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命嗚呼的神學家們橫七豎八地躺倒在每一門科學的搖籃周圍，就好像是一條條被勒死的蛇毫無生氣地癱倒在海克力斯大力士幼時的〔搖籃」旁邊。
T·H·赫胥黎（Huxley，1860年）
我們已經望見了成螺旋狀旋轉的神祇的最高一級的圓圈。我們已將這一圓圈稱之為上帝。我們或許還賦予這一圓圈其他任何我們曾企望過的名稱：深不可測，神秘，絕對黑暗，絕對光明，物質，精神，終極希望，終極失望，寂靜無聲。
巴科斯·卡贊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1948年）
這些日子，我時常發覺自己正在向公眾宣講科學報告。有時我被邀請探討星際探險和其它行星的本質；有時則談到有關地球上的生命或智能的起源；有時又探究星外生命；有時還抒發壯觀的宇宙論前景。由於我過去或多或少已聽到過這些論題，所以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激起了我極大的興趣。這些問題之提出，展示了人們對此的態度和關心。人們最常提到的問題是關於不明飛行物以及古代宇航員的問題——我相信這些都是易於披上宗教色彩的問題。特別是我在一次討論生命或智能的進化問題的學術演講後幾乎經常提到的一個問題，即「你信仰上帝嗎？」由於「上帝」這個詞對眾多的人來說，有眾多不同的含義，因此我很快就作出了回答反問提問者，他所說的「上帝」究竟意味著什麼。令我感到萬分驚奇的是，回答往往是令人迷惑不解的或是琢磨不透的：「噢，你知道，上帝。每一個人都知道上帝是怎麼回事。」或者是「上帝就是一種比我們更強有力的力，這種力存在於宇宙中的每一個地方。」這種力有幾種。其中的一種被稱為萬有引力，但是這種萬有引力，通常又不被認為與「上帝」同一的。並不是每一個人都確實知道「上帝」的含義。這一概念包含著非常廣泛的一系列思想。有些人將上帝看作是在天上某個地方端坐在王位上，留著長長的白鬍子，形體高大，膚色淺淡的男性，他正忙碌地記錄每一隻麻雀的下落。其他一些人——比如，巴魯克·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則把上帝看作本質上是描述宇宙的物理規律的總和。我並未找到任何令人注目的證據來說明神人同形的創始者是從天上某個隱蔽的有利地位來控制人類的命運的，但是否認物理規律本身的存在，將是極其愚蠢的。因此，我們是否信仰上帝，則很大程度要取決於我們所說的上帝的真實含義。
在我們這個世界的歷史上，大概曾有過成千上萬種五花八門的宗教信仰。當然有一種好意的。純粹出自宗教熱誠的信仰，而這種信仰的核心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某種內在的心理上的共鳴而言，這許多宗教信仰的核心或許的確有重要的相似之點，但是從這些宗教的典禮儀式、教義以及被認為是依據的口頭或書面的正式辯護的詳細內容上看，屬於不同組織的宗教信仰則大相逕庭。人類的宗教信仰在基本問題的見解上是相互排斥的，這些基本問題有一個上帝還是多個上帝；邪惡的起源；賦予靈魂新的肉體；偶像崇拜；魔力和巫術；婦女的作用；禁止食慾；人與人交往的禮儀；祭祀儀式；直接或間接通往神祇的途徑；奴隸制度；偏執於其他宗教；那些應給予特殊的倫理道德的考慮的人類共同體等等。一般說來，即使我們要掩蓋這些見解的差異，我們也不能幫宗教什麼大忙，特別是幫教義什麼忙。相反，我認為，我們應該理解各種不同宗教所源於的世界觀，從而真正理解人類的需要是怎樣通過這些宗教信仰的差異而得到滿足的。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講過他由於和平抗議過英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被逮捕的經歷。當時看守曾問到羅素的宗教信仰——對新犯人來說，這是慣例要問的問題。羅素回答說，是「不可知論」，隨後人們要求他拼寫這個詞。看守寬厚地笑了，搖搖頭說到，「有許許多多意見不一致的宗教，然而，我覺得我們都崇拜同一個上帝。」羅素評論說，看守的一席話使他好幾個星期都感到愉悅。或許在監獄中從來就沒有多少別的東西更使他快活些。儘管當時他的確盡力要撰寫整篇《數學哲學導論》並開始閱讀他的著作《精神分析》（The Analysis of Mind）的一部分。
那些向我提出我是否信仰上帝的許多人正在要求對他們的特殊的信仰系統進行再保險，無論他們的信仰系統是什麼這種信仰系統都是與現代科學知識相一致的。宗教在與科學的對抗中已留下了纍纍傷痕，而許多人——但決不是所有人——是不願承認與我們的知識顯然過分衝突的神學信仰的實質。阿波羅8號宇宙飛船第一次成功地進行了環遊月球的載人飛行。阿波羅8號宇宙飛船以一種多少有些自發的姿態從舊約的首卷《創世紀》的第一節經文中韻出了點味道，我敢說，很有幾分要在美國恢復納稅人傳統的意味，在傳統的宗教觀與飛往月球的載人飛行之間是不存在真正分歧的。另一方面，當阿波羅11號宇宙飛船的宇航員第一次成功地進行了載人登月飛行後，激起了正統的穆斯林的極大憤怒，因為月亮在伊斯蘭教中表示一種特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重要意義。在另一種不同宗教信仰的聯繫中，我們看到在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第一次繞軌道飛行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特別提到：加加林已無意中發現在我們的上空並不存在上帝或天神——這就是說，赫魯曉夫努力要讓他的聽眾相信載人的繞軌道飛行與他們的信仰並不存在矛盾。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有一本名為《哲學問題》的蘇聯技術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辯解道——我似乎感到難以令人相信——辯證唯物主義要求在每一顆行星上都存在生命。又過了些時候出現了難堪的正式辯駁，即外星生物學與辯證唯物主義毫無聯繫可言。在一個研究工作非常活躍的領域中，一個清晰的預測允許各種學說經受否證。官僚宗教希望看到它自己所處的最終地位是對否證的敏感性，尤其對那種可以施行的又是決定這一宗教是否站得住腳的實驗的敏感性。因此，月球上從未發現生命這一事實已經離開了不可動搖的辯證唯物主義基礎。那些未做任何預測的學說則比那些做出準確預測的學說缺乏說服力；同樣那些作出準確預測的學說也必然比那些作出假預測的學說更成功。
然而情況並不總是這樣。美國一個有名的宗教曾非常自信地預言說1914年整個世界將毀滅。結果，1914年到來了，過去了——然而那年發生的事件當然含有某種重要性——可世界並沒有，至少就我之見沒有毀滅。面對這樣一個失敗的重要的預言，一個有組織的宗教至少會作出三種反應。他們會說，「澳，我們是說的『1914』年嗎？太抱歉了，我們指的是『2014』年。這不過是我們所作結論中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錯誤。不管怎樣，但願您不會因此而感到困惑。」但是他們沒有這樣說。他們還會說，「澳，要不是我們拚命地祈禱並向上帝求情，致使上帝寬恕了地球，我們這個世界就已經毀滅了。」但是他們並沒有這樣說。他們只是說得更巧妙而已。他們宣稱，事實上世界在1914年已經毀滅了，如果我們這些倖存者並未意識到，那則是我們的事。面對著這些易於識破的遁詞，這種宗教竟還有虔誠的擁護者，豈非咄咄怪事！但是，宗教是固執倔強的。他們既沒有提出可供否證的論點，又不在遭否證之後迅速地重新設計教義。宗教竟能如此厚顏無恥地狡辯，對其信奉者們的智慧又是如此地蔑視，而且依然自我炫耀這一事實，並不能充分說明信仰者的堅強意志。但是，這的確無需論證就表明，宗教經驗的核心幾乎就是某種明顯違背理性探究的東西。
安德魯·迪克森·懷特（Andrew Dickson White）是智慧的指路明燈，他是康奈爾大學的創始人和第一任校長。他還是一本題為《基督教國家中科學與神學之戰》的不尋常著作的作者。當時這本書的發表被人們視為醜聞，以至於他的合作者要求將他的名字去掉。懷特是一個富有宗教情感的人「。
然而他勾劃出，宗教所作出的關於世界的本質，它和人們怎樣，何時直接研究了世界的本質並發現它與教義的論點不同，這些從如何地遭到迫害，以及他們的思想又怎樣受到抑制等等這些由宗教所堅持的錯誤主張而造成的漫長而痛苦的歷史。年高的伽利略，由於他正式宣佈地球是運動的，天主教教階組織則用酷刑威脅他。斯賓諾莎是被猶太教階組織驅逐出教會的，幾乎沒有一套具有牢固教義的有組織的宗教不在某一時候為公開探究之罪而迫害過人的。康奈爾大學本身對自由的追求以及對非宗教派之見的探究，被認為是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中如此令人討厭，以致於牧師們勸告高中畢業生不受專科教育也比參加這樣一個瀆聖機構要好得多。確實，這個塞奇·查佩爾（Sage Chapel）之所以被構想出來，部分原因是為了撫慰那些虔敬的信徒——儘管如此，我非常高興地說，這已不時為能接受新思想的全基督教會主義作出了認真的努力。
懷特描述的許多爭論是關於起源問題。人們習慣於相信世界上發生的每一事件——例如牽牛花的開放——都是由於神精微地直接介入的結果。花自己是無法開放的。於是，上帝不得不說「嗨，花兒，開放吧。」這種思想應用於人類事務往往產生無次序的社會後果。這種思想方法對某一件事來說，則似乎意味著我們對我們的行為不負責任。如果世界這些戲劇是由無所不知的全能的上帝創作並導演的，那麼接下來的問題不就成了人世間犯下的每一邪惡，都是上帝的作品了嗎？我知道這一觀念在西方是一個令人困窘的問題，人們試圖迴避這一問題，包括迴避這樣一個論點，即看起來是邪惡的東西確實也是神意安排的一部分，這問題如此之複雜，以至我們感到高深莫測；或者是當上帝開始著手創造這個世界時，他寧願遮蒙他自己的雙目而無視因果關係的混亂。有關這些從哲學上尋求救援的努力，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這些努力似乎具有想竭力支撐住那種正在搖搖欲墜的本體論結構的特點下另外，上帝對世界事務的精微干涉的觀念已被用來支持已確立的社會、政治及經濟習俗。比如有一種「王權神授」的觀念就受到象托馬斯·霍布士這樣的哲學家們的認真爭辯。比方說，如果你受到革命思想的指引，而傾向於喬治三世，你就會犯下對上帝不虔敬，褻瀆上帝等宗教罪行，以及諸如大逆不道之類的更陳腐的政治罪行。
有很多涉及到起源和結局的合乎邏輯的科學問題：什麼是人類物種的起源？植物和動物是來自何方？生命是怎樣出現的？地球、行星、太陽、星星又是如何演變而來的？世界是否有開端？如果有，又是什麼呢？最後，還有一個許多科學家會說是本質上不能檢驗因而是無意義的問題：自然規律為什麼是以它們特有的方式存在？認為上帝或神祇必定影響一個或多個這種起源的思想在迄今為止的最近幾千年裡，一直遭受著接連不斷的抨擊。由於我們知道一些關於趨光性和植物激素的知識，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牽牛花是獨立於神的精微干涉而自己開放的。這是與回溯到宇宙起源的那種因果性完全混亂是相同的。由於我們對宇宙瞭解得越來越多，從而似乎感到上帝的作用則越來越少。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上帝是一個不動的最初原動力，是一位不管事的帝王；一位將宇宙建立在第一位置上，然後坐而不動並袖手旁觀；對於貫穿所有時代錯綜複雜而又糾纏不清的因果過程，上帝是一位無所作為的至尊。但這似乎是從每天經驗中抽像和離析出來的。這在人的意念上是有幾分游移不定並深感刺痛的。
人類對原因的無窮回歸似有一種天然的憎惡，這種憎惡則是植根於由亞里士多德和托馬斯·阿查那所作的最著名也是最有影響的關於上帝存在的論證中。但是，這些思想家則是生活在無窮級數被看作是數學的老生常談的時代之前。假如微積分或超窮算術在公元前五世紀就在希臘被發明出來了，並且後來也未受到抑制，那麼西方宗教的歷史也許會是另一番模樣——或者不管怎樣，我們可能會少看到宗教的假面具，就像阿奎那在反對異教徒的專著中曾盡力做的那樣，通過向那些駁斥所謂神的啟示的人提供合理的論據，以使神學教義獲得具有說服力的證明。
當牛頓用萬有引力理論解釋行星運動時，再也不需要天神去推打行星使其運動了。當皮埃爾·西蒙（Pierre Simon）馬奎斯·德·拉普拉斯（Marquis de Laplace）也想用物理定律解釋太陽系的起源——儘管不是物質的起源時，甚至一個包含在事物起源的必要性都似乎受到了深刻的挑戰。據說在1798年至1799年拿破侖遠征埃及期間，拉普拉斯曾向地中海上的拿破侖出征船奉送了一本他著的基本數學著作《天體力學》。據傳說，幾天後，拿破侖向拉普拉斯抱怨說，他發現課本中竟未提到上帝。拉普拉斯的回答被記載下來了：「陛下，我不需要這種假設。」一般來說，把上帝寧可看作是一個假設，而不看作是顯而易見的真理的思想，在西方國家，可謂嶄新的思想了——儘管這在當時肯定經過認真討論過了並且在兩千四百年前就曾受到愛奧尼亞哲學家們的譏諷了。
人們通常認為宇畝至少需要一個上帝——的確，這是一種亞里士多德派的觀點。這是一個值得細緻琢磨的論點。首先，宇宙完全可能是無限古老的，因此不需要任何造物主。這是與目前已有的宇宙學知識相吻合的。這種觀點允許存在一個振蕩的宇宙，在這個宇宙中自從大爆炸起所發生的事件，只是宇宙無限系列的創造與毀滅中的最後化身。但其次，讓我們也來考慮一下關於宇宙是由上帝以某種方式從虛無中創造出來的這種思想吧。問題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就是許多十歲兒童在受到年長者們的勸阻之前都會自發地想到它——即上帝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如果我們回答說上帝長生不老，那麼也許除了文學上的描寫之外，我們並沒有作出任何解決。我們只能使這個問題的解決延誤一步。我認為，一個無限的宇宙和一個永恆的上帝都是同樣的神秘莫測。不易弄清楚的是，為什麼其中一個應被認為是比另一個確立得更為可靠。斯賓諾莎也許曾說過，這兩種可能性並不真正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想。
我覺得在碰到這種高深莫測的神秘問題時，聰明人要表現得謙恭一些。那種認為，對這個既廣漠又令人敬畏的宇宙，只持有目前仍甚膚淺理解水平的科學家和神學家們能夠領悟的宇宙起源的觀念，比起三千年前美索不達米亞天文學家們（在巴比倫囚禁期間，希伯來人所借用的《舊約》首卷《創世紀》篇第一章中宇宙論的敘述就是來源於他們）所能理解的只不過稍微聰明一點罷了。我們簡直是一無所知的。印度聖經，續篇吠陀（X：129）有對於物質的更為實在論的觀點：
誰知道得那麼可靠？誰又會在這裡詳述細描？
宇宙怎樣誕生？創造來自何方？
神祇們要比這個世界形成出現得更晚；
又有誰能夠知道這個世界的起源？
無人知曉創造何以開始；
因而他或是做出了或是沒有做出這種創造；
他從高高的上天鳥瞰這一切，
只有他才知道——也許他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生活的時代是非常有趣的時代。起源問題，包括涉及到宇宙起源的某些問題，也許在今後幾十年內可納入實驗探究的軌道。對這樣一些將與人類的宗教情感不產生共鳴的嚴肅的宇宙論問題，是沒有什麼可供想像的答案的。但是卻存在著將挫敗許許多多官僚宗教和教條宗教的種種答案的機會。那種把宗教看作一種信仰而免受批評，由某位創立者創立後永久不變的觀念，我認為，便是宗教長期衰退的緣由，特別是最近以來更是這樣。在起源和末日問題上，宗教與科學情感有著非常一致的目標。人類的本性促使我們滿腔熱情地希望回答這些問題——或許這是由於我們自己的個體起源的奧秘而引起的吧。然而我們當代的科學見解，儘管受到某些限制，畢竟還是比公元前1000年我們的巴比倫祖先們那些見解要深刻得多了。不願意適應變化的宗教，無論是科學的宗教還是社會的宗教，都是注定要失敗的。一種信仰如果不能對那些集中火力對之最嚴厲的批評作出反應，那麼它就很難是活生生的，中肯的，充滿活力，以及成長髮展的。
美國憲法的第一次修正鼓勵了各種不同的宗教的共存，但並不禁止對宗教的批評。事實上，美國憲法是保護並鼓勵對宗教的批評的。宗教至少也應受到像有關不明飛行物的出現，或維裡科夫斯基的災變論所曾受到的懷疑那樣同樣程度的懷疑。我認為鼓勵人們去懷疑他們的證據的基礎，對宗教本身是有益的。毫無疑問，宗教提供安慰與支持，並在人類情感需要時及時提供保護，並且能起到極為有用的社會作用。但這決不能得出宗教應免受檢驗，免受批判考察，免受懷疑這樣的結論。顯而易見，《理性的時代》的作者湯姆·佩因（Tom Paine）所力圖建立的，在一個國家裡應對宗教所作的懷疑性討論，真是少得可憐。我堅持認為不能經受仔細審察的信仰體系，大概是不值得存在的。而那些的確經受得住細心審察的信仰體系，大概至少含有重要的真理內核。
宗教被用來提供一種一般可接受的關於我們在宇宙中的位置的理解。只要存在人類，這種理解就肯定會是神話與傳說、哲學與宗教的這些主要目標之一。但是不同宗教的相互對抗以及宗教與科學的相互對抗，已經吞蝕了這些傳統觀念，至少許多人都是這樣認為的。弄清有關我們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方法是通過考察宇宙以及考察我們自己——不帶先入之見，而是以我們所能把握的那種不偏不倚的態度。由於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帶有祖傳的傾向以及環境的根源，我們當然不可能以純淨的白板開始；但是在理解了這種固有的偏見後，人們難道就不可能從自然中去獲得洞見麼？
教條式的宗教信奉者們（其中的不少宗教其特殊的信仰受到珍視，而同時又受到異教徒的蔑視。）會由於勇敢地追求知識而受到威脅。我們從這些人那裡聽說對這些問題探索得太深可能是危險的。許多人繼承了他們的宗教信仰就像繼承了他們的眼睛的顏色一樣：他們認為這並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問題，並且不管怎麼樣，都是超越我們所能控制的範圍。然而，那些持有聲稱感受很深的一整套信仰的人，由於研究問題而將不安地感受到了挑戰。而他們那一整套信仰則以某種偏見從事實與其他信仰中通過篩選而抉擇的。對我們的宗教提出質疑表示忿怒便是最重要的警告信號：這裡存在著未經考察過的和可能是危險的教條信仰。
克裡斯蒂安納斯·惠更斯（Christianus Huygens）在1670年前後寫了一本有名的書，他在書中對太陽系中其他星球的本質作了一些大膽的、非常有預見的推想。惠更斯清醒地意識到，有許多人也持有這種推想，並且認為他的天文學觀測是可反駁的：「但是或許他們會說，」惠更斯沉思著，「這不會使我們對至高無上的造物主似乎為了他自己持有知識而在這些事情上變得如此好奇：因為他並不樂意對它們作進一步的發現或啟示，這似乎比冒昧地對他認為適於隱匿的東西進行探索要稍好一點。但必須告訴這些先生們」，然後惠更斯譴責說，「當他們假裝要規定人們在研究過程中將走多遠和不能走多遠，並對其他人的勤勉設置界限時，他們自己未免攪得過多了吧；彷彿他們知道上帝置於知識中的分界線：或者好像人可以逾越這些分界線。如果我們的祖先是如此的細心多慮，我們或許仍不知道地球的大小和形狀，或者還不知道有象美國這樣的地方。」
如果我們從整體觀點來看宇宙，我們就會發現一些令人驚奇的東西。首先，我們發現宇宙格外美麗，又有錯綜而精緻的結構。我們讚美宇宙是否是因為我們自身就是這個宇宙的一部分——不論宇宙是怎樣拼湊起來的，我們都會發現宇宙是何等優美——那是一個我們並不自稱有了解決答案的問題。然而，毫無疑問，宇宙的優美是它最顯著的特性之一。同時，也毫無疑問，宇宙中和最令人敬畏的尺度內，會有規則地發生劇變和突變。例如有許多類星體的爆炸，這種爆炸，可能會毀掉諸星系的內核。很可能一個類星體每一次爆炸，就會有多於一萬個世界被毀滅而無數種形式的生命，其中有些是智慧生命，也完全給毀掉。這不是西方傳統宗教情感傳統的吉祥的宇宙，不是專門為了有益於生存，特別是有益於人類生存而構成的宇宙。確實，宇宙的這種特有的規模——多於一千億個星系，每個星系又都包含有多於一千億個恆星——對我們來說，意味著在宇宙範圍內諸人類事件在邏輯上是毫無關聯的。我們見到的宇宙既美麗又暴虐。我們所見到的宇宙並不排除西方或東方傳統的上帝，但它也並不非需要上帝不可。
我深深懷有的信仰是，若是象傳統的那種上帝存在的話，那麼我們的好奇心和智慧就是由這個上帝所賦予的。如果我們壓制探索宇宙和自己的熱情，那麼我們就欣賞不到這些大自然賜與的禮物（也不能採取這一系列行動）了。另外，如果不存在這種傳統的上帝，我們的好奇心和智慧就會成為努力使我們免遭不幸的基本工具。在這兩種情況下，知識的事業是與科學和宗教相一致的，同樣，這對人類這個物種的幸福也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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