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1章中，我們已經瞭解到，科學史家喬治·薩頓在1937年就認為：在正常情況下，科學的進步是一種增長的活動或積累的活動，而不是一種革命的延續。許多科學家和科學評論家接受了這一觀點，其中有化學家J．B．科特南和物理學家E．盧瑟福；而且（將如我們在最後一章中將要看到的）至今仍有少數人仍在堅持這一觀點。但是，到了2O世紀扣年代，科學史家們開始接受科學革命的概念，從根本上來說，是受到了三部重要著作的影響。這三部著作是：H．巴特費爾德的《近代科學的起源：1300－1800》（1949年初版，1957年再版）；A．R．霍爾的《科學革命：1500－1800》（1954年初版，1983年再版）和T．S．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年初版，1970年再版）。巴特費爾德和霍爾只是肯定了科學革命在歷史上的地位，因為巴特費爾德僅向人們介紹了另一種革命——近代科學革命。但是，庫恩的著作一出版，科學革命作為有規律發生的現象，就被人們普遍地接受了。
根據通常的說法，是巴特費爾德把「近代科學革命」這一術語引進歷史的話題中的。而當我有一次向他問及這個問題時，巴特費爾德（他一直對史學史研究很感興趣）答道，他完全意識到他在傳播「近代科學革命」這一觀念時所起的作用。但是，他認為，這一觀念並不是他的創新。事實上，我們仔細閱讀一下《近代科學的起源》，可以發現：這本書是在1984年的一系列講演稿的基礎上寫成的，由此表明他並非認為他是這一觀念的創始人。
然而，巴特費爾德在使「近代科學革命」這一觀念深入人心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以強有力的和雄辯的事實宣稱：近代科學革命的最終結果「不僅使繁瑣哲學黯然失色，而且使亞里士多德物理學解體。」「它不僅推翻了中世紀科學的權威，而且推翻了古代科學的權威。」此外，這場革命「遠遠勝於自基督教產生以來的任何事物，它使文藝復興以及宗教改革黯然失色。」巴特費爾德是一位普通史學家，而不是一位科學家或科學史家，因此，他的戲劇性的結論特別對其他有名望的史學家和哲學家產生影響（甚至對科學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也是如此）。這些史學家和哲學家都能把從伽利略到牛頓時期現代科學的突變事件，恰當地看作歷史上的主要革命。懷特海認為，按照「天才世紀」的簡單規則，那個時代的偉大的科學事件是與伽利略，牛頓以及他們同時代人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巴特費爾德為了強調那個時期科學思想的革命性質，用了這樣兩個詞組：「英勇的冒險」和「人類實踐的偉大樂章」。首先，巴特費爾德強調了他叫作帶著「各個不同類別頭銜」的革命的影響，並且，他避免了用宗教改革的或社會和經濟因素的影響來輕易地解釋革命。
在《近代科學的起源》一書中，巴特費爾德不僅給近代科學革命以突出的地位，盡可能地把它看作西方文明中的最著名事件，而且，他提到了「化學領域裡的一場滯後的科學革命。」如此表明，他意識到了一場滯後的牛頓革命，這可能側重的是「化學領域裡遲到的科學革命」與長期流行的術語「化學革命」相比並不只是一種簡單的變種。化學革命最早是由革命的大師拉瓦錫提出來的，自M．貝特洛的《拉瓦錫化學革命》（1890）一書出版之後，「化學革命」廣為使用。我必須承認我從沒有確信：這就意味著科學革命是「滯後的」，只是因為「滯後的」這一術語，更有助於理解自然事件，例如像後來關於雨的解釋。巴特費爾德沒有讓讀者清楚他所指的「化學上的科學革命」與「拉瓦錫化學革命」之間的概念有什麼真正的不同。他盡最大可能地表明近代科學革命對最初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的影響，而不是對化學革命和直到法國革命出現的類似的化學革命的影響。即：在近代科學革命改變各門學科的進程中，化學革命的到來要比天文學和物理學晚一個世紀左右。
巴特費爾德的影響是隨這一事實的出現而不斷擴大的，即，他的著作正作為對科學歷史的專業領域的積極探索而出現，並使之推廣到許多知識領域：普通歷史學，哲學，政治科學，經濟學，社會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出現的許多科學的應用，國際核武器的控制問題，對未來的希望與恐懼共存，這使科學和技術引起了許多科學家和非科學家真正的關注。這種關注使人們對科學史，科學革命以及對科學革命創立的現代科學的應用產生了日益濃厚的興趣。巴特費爾德第一個對科學革命（近代科學創立的革命）的令人震驚的論述，恰恰是在此時出現的，因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的著作幾乎立刻被作為初級學生和高級學生的公共教科書。這種定論作為權威性的論斷影響了整整一代學者和科學家。
早期著作家論革命
然而，巴特費爾德並不是20世紀以來第一個詳細論述科學革命的歷史學家。許多被巴特費爾德引證過的重要著作家在早期都討論過科學革命和科學中的革命這樣的論題。M．奧恩斯坦醫生是這些作家中最早的一個，她在哥倫比亞大學時的醫學論文《17世紀科學協會的法則》於1913年出版。它至今仍然是經典著作；該書分別於1928年和1975年兩次重印。奧恩斯坦除了把近代科學革命作為單個的統一的運動來分析外，她還把科學革命的概念用於規模較大的革命中的特殊事件。例如，她提到望遠鏡時說「它使天文科學徹底革命化了。」她提到了「林奈的革命著作」，「光學的革命性變化」，「大學中的革命」（1928，8，13，249，262）。奧恩斯坦特別提到了發生在17世紀前半期的一次變化，它「比起先前時期逐漸進化以來，似乎更像『變異」』（p．21）。她這樣概括她的發現：「在17世紀後半期」，科學協會是文化的產物，「更像科學革命的大學」。值得注意的是，她斷定：「與許多載入史冊的、似乎並沒有什麼意義的革命相比，在思考和探索的基本習慣中存在著一場革命」。這最後引證的誇大成份，是因為巴特費爾德在後來的解釋中用了標準的術語。對我們來說，可能最為突出的是：在她的討論中沒有指出但我們能夠找到的一條線索：近代科學革命的概念就像科學革命的概念，可被用於任何其他的事務，而不僅僅是歷史學上解釋和分析的一個標準模式。
20世紀20年代，一位名叫A．A．玻特的學者，他對巴特費爾德和許多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他的歷史學及其評論文集《現代物理學的形而上學基礎》（1925），在近代科學革命時期，作為對科學哲學基礎的經典研究，受到了高度的重視。玻特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哲學家，後來，他放棄了對早期思想及其意義的研究，轉而專事宗教哲學。
玻特的書有一多半是論述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笛卡爾，吉伯和玻意耳的，其餘的論述「牛頓的形而上學」。在玻特引用的一篇參考文獻中介紹牛頓時說，是牛頓引發了突出的事變——「嶄新的知識革命」（p.203）。然而，玻特在閱讀了牛頓的著作後認為，這個推論具有「悲觀」色彩。因為，牛頓「以他權威的見解，應當在他豐富多彩的工作中對所用方法做清楚的陳述」。玻特仔細查閱了牛頓的各種論文，試圖為「這種陳述找到任何特殊而詳細的說明」，但這一切都是徒勞無功的。
在這個有著很大影響的歷史研究中，玻特還提到了「R．玻意耳的化學革命」，他使用了這樣一個題目「特殊的假說和實驗的方法，而不是幾何學的歸納法」（p．200）。對玻特來說，在開普勒和伽利略時期，「科學中精確數學的運用按照其秩序」，帶來了「一場著名的形而上學革命」（p．156）。玻特還提到「天文學革命」。伽利略的「因果關係的實證概念」和相伴隨的科學被認為是一場「完整的革命」（p．89）。玻特認為，這是描述「伽利略革命的偉大性」（p．93）的一個恰當的詞組，而且它包含了「循環式革命」的舊式解釋，即從某點出發，又回到該點的一種封閉運動。在描述伽利略時，玻特提到了一場「思維革命」（p．84）。A．柯伊雷和巴特費爾德後來更充分地發展了這個思想。在玻特的論文中，人們還能看到「哥白尼革命」（p．50），它被說成是「最根本的革命」，人們認為玻特確信：道路是由「像庫薩的尼古拉這樣的思想家的自由宣哲」（p．28）鋪成的。玻特討論了哥白尼革命的遠景，認為他的體系的「簡潔性」能「正確地…減少他的革命觀念確實會引起的某些偏見」。而且，在對這一事件的一般性介紹中，玻特列舉了出現在當代科學的前兩個關鍵世紀中的所有基本的發明，他認為「在1500-1700年間，這種革命確已發生」（p．16）。
玻特的著作開闢了一種科學思想的新領域——從哥白尼到牛頓的物理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和宗教含義。就展示的程度來看，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新科學是「與歷世紀和問世紀的哲學和宗教思潮不可分割的」（格拉克1977，63）。但就現在的背景來看，這種經常重印的著作，對於近代科學革命和「基本」的哥白尼革命的討論，是有意義的。
在涉及17世紀的科學中使用革命概念的另一位著作家，是哲學家懷特海。他認為，望遠鏡「可能會作為玩具而保留」（1923，165），而在伽利略的手中「它（望遠鏡）卻引起了一場革命」。然後，懷特海盡力去「解釋伽利略帶給他那個時代的主要的革命思想」。懷特海在《科學與現代世界》（1925）一書（該書是根據他1925年在波士頓的洛韋爾講座的講稿整理成的）中一再提到他稱之為16世紀的「歷史的反叛」，他認為，這種反叛包含著科學，在科學領域中，「這意味著要求實驗和推理歸納法」（p．57）。雖然，在涉及到伽利略時，他並沒有專門使用「革命」這個詞，但毫無疑問，存在著對伽利略革命影響的評論。「對人類有史以來的觀念產生了最根本的變革」（p．3）。然後，他繼續說了一句值得記住和經常被引用的話「自從基督降生在馬槽中，不知是否有過如此小的漣俯竟能掀起如此軒然大波」。這對伽利略革命來說，似乎是一個奇怪的隱喻，因為伽利略自己的風格是好鬥的，他力求建立新哲學、新科學和新天文學。他力求去消滅反動勢力，他確信這種反動勢力在奴役中控制著他的上帝，在科學中導致謬誤。但是，懷特海試圖用歷史學中立的觀點去觀察那時的事件，也許，對特倫特俱樂部P．薩皮的歷史來說，它只適合作男人們的消遣讀物。今天，值得注意的是，懷特海在他的思想體系中，對他寫到過的伽利略的審判作了很大的改動，他以前把17世紀伽利略受到的審訊、悔過和宣判稱為「溫和的譴責」和「光榮的禁閉」（p．2）。我承認懷特海的介紹是試圖去表達這樣一種感覺，伽利略科學的革命性含義，沒有清楚地向他的同代人表示出來，也沒有真正地對他們的思想產生直接的和強烈的影響，因此，著作家們僅僅是使用「溫和的譴責」這種提法，幾乎和人們懲罰一個瘦弱頑皮的孩子一樣輕描淡寫。
本世紀20年代，又一本受歡迎的書是J．H．小蘭德爾所著的《當代精神的產生》（1926年初版，1940年重印，1976年再版），當時，年輕的哲學家小蘭德爾只有20歲。小蘭德爾認為：從中世紀到近代世界促成的偉大革命運動既不是文藝復興，也不是宗教改革，而是受到了「科學不斷發展的影響」（p．164）。「無論幾個世紀以來取得過怎樣的勝利，注定要在人們信仰中發動一場最偉大革命的，既不是人文主義，也不是基督教改革，發動這場最偉大革命的是科學」（p．203）。接著，小蘭德爾討論了哥白尼的著作，他認為，哥白尼的思想中，沒有什麼真正是革命的，除了對他介紹的「舊作家們已發現的謬誤」和「甚至觀察和常識是難免有錯」（p．230）這一思想的「否定意向」。小蘭德爾對「哥白尼革命是由伽利略完成的」（p．235）這種見解十分敏感，他贊成這樣一種極端的觀點，比哥白尼和伽利略革命「更有意義的是創造了新物理學的笛卡爾革命」（p．244）。在科學中，他不僅對照「哥白尼和笛卡爾革命」，發現了「從中世紀到近代的天文學的一場革命」（p．242）。而且，把斯賓諾莎發動的革命和笛卡爾發動的革命聯繫起來，看作是「人們信仰上的兩次重大的革命」（p．247）。小蘭德爾提到了後來的革命，他引用狄德羅的話來表述，我們「正處於一場偉大科學革命的關節點上」（p．265）。他也注意到了：當代革命已顯示出了修正「牛頓體系的美好前景」（p．254）。牛頓和洛克「在思想的信仰和習慣中對革命產生了影響」，這正適合塑造一個「啟蒙和理性的時代」。《當代精神的產生》論述了許多這樣的科學革命。
歷史學家P．史密斯把近代科學革命這個詞組作為《現代文化史》中一章的標題，顯然，他是特別強調近代科學革命的。史密斯像巴特費爾德一樣，是一位通史學家，而不是一位科學家，甚至不是一位科學史學家，他的學術成就是撰寫了關於伊拉斯謨的學術論文。史密斯最早認識到科學及其歷史將成為「當代文化」的一個核心部分。他對科學的傑出貢獻可以通過他著作的第一卷的副標題表明出來，即：「偉大復興1543－1687」。那個時期，哥白尼的《天文學革命》和牛頓的《原理》相繼問世。然而，在強調科學的革命時，史密斯卻舉出另一位普通史學家J．H．羅伯森的例子，羅伯森的《精神發展論》（1921）有一章題為「近代科學革命」。史密斯認為近代科學革命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並以類似於奧恩斯坦和巴特費爾德的誇大的華麗詞藻）堅持認為它是「超過有史以來前人所作過的一切的科學成就」（p．144）。
1939年，科學家J．D．貝爾納出版了一本具有挑戰性的著作《科學的社會功能》，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批評它是在科學和社會之間隨意建立秩序。考慮到作者的政治態度，對他很少涉及科學革命，我們並不驚訝。在他涉及的革命中包括：伴隨「農業的發明」出現的「人類社會的第一個偉大革命」（p 14），17世紀的「精神革命」（p．27），『「革命的……機械學新思想」（p．167），「是隨著炮彈的飛行而產生的」。20世紀初期「通訊和運輸方法的改進」（p．170）是「同時使數百萬計的人同時而直接行動的可能性革命化了」，「偉大的化學革命」（p．335）是「拉瓦錫創立的」，以及「20世紀偉大的量子革命」（p．368）。還有18世紀和19世紀的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p．392），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科學比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起了更大。更有意義的作用」（p．343），而且成為礦山技術中未來革命的基礎，但是，貝爾納並沒有認真地發展（過去，現在和未來）科學革命的主題，雖然，他詳細描述了近代科學革命的性質和影響。但是，他並沒有更多地涉及17世紀一般的革命概念。這一主題只是出現在單獨一書中，這一節開頭有個副標題：「近代科學革命：資本主義的任務」。而當貝爾納在20世紀SO年代巴特費爾德後擴充、修改和完全重寫這部書時，他廣泛使用了革命的概念，以至於讀者能十分容易地得到這樣的印象：科學革命已成為他的歷史思想基本框架的一部分（貝爾納1954；1969）。貝爾納四卷一套的《科學史》第二卷的標題是「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由此帶來了這樣一種情形：在此後30年左右，科學史的創作文獻中已到處是近代科學革命和科學中的革命了。因此，貝爾納著作的兩個階段反映了時代的特徵。這兩個時期就是：1950年前，是開始認識革命包括近代科學革命這些概念，而1950年後，則是這些概念作為我們對科學變化的理解的本質而得到廣泛的應用。
亞里山大·柯伊雷的開拓性作用
我將用對亞里山大·柯伊雷的討論來總結前巴特費爾德研究。柯伊雷是本世紀50-60年代中在科學史著述中最有影響的人。至少在巴特費爾德前十年，柯伊雷就把科學革命的觀點作為一個中心的組織原則而加以有意義的應用。他1939年出版的《伽利略研究》普遍被認為是一部奠基性的著作，是「科學研究中的一場史學革命」（庫恩，1962，3）。作為這場革命的結果，科學史家已不再去尋找「古老科學對我們現在的永久奉獻」。而是「試圖去展示自己那個時代科學的歷史完整性」。因此，像庫恩所作的那樣，例如：新的科學史家「不是去探尋伽利略的觀點與現代科學的關係，而寧可去尋求他的觀點與他那個團體人們的觀點（例如：他的老師，同代人以及科學界最近的傑出人物）之間的關係」（同上）。此外，「他們堅持研究科學共同體的觀點和其他觀點上類似（通常又遠遠不同於現代科學的觀點）的人們的觀點，並給予這些觀點最大的內在一致性，使它們最大可能地適合於自然界」。
這種新的探討（也許最好的例證在A．柯伊雷的著作中）集中於一種新的概念分析，不僅關心個別科學家的思想，而且也關心同時代科學的，哲學的，甚至宗教的預想；包括根據盛行的或「已接受」的哲學或論題而獲得的科學的可接受性或崇高性原則（霍爾頓，1977）。柯伊雷的分析對17世紀的研究帶來了某種顯著的變化，例如：像亞里士多德宇宙的解體，空間的數學化等，這些變化在特徵上是如此重要，就像發動了一場知識革命。
柯伊雷著名的《伽利略研究》是以這樣一個宣言開頭的，我的目的就是進行一項「科學思想的進化（和革命）的研究」。他把「17世紀的科學革命」看作是人類思想中的一次「真正的突變」，在特殊意義上，「突變」這個術語已被G．巴克萊所採用。柯伊雷認為，自古希臘對宇宙的最早研究以來，「突變」一直是最重要的。科學革命是「已被表述和產生成果的近代物理學（或更精確地說是經典物理學）的一種意義深遠的知識變革」。這種突變基於一種重要的「空間幾何學化」，實質上就是由歐幾里德的「抽像空間」取代了亞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有形的宇宙」（1939；1978）。柯伊雷確信：17世紀科學的革命性變化只是「人類思考其自然環境方式的變化」。正如R．霍爾（1970，212）所說，柯伊雷「一再堅持，促成古典科學發展的變化既不是社會經濟性的，也不是技術性的，更不是有關科學的方法論的」。R．霍爾概括說：「在文藝復興晚期，對知識變革總特徵作這種表述，不能不使歷史學家把科學革命作為一部偉大的歷史戲劇去對待」，把「它的次要的情節都作為偉大的劇情。到了17世紀中、後期，這齣戲的高潮逐漸出現了」。（p．213）
巴特費爾德深受柯伊雷著作的影響，這不僅表現在像伽利略的柏拉圖主義，數學的作用，亞里士多德宇宙的解體以及在科學革命中所謂的實驗的次要作用這些獨特的題目中，而且，他還接受並且實際地運用了柯伊雷的觀點，即人類思考自然現象的方式中發生了本質變化。
巴特費爾德的近代科學革命概念
巴特費爾德的近代科學革命概念相當明顯地不同於通常的科學革命，甚至不同於涉及18和19世紀的近代科學革命，不同於20世紀頭幾十年所表達的科學革命。據他看來，沒有法國和俄國革命模式的革命。相反，他把近代科學等同於從哥白尼那個時代，或伽利略和開普勒那個時代以來的現代科學的全部發展。雖然，巴特費爾德謙虛地說他並沒有引進新的概念，而且，謹慎地談論「所謂的科學的革命」，或「被叫做科學革命的東西」，他指出：近代科學革命在伽利略，或伽利略和牛頓的時代，不僅僅是單一系列的歷史事件，正如奧恩斯坦，玻特和柯伊雷已經描述的情況。巴特費爾德認為：革命將成為一種延續歷史或創造歷史的力量，這種力量正將歷史推到我們面前。因此，在他的著作中，近代科學革命出現了類似於馬克思的「永久革命」的特徵。他在談話中經常討論這一點，而不是在書中寫下來。
因此，巴特費爾德第10章用了這樣一個標題：「近代科學革命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很明顯，使近代科學革命以這種意義出現，這就意味著不僅是把一個新因素與當時其他因素一樣引入歷史中，而且，「它證明了科學具有如此增長的能力，在它的應用中具有如此寬廣的領域，以至很早以來就明顯起了直接的作用，也就是說，開始去控制其他的因素」（p．179）。總之，近代科學革命不僅標誌著許多偉大的變化，而且成為當代科學的根基。巴特費爾德興奮地說：「我們現在說西方文明附帶著日本這個東方國家，而不再是希臘-羅馬哲學家的意識，這不是指日本的基督教徒，我指的是科學，是17世紀後半葉以來，就開始改變西方面貌的思維模式和所有的文明設施。
此外，巴特費爾德確信：「今天，我是這樣一種位置上去瞭解它的複雜性」，這比起我們之前這個領域裡活躍了2O年甚或50年的前輩來說，當然更加清楚了。他使我們清楚了：我們（在1949年）沒有戴「有色眼鏡」，我們也沒有「借古喻今」，在20世紀40-50年代中，「已被揭示的事物，只是更生動地產生了深遠的、重要的轉變，世界在科學革命中已經度過了300多年」。革命在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頓的時代就已經開始。因此，對巴特費爾德來說，近代科學革命的歷史意義隨著科學在後來，甚至是近來的發展而增長和澄清。這有助於去解釋「為什麼我們的前輩很少意識到17世紀的意義和近代科學革命的至上的重要性。為什麼他們要關注文藝復興或18世紀的啟蒙運動」。西方文明在17世紀已獲得了它的現代特徵，尤其是通過近代科學革命，或在與近代科學革命的關係中表現出來：「這就是為什麼自基督教產生以來，在歷史上一直沒有出現可與之相比的里程碑」。
科學史家們對革命的應用
前面的例子表明，科學中的革命和近代科學革命的概念突出地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前許多重要著作家的著作中。此外，這類革命在柯伊雷或巴特費爾德前的最通用的教科書——W．C．丹皮爾經常再版的《科學史》——中得到了廣泛的討論。例如，他在1929年該書初版時討論了「由哥白尼理論引起的」一場天文學革命；牛頓時代人類理性觀的一場革命；19世紀出現在生物學領域的一場「人類思維方式」的革命，還有革命性的物理學發現以及「生物學領域的一次革命性成果，當時生理學和心理學發現了意識和物質的聯繫，同時達爾文創立了進化論」。丹皮爾也提及了「心理學中的革命」，以及由20世紀數學和物理學產生出的「一場名副其實的思維革命」。在這部書中，他雖然頻繁使用「革命」這個字眼，但他沒有明白展示關於科學革命的發展理論，也沒有把科學革命的概念作為重要的主導思想。另外，近代科學革命也並非他著作的主題。
儘管革命這一主題時常出現，但是我們還不能得出結論在20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學家，科學史家和科學家們像我們今天這樣承認近代科學革命的存在，並把這個思想作為主導原則，或是普遍意識到科學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20世紀30年代，有關科學史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既沒有提及科學革命的概念，也沒有提及近代科學革命的概念。例如，近代科學革命這個思想在R．K．默頓1938年出版的《17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經典著作中，明顯地沒有作為一個技術術語和一種思想出現；而且默頓也沒有提及科學革命。其次，這樣的術語也沒有在蘇聯學者B．赫森1931年寫的著名文章（1931，1971）中出現過，這篇文章被看作是對「牛頓原理的社會及經濟根源」運用開創性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同時，在G．N．克拉克1937年出版的一本針對赫森理論的書《牛頓時代的科學和社會福利》中也沒有出現過「近代科學革命」這樣的名詞；最後，在H．格拉克1952年出版的《西方文明的科學》的開創性總結中，「近代科學革命」既非主題也非副題，書中涉及科學時唯—一次用到「革命」這個詞，是在提及拉瓦錫化學革命時。
在近代科學的編史工作中，1954年A．P．霍爾的《1500－1800年的近代科學革命》一書出版堪稱一件大事。這本書的副標題是「當代科學態度的形成」，儘管霍爾（vii，375）承認H．巴特費爾德著作的重大意義，他的這本書仍是第一部主要論述近代科學革命的著作。霍爾強調了在16世紀開始出現的「互補」類型的科學發展——「理論概念和事實發展的兩條明確的路線」，在「科學中持續明顯地同步發展」（P．37）。他認為「16世紀的科學精神很自然地從中世紀的成果和進步中發展起來」。通過吸收大量的學術思想和盡量採用A．柯伊雷的研究思想，霍爾把讀者引向伽利略思想的根源——那種導致他的兩項偉大貢獻的思想的發展。霍爾發現伽利略的《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1638）並沒有像伽利略原來設想的那樣在動力學中引發一場真正的革命，就如《對話》前幾部分現在只是被看作是「兩種宇宙論各自優劣進行比較的論述」（p．77）。他在書中這部分結束時提出了意義重大的預見：下個世紀「科學的主題是借助伽利略對運動的描述分析，用笛卡爾力學原理廣泛地解釋自然」（p．101）。霍爾在每一章都採用了一整套新的概念分析。科學史傳統著作中特有的一系列英雄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思想和事實，理論和實驗或觀察滲透到宗教和哲學思想的大背景中的這段歷史。如果說，H．巴特費爾德像個有無資而又有激情的業餘愛好者突然涉獵科學革命史，那麼，R．霍爾卻絕對是個有才識的內行。
霍爾以前出版過一本專著，《17世紀的彈道學》（1952），這本書預示了他以後捲入了對技術史的深入研究。所以我們並不奇怪他的具有創新意識的一章討論「近代科學革命的技術因素」，在這一章中，他闡明瞭對手工機械傳統以及科學與技術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真知灼見。回顧一下，他書中最精彩的部分是關於科學器械的討論（pp．237—243）——在A．沃爾夫的《16、17世紀科學、技術與哲學史》以及他的論述18世紀的類似著作中，進一步介紹和闡明瞭這一論題。霍爾一直在寫作近代科學革命時代的科學，並準備完全重寫開創性的著作《科學史》（1983年修訂出版）。值得注意的是，他預言從1500-1800年這個300年內的近代革命時期是歷史上最長的革命時期。
近代科學革命史的不確定性
稍作考察即可知道，則世紀有些科學史家和哲學家一直使用著近代科學革命的概念。然而，在1950年以前，儘管關於近代科學革命和科學上某一次革命的確定的個人觀點時常出現，這些觀點卻從未有意識地用於組織一場歷史學討論。人們對是否存在近代科學革命以及革命的性質，組織結構等都不甚感興趣。我發現在1950年前後史學家和哲學家們的著作中很少關注這些話題，這和科學家們的著作，尤其是那些大聲疾呼反對科學革命的科學家們的著作形成鮮明對比。早期科學史家們通過對諸如「近代科學革命」這些詞的運用的忽視態度，來表明革命尤其是近代科學革命在科學上所起的作用之微弱。當今關於科學史的論著中包括以下學者一些各種各樣的觀點：「A．孔德是首先意識到近代科學革命並為其命名的」；「近代科學革命」這個惹眼的術語來源於並不久遠的1943年，當時A．柯伊雷首次使用了這個詞，「近代科學革命這個詞概括了一個時代，並且歸納概括了現代科學發展的特點，我認為這個詞最初是由H．巴特菲爾德在1948年首次使用的」。據我所知，追溯科學革命概念的起源唯一嚴肅的努力得出的結論是：「1755年，D．狄德羅引進了科學革命的概念」。這些例證說明學術傳統中並沒有包含貫穿20世紀的科學革命和近代科學革命的主題。
20世紀50年代，近代科學革命理論的廣泛傳播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巴特費爾德和柯伊雷的努力，柯伊雷的《伽利略的研究》於1939年在法國出版，此書成為大戰的犧牲品，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才出現在學術界。但巴特費爾德和柯伊雷都未更多地推進較小的科學革命和運用這類概念，這一主題在他們的著作中並不特別突出。所以這個問題留待T．S．庫恩解決，他使歷史學家，哲學家和科學社會學家完全認識到科學發展的這一特點，並把學術界的注意力引向這樣一個主題：革命並非僅僅出現在科學中，而且是整個科學事業的常規。在前幾章，我提到這種成就最終與大眾對庫恩的特殊理論「科學革命的結構」的認同是無關的。同時我還提到他的影響的重要特色是把學者的注意力從學術紛爭的觀念中轉移到個別科學家或派系之間的紛爭中。庫恩的影響可以看成是把學術界日益增長的對一個大規模的近代科學革命的關注轉向個別的小規模科學革命。即使我們認為還有第二，第三或是第四次近代科學革命，與大量科學中的革命相比，這也僅僅是一小部分。此外，庫恩從整體上觀察了在科學領域的革命並從整體的觀點出發對本書中的幾場革命（哥白尼，達爾文和愛因斯坦革命）進行了討論。
關於近代科學革命的研究
很自然地，對近代科學革命的存在的認同刺激了許多新的關於那場革命的性質的研究。其中一項研究導致了推翻A．柯伊雷最熱衷的主題，也就是得到H．巴特費爾德認同和響應的主題——在近代科學革命中實驗的地位和作用被過分誇大了。尤其是柯伊雷堅持認為據傳由伽利略和帕斯卡等人進行的實驗記述實際上是哲學的傳奇故事，它們是編造出來為他們的研究尋找的冠冕的經驗性依據。例如，他認為伽利略並未進行過在《兩種新科學》中描述的那次著名的斜塔實驗。但柯伊雷通過伽利略的敘述得出對1／10脈衝的不同實驗得出的觀察結果存在一致性，但當T．B．塞托製造出和伽利略描述的那個實驗中相似的儀器並重作這個實驗時，他發現很容易達到這種精確度。最近，S．德拉克發現新的手稿證據說明伽利略早期關於運動學的發現是以實驗為基礎的。當然，柯伊雷強調用新思維看待伽利略的運動的作法是對的，但新思維需要實驗來幫助發現，需要把實驗當做發現規律的檢驗標準。
現在正探討的近代科學革命的另一個方面是煉丹術、煉金術等這類被強調理性科學的學者們忽視的思想背景。這一領域的先鋒，並發揮了重大影響的是已故的F．耶茨。我們對這些學科在科學發展上產生的影響，甚至這類研究對牛頓這類人物產生的真實影響進行估價還為時過早。但我們至少可以確切得知牛頓對煉金術和預言學的研究深入持續了多年。若有可能發現他參與到我們稱之為非科學領域或非理性思想中的理性活動影響他的科學研究到了何種程度時，這將是富有挑戰性的一件事。
對於科學活動的社會結構的研究一直在進行著，一些論著有相當價值，很多學者從社會因素的影響角度發表對近代科學革命的理解。但迄今為止，還存在含糊的被忽視的關於科學革命的心理研究。這是一個無人涉足的領域，這片大有希望的領域可能為科學革命研究開出一個全新的天地，因而在科學及科學活動的學術分析中開創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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