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許多方面，諸如創造過程，科學家個人在革命性的科學觀念的形成和傳播過程中的作用，科學革命家的個性以及科學通訊技術和方法的變化對科學革命的影響，都沒有在本書中加以研究。我只是談到了科學革命與社會、政治、制度或是經濟根源之間相互作用的程度和層次的許多方面。此外，我僅僅用例證指出了科學革命和社會政治革命之間的可能聯繫和繼承關係。
但在科學革命中，有一個一再出現於原始的和第二手文獻中的經驗現象，我樂於在此進行一番討論，這一現象就是改宗。人們常常引用普朗克的話（194，33-34）來表明改宗之難：「新的科學真理不是由於說服它的反對派，使他們接受而獲得勝利，而是由於這些反對派最終死去，而熟悉它的新一代人成長起來使科學真理獲得勝利。」半個世紀前，哈佛大學的教授約瑟夫·洛維林表達過類似的觀念。他對他的學生們說：光有兩種理論，波動說和微粒說。據說他當時聲稱：今天每一個人都相信波動說，原因是所有相信微粒說的人全都死了。不過，正如我們所知，這類表述中肯定會有一個真理的標準問題，新的科學觀念確實贏得了後人，但也說服了某些反對派，本書的許多例證表明了這一點。普朗克就親眼目睹了他的基本觀念被他的科學同事們接受、修改和運用的過程。科學革命的這一特徵——贏得科學工作者——非常具有普遍性，因此我把它的烈度作為從理論革命到科學革命轉化的標誌。
這種信念上的巨變很可能是破壞性的。全新觀念的接受幾乎總要引起對基本問題——時間和空間、同時性、物種的穩定性、原子的不可分性、微粒和波動的不相容性、因果性、可預見性進行重新思考。此外，新觀念總是以完全不同的思想拋棄過去已被廣泛接受的信仰。這就難怪科學家要採用「已經看到了光明」或「改變信念」這一類詞句，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的經驗與古典的宗教體驗相比較。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中，庫恩使用了兩個詞組來揭示這一現象：不可逆的「格式塔轉變」和「改宗經驗」。他明確討論了從忠誠一個範式轉變為忠誠另一個範式，這是一個類似於轉變宗教信仰的行為。雖然這不是他寫作大綱中的主要內容，但這一點仍以顯著的地位出現，儘管庫恩沒有舉出例證。人們只要讀過這部關於科學革命的名著，就不能不對無處不在的關於轉變的詞語留下深刻印象。有時，科學家運用轉變一詞不過是出於形象或文字上的考慮，例如，1796年約瑟夫·普裡斯特利（1796；1929，1920）描述了「愛丁堡的布萊克博士以及我知道的所有蘇格蘭人是如何聲稱轉向了」新的拉瓦錫化學體系的。兩個世紀後，物理學家A．佩斯（1982，150）則用同樣的詞彙描述新物理學。從前一章我們看到，威爾遜的情況也是如此，他是板塊構造理論的創立者之一，也是大陸漂移理論早期的傳播者。
大約一百年前，赫胥黎曾寫道：「皈依科學信仰的後果之一就是承認因果律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的普遍和絕對的有效性」。這一論點是赫肯黎在回答那種對達爾文「企圖恢復古老的異教女神——偶然性」的責備時提出來的。在赫胥黎看來，貶低達爾文的人認為達爾文「設想變異是『偶然性』造成的，最適合者經受住了生存鬥爭的『偶然性』得以生存。」因此，他們指出，達爾文理論中，「偶然性取代了上帝的設計。」在回答達爾文主義對保守主義者的批評時，赫胥黎指出，那些如此看待「偶然性」的人是「古代迷信和愚昧的繼承人……他們的心靈從來沒有被科學思想的光芒照亮過」。他們是頑固的，迄今為止並未轉向科學；他們拒不承認因果律。赫胥黎解釋說：這種承認「是一次信仰上的行動」。原因在於「就本質而言，這一命題的真實性是不可證實的」。而這種信仰的與別的信仰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是盲目的，而是合理的」。它「無可辯駁地被經驗所證實，它是一切行動的唯一值得信賴的基礎」。赫胥黎不僅用了大量篇幅駁斥達爾文的反對派，而且為了達到目的，他還使用了我們今天看來有些過分的類比於宗教的方法。他做的甚至比我所指出的還過分，他談到「我們遠古祖先對偶然性的崇拜現在在人們之中竟然仍有市場」（達爾文，1887，2：pp．199-200）。
改宗思想在達爾文的通信中突出體現出來，下面是他1858年至1859年間幾封信的片斷：
〔1859年1月25日致A.R.華萊士」你問我有關賴爾的精神狀態。我認為他有些動搖不定，但沒有屈服。他經常厭惡地對我說，如果他被「誤解」了，那將是多麼令人討厭的事，「原理」的再版工作是多麼沒有意思。他最正直，最誠實，我想他最終被「誤解」是必然的。胡克博士幾乎和你我一樣成了異教徒，而我認為胡克是迄今為止歐洲最稱職的評論員。
〔1859年9月20日致C．賴爾]你以前對物種不變性的懷疑，也許比我的著作對你的改宗（如果你已經改變了的話）影響更大……無論我怎樣表達對你的學說的信服都不過分，上帝知道我從不逃避困難。我愚蠢地渴望著你的判決，這並不是說你不改宗會令我失望；因為我記得我花費了很長時間才轉變過來；但是如果你能轉變過來的話，我將是極為高興的，尤其是我對這種轉變有一份功勞的話。
〔1859年9月23日致W．D．福克斯」我並沒有傻到想使你改宗的程度。
〔1859年10月15日致J．D．胡克」萊爾準備重新閱讀我的著作，我仍然對他的改宗抱有希望，或者按他的說法，使他離經叛道了。
〔1859年10月15日致T．H．赫胥黎〕我決不希望你轉變到我的許多謬誤上來。
〔1859年11月11日致A.格雷：」賴爾……快轉變到我的觀點上來了。
〔1859年11月13日致AR．華萊士」胡克認為（賴爾）完全轉變了。
賴爾後來在給胡克的一封信中討論了這個問題（1887，2：193）：「我發現，我沒有能使過去反對達爾文甚至現在反對赫胥黎的人的態度有了多大程度的轉變。他們必須放棄「古老而長期為人們所珍愛的觀點，這些觀點使我早年對科學理論產生了興趣，那時我深信帕斯卡、哈拉姆稱之為『大天使毀滅的理論』」。在這些摘錄中，我們不但注意到「改宗」和其他宗教術語的運用，而且還看到達爾文自己的改宗也用了很長的時間。這是科學家們的普遍話題。J．J．湯姆森在他的自傳中敘述了他接受原子的可分性是多麼困難。
達爾文的通信還使我們能夠看到轉變的實際經歷。H．C．沃森曾把達爾文稱作「自然史中最偉大的革命家」，他在1859年11月21日寫道，「自然選擇」包含了「全部偉大自然真理的特點」，它澄清了「模糊的東西」，簡化了「複雜的東西」，極大地補充了「以往的知識」（達爾文1887，2：226）。赫胥黎在說明《物種起源》被接受時闡述了新進化論的作用（1888）：它像「一道閃電，給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的人們突然照亮一條道路，不管這條道路是否能直接安抵家中，但肯定是一條光明之路」。隨後，他用了一個宗教隱喻，他說：「達爾文和華萊土驅散了黑暗，起源說的烽火引導著黑暗中的人們」。
化學家羅薩·邁耶對科學改宗的解釋是引人注目的。幾年後，邁耶回憶起1860年召開的卡爾斯魯厄會議結束時發生的令人震驚的事件。會議是由偉大的有機化學家凱庫勒召集的，是「化學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范·斯普朗森1969，42）。這是首次為解決科學內部的緊迫問題而召開的國際科學大會。討論的中心是幾種競爭的、極為不同的原子量體系所造成的混亂。由於非常不確定導致許多化學家轉向化合量以尋求出路。原子量體系的差別來自原子和分子概念的歧義。例如，同一化學元素的原子能否結合成分子（意大利化學家阿伏伽德羅的問題）？化學鍵是否只在不同元素的原子之間形成（現代原子論的創始人道爾頓的問題）？這次會議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全部有機化學的結構形式須依賴它來解決（見德·米爾特1948）。
無須驚奇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化學家們簡單而又普遍可接受的方案結束他們的會議。但這次會議確實有正面結論：會議鄰近結束時，熱那亞大學化學教授S．坎尼查羅散發了一本小冊子，他在其中對會議的中心議題作出了解答，今天這一解答已經被普遍接受。坎尼查羅主要借鑒了阿伏伽德羅的工作，同時也吸收了C．F．熱勞爾的觀點，他一直在向他的學生們教授這個困擾整個科學界的難題的解答方法。邁耶一讀到這個小冊子就立刻轉向了坎尼查羅體系，而且他和幾位不同國家的科學家一道成為元素週期律（或體系）的發現者。這次會議兩年後，坎尼查羅在《化學進展年度報告》上發表了一篇分析文章，幾十年後，邁耶為其再版作序，描述了他自己的轉變經歷。由於這段說明非常經典，所以很值得在此全文引用：
會議結束後，根據作者的意見，他的朋友A．帕維希散發了一本薄薄的、乍看意思不大的小冊子：坎尼查羅的Sunto…，這是一個重譯本，原著在幾年前就出現了，但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我也拿到了一本，並準備在返回的途中閱讀。到家後我一遍又一遍地閱讀這本小冊子並驚歎它對最重要的焦點問題給予的啟示。它使我眼界一開，疑慮頓除，代之而來的是一種平靜、確定的感覺。如果說幾年後我能對澄清形勢，平息過去激動的情緒有所貢獻的話，那麼我應當深深感謝坎尼查羅的論文。其他許多與會者想必也有類似的感受。激烈的爭論浪潮開始平息下來（坎尼查羅1891，59－60）。
讀者也許會注意到邁耶提到了塔素斯的索爾（Saul of Tareus），因為他使用的是「擦亮了……我的眼睛」以及其他宗教體驗的語言。很顯然，邁耶一定認識到在科學轉變和宗教變宗之間存在相當大的相似之處。
在歷史地研究革命時，人們必須清楚，在古典時代，「轉變觀念」意味著在舊的循環意義上發生了一場革命，甚至在宗教中，「改宗」仍然保留了某些古代精神再生的意味，否則就不可能探討改宗。但這一術語的現代用法，尤其是在科學中，指的是根本改宗和接受完全不同的觀點。因此觀念的轉換，使我們走上了循環之路。儘管科學分析不容許採用宗教術語如「改宗」來探討科學變化，但歷史學家在研究「改宗」時的主要任務——如同在研究「革命」時一樣——不是為了裁決過去的言行，而是記錄並分析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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