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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為中譯本出版而作


  傳統總是要求人們注意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之間的明顯差異。雖然沒有人否認這種差異的存在,然而強調差異往往忽略了這兩種文化的多樣性以及兩者所經歷的一系列歷史性變化。這種變化無論是從宗教影響、價值體系、社會制度來看,還是從一般信念考慮,都是同樣明顯的。而且在這些問題上這兩種文化各自也都從來沒有完全一致過。如果忽視這些變化就無法充分瞭解這兩種文化。

  西方世界的顯著變化之一是在過去四百年中科學的穩步興起。這對人們的世界觀以及——在實際應用方面——對醫學與技術都具有深遠影響。起初,由伽裡略、笛卡爾、牛頓開始,這種對世界的思維方式是由邏輯學、數學和物理學支配著,象徵著所謂的「科學革命」。但是,由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迎來的達爾文革命證明了物理學家世界觀不夠完善。達爾文的進化思想迫使我們對人在生命世界中的地位採取一種現實主義觀念。此外,它還促使我們在哲學思想上容納物理學家的哲學所輕視或缺少的一些概念,諸如變異、多元論、機遇、不確定性、目的性程序、歷史信息以及其他。新的生物學世界觀為控制事態過程(包括人類歷史)各種力量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幅全新的畫面。

  進化生物學比科學的其他任何分支更有力地論證了歷史和歷史性地貯存的信息的重要性。確實,它使我們認識到,要充分瞭解科學中的問題,還必須瞭解有關問題的歷史。正是這種領悟促使我來分析進化生物學及相鄰學科的思想的歷史。

  用不著說,當我得知我的這本著作正在翻譯出版供中國人民使用時,我是多麼高興。由我,這書的作者來評論這本書的重要意義顯然是不合適的。我所要說的是,這本書代表了我畢生對進化生物學問題的思考,並力求將生物學中許多領域——從系統學(多樣性研究)到進化與遺傳——的發現加以集成與總結。

  我能夠期望我的這本書在中國將有怎樣的反響呢?這很難預測。然而我認為進化思想——連同它對性質而不僅是數量的強調——機遇(變異)與必然性(選擇)的相互作用、歷史性進步、世界的等級結構以及由進化論者所發展的一些其他概念,在某種意義上比笛卡爾-牛頓傳統的物理主義更接近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如果是這樣(只有進一步研究,才能確定這個假定是否能成立),那麼進化生物學的一些基本哲學概念,將有可能引向中國文化的某些古老傳統重新煥發青春。它確實也將導致有價值的研究交流。人們可以期望它為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集成作出貢獻。

  即使在西方,我們也還沒有一種哲學充分結合了生物學的近代成就。這對我們尋求價值——那種能將倫理原則奠基於其上的價值——來說尤其如此。在這裡我們還需要來自其他的科學,特別是來自心理學的幫助。但是,事情已很清楚,如果對生物學思想的發展沒有深刻的理解,我們就永遠也不能指望去建立與發展這樣的一種哲學。正是出於這種理由,我對那些為負責翻譯、出版本書花費精力從事艱巨工作的人們,表示由衷的感激。對這播種式的努力,我謹致以最美好的祝願。

                 Ernst Mayr

                 哈佛大學


作者序


  現代生物學的很多內容,特別是不同學派之間的某些爭論,如果對所涉及問題的歷史背景不清楚,就會無法充分理解。每當我向學生們提到這一點時,他們就會問我有哪些書籍可以參考。對此,我感到很窘,我只得承認現下已出版的圖書都不能滿足這種要求。的確,已有許多記述生物學家生平及其成就的著作出版,然而無論就其對生物學的主要問題進行分析來說,還是作為生物學概念和思想的發展史而言,這些著作一概都不合適。雖然生物學中的某些個別學科,如遺傳學和生理學的歷史,確實是思想史,但將生物學作為一個整體來論述其思想的發展史則仍付闕如。我撰寫本書的目的就是為了填補這一空白。必須強調的是這本書並不是一本生物學史,也並不想去代替現有的生物學史(例如Nordenskiold著生物學史)。我這本書的著重點是現代生物學的主導思想的背景與發展,換句話說,它是發展史而不是單純的記述史。像這樣來處理就要求而且必須略去生物學中的某些暫時性事態的發展,這樣的一些發展對隨後的思想史並沒有留下什麼印記。

  當我開始構思寫這樣一本生物學思想史的方案時,目的地似乎是難以相信的遙遠。頭幾年(197O∼1975)我專心一意地讀書,寫札記並草擬初稿。馬上就發現這個題目太大,寫一卷不行。我決定首先寫一卷關於終極原因(進化原因)方面的生物學。然而即使是這樣目的有限的論著也是一項很難辦到的浩大工程。如果我最終能有所成的話,這是因為在這一卷所涉及到的大多數領域中我本人曾經做過一些研究工作。這也就是說我對所涉及領域的某些問題及其文獻已經相當熟悉。我還希望在另一卷中討論近期原因(功能原因)方面的生物學,其中包括有關各方面的生理學、發育生物學和神經生物學。一當某一生物學學科(如遺傳學)既需討論終極原因又需闡述近期原因時,則在本書中只討論其終極原因。生物學中有兩個領域在本卷中本來應當包括(至少部分的)然而並沒有涉及,這就是生態學和行為生物學(特別是行為學)的概念史。所幸的是,其它一些作者正在積極編纂有關生態學史和行為學史,因而上述的遺漏也不致令人感到特別遺憾。

  對專業的歷史學者來說,閱讀本書的一、三兩章可能不會有太多收穫,還會認為這兩章實際上多少過於膚淺。我之所以加進這兩章是為非歷史學者的讀者著想,相信這兩章能幫助他們以更深邃的覺察力來理解其它各章純粹科學性的發展。

  致謝詞(從略)。

                Ernst Mayr

                 哈佛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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