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史學家經常將「達爾文革命」與「哥白尼革命」相提並論，視為歷史上的同樣重要的事件，在這種事件中，一種科學理論引起了整個文化價值的改變。在上述兩種情況中，傳統的基督教世界觀的重要方面都被全新的解釋取代了。按照中世紀的宇宙觀，地球是按等級排列的宇宙的中心，宇宙延伸到完美的天堂，延伸到上帝的住所。因為物質的宇宙是人類精神戲劇的舞台，在那裡上演著人類的創造、衰落和贖救，所以人類居住的地方只有位於宇宙的中心才說的過去，而且這樣也符合一般人認為的天堂環繞靜止地球的看法。相反，哥白尼卻提出地球只不過是距太陽第三遠的、圍繞太陽運轉的行星。雖然他打算借助這種觀點來說明宇宙的和諧，他的後繼者卻認識到，通過打破地球與天際的界限，哥白尼已經建立起一種新的、非階層體系的、由恆定的動力學法則控制的宇宙模型。人類並不在萬物的中心；人類只是一顆行星上的居民，而這顆行星則環繞一顆不久才被視為是普通的、在廣袤的天際圍繞恆星運行的行星。也許天際依然昭示上帝的光輝，但是人們再也難以相信天際的存在只是為了人類的目的。然而人們可能依然相信人類的獨特性體現在人類的精神上。對於基督徒來說，人類依然保持著獨特性，體現在他有能力感受到他之存在的道德困境。他依然是世界的主人，他的特徵顯然有助於他成為創世中的尤物，成為「存在鏈條」上的最高環節，存在鏈條將所有生物連接成一個自然的等級序列。看起來用自然過程無法解釋像人類這樣規則的生命系統，無法解釋人類本身的精神構成。《聖經·創世紀》告訴我們，神在6天之內創造了萬物，人則是最後創造出來的。達爾文革命這一事件——實際上早在達爾文出生之前就已經發生——動搖了所謂人類具有天賦優越性的傳統觀念。地質學家在研究岩石時發現，《聖經·創世紀》中對地質史的解釋並不對。在人類出現之前的相當長時期內，存在著許多與今天已知的生物截然不同的奇妙生物。難道是《聖經》的解釋中忽視了自然力創造的這麼多生物？如果真是那樣的話，難道人類本身不過是自然的產物，不是什麼尤物，只是高級的猿？哥白尼使人類離開了宇宙的中心位置，而達爾文的理論則要求重新解釋在創世中我們人類的精神角色。
如果不是已經出現過對於傳統觀念的憤懣，難以想像會有這樣的變化。1632年對伽利略的審判表明了天主教教會的決心。不過，在這個案例中反對哥白尼天文學的一方不久便銷聲匿跡，1700年以後，沒有什麼人再真正反對新宇宙學了。然而，反對達爾文主義的勢力至今依然存在。在我們的社會中，仍然有很強的勢力在鼓勵人們去相信是上帝創造了人。對於那些接受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解釋，即承認《聖經》中描述的故事千真萬確的人來說，進化論就是最具顛覆性的無神論觀點。1925年，類似的原教旨主義在田納西州製造出惡名昭彰的「巴特勒法案」，這個法案禁止在學校講授進化論，還是這股浪潮，導致了對托馬斯·斯科普斯的「猴子審判案」，因為他違反禁令，在學校講授進化論。而接下來的公眾的憤怒，使這次阻撓進化論傳播的企圖破產了。但是，特創論者現在又向達爾文主義發出挑戰，他們堅持認為，就是從科學的角度看，自己的反對意見也是合理的，並主張學校應給予他們一定的時間，長度像講授進化論一樣，允許他們講授特創論。無論科學特創論的觀點多麼冠冕堂皇，這場運動的真實目的卻是阻撓被他們視為無神論的達爾文主義潮流。顯然，達爾文革命尚未成功。
當代特創論者的熱情很容易使我們忘記科學與宗教之間並非總是爭鬥的關係（Barbou r，1966，1968；Peacocke，1980；Russell，1973)。相反，科學家們通常是努力確保他們的觀點符合某種宗教信仰的形式。甚至有人認為基督教的價值觀對於現代科學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Jaki，1978a）。智慧的上帝建立的宇宙對於具有智力的人來說是規則的這一信念，可能促進了科學的自然法則概念的發展。符合基督教本質的人類精神發展的歷史觀可能為建立進化概念奠定了基礎。有一些宗教思想家確實接受了生物進化的理論。一旦《聖經》故事被視作關於創世目的的啟示，而非歷史如何發生的細節，那麼就可以認為進化是過程，而目的由神定（Teilhard de Chardin，1959)。有些科學家對在生物進化中可以看到一種精神的目的表示懷疑；但對於思想家來說，正是由於進化中含有精神的目的性，才使得進化的思想如此激動人心。
那些根本不打算在進化中尋找出宗教含義的科學家們則認為，進化論是客觀研究自然活動的產物，其中不包涵道德和精神的價值。科學在初期的時候，可能受到宗教思想的影響，但是沒過幾百年，現代科學的興起表明西方人擺脫了古代迷信的藩籬。一旦人們決定即使對於人類的起源也要用理性來分析的話，必然要得出進化的觀點。當然，將科學視為對知識的純客觀探討的信念有其自己的道德和文化價值。特創論者可能會對將人還原為受自然力控制的動物——是現代科學所揭示的唯物論哲學產生出這種結論——所引發的結果提出異議。其他的批判者大概會認為在「社會達爾文主義」領域，我們看到科學的理論是個人競爭政策的衍生物，自資本主義產生以來，個人之間的競爭就成為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現象（Montagu，1952；Young，1971b)。可以將科學、尤其是進化論看作要麼是對傳統的神聖目的性宇宙概念的闡釋，要麼是另一種哲學的根源，而這種哲學的某些成份在我們的社會早已存在。無論在那種情況中，顯爾易見的是，不僅科學理論本身有著廣泛的含義，而且科學方法的所謂客觀性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更廣涵哲學中的組成部分。進化論因為直接涉及到人類的性質，所以它關注的便是知識與價值的關係這類基本的問題，而正是知識與價值的關係決定了科學在當今世界中的重要地位。研究進化論的歷史有助於我們瞭解這些有爭議的問題。
我們在開始學習進化論史之前，必須理清一些觀點，這樣可以確立一個框架，使我們理解現代進化論的興起。首先，我們必須可以認清區分現代進化論與傳統宗教自然觀的整個問題範疇，我們必須能夠看出傳統觀念的某些方面可以保持下來，甚至被一些進化研究得出的觀念所加強。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認識到進化論的基本觀念是複雜的，進化思想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延展，而每一種思想都有著豐富的內涵。最後，我們必須更加密切地關注歷史學家在他們探討科學進化論興起時所面臨的一些問題。尤其是那些產生於哲學和意識形態爭論中的問題，在這些爭論中，一方是將科學正常地視為是對知識的客觀研究，而另一方，作為批評者，則認為科學思想本身具有價值取向。
舊與新的世界觀
進化理論只是幾百年前所開始的對地球過去重新研究中的一個組成。早在達爾文探索新物種起源問題之前，地質學家和宇宙學家通過設想地球、乃至整個宇宙長期以來發生了明顯變化，開始向中世紀基督教的世界觀發出挑戰。只有在這種物理宇宙是演變的新觀念氛圍中，才有可能設想生物也許也在發生自然的變化。現代科學觀的本質是，自然界（包括宇宙、地質和生物）的所有特徵可以解釋為自然力長期作用的結果。在這一基本框架中，我們可以區分出所挑戰的傳統世界觀的一些基本問題。
時間尺度的擴展
按照傳統的觀念，宇宙的歷史並不太長，6天的創世發生在幾千年前。在17世紀，詹姆斯·厄謝爾主教試圖通過將《聖經》中記載的祖先追溯到亞當來計算創世的時間，他認為創世發生在公元前4004年。劍橋大學的副校長約翰·萊特弗特聲稱創造人類發生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星期天上午9點。現代特創論者沒有再精確地確定創世的時間，但他們依然認為地球是在幾千年前形成的。依照現代科學的標準，這種估計太蒼白；地質學和宇宙學現在已經將地球的歷史推延為40-45億年。隨著地質學家對地表變化程度瞭解的加深，地球歷史的時限在逐漸向前推。不斷有人努力限定地質學理論所要求的額外時間，但是到了達爾文時代，受過教育的人一般都不懷疑地球的歷史至少是上百萬年。（只有到了20世紀，特創論者才反對地球歷史悠久的看法。）由於地質學家發現人類產生於地質史上較近的時期，使人類的歷史及史前史在地球歷史的時間長河中所佔的時間比例大為減少，並使地球歷史悠久的看法變得更合理。
變化宇宙的概念
傳統世界觀實質上是靜止的觀念。上帝在6天創造的世界，包括動植物和人類本身，至今仍未發生過變化。現代特創論者認為有些地質構造可能為挪亞洪水所淹沒，但他們認為生物自創世以來保持不變。傳統的觀點認為，至少生物界不可能發生變化，因為自然力只能維持上帝最初創造的形態——自然力本身不具創造力。這種設想並非純粹是研究《聖經》的專家推斷出來的，而是來自基督教與中世紀哲學的綜合，中世紀哲學的源頭又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可以認為，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從而使人們相信物種具有典型的形態，這種形態通過生殖過程一代又一代地保持下去。從原始的類型直到人的自然階層形式，即「存在鏈條」，代表了完整和絕對固定不變的創世方案。相反，現代的觀點則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持續變化的世界中，有些變化過程當然非常緩慢，以致於我們難以察覺。地質學教導我們，地球本身發生了大量的變化，化石記錄顯示，一系列滅絕的群體可以構成進化的序列。
放棄設計的思想
特創論者的意圖不僅要維護超自然的力量在物種起源中的作用，而且要倡導每一種生命形態都是由創造者設計的信念。直到19世紀早期，在博物學家中間還非常流行經典形式的「來自設計的論據」，特定生物形式的複雜性及其恰當的適應方式被用來作為證明上帝的智慧和仁慈和直接證據。單憑大自然絕不可能產生出這樣的結構；因為只有引用神的干涉才是對於生命存在的合理解釋。這種將自然形態和結構的發展只是解釋為符合目的的觀念在今天被稱作「目的論」。當代進化論的要旨就是，無需借助超自然的目的，就可以解釋現存生物的結構。達爾文設想出自然選擇的機制，以表明憑借日常的自然力，生物就可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而無需認為預先確定的目的決定了生物變化的過程。現代生物學家認為，甚至在最基本的層次，即生物產生於非生物物質的過程，也是自然的。這是一個「化學進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產生出更複雜的物理結構最終具備了生命的特徵。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即使不依據《聖經·創世紀》中的故事，「來自設計的論據」也可以存在。許多19世紀的古生物學家都認為，新物種的起源是超自然的過程，他們援引來自設計的論據，只不過他們相信新形態的產生發生在地球歷史的不同階段。有人可能提出更為精緻的看法，認為造物主試圖使現存的地球結構呈現出創造宇宙時的原初形態。按照笛卡爾的「機械論哲學」的解釋，地球是廣延在空間的物質以自然的方式形成的——然而卻是上帝創造了最初的廣延和控制物質活動的法則，上帝還清楚地預見到終極結構，因而可以說，是上帝設計了物質進化過程本身。甚至達爾文也接受是上帝創建生命進化基本定律的概念，只不過達爾文被迫承認真實發生的生命進化細節不是神能預見的。真正的問題是自然選擇，在一個「生存鬥爭」的宇宙中「適者生存」，這聽起來太不像一個仁慈的上帝在確定造物結果時所能選擇的機制。
放棄奇跡
《創世紀》的創世故事顯然意味著要相信上帝不僅設計了宇宙中的萬物，而且在控制萬物的形成中起到了直接的作用。《聖經》中的奇跡概念並非要確定造物主在最初創世中的作用，而是表明上帝的干預無時不在，貫穿於世界歷史的整個進程。我們注意到，為了與這種看法相呼應，早期的一些古生物學家情願承認在每一個地質時期的開始，都存在上帝的干預，他們依此來解釋新物種的產生。然而，生物進化論就是要拋棄任何對世界進行超自然干預的看法，因為生物進化論提出僅憑自然力本身就足以創造出新物種。在達爾文及其追隨者看來，只有接受「自然論」的策略，才能科學地探討物種起源的問題。只有當自然解釋無法使進一步的研究得出令人滿意的假說時，超自然的解釋才會有吸引力。奇跡被定義為斷然違反正常的自然法則，利用科學的方法無法研究奇異。在解釋世界上一些結構的起源時承認奇跡的發生，就是被迫承認有些現象我們無法理解，除非我們接受超自然啟示的觀點。
放棄超自然觀點的最直截了當的方式就是放棄上帝設計的觀點。前面提到的機械論哲學除了涉及到宇宙初始的狀況時，不再需要援引超自然的動因，但是，機械論哲學通過設想是造物了創造出自然法則，自然法則創造出我們觀察到的萬物，進而保留了上帝設計的觀點。這種機械論的看法將宇宙比作一個巨大的鐘表，「鐘表匠上帝」造就了這個鐘表，並使其準確地朝著既定目標運轉。按照這種觀點，上帝一俟完成了創世，就不再會介入，這種宗教哲學叫做「自然神論」。相反，許多宗教思想家都相信上帝肯定無時不介入到宇宙中，這種哲學叫做「自然神論」。甚至有人或許認為自然法則之所以連續不斷地在起作用，只是因為自然法則符合上帝的意願。在這種情況中，不太容易清楚地區分開自然法則和奇跡，因為二者都是神威的體現，一方在連續不斷的起作用，另一方則不定時地進行干擾。19世紀的一些生物學家曾試圖提出一定存在著特殊的「創世法則」，上帝利用這一法則不斷地決定著生命的發展，因為這種法則中包涵了神的預見性。對於達爾文來說，這種法則比奇跡更糟，因為它允許非機械的超自然力量不斷地干涉自然的正常運作。要使科學能夠成立，就必須承認自然法則，承認只有以機械論的方式在起作用的自然法則是唯一的控制因素，承認是過去（而不是未來）以正常的因果律的形式控制著現在。援引上帝的預見來解釋進化的趨向，無異於要科學家放棄探討自然原因的責任，像頭腦簡單的人那樣去相信奇跡的存在。
將人類納入自然序列
《聖經》告訴我們，人類是創世中最後的產物，是上帝想像的產物，而且人類被賦予了統治其他自然物的權力。基督教強調了人類的優越性，提出在所有的動物中，只有人的生命物體中被賦予了靈魂。人類立於自然之上，而不是居於自然之中。進化論則強調人類是動物界中的一員。人類的性狀發達狀況可能遠遠超越其他物種，但是人類在其發展過程中，與其他生物建立了聯繫，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並沒有突然引入全新的因素。對於那些希望無論在人類的天性中是否看到明確的精神成份但仍強調人類具有更高等特徵的人來說，進化論提出了一些至關重要的問題。能不能不將我們的道德和倫理信念解釋為自然進化的結果？或者是否因為道德和倫理信念的存在，至少表明自然造成了一種有能力超越僅為生存鬥爭的生靈？社會達爾文主義之所以帶來不幸影響，就是相信因為它認為人類的所有性狀都是自然進化過程的產物。當社會生物學按照自然選擇解釋明顯的利他行為時，又引發了類似的問題——難道這意味著可以按同樣的方式分析人嗎？不僅宗教思想家，而且許多社會科學家也反對只根據生物學來解釋人類天性的嘗試，他們堅持認為人類的性狀決定了人類可以進行更高層次的活動。承認人類與動物之間具有進化聯繫並保持人類生命中具有精神成份的唯一可能方式就是將進化理解為精神的和物質的進步過程。這樣，人類就成了宇宙趨向更高層次變化的最終產物，於是科學曾經竭力祛除的自然中存在目的的看法又被重新引入了進來。
變化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詳細瞭解一下進化思想本身，那樣的話對於那些更廣義問題的複雜性便會看得更清楚一些。只有在最一般的意義上，我們可以進化觀念作為統一的概念來討論。在最一般的意義上，「進化」主要意味著相信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的結構是通過一系列自然變化形成的。一旦我們剖析這一基本的論點，我們便會認識到，人們會設想這些變化的發生會經過許多不同的途徑。事實上，不斷有科學家在提出這樣或那樣的自然變化概念，只有經過一定的爭論，才能取得一致的意見。幾百年以來，地質學家在確定造成地表狀況事件的基本性質上，就存在不同的看法，現代的大陸漂移理論幾十年前才提出來。至於生物如何進化，生物學家也提出了許多設想。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僅是其中可能的一種。自20世紀30年代達爾文主義與孟德爾遺傳學綜合以後，被人們普遍接受，但是現在又遇到了第一線生物學工作者的挑戰。要想理解已經提出來的解釋地球及地球上生物發展的諸多理論，需要有一個基本的框架。
就是「進化」這個詞，我們在這裡也要慎重使用，因為進化一詞曾經有不同的含義（Bowler，1975)。拉丁文evolutio的意思是展開，即將一個卷在一起的東西打開。在生物學中，「進化」一詞最早的用法是描述子宮中胚胎的生長，今天仍然有許多人相信子宮中胚胎的生長是地球上生命發展一般歷程的縮影。早期的許多胚胎學家相信，胚胎的生長就是預先存在的完整的微型生物的擴展，這種完整的微型生物在受精卵中就已經存在。這一性狀的發展過程比較符合拉丁文原義，但是與人們普遍想像的進步式進化過程不太一樣。到了1800年，這種「預成論」已經聲名狼藉，人們將胚胎的「進化」視為有目標的過程，其中複雜的結構由不定型的物質構成。這種觀點與現代的進化思想很貼切，但是，重要的是要注意，如果以胚胎的生長作模型，人們會留下一種印象，以為生命結構具備了一種向著預定方向發展的固定模式。使用「進化」一詞說明地球上生命時，也帶有類似的含義，因為19世紀許多博物學家認為胚胎重演著生物上升到創世頂峰——人的歷程。
經過赫伯特·斯賓塞的努力，進步進化論的含義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保留了下來，正是由於斯賓塞所做的大量普及性工作，使「進化」一詞具有了現代的含義。斯賓塞倡導一種宇宙進步體系，其中包括生命向著更高形式的必然進化。儘管達爾文本人很少使用「進化」這個詞，但是他的理論還是被標識為「進化論」；而且多數人依然認為進化實質上就是進步的過程。達爾文和斯賓塞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使進化的概念超越了胚胎學的範疇，因為他們相信進化過程沒有目標限制，不認為進化的過程直接通向諸如人類這種單一的目標。斯賓塞一直堅持認為進化必定要走向更高的組織水平，因而他引入了更成熟的進步概念。但是達爾文對這種進步觀則表示懷疑，因為他感到很難確定生物學的進步概念。現在看起來，流行的進化就是進步的觀念在兩個方面不太充分。這種觀點是模糊的，因為我們或者是將進步定義為向著預定目標的運動，或者根據一般複雜性的上升水平來定義進步。這種觀念也是容易引起誤解的，因為有些進化解釋中只涉及變異，並不帶有任何的進步形式。
在我們嘗試描述任何特定的關於進化機制的理論細節之前，我們顯然必須一下有關自然起作用途徑設想的一些基本差異。斯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1977a）在嘗試區分這些基本差異時，提出可以依據三對具有基本差異的選擇來評估任何進化理論。根據任何一對選擇，我們可以確定一種進化理論的特徵，並且可以揭示出科學家在建構現代進化論過程中爭論的最關鍵問題。然而，我們不能認為哪幾種選擇的組合是「正確的」，因為科學界最近爭論的依然是我們曾經認為已經大致解決了的基本問題。甚至今天，我們依然在爭論進化理論中的「永恆比喻」。
穩態還是發展
即使你承認地球及地球上生物的詳細性狀可能發生過變化，並不足以確定你的立場。我們依然要問，這些變化是否能積累，經過長時間以後，積累的變化能否產生出全新的狀態。如果設想變化是微小的，以及這種方式的變化會彼此銷蝕，那麼依然有可能認為，經過很長時間後，整個圖景大致保持不變。這就是一種「穩態」理論，許多年前，這種理論在宇宙學中就很流行。「發展」的理論認為，積累的變化所產生的狀態與變化過程開始時的狀態明顯不同。發展的本質在於，變化中蘊涵著方向性，伊始的狀態與結束時的狀態截然不同，不僅僅是在一個中間狀態的波動性變化。
宇宙學中的「大爆炸」理論與「穩態」理論之間的差別表明了這一點。大爆炸理論將觀察到的宇宙的擴展解釋為上百億年前巨大的爆炸引起的物質離去。這是一種真正的發展：自「宇宙核」爆炸後，不斷積累的變化導致星雲的形成和星雲之間的彼此遠離。相反，穩態理論認為，新星雲的形成與舊星雲擴展的速度完全一樣，正好抵銷舊星雲的擴展。這樣，一個宇宙內的觀察者在任何時間【HTSS】可以精確地看到物質的密度是一樣的。星雲的產生與星雲的消失彼此抵銷，因而，星雲的平均分佈仍然保持不變。變化的是細節，而不是整個圖景。在這種體系中，探討宇宙的開始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在無限的時間裡，基本的圖景保持不變。
地質學中也發生過類似宇宙學中的爭論。大多數的地質理論看起來都像是發展觀：它們都認為地球起源於某一時刻，地球最初的狀態與我們現在看到的狀態有很大的差別。「地球冷卻說」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個學說認為，地球這顆行星最初是熱的、熔化的星團，這個星團漸漸地冷卻，形成了固體狀的外殼。這樣一種理論會預想到，根據火山的活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緩，地球的變化也會減少。然而也有人按照穩態的觀念來探討地球的歷史。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查爾斯·賴爾的「均一論」地質學，這個理論對達爾文有很大的影響。賴爾認為，陸地由於侵蝕而導致的消失，被通過地震產生的新陸地的隆起而精確地抵銷了。因此，雖然某一大陸出現又消失，但是海洋與陸地的相對比例卻保持不變。賴爾堅持認為，地球的最終起源問題不屬於地質學的範疇，這是一種典型的穩態觀。
在生物學中，任何堅持認為生物向著「更高」生命形式（隨其界定）進步的進化論顯然都屬於發展觀。但是，並不一定要相信地球上生命的歷史是進步的才屬於發展的觀點。為了堅持均一論，賴爾認為，即使是更高的生命形態，也存在於整個地質時期，只不過為了回應環境的波動，在接替存在的群體中發生了生命形態的週期性變化。他的反對者則認為，化石記錄揭示出從最簡單的生命到人類的進步發展，他們所確立的這種發展依然是通常人們對於進化論的設想。達爾文接受了賴爾的地質學，因此認為不存在導致生命向著某一特定的方向進化的外在【HTSS】力量（當然這種方向性也是存在的，例如，生命不得不適應逐漸冷卻的地球〕。達爾文雖然懷疑可以確定什麼是生物學上的進步，但是他和公眾一樣，在感情上相信現代的生命形態比其最早的祖先要發達。然而，自然選擇學說的真正功能是表明生物適應變化的環境，如果環境不導致方向性的變化趨向，那麼生物的適應就是非進步式的變化。達爾文作出了妥協，他認為進步是進化的副產品，是長期的、統計學意義上的趨向，不影響發展的路徑。其他形式的生物學方向論也有存在的可能，包括認為在接替的群體中可以發現多樣性水平的提高。
進化受內部控制與進化受外部控制
上文的最後一段中隱含了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控制生物進化的力量存在於生命內部，因而生物的發展沿著由物種本性決定的途徑？還是生物的進化是對外部環境挑戰的回應，進化與否取決於生物面臨環境挑戰時的易變程度？按照大多數明確強調生物內部控制生物進化的理論，預先確定的目標決定了生物發展的趨向。那些相信進化的過程中存在某種目的形式的人，或那些相信存在著某種圖景將所有創世階段連接為一個統一體的人，自然願意接受這種觀點。然而，很有可能設想出由內在的生物學力量相當自然地預先確定了進化的趨向，但是這種力量實際上可能是有害的，因為它們也許並不符合環境的要求。相反，達爾文卻認為，並不存在固定的變化方向，因為每一個物種頂多只能對環境的不斷變化所發出的挑戰作出回應。無論向哪個方向進化，都是這樣的回應，除非物種不能很快地發生變化，從而滅絕。因此，適應是進化的唯一驅動力，而且在某種程度每一個物種解決它所面臨問題的途徑也許是偶然性的事。在進化中大概不存在規則性，不存在朝向一定目標的預定趨勢。進化成為一種完全無限制的過程，因為進化不經歷固定的路徑。
連續性與不連續性
這一點常被作為重要的標準來區分不同的地質學和關於生命發展的理論。在連續性的過程中，變化是逐漸的，通過積累每天微小的差異，變化經歷了很長時間。不連續性則指幕式的突然變化，屆時，相對穩定的形勢發生了逆轉，並被某些截然不同的情況所取代。這是理解賴爾的均一論與相對的「劇變論」之間區別的老套子。賴爾堅持認為，曾經在過去影響地表的唯一力量就是我們今天依然可以看得到的力量，包括火山活動和地震（在地質學中，這些都是不起眼的，但是從人類的角度看，則是災難性的）。經過長時間的積累，這些微小的變化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比如一座山脊的消失與隆起。然而，作為對立派的劇變論者卻堅持認為，利用我們今天所觀察到的力量不足以解釋像山脊消失和隆起這樣劇烈的事件。山脊一定是由於劇烈的變化隆起的，其劇烈程度超過我們所能看到的地震。這些劇變被視為間斷的標誌，我們從而將地球的歷史劃分為地質史上的不同時期。地球冷卻說解釋了為什麼過去的事件可能比現在的事件劇烈，有些歷史學家現在認為，這種方向論的成份過去實際上代表了劇變論體系更本質的方面。
再看一下生物學，可以將特創論視為一種不連續變化的理論，因為每一種新物種是分別設計的，與以前存在的形態沒有直接的聯繫。如果特創論者認為這種奇妙的序列與某種完整的計劃或圖景相連，那麼就會從根本上動搖超自然事件的獨特性，這樣就會使物種之間的區別變得模糊。達爾文的理論卻堅定不移地倡導連續性變化，因為自然選擇通過慢慢地積累群體中個體的微小變異來起作用。這樣在進化中不可能有突然的間斷性，不存在「間斷」或「跳躍」。然而仍有可能倡導有關物種起源的一種不連續理論；最好的例子就是雨果·德弗裡斯在上個世紀末這個世紀初提出來的「突變論」。按照這個理論，通過遺傳變異可以突然產生新的物種，因為遺傳變異產生出大量與親本截然不同的個體。現代的自然選擇遺傳理論仍然認為突變是變異的原材料，但是已經表明這些突變融入到群體中；但是突變在融入到群體的過程中使群體的變異表現出連續性，則正符合達爾文的設想。但是少數現代生物學家一再提出不連續的進化觀，其中既有符合又有背離達爾文框架的觀點。因此爭論仍在繼續。
達爾文通過引入連續進化的觀點，促使博物學家重新考慮傳統的物種定義。最初，物種被視為特徵明顯的、不變的實體，物種由關鍵的性狀來確定，通過這些特徵可以自動劃歸類似的個體。這種觀點的起源可以遠溯到柏拉圖的理念論哲學，按照這種哲學，物種被認為是一種比構成它的個體更深層的存在。確定物種本質的是理念化的形式或結構，而不是任何一代個體的表面性狀。這種概念很適合物種是造物主設計的信念，根據這種信念，造物主通過確保個體生物的變化不能超越嚴格的界限來保證物種的持久不變。當達爾文設想進化通過個體之間微小差異的積累進行時，他是在向這種物種的理念論挑戰（Mayr，1964)。也有可能將進化論的興起視作一個更為普遍的從根本上動搖類型化物種概念過程的組成部分(Mayr，1982)。相對立的群體思想則將物種看成由相互配育的個體組成的類群，其中的個體可能存在明顯的差異。不存在理想的、永恆不變的結構，如果個體的平均構成造成群體的變化，那麼這個物種本身也就變了。
歷史學的問題
因為在對於達爾文革命的看法上充斥了爭議，所以不乏嘗試分析達爾文革命的起源和影響的書籍。1959年是《物種起源》出版一百週年，這期間出版了大量有關進化論歷史的書籍。其中有三本是通論性的，由勞倫·艾斯利（Loren Eisley，1958)、約翰·格林(John C.Greene，1959a)和格特魯德·辛美爾法伯（Gertrude Himmelfarb，1959)撰寫。格林的書從純學術的角度解釋了這場革命；艾斯利的書比較通俗，但有些武斷；而辛美爾法伯的書則顯得與達爾文的觀點不太合拍。本特利·格拉斯等人（Bentley Glass et al.1959)編輯了一部觀點各異的論文集，側重於達爾文以前的時期。查爾斯·吉利斯皮（Charles C.Gillisp ie，1951)說明了1850年前的幾十年英國科學受宗教情感影響的程度。R·霍依卡斯（R.Hoo ykaas，1959）和沃爾特·坎農（Walter Cannon，1960a，b)探討了均一論原理，而弗朗西斯·哈伯（Francis C.Haber，1959)論述了覆蓋期較長的地質學史。W·I·歐文(W.I.Irvine ，1955)和加文·德貝爾爵士（Gavin De Beer，1963)出版了達爾文的傳記。阿爾瓦·埃勒加（Alvar Ellegard，1958)對於英國期刊上關於達爾文的爭論作了有價值的探討。關於社會達爾文主義，霍夫斯塔德（Hofstadter，新版，1959）的書在當時已經屬於經典之作。
這樣，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已經出現大量書籍，全面論述了進化論的興起。但是這並妨礙歷史學家繼續投入精力去研究這個問題。一些觀點有必要進行修正，理由很簡單，因為又出現了大量原始材料，比如發掘出的達爾文本人的一些文稿，現存於劍橋大學圖書館。現代的研究已經很大程度上集中在重新解釋根據現有事實所確立的「正統」模式，早期的科學史學家廣泛接受了這種模式。這些研究對許多先見和隱含的假設發出了挑戰，產生出一些新的見解，並影響到科學中。現代歷史學家爭論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們對科學及其與外在世界聯繫的思考方式的更普遍革命相匹配。我們不再敢斷言科學是對事實信息的純客觀探討，當然大多數科學家仍然認為如此。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科學知識不僅是對新事實的搜集，而且科學也受科學家所處的文化和社會環境的影響。歷史學家發現，像進化論這樣一個爭議很大的理論的發展，為探討這種認識提供了極好的樣板。
最簡單的代表科學的模式就是直接發現事實這麼一個過程。公眾普遍認為這種模式恰當地代表了科學家的工作，然而略作回顧就會發現這種模式不太準確。科學家顯然不僅對個別事實感興趣，而且也對我們稱作「自然規律」的普遍概括感興趣，這種概括有可能來自對搜集到的個別事實進行抽像。抽像的技巧，如概括，是老的「歸納法」的基礎，曾經作為所有真正科學家的指導性原則。但是人們不再認為通過對已知事實的抽像就能獲得知識，例如，你怎麼能確定哪些事實真的與某一特定現象相關？現代科學哲學家認識到，任何研究始於提出解釋一種現象可能【HTSS】如何運作的假說；然後通過觀察和實驗來驗證這個假說。這就是所謂的「假說—演繹」法（Hempel，1966)。理論是更具普遍性的假說，某種理論可能不能被直接驗證，但是可以用來指導或協調提出假定的法則。如果一個假說成功地通過了我們對它的驗證，我們大概會傾向於認為它是可以成立的關於自然如何活動的真理，但是這並不能恰當地說明知識就是以這種方式獲得的。過去偽假說也曾經幸運地通過最初不嚴格的檢驗，只是在後來新的檢驗中暴露出弱點。因此有必要將所有的科學知識視為實質上是暫時的，可以作為經受時間考驗的有用的指南，不過有可能被將來的研究所證偽。
如果科學知識只是暫時性的，為什麼它被賦予了比其他形式的知識更高的地位？通常的回答是科學知識更有價值，因為在科學知識提出和被接受的過程中，如果科學知識有什麼弱點，那麼就會很快被察覺和糾正。一個真正的科學命題是精確表述的，這樣可以盡可能地增加它的檢驗度，抑或，當任何檢驗有可能拒絕它時，增加它的「證偽度」（Popper，1959)。科學知識由於願意以能夠經受嚴格檢驗的方式來表達它的陳述，因而不同於偽科學，偽科學擅長作模糊和圓滑的概括，這樣的概括無法由任何經驗性的檢驗證偽。人們普遍注意到，與現代科學的產生相伴隨的是一類研究者職業的出現，他們致力於發展那種可以經受檢驗的知識。有些人可能會贊同波普的觀點，認為科學家有意根據更能證偽的標準來選擇假說。
雖然人們不再宣稱科學揭示的是關於自然的絕對真理，但是絕大多數科學家仍然贊同哲學家的新觀點，因為這種觀點並不反對科學方法的客觀性本質。科學家一般都相信他們是客觀的，因為他們願意使自己的假說經受嚴格的檢驗；而且他們傾向於認為他們的先驅——幾個世紀以來的科學家——同樣是客觀的。這種看法意味著，一旦科學的方法得以使用，那樣就開始了不斷發現的過程，並且奠定了我們今天工作的基礎。顯然存在著一種意識，即科學研究在拓寬和加深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如果科學作不到這一點，那樣我們便不可能不斷提高技術的複雜性來控制自然。當科學研究拓展了已有的理論，使之可以解釋更廣泛的現象時，就難以將科學視作實質上只是一種積累的過程，屆時我們會遇到了科學思想中的偉大「革命」；這些革命表明以前成功的理論是不正確的，並以說明自然如何活動的全新解釋取而代之。假說—演繹法顯然無法槍斃這種革命。如果所有假說之所以被接受只是依據暫時性的基礎——因為哪些假說通過了它們當時所能經受的檢驗，那樣我們就應該允許將來哪些假說有可能遭受拒絕，並進而動搖了整個理論。這樣，一種新的假說會應運而生，解釋所有存在的事實信息和【HTSS】為舊理論帶來問題的新的研究領域。只要新的理論涵蓋面更廣，即使我們必須承認科學的理論基礎隨著時間經歷了重大的轉向，我們依然認為科學具有不斷積累的特性。
原則上講，一旦現有的理論不能被實驗所驗證，整個科學共同體就會立刻拋棄它，並開始尋找替代的理論。然而，按照庫恩（T.S.Kuhn，1959)的觀點，〔科學〕革命實際上是非常複雜的事件，因為理論對科學家有很大的影響，超出了波普的認識（見Lakatos and Mu sgrave，1970)。成功的理論成為科學活動的「範式」：範式不僅確定可以接受什麼樣的處理問題的方法，而且確定什麼問題是科學分析所考慮的。更重要的是，出於對現有範式的職業忠誠，許多科學家會拒絕異常事實的意義，並竭力假裝老的系統仍然可以正常運行。只有當異常的數量多到無法承受的地步時，「危機」便出現了，這時，年輕而激進的科學家便會投向新的理論。最終，建立了一種新的理論，這一新的理論可以解決舊理論遺留下來的難題。然後新的理論便成為一個新的範式，當然，必須要等到老一代科學家都謝世後新的範式才能確立。
庫恩更重視將科學家作為人來研究。他們對於在受教育期間接受的範式表現出了一種情感上和職業上的忠誠，這樣便使那個範式的壽命得以延長，即使出現明顯的變革特徵，該範式依然存活。這裡第一次出現跡象，動搖了科學家是完全客觀的傳統觀點。如果庫恩的看法是對的，那麼阻止革命到來的因素可能是別的什麼，而不是出於客觀性——相反，阻撓科學革命的人利用一切現成的技巧來捍衛許多人畢生所信奉的理論。不過庫恩依然認為科學的客觀性最終還會佔據統治地位。舊的範式後來被拋棄，並被可以成功地解決突出問題的新範式所取代。只有當範式可以直接研究那些能真正擴展我們的知識範圍的綱要時，範式才能成功。科學的職業是圍繞這些綱要組織起來的，只是在危機時期，對原範式的忠誠才成為進步的障礙，因為這時更基本的變化顯得更加突出。
庫恩的範式變化的經典例子是哥白尼革命；乍一看似乎有理由認為達爾文革命也適合這一模式。基於宇宙是上帝設計的，是靜止的世界觀，被完全不同的、將宇宙視為自然進化體系的觀念——雖然有許多人對此持有異議——取代了。在進化論這個案例中，範式的替代似乎經歷了很長時間，當然，按照庫恩的設想，時間的長短並不是問題。畢竟哥白尼革命用了一個世紀才完全獲勝。而達爾文革命要比哥白尼革命更複雜，因為在達爾文革命的案例中，有時傳統的觀念會出現暫時的回潮。格林（John C.Greene，1971)認為，我們在達爾文革命這個案例中所看到的並不是一個範式被另一個範式所取代，而是兩個範式之間的不斷爭鬥，其間，運氣有時降臨到這一方，有時降臨到那一方，直至達爾文主義的出現，兩個範式之間的矛盾才解決。當然，即使這樣看也過於簡單，因為無論是是特創論的範式還是進化論的範式，它們在發展過程中都發生過重大的改變。
也許達爾文革命更複雜，因為達爾文革命不僅是庫恩所說的科學革命（Ruse，1970；Ghiselin，1971；Mayr，1972a)。
在庫恩看來，一場科學革命在是在已經確立的科學中用新的範式取代舊的範式。在哥白尼之前，天文學中已經有地球中心說可以比較成功地解釋行星的運動。如果說在達爾文革命之前博物學中有一個範式，那它也是建立在穩態觀上的，忽視了對進化論來說至關重要的變化成份。首先有必要認識到，地球及地球上的生物會有歷史，這就要求不僅要取代已有的理論，而且要建立一系列全新的科學。只有建立了地質學、古生物學和實驗遺傳學等學科之後，才有可能形成現代形式的達爾文主義。無疑，要經過長時間以後才可以建立這些新科學的框架，而且在建立的過程中會提煉出許多不同的觀念。圍繞進化論的出現而產生的科學爭論不僅是在一門科學中革命的產物。相反，它們是整個新產生的科學學科系列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學科在達爾文革命完成之前，不得不相互融洽。
雖然庫恩論著部分地動搖了科學是客觀的觀點，但是它忽視了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在追問人們接受的科學知識觀時所根據的最迫切的理由。按照假說—演繹的方法，人們提出有關自然作用的新觀點，然後檢驗這些觀點；科學的客觀性體現在檢驗過程中。但是一個新假說的形成並不是科學家面對事實問題作出的機械反應。假說的形成不僅包括已知事實的收集，而且代表了想像力的飛躍，其中也包含了藝術家創作時所具有的創造力（Bronowski，1975)。如果我們認識到，任何理論，無論多麼成熟，只不過是接近「真正的」自然結構，那麼不同理論的有效作用可能在於能夠引導我們的研究。因此有必要探討為什麼科學家從其直覺的認識中得出某一假說。因為他也是人，也生活在某種特定的文化氛圍和社會中，很難相信他所接受的觀念和價值對於激發他按照某一思路進行想像沒有起到作用。現存的理論被接受時通常具有了哲學或意識形態的含義，因而似乎沒有理由認為（有意或無意）認識到這些含義實際上將決定每一種理論的產生。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對於科學知識的探討，像人類的其他活動一樣，必須根據社會價值的氛圍來理解。我們不能將科學完全獨立地看待成是絕對真理的說明，必須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待科學（Mulkay，1979)，而科學史學家能夠從事這項工作(Barnes and Shapin，1979；Shapin，1982)。
認為主觀因素在科學中起作用，並不就一定意味著我們必須將科學知識看成是純粹的幻想。不斷檢驗的方法保證了只有當一個理論可以有效地指導發現事實時，這個理論才能被接受。這樣就確保了無論科學的基礎是什麼，但科學是唯一真正具有積累性的知識形態。至少對假說的檢驗是真正客觀的（當然，有極少數的理論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支持它們的證據很薄弱，或者就是假的）。按照最初的概念，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有永恆的影響，而一些由科學家所在的環境中產生出的成見卻成了構建自然假說的模式。於是，科學史學家的主要工作就成了均衡地去理解在一定的社會框架中理論是如何產生的，以及如何成功地引導對自然的探討。
史學家總是能認識到科學與文化的其他領域，特別是宗教，存在著相互作用，但是經常有人將這種關係看成是單向的。過去人們認為，當科學積累起它自己的事實知識形態，而且當科學知識動搖了現存的宗教教義後，宗教則被迫遭到遺棄。這是典型的關於科學與宗教之間「戰爭」的想像（White，1896)，根據這種想像，在這場戰爭中科學肯定獲勝。這種觀點的反對者則認為，科學家有時是試圖將他們的理論與流行的宗教協調起來；但是也有人曾經認為，一旦發生這樣的事，宗教就會導致對科學的歪曲，使科學偏離正確的軌道，最後，一個「純」的理論完全取代了原來的理論。一旦科學知識大致確立後，接著就有可能顯示出它對解決社會或哲學問題的實際用途，但是這與科學知識是如何獲得的並沒有關係。這樣的解釋曾促使將科學史學家分成了兩個陣營：研究科學發現純客觀過程的「內史學家」和探討社會如何對科學家提供的知識作出反應的「外史學家」。
假如我們現在質疑科學完全是客觀的觀點，那樣我們就應該將科學理論結合到它的社會環境來考慮。所有的【HTSS】理論，無論「對」（即至今仍被接受），還是「錯」（現在已經被拋棄），在它最初形成時，都會受到外界的影響。將科學史劃分成內史和外史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在任何層次上科學的發展都代表了主客觀的相互作用。科學的任何領域都不能完全孤立地發展，即使是物理學這種可能更難理清外界影響的領域也是一樣。在生物學中，來自外界的社會或文化因素影響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很多生物學理論直接涉及對我們人類的理解。進化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且早在我們對待科學知識的態度發生了現代革命性變化之前，就已經有人提出進化論的形成受到外界的影響。有些19世紀的作家甚至認為達爾文的「生存鬥爭」和維多利亞時期資本主義倡導的競爭的社會思潮之間的相似性太大了，簡直如出一轍，表明這個科學理論僅僅是將來自社會的想像外推到自然。大致說來，進化論成了科學先頭兵，率先侵入到完全由神學家和道學家把持的知識領域。要求任何知識領域，無論它們曾經多麼神聖，都應該向科學開放，這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世俗化價值體系的反應。
隨著關於科學性質的基本態度在發生變化，史學家開始重新解釋達爾文革命的方方面面。在開始詳細的歷史研究之前，有必要按照傳統史學框架說明那些遭到現代學者挑戰的問題。
達爾文的「先驅」
最簡陋的科學史形式就是無聊地去探討某些思想的先驅或追隨者。達爾文的成就也引起了那些尋找先驅者的注意。從博物學家當中，有人遠溯到亞里士多德，把他譽為「真正」發現進化的人。更常見的是，一些18世紀的學者，包括布豐和拉馬克，被描述為進化論的先驅，他們幾乎構建了現代理論的輪廓。那些從事這種歷史研究人的動機各式各樣。有少數人是想通過宣稱達爾文只不過是在別人已經奠定的基礎上添磚加瓦而企圖巧妙地貶低達爾文本人的真正作用。更普通的原因是，尋找先驅是一些科學家的技術上的考慮，他們無法相信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如此明顯的真理竟然長時間未被發現。如果達爾文的革命理論正確地解決了如此多的生物學問題，那麼在達爾文之前有某些人【HTSS】肯定窺見了至少是部分真理。那些按照舊的想像——即把科學視為事實知識不斷積累過程——而從事歷史研究的人，簡直無法接受有可能發生真正的科學革命；他們根本不能想像在歷史上存在著這樣的時期，那時現代的觀念毫無蹤影，因為在那時的智力環境中，現代的觀念不可能形成。相反，他們從早期的文獻中尋找關於這一真理的蛛絲馬跡，試圖從傳統的錯誤自然概念中找到真理的雛形。
尋找先驅的做法在處理18世紀的博物學家時尤其產生誤導，好像他們的著作中真的把握了生物變化問題。如果將18世紀博物學家不同著作中的片言支語拼接起來，脫離原來的上下文，看起來很像是預先提出了現代的進化論。然而史學家的真正工作並不是對應現代的觀點去拼接過去的論述。相反，史學家的真正工作是重建早期科學家真正思考的他們【HTSS】認為是有意義的問題。這就意味著要完全從他們的角度去閱讀他們的著作，重建他們探討各種問題的氛圍。如果有些觀點，我們現在認為是重要的，但是卻淹沒在他們浩瀚的著作中，而且主要是意指其他，那麼對這些觀點就不能給予很高的評價。前達爾文時期博物學家成就的意義並不在於他們試圖去解決達爾文所面臨的問題和未能解決，而在於他們發現了許多途徑去探討宇宙變化的含義。只有正確地認識當時的文化價值，才能真正理解18世紀的「進化論」。這個時期的博物學與啟蒙哲學的一般背景相適應，而且從某些方面看，在這種背景中並不能產生出與今天的觀點幾乎相同的觀點（Roger，1963；Foucault，1970；Bowler，1974a)。
地質學的背景
造成智力環境發生變化，從而使達爾文主義有可能出現的因素很多。在科學內部，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重大發展，為達爾文的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史學家對此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因為達爾文提到過賴爾的重要影響，所以通常就有人設想均一論的地質學是通向現代進化論的一個階段，而相對立的劇變論只是科學發展的一個障礙。最先提出來在評價賴爾的體系時要特別小心的是胡依卡斯（Hooykaas，1959)，最近還有些工作也是這樣做的（Rudwi ck，1971，1972；Bowler，1976a)。達爾文從賴爾那裡獲得的是連續變異的思想，不過賴爾本人卻將連續變異的思想與穩態的觀點聯繫了起來，這種觀點與進步進化論針鋒相對。劇變論者使變化【HTSS】的觀點有了生機，並且利用變化的觀點第一次合理地勾勒出化石記錄的全面輪廓。然而很少有人能認識到劇變論者貢獻了我們依然使用的思考生命史的思路，因為多數劇變論者認為替代群體的引入是由於特創。
隨著我們試圖產生更均衡的解釋，我們可以獲得兩個教益。首先是有必要清除關於科學發展的傳說。賴爾曾經（相當正確地）被譽為新地質學和博物學的創始者以及從某些方面說更理性的研究者。由於側重於他的積極成就，有些史學家過於簡單地理解19世紀早期複雜的科學形勢。因為，按照我們今天的理解，劇變論者通常被認為是「錯的」，所以支持劇變論的人一直沒有被當作科學家來認真對待，儘管事實上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於建立現代的地層順序理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雖然賴爾的觀點佔據了明顯的優勢，但是我們必須準備承認我們現代的觀點事實上來自19世紀爭論雙方的綜合。如果認識到劇變論者的貢獻，我們就可以看到，在科學史的一定時期，不連續變化的觀點曾經起到過積極的作用，儘管我們今天會懷疑它。我們還會認識到把任何理論標上絕對正確或錯誤的標籤是何等的危險，現代的一些地質學家憑著意願這樣幹過，他們曾經一再從劇變事件的角度來解釋恐龍的滅絕。
第二個教益是關於宗教在19世紀科學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劇變論者顯然從神學的角度傾向於支持基於突然變化的理論和物種的超自然創造。他們的觀點通常被貶斥為只不過是人為的構想，出發點只是要維護傳統的宗教。不過很難理解只是出於這種目的形成的理論怎麼能成為某些地質學研究的框架。賴爾根據其他的哲學建立了他的理論。我們必須認識到，宗教爭論曾經構成了一個框架，屆時所有科學家都不得不在這個框架中從事他們的工作。那時所有的理論都有宗教的成份，而且【HTSS】在一定的科學形勢中是有用的。挑選出一種理論，然後宣稱它沒有受到外界的影響（因而成了更「科學」的理論），這完全是在背離真實的情況而創造一種人為的圖景。科學發展的氛圍一再決定著所提出理論的性質。
達爾文主義的起源
一直有人在研究達爾文本人的自然選擇進化論的起源（見Oldroyd，1984)。根據大量的專業資料，對達爾文的文章的研究揭示出，我們在理解他本人在自傳中對自己的發現所作的評價時，應該非常小心。最有爭議的問題仍然是非科學的因素對他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內史學家總是強調他的研究的客觀性質，將他的理論勾畫成針對一系列技術問題所能找到的最合理的解釋（de Beer，1963；Ghiselin，1969)。現代的一些持異議者則針鋒相對地認為達爾文主義肯定是當時流行的社會哲學的擴展（例如，Young，1971b，1973)。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影響——達爾文提到過這個理論的重要性——仍然是問題的焦點，因為這件事表明社會態度與科學之間存在著一種清楚的關係，並且可能對科學造成一定的影響。我們現在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年輕的達爾文非常醉心於當時的一般文獻。有些史學家認為可以從早期的自然選擇論述中找到舊的神學觀點，還有人則強調達爾文省悟到他的理論中帶有唯物論的含義。無論怎麼看，都不會再有人認為達爾文只是客觀地研究現象，沒有受到過哲學的影響。為了理解達爾文理論的起源，我們既需要看一下一般的環境因素對他思想的影響，又要看一下他通過什麼途徑用自己的見解解決特定的科學問題。
在對達爾文工作的專門研究中，那些開始強調他關於「發生」（即有性生殖和生長）猜想重要性的學者們提出了最令人激動的見解（Hodge，1985)。現在我們可以看出，達爾文唯物論的形成來源於他通過研究得出生殖可能在新變異的產生中起到創造性的作用。這種看法與原先的解釋不同，從而搞清楚了達爾文的思想與上個世紀唯物論猜想之間的聯繫。霍奇除了認識到達爾文最初的發現，還提出我們對於進化論如何發展的看法應該有所改變，應該包括關於生長和生殖的連續猜想所起到的基本作用。存在於達爾文生平研究與關於生殖機制爭論之間的人為界限應該取消。在整個19世紀，人們都對個體的生長過程感興趣，這對進化論具有很深的影響。
對達爾文主義的接受
這些關於達爾文主義性質的新觀點，對於評價進化論的被接受和流傳具有一定的意義。近來的許多史學研究（其中有些是我的工作；見Bowler，1982，1986)強調了在一定程度上19世紀後期的進化論具有非達爾文主義的特徵，即那時的進化論並不是建立在現代生物學家認為更有意義的達爾文思想的內容上。甚至達爾文最忠實的支持者，包括T·H·赫胥黎，也很少運用自然選擇學說。儘管事實上很快出現了反對自然選擇的觀點，但是「達爾文主義」（其含義只不過是基本的進化觀）還是流行開來。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追問一個新的問題，《物種起源》如何成為科學中一個新時代的標誌。進化論的是勝利既是社會性的，又通過使那些曾竭力反對達爾文首創思想的科學家轉變了態度而贏得知識分子的歡迎。
當我們的注意力不再關注反對自然選擇觀點的興起，而是那些作為替代理論提出的非達爾文主義觀點時，同樣會發現重要的意義。如果達爾文的激進觀點催化產生出的進化論被許多「後達爾文主義時期」的思想家忽視的話，我們有何理由仍將自然選擇學說的出現視為進化論歷史上的關鍵事件（Bowler，1988)？有大量的證據表明，在「前達爾文時期」，「發育」模式的進化論就很流行，當《物種起源》促使人們廣泛接受生物變化的思想後，這種進化論的影響也在增加。19世紀後期的非達爾文理論，通常帶有進步論者的色彩，並隱含著神學觀點：它們認為，進化具有向某一特定目標發展的傾向，如同胚胎向著成熟發育一樣。將進化類比為胚胎發育使許多與達爾文同一時代的人忽略了達爾文理論的更激進方面，確切地說，就是當代生物學家發現更有用途的方面。只有當孟德爾遺傳學摧毀了這種類比的合理性後，真正的、唯物論的進化論才有可能流行。這樣看來，達爾文原初的理論更像是一種催化劑，並沒有真正參與19世紀進化論的興起。現代進化論不僅來源於達爾文原來發現的自然選擇機制，而且來源於遺傳學家對傳統的發育進化模式的摧毀。
在後面章節中的適當地方還會重新評價達爾文的地位。我想，如果認為達爾文在進化的探討中並沒有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對於這種觀點，這個世界恐怕無法接受。但是，依我看來，當下人們之所以對達爾文所發現的自然選擇學說著迷，部分原因在於現代生物學綜合了選擇論和遺傳學。史學家一直受到鼓勵，去將達爾文理論的起源作為進化論出現的關鍵事件，因為我們現在認識到自然選擇是一個重要的理論突破。這樣便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非達爾文主義的觀點統治19世紀後期進化論者的狀況。有一種多少是線性的理論史模式也一直受到助長，按照這種模式，現代綜合論的出現是達爾文首創的概念作為「主線」發展的結果。蕌有很多明顯的原因促使現代生物學家情願把非達爾文主義進化論貶低為歷史上的旁支、在今天毫無意義的理論。不過，文化史學家在研究過去時更需要具備同情心。公眾對進化論的態度仍然受著19世紀形成的想像中的關於這個理論及其含義的影響，因此，對史學家來說，至關重要的是要理解這種想像是怎麼產生出來的，也許還必須包括其中的非達爾文主義成份是怎麼產生出來的。然而，許多文化和社會史學家一直順從地接受科學家的非達爾文主義進化觀不值得研究的觀點。即使那些不相信現代唯物論含義的學者也發現，確實很容易把達爾文當作科學如何影響現代價值觀的標誌。這樣，生物學家及其批評者共同維持了一種歷史觀，根據這種觀點，達爾文主義在現代進化論的產生中起到了中心作用。沒人懷疑達爾文的理論對現代科學和思潮有過重大的影響，但是我們必須記住，歷史的研究正在揭示出這種影響要比傳統圖畫勾勒出的影響微妙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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