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閱讀這頁文字的時候，你的眼睛和大腦不斷把這種印刷媒介轉換成你可以當作有意義的文字來處理和辨識的信號。如果你想把這頁內容傳真出去，傳真機上的掃瞄儀會繪製出一幅由一條條線組成的精細的圖形，並用0和1分別代表有墨跡和沒有墨跡的黑和白。這個數字化的圖形反映原件的逼真程度，完全要視掃瞄儀的精細度而定。但是，無論你的傳真機掃瞄得多麼精確，傳真件最終也只是原件的複製圖像罷了，它既不是字母，也不是單詞，而是像素。
如果由電腦來詮釋這幅圖像的內容，就必須經過一個和人閱讀時差不多的識別過程：先把小塊的像素轉換成字母，然後再把字母拼成單詞，其中還包括了區分字母0和數字0、分辨出文本內容和手寫痕跡、搞清咖啡漬和圖解的不同，同時還要在充滿噪音（掃瞄和傳輸過程產生的干擾）的背景中明察秋毫。
一旦完成了這個工作，你的數字化文件就不再是一幅圖像，而是以字母形式出現、按一定結構組成的各種數據，通常都按「美國信息互換標準代碼」編成二進制碼，再加上一些關於字體和版式的相關數據。傳真和ASCII碼之間的這種根本差異也存在於其他媒體。
CD是「聲音的傳真」，它是允許我們壓縮、糾錯並控制音頻信號的數字化數據，但它不能體現音樂的結構。例如，要在CD中去掉鋼琴的聲音、替換歌手，或改變交響樂隊中樂器所在的空間位置，就都很困難。8年前，麥克.霍利首先觀察到聲音傳真和結構嚴謹的音樂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他當時還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現在剛剛留校任教。他同時也是一位很有天分的鋼琴家。
霍利的博士論文中包括了他在一架特別設計的波桑朵菲大鋼琴上所作的研究。這架鋼琴記錄下每個琴褪開始敲擊的時間，以及琴槌擊打琴弦的速度。此外，他把所有的琴鍵都電動化，因此，這架鋼琴幾乎可以毫釐不爽地倒彈一百曲子。這架特殊鋼琴就好像一個精心設計的鍵盤數字轉換器和一架全世界最昂貴和高分辨率的演奏用鋼琴的結合體。日本的雅馬哈公司（Yamaha）最近剛剛推出了這種鋼琴的廉價機型。
霍利當時考慮的問題是，如何才能在CD上儲存超過1小時的音樂。工業上處理這個問題有兩種增量方式。一是把激光從紅光改為藍光，這樣縮短了波長（wave1ength），使存儲密度達到原來的4倍。另一種是採用更新的編碼技術，因為你的激光唱機用的其實是70年代中期的算法，從那時到現在，我們已經掌握了更好的聲音壓縮技術，能比原來至少壓縮4倍（而聲音的損失度並不增加）。將這兩種技術同時使用，你在一面CD上一下子就能儲存16小時的聲音。
有一天，霍利告訴我，他找到了一種辦法，可以把好多好多小時的音樂錄到一張CD上。我問：「多少小時？」他說：「差不多5000個小時。」我想，假如這是真的，那麼世界音樂出版人協會一定會雇殺手來取霍利的性命，而他從此以後就要像作家拉什迪一樣，為了逃避殺手永遠過著躲躲藏藏的日子。但是不管怎樣，我還是請他解釋給我聽（而且我還和他拉勾，發誓保守秘密）。
霍利在波桑朵菲鋼琴上發現（他找了一個名叫約翰.威廉姆斯的人在這架鋼琴上彈奏，作為他實驗的合作者），即使人的手指在鋼琴上彈得飛快的時候，在波桑朵菲鋼琴上發出的聲音，1分鐘也超不過3
個比特。換句話說，測量手指的運動所得到的數據是很低的。這和CD上每秒120萬比特的聲音速率相比簡直是九牛一毛。也就是說，如果你存儲的是手勢而非聲音的數據，那你就能多存儲5000倍的聲音，而且也用不著價值125000美元的波桑朵菲鋼琴，只要有一台價格更低廉的裝有樂器數字界面的鋼琴就行了。
在CD製造業中，每一個曾經研究過音樂光盤容量的人都膽怯地、也是可以理解地把這個問題當作只是音頻領域的問題，就好像傳真完全屬於圖像領域一樣。霍利的想法則恰好相反，他認為彈奏的手勢就如同樂器數字介面，而且兩者都更接近美國信息互換標準代碼。事實上，樂譜本身是一種更簡潔的音樂表現形式（公認分辨率很低，而且不會因為人的詮釋而產生表現上的差異）。
通過尋找信號中的結構和信號產生的方式，我們已經穿過了比特的表面而進入到它的內部，發現了圖像、聲音或文本的基本構件。這是數字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實之一。
傳真機是一大災難
假如25年前，計算機科學界對今天電腦能看得懂的新文本比例作一個預測的話，他們預估的數字可能會高達80％或90％。直到1980年左右，這個預測還是正確的。但緊接著，傳真機冒了出來。
傳真機是信息風景線上一個明顯的污點，等於向後倒退了一大步，所帶來的盤根錯節的影響歷久不衰。當然，我譴責的對象是一種似乎為我們做生意的方式，甚至為我們的個人生活帶來了革命性變革的電信媒介。但是，人們並不瞭解這其中的遠期代價、短期失誤，以及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傳真是日本人的遺產，但不單純是因為日本人很聰明，能夠生產出標準化的、比別家更精良的傳真機，就像錄像機一樣；而是因為日本人的文化、語言和做生意的習慣都有非常形象化的傾向。
直到10年前，日本人還不是通過文件做生意，而是通過聲音，而且通常都是面對面談生意。有秘書的生意人寥寥無幾，商業函件往往都是辛辛苦苦親手寫成。相當於打字機的東西看起來更像一部排字機，密密麻麻的鉛字模板上有一個電動手臂，要從6
多個字中一個個挑出需要的漢字符號。
漢字的圖形性使傳真的發明水到渠成。由於當時電腦能識別的日本文字寥寥無幾，因此採用傳真沒有什麼壞處。但是，對於像英語這種符號式的語言而言，如果考慮到電腦的閱讀能力的話，傳真簡直就是一大災難了。
英語只不過使用了26個拉丁字母、10個數字和少量的特殊符號，所以對我們來說，從8個比特的ASCII碼角度來考慮通信的問題，就自然得多了。但傳真的存在卻使我們忽略了這一點。舉例來說，今天大多數的商業信函都是在文字處理器上擬就的，擬好後打印出來，再傳真出去。想一想這個過程。我們在起草文件時用的完全是電腦可讀的形式，而且電腦「讀」得簡直太好了，以致於事實上我們常常想不到要用拼寫檢查程序糾正拼寫錯誤。
接下來我們怎麼做呢？我們把它打印在印有單位名稱、地址、電話的信紙上，於是，文件現在完全喪失了數字化的特性。
然後我們把這張紙拿到傳真機前，信紙上的內容被重新數字化，變成圖像，信紙原來的質感、顏色、字頭等特質經過這一過程而喪失殆盡。這封信被發往一個目的地，也許就是複印機旁的文件筐裡。如果你正好是這個不怎麼幸運的收信人，你就拿到這張病怏怏的、纖薄的、有時好像古代的手卷一般不加剪裁的紙，還得讀上面的內容。饒了我吧，這簡直就跟把茶葉傳過來傳過去一樣愚蠢。
即使你的電腦裝了傳真調製解調器（faxmodem），可以省卻打印的步驟，或即使你的傳真機用的是打印用紙，而且可以印出全彩畫面，傳真仍然不是一種具有智能的媒介。因為，你把電腦的閱讀能力拒之門外，而唯有借助電腦的閱讀能力，收信人才能自動儲存、檢索和處理你傳來的信息。
大約6個月以前，好像某人從某個地方傳了一件東西給你……說得好像是「如此這般」的一件事——這種情況你有幾次能想得起來那究竟是一件什麼樣的事呢？
但假如這封信是以ASCII碼形式傳送的，你只需要在電腦數據庫中搜尋關於「如此這般」的檔案，就可以找到這封信。
當你傳真一個電子數據表（spreadsheet）時，你能夠傳送的只是它的圖像而已。但是如果你採用電子郵遞的方式，你等於傳了一張可以編輯的電子數據表給收信人，他可以在上面隨意操作、提出問題或以他想用的方式來看這張表。
傳真甚至一點也不經濟。假如你以9600波特的正常速率傳真這頁內容，需要花20秒的時間，大約傳輸了2
0比特的信息。而如果你用電子郵遞，不到1/10的比待數就夠了：也就是ASCII碼和其他的控制符。換句話說，即使你聲稱毫不在乎電腦的閱讀能力，假如在同樣的9600波特的傳輸速率的條件下，計算每比特或每秒所要消耗的成本，電子郵遞的成本只有傳真的10％（若是在38400波特的速率下，電子郵遞的成本更降為傳真的2．5％）。電子郵遞急起直追
傳真和電子郵遞的觀念都始於大約100年前。在1994年才首次發現並出版的一份1863年的手槁《二十世紀的巴黎》中，儒勒.凡爾納（JulesVerne）寫道：「傳真電報能將任何的手稿、簽名或圖示送到很遠的地方，也可以使你與2
公里以外的人簽約。電線通進了每家每戶。」
1883年，西部聯合電報公司（WesternUnion）推出的自動電報就是一種使用加強型電線的、點對點的電子郵遞系統。今天我們所知道的多點對多點的電子郵遞的普遍使用其實早於傳真的普遍使用。60年代中期和晚期，當電子郵遞剛剛興起時，懂電腦的人寥若晨星，因此，也就難怪80年代傳真機一出現，就立刻後來居上。傳真的好處是容易使用、輕易就可以傳送圖像、複製原件（包括表格）。此外，在某些情況下，而且直到最近，傳真上的簽名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到了電腦無所不在的今天，只要看看一飛沖天的電子郵遞使用人口，就知道電子郵遞佔了壓倒的優勢。除了數字化的好處之外，和其他媒介相比，電子郵遞是一種更具有對話性的媒介。儘管它不是口語的對話，感覺上卻更接近於講話，而不是書寫。
我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我的電子郵件。稍後我就可以說：「對，我早晨跟某某人談過了。」雖然那只是電子郵遞。在電子郵遞訊息頻繁往返的過程中，常常會出現拼寫錯誤。我記得有一次我因為拼寫錯誤特意向一位日本同行道歉，他回答說，不用擔心，因為他糾正拼寫錯誤的能力一定高於我所能買到的任何拼寫檢查軟件。還真是那樣。
這種半對話式的新媒體和寫信確實截然不同。電子郵遞比快遞郵局複雜得多。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發現它的各種不同的用途。電子郵遞中現在已經出現了一套表情符，例如用：）代表笑臉。在下一個千年中，電子郵遞很可能成為最主要的人際通信媒介，而且在未來15年中，它將與聲音通信並駕齊驅，甚或凌駕於聲音通信之上。我們大家都將使用電子郵遞，前提是我們都要懂得一些數字化禮節。網絡禮儀
想像一下這樣的場景：在18世紀奧地利古堡金碧輝煌的舞廳中，數百支蠟燭搖曳的燭光、威尼斯式的鏡子和華麗的珠寶，把大廳映照得光彩奪目。400名俊男美女在10人管絃樂隊伴奏下，優雅地跳著華爾茲，就好像派拉蒙的電影《一代妖後》或者環球影片公司的《風流寡婦》（TheMerryWidew）中的場景一樣。現在想像一下，場景依然不變，只是其中390位賓客頭一天晚上剛學會跳舞，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地踏著舞步。這跟現在互聯網絡上的情形很相似：大多數的使用者都笨手笨腳。
今天，互聯網絡的用戶大多是新手，很多人入網的時間還不滿一年。起初，他們會傳送大量的訊息給一小群特定的收信人，不僅內容上長篇大論，而且語氣急切，彷彿收信人除了盡快給他們回信以外，沒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更糟的是，通過電子郵遞傳送文件副本簡直易如反掌，而且似乎就跟不花錢一樣，對方只要來一個「回車」，就可以在你的電子信箱中塞滿你絲毫不感興趣的萬言書。這個簡單的動作把電子郵遞從個人的對話媒介，變成了一種大規模的信息傾銷。當你是通過窄帶信道聯網時，情況尤其令人沮喪。
一位新聞記者受命撰寫一篇關於網絡新手及他們率性使用網絡的報道。為了研究這個問題，他沒有事先徵得我的同意，也沒有任何警告，就發了一份長達4頁的問卷給我和其他人。他的報道真可謂是一幅絕佳的自我寫照，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簡潔是電子郵件的靈魂
對記者而言，電子郵遞可以成為最好的媒介。電子郵遞採訪會較少打擾受訪者，也能給他們更多的思考餘地。我相信全世界許許多多的新聞媒體都會把電子採訪當成絕佳的媒介和標準的採訪工具——只要記者們能好好學一點數字化的禮節。
要在互聯網絡上表現使用電子郵遞的禮貌，最好的辦法就是假定收信人的通信速率只有1200波特，而且也只有幾分鐘的時間來讀信。反面教材就是在回信的時候，一字不漏地將原信附上（令人擔憂的是許多我認識的網絡老手都有這個習慣）。要讓電子郵件涵義清楚的辦法不少，這可能是其中最懶惰的一個辦法。當信件很長或信道很窄時，更是要命。
另一種極端則更糟糕。例如回信時只答「當然」。什麼事情當然啊？
依我的意見，所有數字化習慣中，最糟糕的就是毫無必要地拷貝，也就是動不動就「cc」（抄送）的習慣。堆積如山的副本令許多企業高級經理人員視上網為畏途。電子副本的一大問題是，由於回信往往也傳送給整個抄送名單，因此副本會自我繁衍，變得越來越多。你永遠不知道某人是偶爾回信給所有人，還是就願意這麼做或不知道該怎麼做。假如有個人正在籌備一個臨時的國際會議，邀請我和另外50個人參加，我最不愛看的就是50份行程安排表以及有關這些安排的瑣碎討論。
「簡潔是電子郵件的靈魂」，游吟詩人可能會如是說。星期天也不例外
電子郵遞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對我們的工作和思考方式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個具體的結果是，我們的工作和娛樂節奏改變了。漸漸地，每天早9點到晚5點、每週工作5天、每年休假2周，將不再是商業生活的主流步調。星期天和星期一不再有那麼大的差別。
有些人會說（尤其是歐洲人和日本人），這真是一大災難。他們寧願把工作留在辦公室裡，不要帶回家。人們有遠離工作的權利，我當然不會吝惜這一點。但另一方面，我們有些人就是喜歡隨時都被「網羅」，交換條件很簡單。就我個人而言，我寧願以星期天多回復一些電子郵件，來換取星期一早上的懶覺。既在家中，又在外面
有一幅非常好的、現在也很有名的漫畫，描寫兩條狗在互聯網絡上對話。其中一條狗在電腦上打了一行字給它的同伴：「在互聯網絡上，沒有人知道你是一條狗。」它應該再加一條附註：「而且他們也不知道你在哪裡。」
從紐約飛到東京，在大約14個小時的旅程中，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打字和撰寫四五十封電子郵件。想想看，假如我一到飯店就把這些郵件交給前台，讓其傳真出去，一定會被視為大宗郵件。然而，假如我採用電子郵遞，我只要撥一個當地號碼，就可以輕鬆迅速地把事情辦好。而且當我發信的時候，我把這些信直接傳遞給許多人，而不是發給某個地址；他們也把訊息傳送給我本人，而不是寄給東京某個地方。
電子郵遞可以讓我們具有超乎尋常的流動性，而且沒有人需要知道我們究竟身在何處。保持聯網狀態的過程帶來了一些有趣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和數字化生活中原子和比特的差別有關，對出差在外的推銷員可能影響最大。
我在旅行的時候，至少設法得到兩個能讓我和互聯網絡連上的當地電話號碼。與一般人的想像不同的是，這些網絡入口都是非常昂貴的商業入口，使我或者可以和當地的報文系統相連（我在希臘、法國、瑞士和日本的情況就是這樣），或者和斯普林特公司及微波通信公司（MCI）的全球報文服務系統相連。像斯普林特就在俄羅斯的38個城市都有入口號碼，這些號碼中的任何一個都能把我和我的單用戶分時系統或作為後備力量的媒體實驗室主機相連。一旦與我的分時系統或主機連上，我就在網上了。數字化生活的物理路障
要在世界各地都與網絡相連堪稱一種法術。問題不在於數字化生存，而在於插頭是不是配備齊全。歐洲有20種（數一數看）不同的電插頭！也許你終於已經習慣了小小的塑料電話插孔，也就是所謂的RJ一11插頭，但別忘了世界上還有175種其他插頭。我很自豪所有這些插頭中的每一種我至少都擁有一個。因此當我長途巡迴旅行時，我的行李箱中1／4的空間都放滿了各式各樣的電話插孔和電插頭。
但是即使裝備完善，你仍然可能連連碰壁，因為許多飯店及幾乎所有的電話亭都無法提供調製解調器的連線端口，這種時候，你可以把一個小小的聲音耦合器附著在電話筒上。這項工作的難易度則要視電話筒上過度設計的程度而定。
一旦連上線之後，即使是通過最古老的、轉盤式的模擬電話交換機，比特也能傳回家中，儘管這樣有時要求傳輸系統速度很慢，但糾錯能力極強。
歐洲已經開展了一個全歐插頭（Europ1ug）計劃，以期開發出能滿足下列三大目標的單一電力插頭式樣：1）樣子和目前所有的插頭都不同；2）具備目前所有插頭的安全性；3）不會讓任何一個國家獨佔經濟上的優勢（這一點是歐盟獨有的想法）。問題的關鍵並不僅僅在於插頭。當我們的數字化生活逐漸展開之時，我們會碰到越來越多的物理路障，而不是電子路障。
比如說，飯店拿掉了RJ一11插孔上小小的塑料夾，這樣一來，你就無法把膝上型電腦的電線插入牆上，這比收取傳真接收費還要惡劣。這就是人為破壞數字化的一個例子。扎卡特夫婦已經允諾要在將來出版的飯店指南中特別說明這種情況，這樣數字一族就可以抵制這類行徑卑劣的飯店，另覓佳處來從事他們的數字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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