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竭力告誡自己要蔑視權威，命運卻使我成了權威。
A·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恰好在一個世紀以前，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於1879年在德國烏爾姆誕生了。他是任何時代少有的人之一。他以他特殊的天賦和才華，用新方式感知舊事物而重建新世界，向因襲的智慧提出了深透的挑戰。幾十年來，他是一位具有崇高德行並受人敬仰的人物，也是普通人能容易地叫出名字的唯一科學家。這，部分是因為他的科學成就至少是朦朧地為公眾所瞭解；部分是因為他對社會問題的勇敢立場；而部分又由於他的善良個性，所以愛因斯坦受到全世界的欽佩和尊敬。對於傾心於科學的移民的孩子或者像我那樣在經濟蕭條中成長起來的孩子，情況正如愛因斯坦所論證的那樣，其中有一些人能成為科學家，從事科學工作並受人尊敬，也許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自然而然地扮演了科學舞台上的主角。如果沒有愛因斯坦，那麼，在1920年以後成為科學家的許多年輕人，也許未曾聽說過有科學事業存在。暗藏在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中的邏輯，可能早於一個世紀就得到了發展，儘管其他人有某些預兆式的洞悉，但相對論還是不得不等待著愛因斯坦。然而從基礎上說，狹義相對論物理學是非常簡單的，而且許多必要的結果已能從高等代數以及考慮用槳划上行和下行的小船中推導出來。愛因斯坦的生活是富有的，也具有幽默感，對待他那時代的問題滿懷著激情，對教育有深刻的洞見，把科學和政治密切聯繫起來，並且相信個別人畢竟能夠使世界發生變化。
幼年時代的愛因斯坦沒有得到應得的教育。他後來回憶說，「我的雙親，由於我開始說話比較晚而對我表示擔憂，為此他們請教了醫生……我那時確實已不小於三歲了」。他在小學裡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學生，他說那裡的教師使他想起了對士兵的操練。愛因斯坦年輕時，大肆鼓吹民族主義和理智的剛強是歐洲教育的表徵。他厭惡這種枯燥無味機械式的教育方法。「我寧願忍受各種懲罰而不願學習喋喋不休地說出的那些死記硬背的東西」。愛因斯坦總是深惡痛疾教育、科學和政治中的那些僵硬的訓導者。
五歲那年，他被一個羅盤的奧秘而吸引。後來他曾說過，「我十二歲時，遇到了完全不同性質的第二大奇跡，那是在一本討論歐幾里得平面幾何學的小冊子中看到的。這本書中有許多斷言，例如，一個三角形的三個高交於一點，它們本身雖然並不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卻能很可靠地加似證明，以致任何懷疑看來都不可能。這種明晰性和可靠性給我造成了一種難以形容的深刻印象」。正規學校教育只會妨礙這些沉思默想。愛因斯坦在談到他的自我教育時寫道：「十二歲到十六歲，我使自己熟悉數學基礎以及微積分原理。這時，我幸運地找到了一些書，它們在邏輯嚴密性方面並不太嚴格，但卻能夠簡單明瞭地突出基本思想……我還幸運地從一部卓越的通俗讀物中，知道了整個自然科學領域裡的主要成果和方法，這部著作幾乎完全局限於定性的敘述……它是一部我聚精會神地閱讀了的著作」。科學的現代通俗作家可以從這些話中得到某種安慰。
他的教師似乎沒有一位認識到他的才華。在慕尼黑，德國大學預科學校，這是一所該市首屈一指的中級學校，一位教師告訴他：「愛因斯坦，你決不會有任何成就。」十五歲那年，有位教師曾強烈提議要他離開學校。這位教師說，「愛因斯坦留在班上會損害我這個班級的榮譽」。愛因斯坦爽快地接受了這個提議，並在意大利北部流浪了好幾個月，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從一個高級中學中途退了學。綜觀他的一生，他不修邊幅。他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而不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依然像個十幾歲的孩子，守舊的人幾乎確實把他叫做hippie（嬉皮）。
然而，他關於物理學的好奇心和關於自然宇宙的驚愕很快克服了他對正規教育的嫌惡，而且他沒有高等學校的文憑而向瑞士蘇黎世聯邦工業學院申請去那裡工作。他沒有被批准參加考試，而進入了瑞士的高級中學以補習他原來所拉下的課程，第二年才被准許進入聯邦學院。但他依然是一位平凡的學生。他厭惡指定的課程，不去課堂而試圖追求他真正的興趣。他後來寫道：「在這裡當然事實上被禁錮了。為了應付考試，你不得不把所有這些東西都裝塞在自己的腦袋裡，不論你喜歡不喜歡這些東西」。
他支撐到了畢業，只是因為他的親密朋友馬塞爾·格羅斯曼（Marcel Grossmann）一直參加了他的班並與愛因斯坦共同使用他的筆記。在格羅斯曼逝世許多年之後，愛因斯坦寫道：「我記得我們的學生生活。他是一位無可責難的學生，而我自己卻不守規矩而且是一個夢想家。他與教師們友善相處，諸事都能理解；我則是被社會所遺棄，被人不滿且少為人愛……隨後我們的學習期滿——我突然被所有的人所拋棄，生活剛開始就失了業。」他由於得到格羅斯曼的筆記，才使他從學院畢業。但是，他在回憶為了畢業考試而學習時寫道：「對我也有著一種阻礙作用……我發現對任何科學問題的考慮，對我來說，整個一年都是很不愉快的……現代教育方法還沒有完全扼殺探究的神聖好奇心，這正是少有的奇事，因為這株纖小的植物最需要的除了最初的刺激之外，就是自由；沒有自由它的確將被毀滅……我相信，如果誰能用鞭打強使一隻動物連續地去吃食物，不管它餓與不餓，那麼，他就甚至能剝奪掉它所固有的貪婪獸性……」。應該說，愛因斯坦的這些話，對於我們這些從事科學高等教育的人無疑是一劑清醒劑。我不知道許多潛在的愛因斯坦們通過競爭性的考試和強迫吞食許多課程而怎樣被永遠地喪失掉了勇氣。
在以臨時性工作支持他生活以後，謀得了他想要得到的地位，愛因斯坦進了伯爾尼的瑞士專利局，成了審查專利申請的檢驗員，這一合適的機會是通過馬塞爾·格羅斯曼的父親經過交涉而提供的。大約與此同時，愛因斯坦拋棄了德國國籍，成了瑞士公民。三年以後，即1903年，他與他大學時的戀人結了婚。關於愛因斯坦究竟核准和拒絕了哪些專利申請幾乎一無所知。有意義的是要瞭解提供的專利是否激發了他在物理學方面的思想。
愛因斯坦的傳記作家之一，班諾什·霍夫曼（BaneshHoffman）寫道，在專利局裡，愛因斯坦「立即學會了順利打雜的工作，而這使他搶到極其寶貴的一點點時間以做他那秘密的演算，當聽到外面有腳步聲越來越近時，他就把這些演算稿心虛地藏進抽屜裡」。正是在這樣的境遇裡迎來了偉大的相對論的誕生。但愛因斯坦以懷念之情回憶專利局是「塵世間的隱居生活，在那裡我孕育了我最優美的思想」。
在一些特殊的場合下，他向同事們提議說，燈塔守望人的職業對科學家是一個合適的工作－－因為這種工作比較地容易做並且允許對從事科學研究所必需的深思。他的合作者利奧波德·英菲爾德（Leopold Infeld）說。「對愛因斯坦說來，燈塔上的孤寂生活最能激勵人，能使他超脫了如此多的他所憎惡的責任。事實上，這對他來說，正是理想的生活。但差不多每一個科學家認為恰好與此相反。長時期來我一直不在科學的氣氛中，我也沒有一位可以與他談談物理學的人，這正是我生活中一件痛苦的事」。
愛因斯坦也相信，用教授物理學而賺錢是不光彩的事。他認為，作為一位科學家，通過某種別的簡單而誠實的勞動以支持自己的生活，又利用餘暇從事物理學研究，這對他來說是最好不過了。許多年以後，愛因斯坦在美國時又說過類似的話，他緬懷往事沉思地說，我曾經願意當一個修管子的工人。並且立即被授與管子工會的榮譽會員。
1905年，愛因斯坦發表了四篇研究論文，是他在瑞士專利局利用餘暇寫成的，發表在當時重要的物理刊物《物理學雜誌》上。第一篇論證了光具有粒子性又具有波動性，並解釋了當固體受光照射而發射電子這種先前令人困惑不解的光電效應。第二篇闡明瞭分子的本性，解釋了懸浮微小粒子統計的「布朗運動」。第三篇和第四篇引進了狹義相對論，並且第一次表達了著名的方程E＝mc2，這個公式儘管被廣泛的引用，但卻很少為人所理解。
該方程表達了物質與能量的可轉換性。它把能量守恆定律擴展為能量和質量的守恆定律，陳述了能量和質量既不能被創造又不能被消滅——雖然一種形式的能量或物質能夠被轉換成另一種形式。在方程中，E代表能量，它與質量m相當。在理想情況下，能夠從質量m中得到的總能量是mc2，這裡c是光速，每秒30萬公里。（光速總是用小寫字母c，而不用大寫字母）。一克質量完全轉換成能量釋放1×（3×1010）2＝9×1020爾格，這一能量與大約一千噸TNT爆炸所產生的能量相當。因此，極小量的物質中包含著巨大的能源，只要我們設法瞭解如何取得這種能量就行了。核武器和核動力工廠就是地球上錯誤地和道德上可疑地努力獲取能量的普通樣板。愛因斯坦曾指出，這些能量存在於所有物質之中。熱核武器——氫彈是一種令人恐怖的威懾工具，但它所提取的能量也不過是從質量為m的氫所含能量mc2的百分之一。
愛因斯坦1905年的四篇論文，是一位傾其一生從事研究的物理學家一段生涯中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成果；是一位年僅二十六歲，在毫不驚人的瑞士專利局供職而利用業餘時間在一年內獲得的令人難忘的成果。許多科學史家把1905年稱為奇跡年（Annus Mirabilis）。與這種神奇相類似的，在物理學史上只出現過一次，這就是1666年。那年，二十四歲的伊薩克·牛領（Isaac Newton），被迫在一個偏遠的鄉村（因為在城鎮流行著淋巴腺鼠疫傳染病）提出了對太陽光分光譜本質的說明，發明了微積分租萬有引力理論。連同1915年第一次表述的廣義相對論一道，1905年的幾篇論文代表了愛因斯坦科學生涯的基本成果。
在愛因斯坦以前，物理學家們廣泛認為，存在著一些特殊的參考框架，即像絕對空間和絕對時間這樣的東西。愛因斯坦的出發點是，所有的參考框架——一切觀察者，不管他們的位置，速度或加速度——都將以同樣的方式看待自然界的基本定律。愛因斯坦關於參考框架的觀點似乎很可能受到他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態度的影響，也可能受到他對十九世紀後期德國野蠻的侵略主義的抵制的影響。的確，在這種意義上說，相對性的觀念已成了人類學的老生常談，而社會科學家也已採納了文化相對主義的觀念：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社會境遇和世界觀，道德的和宗教的箴言由不同的人類社會表達出來，並且多數都比較地有效。
狹義相對論開始並沒有得到廣泛地接受。愛因斯坦一再力圖躋身於學院生涯，他甘願把他已經發表的相對論屬於伯爾尼大學作為他的工作範本。他顯然認識到這是一項重要的研究。但由於不被理解而遭到拒絕，因此直到1909年愛因斯坦依然留在專利局。不過，他發表的著作並非沒有受到注意，人們開始慢慢覺悟到歐洲有幾位傑出的物理學家，而愛因斯坦也許是一切時代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誠然，他的相對論還有著激烈的爭論。在一封推薦愛因斯坦到柏林大學工作的信中，一位身踞領導地位的德國科學家認為，相對論是一種標新立異的假設，是一種暫時性的荒唐事；但他又認為，雖然如此，愛因斯坦實際上還是一位第一流的思想家。（1921年他在東方諸國訪問期間獲悉他被授與諾貝爾獎，但這一得獎是他論光電效應的論文和對理論物理學的「其他貢獻」。而相對論則仍然被認為爭論太多以致沒有被明確地提及。）
愛因斯坦的宗教觀和政治觀是相聯的。他的雙親是猶太人。但他們並不遵守宗教儀禮。然而，愛因斯坦只是「遵循政府和學校這種傳統的教育機器」，而例行宗教禮儀。在十二歲那年，他突然中止了。「由於讀了通俗的科學書籍，我很快就相信，聖經裡的許多故事不可能是真的。其結果就是一種真正狂熱的自由思想，並且交織著這樣一種印象：國家是故意用謊言來欺騙青年人的；這是一種令人目瞪口呆的印象。這種經驗引起我對所有權威的懷疑，對任何社會環境裡都會存在的信念抱一種懷疑態度，這種態度再也沒有離開過我，即使到後來，由於更好地搞清楚了因果關係，它已失去了原有的尖銳性時也是如此」。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愛因斯坦接受了柏林著名的凱澤·威廉研究所的教授職位。想在理論物理學領導中心工作的慾望暫時比他對德國軍國主義的憎惡更強烈。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爆發，愛因斯坦的妻子和兩個兒子在瑞士被抓。不能返回德國。幾年以後，他被迫分離而導致離婚，但當1921年接受諾貝爾獎金時，雖然他已經再婚，卻還把三萬美元全部贈給了他的第一個妻子和他們的孩子。他的最年長的兒子後來成了著名的土木工程師，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擔任教授，但他的第二個兒子（他崇拜愛因斯坦）後來卻控告愛因斯坦，說愛因斯坦在他年輕時拋棄了他，這使愛因斯坦極度悲痛。
愛因斯坦自稱是社會主義者，他確信，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是「統治階級」的陰謀和無能的結果，這個結論與當代許多歷史學家得出的結論一致。當別的德國科學家狂熱支持他們民族的軍國主義事業時，愛因斯坦則公開指責這場戰爭是「一種流行性傳染病者的幻想」。只是因為他是瑞士公民，才沒有被投入監獄，事實上他的朋友。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由於同樣原因而在同時被逮捕了。愛因斯坦對戰爭的看法並沒有增加他在德國的聲望。
然而，戰爭卻在使愛因斯坦的名字家喻戶曉中間接地起了作用。在他的廣義相對論中，愛因斯坦探討了這樣一個命題（它的簡單性、優美和有力依然令人驚歎）：兩物質之間的重力吸引系由這兩物質使附近的普通歐幾里得空間受扭或受彎而產生的。經受了檢驗並表明是準確的牛頓萬有引力定律又以定量理論再現。但在第二位小數上，可以說，廣義相對論預見了與牛頓理論有重要的不同。這是在古典的科學傳統內，新理論保留下舊理論己確立的結果但作出了一套新的預言，這些預言允許在兩種觀點之間劃出決定性的區別來。
愛因斯坦提出了廣義相對論的三個檢驗涉及三方面的反常；水星的軌道運動、巨大星體發射的光譜線紅移以及恆星光在太陽附近發生偏轉。在1919年休戰協訂簽字之前，英國遠征隊被派往巴西和西非大陸附近的普林西比島，以觀察日全蝕時恆星光是否按廣義相對論預言而發生偏轉。結果真的發生了偏轉。愛因斯坦的觀點被證明是有理的，當兩個國家還處在技術訴諸戰爭的時候，英國遠征從驗證了一位德國科學家的工作，象徵著民眾的善良天性。
但與此同時，在德國發起了一次有錢人反愛因斯坦的戰役。含有反猶太人寓意的群眾集會在柏林和其他地方一幕幕上演，公開指責相對論。愛因斯坦的同事們大為震驚，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太膽怯而屈從於政治，因而沒有奮起反抗。隨著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納粹的興起，愛因斯坦一反他沉溺於寧靜思索生活的天然愛好，不得不起來勇敢而經常地大聲說話了。他在德國法庭上作證指出為了他們的政治觀點而踐踏學術信仰。他呼籲大赦德國和外國的政治犯（包括薩科（Sacco）和范齊蒂（Vanzetti）以及在美國的蘇格蘭「孩子們」）。當希特勒擔任總理時，愛因斯坦和他的再婚的妻子飛離德國。
納粹在公共場所焚燒了愛因斯坦的科學著作，以及其他反法西斯作家們所著的書籍。對愛因斯坦的科學價值發起了一場全面的攻擊。領導進攻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菲利普·萊納德（Philipp Lenard），他公開指責他所謂的「愛因斯坦的數學上糟糕透頂的理論」和「科學上的亞洲人精神」。他接連不斷地說：「我們的元首已經在政治上和國民經濟中剔除了這種亞洲人精神，眾所周知那裡是馬克思主義。然而，在自然科學中，由於過分強調愛因斯坦，所以，這種精神還在左右著我們。我們必須認識到，在理智上成為猶太人的追隨者對德國來說毫無價值。真正所謂的自然科學完全起源於白種人……希特勒萬歲！」
許多納粹學者參與了圍攻愛因斯坦的「猶太人的」和「布爾什維克的」物理學。出乎意料的是，大約同時在蘇聯，著名的斯大林主義知識分子也公開把相對論斥之為「資產階級物理學」。至於受攻擊的理論的實質是否正確當然從來未加審慎地考慮過。
愛因斯坦雖然已與傳統的宗教有了疏遠的鴻溝，但他還是把自己看作猶太人，這完全是由於二十年代德國反猶太人運動的增長所致。但根據他的傳記作家弗蘭克（PhilippFrank）的看法，並不是所有支持猶太人復國運動的團體都歡迎他的，因為他要求猶太人協助阿拉伯人作出努力並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對文化相對主義的熱誠使包含著困難的感情問題變得更令人印象深刻。然而，他仍然支持猶太復國運動，尤其是在三十年代，當歐洲的猶太人復國運動的絕望情緒日益增長時，他繼續支持這種復國運動。（1948年，愛因斯坦被提名為以色列的總統，但他婉言謝絕了。假如愛因斯坦當了以色列的總統，近東的政治將會與今日的情況有什麼不同，想一想這一點倒是很有趣的。）
在離開德國以後，愛因斯坦獲悉，納粹竟用兩萬馬克買他的頭。（「我卻不知道我的頭竟會這樣值錢」。）他接受了剛剛建立的新澤西州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的委任，此後他就在那裡度過他的餘生。當問到他想要得多少薪金時，他提出三千美元。這時一種驚訝的神色掠過了研究所代表的面龐，愛因斯坦以為自己提得太多了，應該提得更少一些。結果他的薪金是一萬六千美元，這在三十年代是相當可觀的了。
愛因斯坦的聲望很高，所以，其他移居美國的歐洲科學家很自然地在1939年提議由他給弗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寫信，建議發展原子彈，以超過德國取得核武器的努力。儘管愛因斯坦當時並沒有從事核物理學，而且對後來的曼哈頓計劃也沒有起作用，但他的這封信卻導致了曼哈頓計劃的建立。誠然，沒有愛因斯坦的強烈要求，美國也很可能會發展原子彈。甚至沒有E＝mc2，由安東尼·貝克勒爾（Antoine Becquel）所發現的放射性以及由恩斯特·盧瑟福（Ernest Ruther ford）對原子核的研究——這兩者完全獨立於愛因斯坦——也非常可能導致核武器的發展。愛因斯坦對納粹德國的痛恨使他久已放棄了和平主義主張，儘管這種放棄使他相當痛苦。但當人們後來發現，納粹不可能發展核武器時，愛因斯坦懊悔地表示，「我要是知道德國人不會發展原子彈，那我就不會為了發展原子彈做任何事了」。
1945年，愛因斯坦力陳美國應與佛朗哥的西班牙絕交，因為佛朗哥在二次大戰中支持納粹。當他注意到歇斯底里的潮流興起時，他驟增了煩惱的感情，他看到了類似於三十年代在德國出現的某種東西。他竭力為拒絕在非美活動委員會駐地前作證的人辯護，他說，每個人都應該「準備下獄和經濟破產……要為他國家的利益而犧牲個人的福利」。他認為，每人都有拒絕與破壞公民合法權利合作的責任。這一點尤其適合於對涉及公民的私人生活和政治關係……所作的一切審訊。愛因斯坦抱定這種態度，向新聞界發表了許多抨擊性言論。參議院議員約瑟夫·麥卡錫在1953年說，提出這種主張的任何人，其「本人就是美國的敵人」。愛因斯坦晚年，在某些小組織內流行著這樣的說法：愛因斯坦公認的科學天才與他支持解雇的「天真的」政治觀點合而為一。但時代已經變了。我不知道，如果堅持下面這樣一個不同的傾向來談這個問題是否更不合乎情理，即：在種種觀念能夠被定量且能以極度精確性加以檢驗的物理學領域內，愛因斯坦的洞察力是無與倫比的，而且使我們深為驚奇的是，當別人在混亂中迷失方向的地方，他竟能看得如此清楚。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在為黑暗籠罩的政治領域中，他的洞見不也可能具有某種基本的正確性嗎？
在普林斯頓的那些歲月裡，愛因斯坦的熱情始終常留在他的精神生活中。他長期而艱苦地從事統一場論的工作，力圖在同一個基礎上把引力和電磁力結合起來，但是人們普遍地認為他的努力一直沒有獲得成功。他生前看到了他的廣義相對論已成為理解大尺度宇宙結構及其演化的基本工具，並且已令人欣慰地證明了廣義相對論在今日天文物理學中充滿活力的應用。他從來不曾想到他會這樣地令人敬慕，事實上，他抱怨他的同事和普林斯頓的研究生們不事先告知他而不期然地過訪他，以致怕攪亂了他的工作。
但是，他寫道，「我對社會正義和社會責任的熾熱興趣，同我顯然地與男人和女人直接接觸的淡漠，兩者總是形成古怪的對照。我實在是一位孤獨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屬於我的國家、我的朋友，或甚至我的家庭；在所有這些關係面前，我總是感覺到有一定距離並且希望保持孤獨，而且與年俱增。這種孤獨有時不免有點難受，但我並不因為得不到別人的瞭解和同情而惋惜。誠然，我由此而失去了某些東西，但我也同時得到了補償，因為我將不為別人的習慣、意見和偏見所左右，並且能夠不受誘惑地把我的內心平衡建立在這樣一些不可靠的基礎之上」。
他一生的主要消遣是拉小提琴和乘帆船航行。愛因斯坦在某些方面看起來像是一個成年的孩童（hippie）。他任其白髮長得長長的，愛穿毛線衫和合身的皮茄克，配以領帶，即使接待著名的來訪者也是這樣的穿戴。他完全不做虛假之態，也沒有這種喜好。他解釋說，「我對任何人都用同樣的態度說話，不論他是清道夫還是大學校長」。他經常接近民眾，有時願意幫助高中學生解幾何題，而且並不總是成功。他發揚最好的科學傳統，向那些經受了嚴格標準的證據檢驗的新思想開放。他虛心地接受新思想，但卻懷疑關於近代地球史中行星災變說主張，懷疑那些所謂超感官知覺的特異功能實驗，他之所之懷疑後者，是出於這樣的異議，即所宣稱的心靈感應能力，應不隨信息發送者和接受者之間的距離增加而減弱。
在宗教問題上，愛因斯坦比許多人想得更深，並且一再被人所誤解。在愛因斯坦第一次訪問美國時，波士頓的天主教紅衣主教奧康內爾（O』connell）警告說，相對論「隱匿著無神論的可怕幽靈」。這使得紐約的一位猶太教牧師深為驚恐，並電詢愛因斯坦：「你相信上帝嗎？」愛因斯坦回電說：「我相信斯賓諾莎的上帝，它顯示出一切存在物的和諧一致，但我不信那關心人的命運和行動的上帝。」這是今日許多神學家所信仰的更微妙的宗教觀。愛因斯坦的宗教信仰是非常真誠的。在二三十年代，他極其懷疑量子力學的基本信條：在物質的最基礎層次上，粒子的行為如海森伯測不准原理所表達的竟是不可預言的。愛因斯坦說：「上帝不會與宇宙擲骰子。」在另一處他又斷言，「上帝是微妙的，但它並不心懷惡意」。事實上，愛因斯坦是如此地喜愛這些格言，以致丹麥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有時轉向了他，並以某種激怒的口吻說，「停止談論做什麼事的上帝吧！」但有許多物理學家認為，如果有人懂得上帝的意圖的話，那麼，他就是愛因斯坦。
狹義相對論的基礎之一就是這樣的箴言，即沒有物質客體能夠如光一樣快地運動。這個光的障礙已經證明使許多人討厭，這些人希望在人們最終所能做的事上沒有任何強制因素。但是，光的極限容許我們理解以前用簡單而精緻的方式所不能理解的世界上的許多事情。然而，在這裡愛因斯坦去掉了這種方式，而給出了另一種方式。狹義相對論有若干推論似乎是違反直觀的，與我們的日常經驗相矛盾，但當我們運動速度接近光速時——在這種速度下常識已不再適用了（參見第二章），許多推論就以一種可探測的方式突現出來了。這些推論之一就是，當我們以充分接近光速運動時，時間就變慢了：我們的手錶，我們的原子鐘，我們的生物成熟過程，統統都變慢了。因此，以非常接近光速旅行的交通工具，能在任何兩空間旅行——不管距離有多遠；但在與之並行的太空船上而不是在發射的行星上測量時，旅行所花的時間卻非常之短。所以，我們也許有一天旅行到銀河系的中心，又以平行飛船上測量所得的幾十天時間返航，但在返回到的地球上測量時，逝去的時間將是六萬年。這時看到我們出航的朋友已大多死去，只有為數極少的幾位來歡慶我們的勝利返航了。對這種時間的滯緩現象，在電影《第三境界目睹記》中，有些模糊的描述，不過，它又信口開河地說什麼，愛因斯坦可能是一位星外來客。是的，愛因斯坦的洞察力是非凡的，但他是一個真正的人，他的一生可為人師表。他的事例告訴我們，人類一旦有足夠的天才和勇氣，他們都能獲得如愛因斯坦同樣偉大的成就。
愛因斯坦晚年最後一次社會活動，是與羅素以及其他許多科學家和學者一道，力圖為制訂一個禁止發展核武器的禁止條約，但未獲成功。他認為，核武器能改變一切，只可惜沒有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在世界分裂為敵對狀態時，他把核武器看作是對人類生存的最大威脅。「我們面臨的抉擇」，愛因斯坦說道，「或者是銷毀核武器，或者是人類的普遍毀滅……民族主義是一種幼稚病。它是人類的麻疹。……我們的教科書讚揚戰爭而掩飾它的恐怖。他們把仇恨深深地灌輸到孩子們的血液裡。我寧願教人和平而不教人以戰爭。我將把愛而不是恨灌輸給人們。」
在1955年愛因斯坦逝世前九年，即他在六十七歲那年這樣描繪他畢生的探求：「站在彼岸的是一個巨大的世界，它離開我們人類而獨立存在著，它像是一個永恆而猜不透的謎，但至少能部分地進入我們的視野和思想。這個世界向我們招著手，正謀求著解放……通向這座樂園的道路並不像通向宗教樂園的道路那樣坦蕩和誘人；但是，它已經證明自己是可靠的，因此，我永不遺憾地選擇了這條不平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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