蜂一樣,從一個生物竄向另一個生物,從植物跳到昆蟲跳到哺乳動物跳到我又跳回去,也跳到海裡,拖著幾片這樣的基因組,又拉上幾條那樣的基因組,移植著DNA的接穗,像大型宴會上遞菜一樣傳遞著遺傳特徵。它們也許是一種機制,使新的、突變型DNA在我們中間最廣泛地流通著。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們在醫學領域必須如此集中注意的奇怪的病毒性疾病,就可被看作是意外事故,是哪裡出了點疏漏。
  事例。近來,我一直想把地球看作某一種生物,但總嫌說不通。我不能那樣想。它太大,太複雜,那麼多部件缺乏可見的聯繫。前幾天的一個晚上,驅車穿過新英格蘭南部樹木濃密的山地時,我又在琢磨這事兒。如果它不像一個生物,那麼它像什麼,它最像什麼東西呢?我忽而想出了叫我一時還算滿意的答案:它最像一個單個的細胞。
                         (李紹明 譯)
   

我們在月球上散步了


   

作者:埃德溫·奧爾德林


  
  埃德溫·奧爾德林(1930——),美國宇航科學家。1951年畢業於紐約西點軍校。1963年完成關於空間軌道力學的學位論文,獲麻省理工學院哲學博士學位。1966年11月11日參加雙子座航天飛行,成功地完成在太空行走的實驗。1969年7月16日進行阿波羅工程的登月飛行,4天後登上月球。著有《飛回地球》一書。

  尊敬的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我懷著身為美國人的高度自豪感和身為人類的謙恭心情,向你們說一句從前任何人都無權說的話:「我們在月球上散步了。」但是,在靜海基地留下的腳印,不僅是屬於「阿波羅11號」的全體宇航員的,而是由全國數以萬計的人所共同留下的,他們是政府。工業界和大學的人員,是這些年來在我們之前為「水星號」、「雙子座號」和「阿波羅號」辛勤勞動的工作小組和全體宇航員。
  那些腳印是美國人民和你們的,你們是美國人民的代表,你們接受並支持了那不可避免的登月計劃的挑戰。同時,既然我們是為全人類的和平而踏上月球,那些腳印也是屬於全世界人民的。對於所有在悠悠轉動的地球上仰望夜空的人,月亮都勻灑銀光,絕不厚此薄彼。因此,我們希望,太空探索的成果也將由大家平等分享,從而給整個人類帶來和諧的影響。
  科學考察意味著對未知世界的探索,人們根本無法預知全部結果。查爾斯·林白說過:「科研成果不是最終目的,而是一條通向奧秘而又消失在奧秘中的道路。」
  當我們向全世界敞開門窗,讓外界瞭解我們的成就和失敗時,當我們同世界各國分享我們的發現時,我們在太空方面取得的成就,已成為我國生活方式的象徵。「土星」號運載火箭。宇宙飛船的「哥倫比亞」與「鷹」等機艙,以及座艙外活動裝置都已向尼爾、邁克和我證實:我國能夠生產質量最高和最可靠的設備。這給予我們所有人以希望和鼓舞,以便解決地球上某些更為困難的問題。「阿波羅」號所給予我們的啟示是,只要有足夠堅強的意志去幹,國家的目標是能夠實現的。
  踏上月球的第一步,也是踏上太陽系各行星和最終走向太空其它星球的一步。「對一個人來說是一小步」,這句話闡述的是事實;而「對人類來說是一次巨大的躍進」,則是對未來的希望。
  我們國家在「阿波羅」計劃上的做法,可以運用來解決國內問題,我們在未來太空探測計劃中所做的工作,將決定我們的躍進究竟有多大。謝謝大家。
   

人類必須瞭解宇宙


   

作者:尼爾·阿姆斯特朗


  
  尼爾·阿姆斯特朗(1930——),美國第一個登上月球的宇航員。生於瓦帕科內塔。1955年進入美國國家航空技術顧問委員會劉易斯飛行推進實驗室工作。1962年至1970年在休斯頓國家航空和航天局載入宇宙飛船中心任宇航員。1969年7月16日任指令長乘宇宙飛船飛向月球,並成為第一個登上月球並在月球上行走的人。1986年任調查航天飛機事故的總統委員會副主席。

  我們在月球的靜海著陸,當時正是月球涼爽的清晨,頎長的影子有助於我們觀察。
  太陽只升到地平線上10度,在我們停留期間,地球自轉了將近一圈,靜海基地上的太陽僅僅上升了11度,這只是月球上長達一月的太陽日的一小段。這令人有一種雙重時間的奇特感覺,一種是人間爭分奪秒的緊迫感,另一種是宇宙變遷的冗長步伐。
  兩種時間感都很明顯。第一種可用日常飛行來說明,其計劃和措施細微到以瞬息來計算;後一種可用我們周圍的岩石來說明,自從人類有史以來它們一直沒變。它們30億年的奧秘,正是我們所要尋找的寶藏。
  登月艙「鷹」的飾板上有這一句話,凝練地表達了我們的願望:
  公元1969年7月來自地球的人首次在這裡登上了月球。
  我們是為了全人類的和平而來的。人類的一千九百六十九個年頭構成了春分點留在雙魚座2000年的大部分,而這只是黃道帶的1/12。它是根據地球軸的歲差計算出來的,春分點在黃道帶中移動一周需要一千代人的時間。
  未來的2000年是春分點逗留在寶瓶座的時期,我們的青年們會在這時期滿懷希望,人類也許能開始瞭解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奧秘:我們向何處去?事實上地球正以每小時幾千英里的速度朝武仙座方向宇宙中的未知目的地運行。人類必須瞭解宇宙,以便瞭解自己的命運。
  但是,奧秘是我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奧秘引起驚奇,而驚奇則是人們求知慾的基礎。誰能知道,在我們這一生能解答什麼樣的奧秘,新的一代又將面臨什麼新的奧秘的挑戰?科學還不能準確預言。我們對下一年的預測過多,而對今後10年的預測卻太少。對挑戰作出反應正體現了民主的偉大力量。我們在太空方面取得的成就使我們有希望把這種力量用來解決今後10年地球上的許多問題。
  幾個星期之前,我思考「阿波羅」精神的真正含義,不由得心潮澎湃。
  我站在這個國家靠近大陸分水嶺的高地上,向我的幾個兒子介紹大自然的奇觀和尋找鹿、麋的歡樂。
  他們熱切地想觀看,但是卻常常絆倒在岩石小道上。然而當他們只顧注意自己的腳步時,卻看不到麋了。對你們當中那些主張高瞻遠矚的人,我們表示衷心感謝,因為你們使我們有機會看到造物主所創造的一些最壯麗的景色。
  對你們當中那些誠懇的批評者,我們也表示感謝,因為有了你們的提醒,我們不敢無視眼前的小道。我們的「阿波羅11號」帶了飄揚在國會大廈上空的兩面合眾國國旗,一面原掛在眾議院頂上,另一面則在參議院頂上。
  現在我們榮幸地在大廈裡奉還國旗。國會大廳象徵著人類最崇高的目標:為自己的同胞服務。
  我們代表「阿波羅」號全體人員謝謝你們,謝謝你們給予我們機會,榮幸地同你們一起為全人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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