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昨天還僅僅是猴子。給他們時間吧」。「一旦是猴子，便永遠是一隻猴子。」……「不，事情並非如此。……從這裡回溯一兩個時代，你便會明白。……」根據H．G．韋爾斯（Wells）的《能作出奇跡的人》
（1936年）一書改編的電影本中諸神討論地球時的對話
這是一座博物館，像任何別的人的博物館一樣，這座博物館座落在一處綠茵環抱，令人心曠神怡的高地上，從背面的飯店廣場望去，愛菲爾塔宏偉壯觀，景色迷人。在那裡，我們與有才幹的博物館副館長，出色的古人類學家伊維斯·柯本斯（Yves Coppens）交談起來。柯本斯曾研究過人類起源，研究過位於肯尼亞、坦桑尼亞和埃塞俄比亞的奧爾達瓦峽谷和圖爾卡納湖區發現的人類化石。兩百萬年前就有了四英尺高的生物，我們稱他們為智人（Homo habilis）。他們能砸碎石頭磨製成工具，甚至還能建造簡陋的棲息之所，他們的腦子在奇異般地擴大過程中，終於發展到了我們今天這樣的現代人。
博物館內收藏的展品既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公共的包括人種學，或者說，文化人類學方面的展品：蒙古人的習俗用品，或由美洲土著居民用染過色的樹皮製成的衣服，其中有些或許專為賣給赴法國的旅遊者和善於經營的法國人類學家而製作的。在展室內部，有用以存放不適宜展出的各種展品的巨大儲藏室，這些展品對一般展覽說來，或因題材不妥，或因所佔空間不合適，或者因為涉及研究的不同領域而不宜展出。我們被人領著，穿過一個昏暗的大雜院，來到一些散發著霉味的房間裡，這些房間大小不等，小的如斗室，大的是圓形大廳。研究資料從房內一直堆到走廊上：一件舊石器時代穴居者居住洞穴的仿製品，洞穴裡放著一些食後拋在那裡的羚羊骨頭；美拉尼西亞人的木雕男性生殖器；精緻上釉的食具；奇形怪狀的禮儀面具；澳洲人的細長木柄標槍似的投槍；畫著袒露肥胖臀部，衣衫襤樓的非洲女人的廣告。一個陰冷灰暗的儲藏室內堆放著筏工們用過的葫蘆形水管樂器、皮鼓、蘆笙，以及許許多多其它樂器，它們提醒人們，我們人類的祖先追求娛樂的強烈願望。
在這裡，處處都可見到一些人在切實從事研究工作，他們那種灰黃色帶點恭順的面部表情，與柯本斯那精神飽滿地用兩種語言解說的能力，形成了強烈的對照。大多數房間明顯是用來存放人類學的各項展品的，搜集的是幾十年到一百年前的東西。你似乎有這樣一種感覺；這是一座第二流博物館，這裡存放的資料有意義的並不多，也許曾一度有過意義。你能夠感覺到十九世紀博物館館長們的派頭：他們身著常禮服，在測量著骨胳的角度和從事著人類頭蓋骨的研究，懷著純粹從定量方面就能獲得理解的虔誠希望，在忙於搜集和測量各種東西。
但是，博物館還有另一處更偏僻的地方，積極的研究和實際上已被廢棄的櫃子和架子古怪地混雜在一起。一架經過修復而拼接起來的蘇門答臘巨猿骨胳放在那裡。一張大桌子上擺著許多人類顱骨，每具顱骨旁都放有一張清潔整齊的索引卡。一隻抽屜內放滿了股骨，雜亂地堆積著，活像某一中學校傳達室工友儲藏室裡擦過黑板後的黑板刷。有一處放置著尼安德特人的遺物，其中包括第一具尼安德特人的顱骨，它是由馬塞林·布列（Marcellin Boule）修復的。我非常小心地用雙手捧著瞧了瞧這塊顱骨。它輕巧易碎，縫合處的骨縫依稀可見。或許這是第一個強有力的證據，證明了歷史上曾有過像我們人類那樣的生物生存過，但他們如今已滅絕了。這使我們憂慮不安，因為它暗示著我們人類也許同樣難以永遠生存下去。一個盤子上裝著許多人類祖先的牙齒，包括與智人同時代的已絕種的澳大利亞強壯型猿人的堅利大臼齒。搜藏的石器時代居於歐洲大陸之原始人（克羅·馬格朗人）的顱骨，猶如一堆木柴垛，洗刷得潔白無垢，堆放得井然有序。這些物品的收藏是順理成章且也是意料中事，因為它們為重建人類祖先及他們的近親的歷史，是必需的片斷證據。
這間房子更深處的收藏品顯得更加令人可怕，堆積得也更零亂。兩個皺縮的人頭安放在櫥內，呲牙裂嘴，猙獰可怕，他們那粗厚的嘴唇歪斜著露出銳利細小的牙齒。一罈罈呈灰白色的嬰孩和胎兒，被浸泡在暗綠色的液體中，每個罈子上邦各自貼有標籤。大多數樣品是正常的，但偶爾也能見到畸形的。有一個令人驚奇的怪胎－－暹羅連體雙胞胎，兩胎的胸骨連在一起，就是說，是一個有兩個頭的胎兒，四隻眼睛緊緊地閉著。
更使我驚訝不已的是。一整列大圓柱形瓶中裝著保存完好的人頭。一個紅色八字須的人，也許還只有二十歲，標籤上寫著是新喀裡多尼亞島人。他也許是一位水手，棄船逃跑，在熱帶地方被擒並被砍頭的，由於科學研究的需要，他的頭很自然地被選來了。這個頭還未被研究過，它是別的被割下的頭中唯一被忽視的一個。一位大約還只有四歲的嬌嫩可愛的小女孩，她的桃紅色珊瑚制耳環和項圈依然完好無損地保存著。三個嬰兒的頭，裝在同一個瓶裡，或許是出於經濟的考慮吧。男人和婦女以及不同種族的男女兒童的頭被割下來以後，用船運到法國，在人類博物館製作成模型。它們被運到法國前，也許作過一些粗略的研究。我禁不住要問，裝著人頭瓶子的柳條箱是怎樣裝船運載的呢？船上的官員們是否邊喝著咖啡邊想著是什麼貨物裝進了船艙？水手們會不會因為這些頭總的說來不像他們自己歐洲白種人的頭而對之無動於衷呢？他們會不會因為個人良心對這些恐怖造成的痛苦不滿而戲弄他們的貨物以示感情上的距離呢？當這些搜集物運抵巴黎，科學家們是否積極地和有條不紊地指揮馬車伕們安置好這些被割下的頭顱呢？他們會不會急於開啟這些瓶子並用夾子把這些東西夾出瓶來呢？負責這些貨物搜集工作的人，不管是誰，能否以全然自豪和滿腔熱情地來看待這項工作呢？
再進入博物館這一側翼更隱蔽的角落裡，還可看到堆放著灰色迴旋狀的東西——一架架的人腦。為了防止這些人腦損壞而用福爾馬林溶液浸泡著。必定有一些人專事對著名人物的屍體上施行慣常的開顱手術，從中取出腦子來為他們的科學研究服務。這中間有一顆歐洲知識分子的大腦，這仿知識分子在他老死後直到被放在這個昏暗的積滿塵土的架上之前，曾有一陣子聲名顯赫。這裡還有一個被宣告有罪的謀殺犯的腦子。無疑，早時的學者們曾希望在謀殺犯的腦中或在其頭蓋的構型上找出某種反常現象，找到某些能預知犯罪的標誌。或許他們還希望揭示出，謀殺是一個遺傳問題而非社會問題。顱相學是十九世紀的一種臭名昭著的邪說，我聽我的朋友安·德魯揚（Ann Druyan）說過，「我們若是讓人挨餓和受折磨，致使這些人有偷盜和行兇殺人的怪癖傾向。我們認為，這是由於這些人眉毛倒豎的緣敵」。但殺人犯的腦與學者的腦（愛因斯坦的腦蒼白地漂浮在維契托市的一個瓶子內）是難以區別的。因此，造成犯罪的原因很可能是社會而不是遺傳。
在我察看這些收藏物並思索上述這些問題時，我的視線突然被許多矮的圓筒瓶子之一上的標籤吸引住了。我從架上取下這個瓶子，湊近加以察看。標籤上寫的是P．Broca（布魯卡）。原來我手上拿的是布魯卡的腦。
保羅·布魯卡是一位外科醫生，神經病理學家和人類學家。他是十九世紀中葉醫學和人類學發展史上的一位有名人物，在痛症病理學和動脈瘤治療中做過出色的工作，對理解失語症（即明確表達思想的能力受到損害）的起因作出過劃時代的貢獻。布魯卡是一位才華出眾而又富有同情心的人。他從醫術上關心窮人，他曾在一個漆黑的夜晚，不顧自己生命安危，成功地將七千三百萬法郎的公共救濟金塞在氈制旅行包內，藏在土豆底下，用馬拉運貨車從巴黎城偷運出來，從而從掠奪者手中搶救出了這筆基金。他是現代腦外科手術的創始人。他也曾研究過嬰兒死亡率。到了晚年，他被授以參議員頭銜。
正如一位傳記作家所說，布魯卡喜好寧靜與寬容。1848年，他創建了一個「自由思想家」協會。在當時的法國學者中，幾乎只有他一人同情查理·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進化思想。T.H．赫胥黎（Huxley）在《達爾文的斗犬》一文中評論說，一提到布魯卡的名字就會使他滿懷感激之情。他喜歡引用布魯卡的話說，「我寧可是一隻已經轉變了的猴子，也不願做亞當的墮落的兒子」。正因為這些和其他一些觀點，使他被公開指責為「袒護唯物主義」，並且指責他像蘇格拉底一樣地腐蝕年輕人。但他畢竟還是當上了參議員。
早些時候，布魯卡在法國建立人類學協會時曾遇到過極大的困難。公共教育部長和巴黎警察總監認為，作為對人類知識進行自由研究的人類學，必將會對國家起顛覆作用。當不得不勉強許可布魯卡與十八位同事討論科學問題時，警察總監警告布魯卡，要他對這些聚會可能會被指控為「反對社會，反對宗教或政府」承擔個人責任。官方甚至把研究人類問題看作如此危險，以致指派便衣警察和偵探參加所有的會議。這意味著一旦討論中有任何冒犯偵探的言論，聚會的權利將被立即取消。就在這種環境下，巴黎人類學協會於1859年5月19日舉行了首次聚會。是年正是達爾文《物種起源》一書出版的那一年。在後來的聚會中，討論了大量的範圍廣泛的課題——考古學，神話史，生理學，解剖學，醫學，心理學，語言學和歷史學——並且不難想像，在許多場合，警察偵探常常獨處一隅打盹。布魯卡曾講起，有一次，偵探想出去散散步消遣一下，因此詢問布魯卡，在他離開會場時，與會人是否像他在場時一樣，只說那些對國家沒有任何威脅的言論。布魯卡回答說，「不，不，我的朋友，你可不能出去：坐著並履行你的職責吧！」反對在法國發展人類學的人中間，不僅有警察，還有牧師。1876年，羅馬天主教政黨組織了一次較大規模的運動，以反對在布魯卡所創建的巴黎人類學研究所裡講授人類學課程。
保羅·布魯卡於1880年去世，也許死因正是他研究得卓有成效的動脈瘤。臨死前，他還在從事系統研究腦解剖的工作。他建立了法國第一個近代人類學的專業協會、專科性學校和科學雜誌。他的實驗室標本被匯總成人們稱之為布魯卡博物館，後來該館又被合併成為人類博物館的一部分。
正是布魯卡，運用他那現在由我雙手托著的這個腦，帶頭收集這些令人毛骨悚然且又令我久久凝思的收藏品。布魯卡研究過胎兒、猴子以及各個種族的人，如癡如狂地進行探索，力圖理解人類的本性。不管眼前的收藏情況怎樣，也不管我如何地疑惑莫解，至少按他當時的標準，他不是一個極端的侵略主義者或種族主義者。當然，他不作虛構而支持科學事實。他是一位冷靜的、不拘謹的且又無偏見的科學家。布魯卡非常關注他的所作所為給人類帶來的影響。
在1880年的《人類學評論》中，載有一份布魯卡著作的完整目錄。根據標題，我後來查到了我所看到過的收藏品的來源，其中有：《關於刺客勒梅裡（Lemaire）的頭蓋骨和腦》，《介紹一隻雄性成年大猩猩的腦》，《關於刺客普雷沃斯特（Pre－vost）的腦》，《論偶然特徵的假設性遺傳》，《動物智能和人類規則》，《靈長類的有序：人猿之間的解剖學比較》，《取火術的起源》，《關於雙人怪胎》，《論小頭畸形》，《史前的環鋸手術》，《關於成年期長出額外手指的兩個病例》，《兩顆蘇格蘭人的頭顱》，以及《關於丹特·阿里格海利的顱骨》。我不知道《神的喜劇》一書作者的頭蓋骨今在何處，但我知道，擺在我四周的腦、頭蓋骨和頭顱的收集，則明顯是從布魯卡的工作開始的。
布魯卡是一位上乘的腦解剖學家。他曾對早先曾被稱為嗅腦（smell brain）這一邊緣區作過重要的研究，我們現在知道這一邊緣區跟人的情感有密切的關係。今天人們也許已經知道，正是布魯卡發現了在大腦皮質左前額葉處第三腦回中的這個小區，這個小區就是目前為人所知的布魯卡區。儘管布魯卡當時只依據片斷的證據，但實際上已揭示出，清晰的語言在很大程度上就在這個區內並受該區的控制。這是大腦左右半球各具功能的首批發現之二。而最重要的還在於，它第一次指出，特異的大腦功能定位於腦的特定部位，並指示出，大腦結構和大腦功能（有時被稱作「心理」活動）之間存在著一種關聯。
拉爾夫·霍洛韋（Ralph Holloway）是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自然人類學家，我可以想見，他的實驗室必與布魯卡的實驗室有某種相似之處。霍洛韋製作了許多過去和現代人與其近親生物的顱骨膠質內膜，為了獲得關於頭蓋骨內部的初步知識，力圖訪製出一個腦的結構來。霍洛韋相信，他能從動物的頭腦骨中弄清布魯卡區是否存在，並且他已發現了大約在兩百萬年以前的智人腦中突現出布魯卡區的證據，而兩百萬年前正是人類開始製作並使用工具的時代。這在某種程度上有點顱相學的味道。有一種說法也許很有道理，即認為人的思想與工藝同清晰語言的發展並肩而行，而布魯卡區在非常真切的意義上便是我們人性的根基之一，同時它也是追溯探究我們祖先在向人性進化的具體途徑的一種手段。
而此時此刻，在我面前，布魯卡的腦及其切片正漂浮在福爾馬林溶液之中。我能辨認出邊緣區，這個邊緣區恰恰是布魯卡用別人的腦研究發現的。我能看到新皮質上的腦回。我甚至能辨認出布魯卡自己的灰白色的左前額葉內的布魯卡區，它正放置在由布魯卡本人所開創的收藏處的積滿灰塵的角落裡，不知不覺地衰變著。
捧著布魯卡的腦，我不由地想要知道在某種意義上布魯卡是否還依然在這腦子裡——當他健談時，當他寧靜時，當他感傷時。他的才智，他的懷疑論態度，還有他出人意料的動作，是否還在他的大腦裡呢？當他在各科醫師（和他洋溢著自豪感的父親）面前，爭辯著失語症的起源時，勝利時刻的回憶能否依然存留在我面前的神經細胞的結構中呢？它是否還存留著他與他的朋友維克多·雨果共進晚餐時刻的記憶？是否還記得在一個月光輝輝的秋夜，偕同他手執一頂漂亮陽傘的妻子，沿著伏爾泰河堤岸和皇家橋漫步的時刻？我們死去時又到哪兒去呢？保羅·布魯卡是否依然還在裝滿福爾馬林的瓶子裡呢？或許，記憶的痕跡已經衰退了，但現代腦研究表明，一個已知的記憶是可以在大腦的許多不同部位以重複的形式儲存起來的。有朝一日，當神經生理學有了重大發展，重建早已作古的人的記憶或洞察力是否有可能呢？而這會是一件好事嗎？這將是對個人私隱的最終揭示。但這也將是名副其實的不朽，因為很顯然，我們的心靈乃是我們的主要方面，尤其象布魯卡那樣的人，更是這樣。
從人類博物館中的這間為人所忽視的儲藏室的特徵中，我原準備把一種明顯的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和侵略主義，一種對人類與其他靈長類有親緣關係的觀念持固執抵制態度，都歸咎於那些收集這些收藏品的人——那時我還不知道收藏人正是布魯卡。而在布魯卡身上的確部分有上述問題。布魯卡是十九世紀的一位人道主義者，但卻沒能動搖他那個時代的頹廢偏見，也沒能克服當時的社會積弊。他認為男人要優於婦女，白人要優於黑人。甚至他的關於德國人的腦與法國人的腦並沒有明顯差別的結論，也因為一位日耳曼人主張高盧人低劣而讓了步。但他斷定，大猩猩與人在腦維理學上有著深刻的聯繫。布魯卡，這位自由思想社會的奠基人，在他年輕時就相信自由探究的重要性，並且終生追求這一目標。他的種種理想未能達到這一事實表明，即使象布魯卡那樣孜孜不倦自由追求知識的人，依然由於狹隘的和權威人士的偏見而遭受挫折。社會使我們美好的一切歸於破滅。我以為。批評一個人沒有承擔起其後代的啟蒙任務，那是不太公平的。不過，這些偏見竟是如此猖獗，實在令人可悲。這個問題同時也帶來了這樣的不確定性：在我們這個時代已是習以為常的真理，是否會被我們的下一代看作是不可饒恕的偏見呢？回報保羅·布魯卡在無意中提供我們這個教訓的一個辦法，那就是深入而嚴肅地向我們最堅固持有的信念提出挑戰。
這些被人遺忘的瓶瓶罐罐和其中所盛的可怕東西，至少部分是出於人道主義精神而收藏的；或許在未來對腦研究進展的某個領域內，它們會被再次表明是有用的。我將樂於稍多一些瞭解從新蘇格蘭運回法國的那個紅八字須的人。
在這樣的環境中，有一種令人恐怖的感覺，不期然地喚起了其他一些令人不安的想法。無論如何，在這裡湧起了對那些人——尤其是那些年輕夭折或在痛苦中死去的人——表示同情，他們竟被這樣一種難堪的方式給人以懷念。新幾內亞西北部吃人的人，用大量人的顱骨堆積成門柱，有時被用來當作門楣。這些東西或許是最方便的現成建築材料，但建築者們不可能不完全意識到它們會使過路人感到恐懼。這些顱骨曾被希特勒的黨衛隊，愚蠢的追逐者，巫師和海盜所利用，有些人甚至把顱骨用來作碘酊瓶子的標記，蓄意製造恐怖。但這也可以產生好感。如果我發現自己置身於一間堆放著顱骨的房子裡，會覺得自己身旁有這樣的一個人：他或是一個陰險狡詐的傢伙，或是一個面目猙獰的劊子手，他的職業或癖好就是專為收集顱骨似的。遇到這些傢伙我們自然得退避三舍，或者如有可能，就殺死他們。我不禁毛骨悚然，心驚肉跳了，一種由進化論設計好的奇異而冷漠的情感使我要麼與之搏鬥，要麼逃之夭夭。免遭殺害者就能留下較多的後代。經歷了這些恐怖，會加深對進化論的理解。當你發現自己處於一間堆滿人頭的房間裡時，你會更感到恐懼，彷彿有某個不可言語的鬼怪，手執利劍和鐵鏟，垂涎欲滴地徘徊於人類博物館的樓頂之上。
但是我以為，一切都取決於收藏的目的。如果目的在於發現，如果這些人身的肢解部分是在死後被砍下的——尤其是事先已取得被肢解人同意的，那麼，這樣做就毫無危害，而從長遠來看，也許對人類會有某種重要的好處。但我還不敢肯定，科學家們就全然沒有新幾內亞那些吃人的人的動機了；至少他們可能會這樣說，「我每天和這些頭顱生活在一起。他們並沒有使我煩惱。你們又何必這樣大驚小怪呢？」
列奧納多和維薩裡斯，不顧古希臘就曾有一個享有盛名的合格的解剖學派，仍冒著被人說成是行賄和偷竊的危險，在歐洲首次對人體施行系統的解剖。第一個在神經解剖學基礎上確定人的智能存在於頭腦中的人，是查爾塞頓的赫羅菲留斯（Herophilus of Chalcedon），他約在公元前三百年享有盛名。他最先區分了運動神經和感覺神經，而且他也是在文藝復興以前，對腦解剖研究得最徹底的一位。無疑，也有人反對做這種可怕的實驗。還有像在浮士德的傳奇文學中明顯表現出來的潛在著的恐懼感，認為有些東西並不「意味著」要讓人知道的，有些探索對人來說是太危險了，所以不能去幹。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如果我們是些不幸或不明智的人，那麼，核武器的發展所帶來的結果也許恰好就是這種情況。但是，就對腦作實驗而言，人們的恐懼感則是知識貧乏的表現。他們已深深地陷入到進化的往事之中了。他們想起了狂怒時野公豬的形象，想起了古希臘的攔路強人的形象便使他們心驚膽顫，這些古希臘時的攔路強人威脅旅行者和農村居民，強行切去旅行者和村民們的手足或身體的其他重要部分，或施行別的暴行，直到某位英雄——提修斯（Theseus）和赫爾克裡士（Hercules）不費吹灰之力把這些強人收拾乾淨。這些恐怖在過去曾起來適應需要的有益作用。但我相信，這些事情在今天則於感情幾乎格格不入了。我作為寫過有關腦的著作的科學家，看到了我隱藏在內心的這些轉變，我是很感興趣的，它具體體現在我對布魯卡的收藏品的新認識上。與這些恐懼進行鬥爭是值得的。
一切探索都會帶來某些危險。誰也難以擔保宇宙會乖乖地聽任我們的擺佈。但我不清楚，要是我們不研究宇宙，我們又何以能跟宇宙——包括宇宙的外部和內部——打交道呢？避免邪說氾濫的最好方法，就是普遍提高人民大眾的科學文化知識，使他們理解進行這些研究的含意。在為了獲得研究自由而進行的交往中，科學家們將被迫解釋他們所作工作的意義。如果科學是一種封閉的教士職業，對平常人來說，既難以理解，又顯得很神秘，那麼，邪說氾濫的危險就會更大。如果科學成了大眾都感興趣和普遍關心的課題——如果它的樂趣及其社會效果在各類學校、出版物及餐桌上競相討論——那麼，我們就能增加對世界真實面貌的認識，增加改造世界和改進我們自己前景的信心。我有時不無暇想，這或許便是呆在福爾馬林溶液中的布魯卡腦中的一種觀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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