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請教給怎樣給那些日日夜夜發光的、大大小小的發光體命名吧……
威廉·莎士比亞：
《暴風雨》，第一幕第二場
「如果呼喚它們的話，它們當然會答應嗎？」格納特（Gnat）漫不經心地這樣說。
「我可從來不知道它們會這樣地回答你」（艾麗斯（Alice）回答說）。
格納特反問道：
「既然呼喚它們的名字，它們竟不會答應，那麼，給了它們名字又有什麼用處呢？」
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
《通過鏡子的觀察》
月球上有一個很小的、被命名為「伽利略」的隕石衝擊坑。它的直徑約九英里，面積大致相當於新澤西州較大的伊麗莎白市區，同時，它又是如此之小，只有用一架很大的望遠鏡才能看到它的全貌。月球永遠朝向地球的那一面的中心附近有一處顯而易見的曾遭受隕石撞擊的古遺跡，直徑為115英里，名叫「托勒密」，用一架價格便宜的雙筒望遠鏡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它，視力好的人甚至用肉眼也能看得出來。
托勒密（公元二世紀）是把我們這顆行星看作是不動的，而且是宇宙的中心的主要倡導者；他推斷說，太陽和一些已知的行星每日環繞地球轉一圈，所有這些天體都被包圍在水晶體似的天球（spheres）中。另一方面，伽利略（1564－1642）則是哥白尼學說的主要支持者。根據哥白尼學說，太陽是太陽系的中心，而地球也是圍繞太陽旋轉的許多行星之一。此外，正是伽利略通過觀察月牙形的金星，首次提出有利於哥白尼觀點的具有說服力的觀察證據．也正是伽利略首先喚起人們對我們這顆天然衛星上存在著環形山的注意。既然如此為什麼月球上稱之為「托勒密」的環形山比「伽利略」環形山令人矚目得多呢？
月球環形山的命名習慣是由約翰尼斯·豪厄爾克（Jo－hannes Howelcke）建立的，人們更為熟悉的是他的拉丁名字「赫維留斯」（Hevelius）。他是一位但澤市釀酒商和政治家，曾花費了大量時間製作月球圖，於1647年出版了一部名作《月面學》。當赫維留斯完成了他用望遠鏡觀察所繪製的月貌圖的手刻印刷銅板後，他面臨著一個用什麼名字才能描繪出月貌上各種特徵的問題。有人建議用聖經上的人物命名；有些人則主張用哲學家和科學家的名字命名。赫維留斯覺得月球上的各種特徵同數千年前的宗教主教和預言家之間沒有邏輯關係，同時他也擔心，在涉及哪些哲學家和科學家——特別是那些仍在世的——將獲得這份榮譽的問題上。會引起很多爭論。因而，他採取了慎重的做法，將月球的山脈和峽谷按相似的地球上的地理特徵來命名，結果，我們就有了月球上的亞平寧山脈、比利牛斯山脈、高加索山脈、朱拉斯山脈和阿特拉斯山脈，甚至還有一處阿爾卑斯峽谷。這些名稱至今仍在使用。
伽利略的想法是，月球上那些陰暗、平坦的區域，是真正有水的海洋，而那些明亮、較崎嶇的、佈滿環形山的區域則是一些大陸。這些月海（maria，即拉丁文「海」）的命名基本上是隨一時的興致或自然條件而定的：冷海（the Sea of Cold），夢湖（the Lake of Dreams），鳴海（the Sea of Crises），彩虹灣（the Bay of Rainbows），安寧海（the Sea of Serenity），風暴洋（the Ocean of Storms），雲海（the Sea of Clouds），沃海（the Sea of Fertility），波濤灣（the Bay of Billows），雨海（the Sea of Rains），以及靜海（the Sea of Tranquility）——這是一些富有詩意、引人遐想的名字，對於象月球這樣一個荒涼的環境說來更是美妙動聽。不幸的是，月海上十分乾燥，由美國「阿波羅」宇宙飛船和蘇聯的月球飛行器從月海帶回的樣品暗示出，它們過去從未有過水。那裡也決沒有海洋、海灣、湖泊或彩虹。這些名字則延用至今。取回月球麥面資料的第一艘宇宙飛船「月神2號」降落在雨海區域；人類首次在這個天然衛星上的著陸點以及十年之後「阿波羅11號」的宇航員登陸的地方，都是在靜海區。我想，伽利略若是地下有知，也一定會驚訝和欣慰的吧。
儘管赫維留斯懷有種種顧慮，但由喬萬尼·巴特斯達·裡奇奧利（Giovanni Battista Riccioli）於1651年出版的《新阿爾馬傑茨姆》（Almagestum Novum）一書則還是按科學家和哲學家的名字命名這些環形山的。這本書名稱的意思是「新阿爾馬傑茨姆」，老阿爾馬傑茨姆是托勒密一生中最主要的著作（「阿爾馬傑茨姆」是一個雅稱，在阿拉伯語中是「最偉大」的意思）。裡奇奧利並出版了一幅月圖，圖上環形山名字的選擇純係根據他個人的好惡，這樣的選擇以及以前命名的先例竟一直沿用至今，無人提出過疑問。裡奇奧利的書是在伽利略死後九年才問世的，這之後肯定會有足夠的機會來重新命名這些環形山。然而，天文學家卻保留了這個令人難堪地輕視伽利略的做法。還有一個比伽利略環形山大兩倍的環形山稱為赫爾，是依照耶穌教會神父馬克西米利安·赫爾（Maximilian Hell）的名字命名的。
最引人注目的月球環形山之一是克拉維斯環形山，它的直徑為142英里，正是科幻影片《2001年：太空奧德賽》中的月球基地所在的區域。克拉維斯（Clavius）是克裡斯托弗爾·施呂塞爾（Christoffel Schlussel）拉丁化的名字（德文中的「鑰匙」即稱為「克拉維斯」），他是耶穌教會的一名成員和托勒密的支持者。伽利略同另一位叫做克裡斯托弗·沙納爾（Christopher Scheiner）的耶穌教會的牧師就有關誰先發現太陽黑子以及太陽黑子的性質問題進行過很長時間的爭論，這件事隨後發展成為嚴重的個人之間的對抗，結下了教會對伽利略的怨恨，以致許多研究科學史的歷史學家認為，它導致了伽利略遭到軟禁，他的著作被列為禁書，並使他在宗教法庭的嚴刑脅迫下作出懺悔，承認他以前贊同哥白尼觀點的著作是異端邪說，承認地球是不動的。為此，月球上一個直徑為70英里的環形山被用來紀念沙納爾。而根本反對以人名命名月球環形山的赫維留斯，也有一個以他的名字命名面積相當可觀的環形山。
裡奇奧利給月球上最矚目的三個環形山命名為第谷（Tycho）、開普勒（Kepler）和哥白尼，以哥白尼命名意義甚大。裡奇奧利本人以及他的學生格裡馬爾迪（Grimaldi）各有一個位於月球的一段或一邊上以他們名字命名的環形山，其中裡奇奧利的那一個直徑為106英里。另外有一個巨大的環形山被命名為阿方薩斯，是按照十三世紀西班牙的一位君主卡斯蒂的阿方索十世（Alphonso X of Castile）的名字命名的，他在瞭解了托勒密系統的複雜性後評論說，如果他現在處在創世紀時代的話，他會給上帝一些關於安排宇宙的有益建議的（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如阿方索十世有幸得知在七百年之後，一個大西洋彼岸的國家將一枚稱為「漫遊者9號」的飛行器發往月球，在它著陸的同時自動地拍攝月球表面的地貌，直至墜毀在那片原有的、恰好以他卡斯蒂陛下阿方索的名字命名的凹地上，那該是多有趣味啊！）。另有一座多少不太顯著的環形山，被命名為法布裡修斯（Fabricius），這是他那戴維·戈德施米特（David Goldschmidt）的拉丁化的名稱，他於1596年發現了米拉恆星（Mira）的亮度週期性的變化。這個發現對於為亞里士多德所擁護及教會支持的「天體不變」說，又是一次有力的打擊。
因此，十七世紀的意大利偏袒教會的神父們和教會教義而對伽利略所持的偏見，並沒有繼續影響到月球地貌的命名。在大約七千個已有名稱的月貌形態特徵中，若歸納出一條首尾一致的命名格式來，並非易事。有一些環形山是以與天文學幾乎毫無直接而明顯關係的政治人物的名字命名的，例如朱利葉斯·西澤（Julius Caesar）和凱澤·威廉一世（KaiserWilhelm I）；還有一些是以名氣並不大的英雄名字命名的，例如，沃澤爾鮑爾環形山（直徑50英里）和比利（Billy）環形山（直徑31英里）。月球上大多數小環形山的命名，是根據附近的大環形山名稱而定的，例如，靠近莫斯廷環形山較小的環形山，就被稱為莫斯廷A、莫斯廷B、莫斯廷C等等。禁止用在世的個人名字命名環形山的明智的規則，只是偶爾遭到破壞，如給一些很小的環形山按「阿波羅」月球探索飛行器的美國宇航員的名字命名，並且為適應東西方關係緩和的年代，還以一種奇怪的對等方式，同樣按一些蘇聯宇航員的名字命名，儘管這些宇航員從來飛出過地球的軌道。
進入本世紀以來，已經嘗試將行星外貌和其它天體冠以前後統一的、有條理的名字的命名工作，委託給國際天文學協會（IAU）的一個專門委員會，該聯合會是地球上所有專業天文學家的一個組織。以前尚未賦予名字的月「海」中的一處海灣，經由美國「漫遊者」宇宙飛船的詳細探測以後，被正式命名為「認知海」（Mare Cognitum）。這是一個頗為公正的命名，與其說使人滿意，不如說令各方皆大歡喜。既使美國天文學協會在名字選擇上謹慎小心，事情仍然是不易的。例如，當第一批月球陰暗面的照片——不怎麼清晰——由具有歷史意義的「月神3號」宇宙飛船帶回來時，蘇聯宇航員希望將他們的照片上顯示的一個既長且亮的地區命名為「蘇維埃山脈」。由於地球上沒有這種名稱的山脈，因而這項提議不符合赫維留斯命名習慣。不過，後來為了表示對「月神3號」創下非凡功績的敬意，這項命名還是被接受了。遺憾的是，以後進一步獲得的資料顯示，「蘇維埃山脈」根本算不上什麼山脈。
還有一件事倒也與此有關，即蘇聯代表建議將月球陰暗面的兩個月海之一（與月球正面的海相比，背面兩個月海都很小）命名為莫斯科海（Mare Moscoviense）。但是，西方天文學家認為又是違背傳統，因而持反對態度，因為莫斯科既非自然條件，也不是意識形態的名稱。他們在答覆中反唇相譏，指出新近命名的一些月海名稱——即在地面上難以用望遠鏡觀測到的月海——也未很好地遵守這種命名習慣。例如：MareMarginis（邊緣海）、Mare Orientale（東方海）和Mare Smy－thii（史密斯海）。鑒於協調一致的規則已經被破壞了，這項爭議的結果最終有利於蘇聯的提議。1961年在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舉行的國際天文學家協會的會議上，由法國奧迪翁·多爾福斯（Audouin Dollfus）正式裁決莫斯科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名稱。
目前，隨著太空探索時代的來臨，太陽系中的命名問題已經成倍地增加了。這種趨勢中的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火星上特徵形態的命名。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就一直觀察、記錄和繪製這顆紅色行星表面的明、暗標誌。儘管人們當時尚不清楚這些標誌意味著什麼，但仍強烈希望能給予它們命名。曾經嘗試用研究過火星的天文學家的名字命名失敗以後，意大利的G·V·夏帕雷利（G·V·Schiaparelli）和在法國工作的希臘天文學家E·M·安東尼亞迪（E．M．Autoniadi），在本世紀初期制定了一套按古典作品中的神話人物和地名給火星地貌命名的準則。這樣，火星上的地形就有了下列一些名稱：托思－奈潘塞斯、孟諾尼亞、赫斯佩亞、北海、酸海以及烏托邦、福地、阿特蘭提斯洲、萊繆利亞、黎明女神以及烏克尼亞（Uch－ronia，我想，它可以譯為「美好時代」）。1890年時的學者們比起今天的學者來，更樂於選擇古典文學中的神話人物來給火星上的這些區域命名。
火星上猶如萬花筒似的表面，由美國連續發射的「水手號」宇宙飛船首次揭示出來，但主要是由「水手9號」揭示的，它自1971年11月開始，環繞火星整整飛行了一年，用無線電向地球發回了7200多幅近距拍攝的火星表面的照片。大量未曾預料到的和奇形怪狀的細節被披露出來，包括高峻的火山山脈，與月球上類型相同的，但浸蝕程度更嚴重的許多環形山，以及神秘莫測的蜿蜒峽谷，這些峽谷可能是在火星形成的早期歷史時期中被流水沖刷形成的。這些新發現的火星表面特徵迫切需要予以命名，國際天文學家協會責無旁貸地委任了一個以得克薩斯大學的傑勒德·德沃庫勒斯（GerarddeVaucouleurs）為主席的委員會，負責制定新的火星命名法。通過我們幾個人在火星命名委員會中的努力，在新名稱中認真地注意擺脫偏狹的區域觀念。主要的環形山以研究過火星的天文學家命名，是不可避免的，但職業和國籍的界限則可以大大放寬。因此，火星上直徑大於60英里的環形山就有用中國天文學家李梵（Li Fan）和劉歆（Liu Hsin）的名字命名；還有以生物學家的名字命名的，如：艾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沃爾夫·維什聶克（Wolf Vish－niac）、S·N·文諾格拉德斯基（S．N．Vinogradsky）、L·斯巴勒贊尼（L．Spallanzani）、F．雷迪（F．Redi）、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H．J．米勒（H．J．Muller）、T·H·赫胥利（T．H．Huxley）、J．B．S．霍爾丹（J．B．S．Haldane）以及查爾斯·達爾文；另外有以地質學家的名字命名的，如：路易斯·阿蓋西斯（Louis Agassiz）、艾爾弗雷德·魏格納（Alfred Wegener）、查爾斯·賴爾（Charles Lyell）、詹姆斯·赫頓（James Hutton）和E·休斯（E．suess）；甚至有的是用一些科學幻想小說家的名字命名的，如埃德加·賴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H．G．韋爾斯（Wells）、斯坦利·溫鮑姆（Stanley Weinbaum），以及小約翰·W·坎貝爾（John W．Campbell Jr．）。火星上還有兩個大環形山被命名為夏帕雷利和安東尼亞迪。
但是，在地球這個行星上有更多種類的、任何單獨一種的名稱所代表不了的文化，但卻具有相同的天文傳說。為了抵銷至少一部分這種盲從的文化偏見，我建議將那些蜿蜒曲折的峽谷按別國語言對火星的稱呼進行命名，這主要指歐洲以外的語言，這項建議被採納了。表1所示，是這些稱呼中最主要的語言。有意思的是，馬阿迪姆（Ma』adim，希伯來語）和開羅（Al Qahira，阿拉伯語，戰神的名字，開羅就是以這個詞命名的）的含義極為相似。第一艘「海盜號」宇宙飛船的著陸點是克萊斯（Chryse），靠近阿里斯、蒂尤、西穆德和沙爾巴塔納峽谷群。
表1 被命名的首批火星溝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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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語種
開羅（Al Qahira） 埃及阿拉伯語
阿里斯（Ares） 希臘語
奧卡庫（Auqakuh） 凱楚阿（印加）語
火星（Huo Hsing） 漢語
馬阿迪姆（Ma』adim） 希伯來語
曼戈拉（Mangala） 梵語
尼爾加爾（Nirgal） 巴比倫語
卡塞（Kasei） 日語
沙爾巴塔納（Shalbatana） 古阿卡德語
西穆德（Simud） 蘇美爾語
蒂尤（Tiu） 古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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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火星上那些巨大的火山，有人主張用地球上主要火山的名字來命名，例如恩格隆戈落火山或克拉卡托火山，這樣可使火星表現出尚未成文的天文學傳說的文化色彩。但這遭到一些人的反對，他們的理由是，當把地球上的火山同火星上的火山比較時，會造成混亂；我們談的是哪一座恩格隆戈落火山呢？地球上的城市，也存在這種混淆不清的問題，但看來我們能夠將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與緬因州的波特蘭市作比較而不至於陷入失望的混淆之中吧。另有一項由一位歐洲著名科學家提出的建議是，給每一座火山冠以「Mons」（即mountain山），隨之再跟一個拉丁文所有格的主要羅馬神的名字；例如：戰神山、朱庇特山以及維納裡斯山。我對此持反對意見，至少是因為這項提議所涉及的人類活動的領域與火星火山毫不相干。對方答覆說：「噢，我可沒聽說過。」最後還是按古典命名法給火星上諸火山冠以它們各自鄰近的明暗區域的名字。於是，我們就有了「孔雀山」、「福地山」，並且給太陽系中最大的火山取了一個令人滿意的名字——「奧林匹斯山」。因此，當火山的名字大多反映出西方的文化傳統之際，最近的火山命名方式，總的說來卻是對傳統的重大突破：一大批地形的名稱，既非按遠古時代的事件，也不是按歐洲地理形態以及十九世紀西方以目視觀察的天文家的名字來命名的。
有些火星和月球的環形山，是以同樣的個人名稱命名的。這是波特蘭事例的再版，我想，這在實際上會引起小小的混淆。但是，它至少也帶來一些好處：火星上，現在已經有一個大環形山以伽利略的名字命名的，其大小同稱為托勒密的環形山差不多。而火星上是沒有名為沙伊納或理奇利這樣的環形山的。
「水手9號」考察的另一項意外結果是獲得了對另一顆行星的衛星所拍攝的首批近距離照片。現已製成的地圖顯示了火星的兩個衛星大約一半的表面形狀，它們就是福博斯和德莫斯（火星戰神的兩位侍者）。由我主持的火星衛星命名小組委員會，確定福博斯上的環形山要用研究過這些衛星的天文學家的名字命名。位於福博斯南極的一個顯著的環形山被命名為阿薩夫·霍爾（Asaph Hall），因為霍爾是這些衛星的發現者。有部荒誕的講述天文學的書聲稱，在霍爾幾乎放棄了他對火星的衛星進行探索之際，是他的妻子勸導他重又回到望遠鏡旁邊。他很快發現了它們，並給它們命名為「可怕」（福博斯）和「可怖」（德莫斯）。於是，福博斯上面最大的坑穴以霍爾夫人的婚前姓氏安吉利娜·斯蒂克尼（Angelina Stic－Kney）命名。倘若碰撞出這個斯蒂克尼坑穴的衝擊物再大一些的話，它很有可能早就把福博斯撞個粉碎了。
那些在某些方面慣於對火星的衛星進行推測的作家和其他人，對德莫斯卻保持緘默。它上面兩處最顯著的地形被稱之為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和伏爾泰（Voltaire）。這兩個人早在火星周圍的這兩顆衛星被實際發現以前，就分別通過其具有思想性的傳奇小說《格列弗遊記》和《米克羅邁格斯》，對它們的存在作了描述。我曾經想把德莫斯上的第三個坑穴以雷內·馬格裡蒂（Rene Magritte）的姓氏命名，馬格裡蒂是比利時的一位超現實主義者，在他所畫的《比利牛斯山城堡》和《現實的感覺》兩幅畫中，畫了兩塊懸浮在空中、看上去與火星的兩顆衛星非常相像的大岩石——儘管在第一幅畫中多了一處城堡，就我們目前所知，福博斯周圍並沒有這麼一處城堡。不過，我的這個建議，終以有點輕率為由被否決了。
我們現在正處在給行星地形永久性命名的歷史時刻。一座環形山的名字反映出一種具有價值的紀念：月球、火星和水星上碩大的環形山的估計年齡為數十億年。由於近來需要命名的地表形態的大量增加——並且也由於所有已故天文學家的名字差不多都已分別用於一個個天體——所以，有必要探討新的辦法。1973年在澳大利亞悉尼市舉行的國際天文協會會議上，指定了幾個委員會研究行星命名的問題。有一個問題很清楚，即如果其它行星上的環形山現在不用人名而只用另一類名字命名的話，那麼，就將只有天文學家和少數其他人士的名字留給月球和行星。假如以鳥類、蝴蝶、城市或者古代的太空探索運載工具名稱來給環形山命名，就說給水星上的環形山命名吧，那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如果採納這種方式，我們將會給天體儀、地圖和教科書的編纂者們留下這樣一種印象：我們只尊重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我們輕視詩人、作曲家、畫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劇作家、數學家、人類學家、雕刻家、醫生、心理學家、小說家、分子生物學家、工程師和語言學家。然而，若以上述那些人的個人姓氏給尚未定名的月球環形山命名的話，可能會導致這樣一種情況，即指定直徑為十分之一英里的環形山命名為陀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或莫扎特（Mozart）或赫羅希濟（Hiroshige），而直徑為52英里的則命名為皮蒂斯克斯（Pitiscus）。我以為這與命名者應具備的遠見以及理智的泛基督教主義不相適合。
經過長期的爭執之後，這一觀點佔了上風——這在很大一部分是由於蘇聯天文學家的有力支持。鑒於此，由夏威夷大學的戴維·莫裡森（David Morrison）擔任主席的水星命名委員會，決定將水星上的隕石衝擊坑用作曲家、詩人和作家的名字來命名。這樣，那些主要的衝擊坑就被命為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荷馬（Homer）和穆拉薩基（Murasaki）。對於大部分由西方天文學家組成的委員會而言，選擇代表全世界各種文化的一批名稱是很不容易的，莫裡森委員會需要尋求懂行的音樂家和各類文化方面專家的幫助。最使人為難的問題是，如何查找那些人的名字，比如說，中國漢朝的音樂是誰創作的，貝寧青銅是誰鑄造的，誇丘特爾人的圖騰柱子是誰雕成的，以及美拉尼西亞的民間敘事詩又是誰編纂的。但是，即使這些資料信息查找核實得很慢，時間還是有的：因為由「水手10號」所攝制的水星上有待命名的地形的照片，只涉及該行星表面的一半，而將另一半水星表面的衝擊坑拍攝下來並給予名稱，還需要很多年的時間。
除此以外，另有人提議，為了某些特殊目的而對水星上的有些物體採用其它種類的名稱。建議中提及的黃經圈20度的位置穿過一個小衝擊坑，該衝擊坑被「水手10號」上的電視實驗者們建議稱為胡恩·卡爾（Hun Kal），這是阿茲台克語中的一個詞，意思是「二十」，也是阿茲台克人的算術基數。他們還建議將一處多少類似於月海的巨大窪地稱之為熱盆地，因為水星上氣溫熾熱。最後，所有這些名稱都只適用於水星的地形外貌；過去一代代位於地面觀測的天文學家朦朧瞥見的明暗標誌，仍然沒有可靠地繪製下來。一旦它們被繪製出來，還會有一些關於命名它們的新建議。安東尼亞迪（Antoni－adi）為水星的這類地形提出過一些名稱，其中有些很別緻－－例如索利圖德·赫梅·特裡斯麥吉蒂（Sohtudo HermaeTrismegisti）（孤獨的赫耳墨斯，極樂的世界）——這樣的名稱，也許最終會保留下來的。
現在還沒有攝製出金星表面圖，因為該行星永遠被不透明的雲層所遮蔽。然而，它的表面特徵正在通過地面的雷達進行繪製。已經探測清楚的是，那裡也有衝擊坑和山脈以及其它更奇形怪狀的地貌。「金星9號」和「10號」宇宙飛船成功地獲得了該行星表面的照片，這預示著，有朝一日會通過航空器或飛行氣球取回金星低層大氣的照片。
已發現的金星上對雷達有高度反應的首批顯著的地理特徵，給它們取了一些平凡的名字，如a（Alpha）、B（Beta）和Y（Gamma）等。目前由馬薩諸塞理工學院的戈登·佩頓吉爾（Gordon Pettengill）任主席的金星命名委員會，建議對金星表面地貌採用兩類名稱。一類是無線電技術的創始人的名字，正是他們的工作促使雷達技術的發展，進而使繪製金星表面圖成為現實，例如：法拉第（Faraday）、麥克斯韋（Maxwell、海因裡希·赫茨（Heinrich Hertz）、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馬可尼（Marconi）。鑒於該行星自身名稱的啟示，另一類是婦女們的名字。初看起來，將一顆行星奉獻給婦女的想法，多少有些性別歧視的意味。但我以為，實行性別歧視的恰恰並非女性。由於歷史原因，人們一直勸阻不去為婦女尋求現今在其它行星上值得紀念的位置。迄今以婦女的名字命名的環形山為數極少：只有斯克羅多夫斯卡（Sklodow－ska，居里夫人未婚前的姓氏）、斯蒂克尼（Stickney）、天文學家瑪麗亞·米切爾（Maria Mitchell）、核物理先驅者利薩·邁特娜（Lisa Meitner）、穆拉薩基（Murasaki）女士以及其他僅有的幾位。根據對其它行星命名的專業規則，婦女的名字只能繼續偶爾出現在其它行星的表面上，而只有有關金星命名的建議，才能使我們對婦女們的歷史貢獻有適當的認識（不過，我將願意看到，這種想法不會到處濫用，我自己並不想看到水星完全用商人的名字命名，而火星完全用將軍的名字命名）。
按照傳統，小行星帶（見第15章）歷來是用婦女的名字來作紀念，小行星帶是由具有岩石性和金屬性的礫石聚集而成的，它們在火星和木星的軌道之間圍繞太陽旋轉。除了一部分小行星按照古希臘傳說的特洛伊戰爭中的英雄命名以外，其餘均以婦女的名字命名。首先是用了大量古典神話中的婦女名字，如穀類女神、繆斯女神、女妖錫西和潘朵拉。由於可搬用的女神名稱逐漸減少，遂將範圍放寬到包括莎孚、戴克、弗吉尼亞和西爾維婭。後來，隨著新的發現源源不斷地湧現，天文學家的妻子、母親、姐妹、情人、大姑、大姨的名字也皆用完了，他們開始在真實存在的或有此希望的慈善機構的恩主的名字後面附加一個陰性詞綴來命名，比如，洛克菲勒麗婭（Rockefelleria）就是如此。至今，已經發現了兩千多個小行星，情況也相應變得有些不妙了。但是，非西方文化傳統幾乎尚未發掘，還有大量巴士克語的、阿姆哈拉語的、阿伊努族語的、多布語和庫恩語的女性名字，可以用來給未來的小行星命名。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的埃莉諾·赫琳（Eleanor Helin）預見到埃及和以色列的關係能實現緩和，提議將她發現的一個小行星叫做拉-沙洛姆。還有一個問題——或者說機會，看你如何對待——就是：我們不久將獲得諸小行星的近距離照片，它們的表面細部亟需予以命名。
在小行星帶以外、太陽系外層的行星及其大衛星上，迄今為止尚未賜予那些相互衝突已不規則的名稱。例如，木星上有「大紅斑」和「北赤道帶」，卻沒有比方說稱為斯梅德利（Smed-ley）這樣的地貌。原因是我們所看到木星只是它的雲層，給雲層按照斯梅德利這個人名來命名是不適當的，至少起不到永久紀念他的作用。然而，現在太陽系外層物體命名的主要問題，在於如何給水星的衛星命名。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的那些衛星已經有了令人滿意的或至少是不太著名的古典名稱（見表2）。但木星的十四個衛星的情況則截然不同。
表2 較外層行星諸衛星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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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星 海王星
賈納斯（Janus，門神） 特裡頓（Triton，半人半魚的海神）
米馬斯（Mimas） 納瑞德（Nereid，海中仙女）
恩塞拉都斯（Enceladus） 天王星
米蘭達（Miranda）
特瑟斯（Tethys） 阿里爾（Ariel）
迪翁（Dione） 昂布裡爾（Umbricl）
麗亞（Rhea，宙斯的母 提坦尼亞（Titania）
親） 奧白龍（Oberon，提坦尼亞的丈
提坦（Titan，大力神） 夫）
海佩裡恩（Hyperion） 冥王星
艾坡特斯（Iapetus） 凱隆（Charon，冥府渡神）
菲比（Phoebe，月亮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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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的四個大衛星是由伽利略發現的，而他同時代的神學家們，深受亞里士多德和《聖經》思想的混合影響，確信其它行星不可能有衛星。與這種觀念相反的伽利略的發現，使那個時代的原教旨主義教士們倉皇失措。也許是為了盡量避免招惹非議，伽利略把這些衛星叫做美第奇家族衛星——即以給他提供基金的人的名字命名。但是，後人更聰明，他們乾脆把這些衛星叫做伽利略衛星。基於類似的考慮，當英國的威廉·赫捨爾（William Herschel）發現了第七顆行星時，他建議將其取名為喬治。假如不是智慧的頭腦佔了上風，我們今天可能會有一顆主要的行星叫做喬治三世，而不叫天王星了。
這些伽利略衛星，被西蒙·馬裡尤斯（Simon Marius）選定了幾個希臘神話人物的名字予以命名，他是和伽利略同時代的人並在誰首先發現木星衛星的問題上與伽利略爭論不休（月球上有一個直徑27英里的環形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以資紀念）。馬裡尤斯和約翰尼斯·開普勒均感到，按照真實的人物、特別是按照政治人物的名字來給大體命名，是極不明智的。馬裡尤斯寫道；「我願憑神學家的准予而不是異教的學說行事。有些詩人專門給水星杜撰一些不正當的風流軼事。其中特別出名的牽涉三位處女，水星悄悄地愛上了她們並且也得到了她們的愛，這就是：艾歐（Io）……、卡莉斯托（Callisto）……和歐羅巴（Europa）……，不過，它甚至更愛那美麗的男孩甘尼米（Ganymede）……，所以我相信，我給那四顆衛星取的名字還是不錯的：即將第一顆命名為艾歐，第二顆命名為歐羅巴，第三顆鑒於其壯麗的光輝而命名為甘尼米，最後第四顆命名為卡莉斯托。」
然而，1892年E·E·巴納德（E．E．Barnard）發現了木星的第五顆衛星，它的運行軌道還在艾歐的軌道之內。巴納德堅決地堅持將這顆衛星命名為「木衛五」，而不能用其它名字。從此以後，巴納德的這個建議被一直沿用下來，除了那四顆伽利略衛星以外，其它十四顆均以編號為名，最近已由國際天文協會正式批准。但是，即使看起來有些不合情理，人們總是對名稱而不是數碼表示出強烈的偏愛（這一點清楚地反映在大學生們反對學院會計員把他們「只作為一個個數碼」來對待，反映在不少公民對於政府只憑他們的社會保險號碼來認識他們所表示的義憤以及在監獄和罪犯營裡，為使其感到沮喪，有系統地施予編號以作為囚犯的唯一身份）。在巴納德的發現之後不久，卡米爾·弗萊馬裡恩（Camille Flammarion）遂提議給木衛五取名為阿馬爾塞（Amalthea，它是希臘傳說中哺育嬰兒宙斯的山羊）。雖然由山羊來哺乳不一定是不正當的愛情活動，但對於那位法國高盧族的天文學家來說，肯定會覺得二者相差無幾。
由位於斯托尼布魯克的紐約州立大學的托拜厄斯·歐文（Tobias Owen）擔任主席的國際天文協會木星命名委員會，為木衛六至木衛十三給出了一套名稱。作為他們名稱選擇的指導原則，有如下兩條：所選名字應當是木星所「竊愛的人」，但卻默默無聞，以致過去那些煞費苦心地給小行星命名的人們都忽略了它們，其次，還要根據該衛星是按順時針方向還是逆時針方向圍繞木星旋轉的不同情況，分別給衛星名稱後面加上一個字母「a」或「e」作詞尾。但是，按照至少是某些奉行經典的學者的意見，這些名字含意不清，令人疑惑不解，而且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會把「朱庇特」的許多最著名的情人甩在一邊，使她們無法在木星系統中拋頭露面。結果令人遺憾，特別是連經常受到宙斯（即朱庇特）嘲弄的他的妻子赫拉（He－ra），即居諾（Juno）也根本未被選上。顯然，她屬於明媒正娶的。表3中，列出了另一種除赫拉以外還包括朱庇特的那些著名情婦在內的命名方案。假如這些名字被採用了的話，那將無疑地重複了小行星的名字。不管怎麼說，那四顆伽利略衛星就已是既定事實，但由此而產生的混亂程度還是無足輕重的。另一方面，有一些人支持巴納德的主張，認為數字命名法是可取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的查爾斯·科瓦爾（Charles Kowal），即木衛13和木衛14的發現者。這三種主張看起來都有優點，且看這場爭辯如何分曉，倒是很有意思的。至少我們目前還不必對這些木星衛星命名的特徵的爭議作出孰優孰劣的裁決。
但是，這樣的狀況是不會長久的。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的衛星，已經知道有三十一個。沒有一個被近距離地拍攝過照片。最近已作出決定，凡太陽系外層的衛星，其地貌均按所有不同文化中的神話人物命名。然而，「旅行者號」宇宙飛船很快將會獲得其中大約十個衛星的高分辨率圖像，以及土星光環的圖像。太陽系外層小天體的總面積，大大超過水星、金星、地球、月球、火星、福博斯和德莫斯的面積之和。對於所有行業和文化來說，是有足夠的機會最終總會在大體上留名的，我想，我們還可以預先安排用非人種進行命名。今日在世的職業天文學家，恐怕比起以前人類有史記載以來的所有天文學家的人數總和還要多。我估計，我們當中的許多人也將留名於太陽系的外層空間而為人們永久紀念的——也許會留名於木衛四的一個隕石坑內，土衛六提坦的一座火山上，米蘭達衛星的一個脊嶺上，哈雷彗星的一條冰河內。（順便說一下，諸彗星皆是以它們的發現者名字命名的）。我有時琢磨，這些安排要怎樣進行才好——是否要把那些冤家對頭的人的名字分別用到不同的世界上去呢，或者是否需要把依靠相互合作而做出發現成果的人們依偎在一起，一個隕石坑壁挨著一個隕石坑壁地逐一命名呢。有一些反對意見認為，政治哲學人物太易引起爭議了。我自己則樂於看到，能有兩座巨大而毗鄰的環形山被分別命名為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卡爾·馬克思。太陽系中是有足夠的天體來用已故的政治和軍事首腦人物的名字命名以資紀念的。有些人還鼓吹，通過將環形山的命名權出售給開價最高的投標者來支持天文學事業，但我以為這未免走得太遠了。
表3 對木星的諸衛星建議採用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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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 國際天文協會擬定的名稱 提議供選擇的名稱
木衛五 阿麥爾薩（Amalthea） 阿麥爾薩（Amalthea）
六 希馬利亞（Himalia） 瑪推（Maia）
七 埃拉瑞（Elara） 赫拉（Hera）
八 帕西法耶（Pasiphae） 奧爾克門（Alcmene）
九 辛諾佩（Sinope） 萊托（Leto）
十 萊西薩（Lysithea） 德米特（Demeter）
十一 卡梅（Carme） 塞米勒（Semele）
十二 阿納克（Anake） 達納約（Danae）
十三 萊達（Leda） 萊達（Leda）
十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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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太陽系外層空間天體的名稱，有一個奇妙的問題。那裡許多天體的密度極低，就好像它們是由冰構成的，宛如一些直徑為數十或數百英里的巨大而疏鬆的雪球。儘管天體的碰撞必然會產生衝擊坑，而以冰構成的衝擊坑是不會保持長久的。在太陽系的外層空間領域，至少有一些已被命名的天體會是短命的。這也許是一件好事：它可以提供給我們一個機會來修正我們對政治人物及其他人士的看法，並且給予一個最終的迴旋餘地，如果有關國家或意識形態的熱情衝動反映到太陽系外層系統的命名上的話。天文學史表明，有些關於天體名詞術語的建議，還是棄置一邊的好。例如，1688年耶拿市的埃哈德·韋格爾（Erhard Weigel）曾建議將人們熟悉的黃道星座名稱予以修正——例如，獅子座、室女座、雙魚宮和寶瓶宮，當人們問你是什麼「屬相」時，他們的意思就是指的這些星座。韋格爾建議用一種「宗譜紋章式的星空」來替代，這種宗譜紋章圖像中的歐洲皇族，將他們的監護動物來代表，例如。獅子和獨角獸代表英格蘭。我真不願意去設想，如果這個建議在十七世紀時被採納的話，這種圖解式的星際天文學今天會發展成一種什麼局面。天空將被分割成兩百個小塊，每一塊則代表著現有的每一個民族國家。
太陽系的命名，基本上不屬於精密科學的任務。它歷來受到種種偏見和沙文主義觀點的影響，並且在每一個轉折時刻都缺乏遠見。目前，要說有什麼值得自我慶賀的話還為時早一些，但我認為，天文學家們最近已經採取了一些重大步驟來清除天體名稱命名中的地區觀念而使它們能代表全體人類。有些人認為這是一極無意義的工作，或者至少是費力不討好的工作。但是，我們當中也有人確信它是重要的。我們的遙遠的後代，將會把我們的命名作為他們家庭住地的名稱，那時他們的家也許就在：灼熱的水星表面；火星峽谷的邊緣；提坦火山的斜坡上；或者在遙遠的冥王星的冰地上，太陽從那裡看上去猶如漫漫夜空中的一個明亮光點。他們對於我們的看法，對於我們希望並珍視什麼所作的評價，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今天怎樣給那些衛星和行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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