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的革命是19世紀科學中的主要革命。它摧毀了以人為宇宙中心的宇宙觀，而且「在人的思想中引起了一場比自在文藝復興時期科學得以再生以來任何其他科學的進步更偉大的變化」（邁爾1972，987）。達爾文的革命是人們通常所列舉的科學中的偉大革命中所提到的唯一的生物學革命。人們通常列舉的科學中的偉大革命，一般都與自然科學家們的名字聯繫在一起：哥白尼、笛卡爾、牛頓、拉瓦錫、麥克斯韋、愛因斯坦、玻爾和海森伯。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53，16：285）敏銳指出的，達爾文革命是給予人類自我陶醉的自我形象以沉重打擊的三次革命之——其他兩次革命是哥白尼的革命和弗洛伊德本人開始的革命。而且，達爾文革命與科學中所有其他革命不同，因為，就我所知，它是在對其理論的第一次充分表述包含著它將產生一場革命這樣一個正式宣言的唯一一次革命。
達爾文進化論的巨大的革命影響在某種程度上產生於超出科學之外的內容，產生於人們所說的並存的思想革命。甚至對於科學家們的反應來說，這也是事實，因為科學家同其他人一樣，其看法要受到他們的哲學淙教及其他先入之見的強烈影響。所以，達爾文的一位批評家堅持認為，《物種起源》對他的「道德趣旨」造成了「很大的衝擊」。他說，達爾文是從「原因是上帝的意志」這個觀點出發的。這位批評家說，他能夠「證明」上帝「代表著他的創造物的利益」，而且他擔心，達爾文提出的另一種觀點最終將使人類「受到一種可能使它變得野蠻和殘忍的傷害」。他還擔心，達爾文將使「人類敗落到一個比以前它曾陷入的更嚴重的退化和墮落的境地，因為它的文字記載向我們表明了它的歷史」。這些擔心出現在劍橋大學伍德沃德地質學講座教授寫給達爾文（達爾文，1887，2：247－50）的一封信中。該信最後的署名是「您的忠實的老朋友」亞當·塞奇威克。這個頗具感情色彩的說法強調了赫胥黎對達爾文的告誡中的預言的事實。赫胥黎曾警告達爾文（同上，231）：「除非我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不然你就要受到相當多的侮辱」。
達爾文對革命的看法
在1848年革命席捲歐洲11年之後，達爾文在1859年出版了他的《物種起源》一書。他寫就《物種起源》最後一稿時，正是《共產黨宣言》發表10年之後。《共產黨宣言》不僅宣告了一場即將來臨的革命，而且也使為進行政治和社會革命而採取的行動制度化。達爾文在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期間閱讀的雜誌中有大量談論政治革命、革命活動，甚至科學中的革命的文章或文字。儘管在英國有一些工業不穩定的跡象，但是，英國人並未感覺到革命的威脅；他們唯一的革命經歷要上溯到1688年的那些日月，而且，與1789年或1848年的革命相比，光榮革命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平靜的變革。所以，英國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可以以一種超然的安之若素的心態來認真思考革命，至少是科學中的革命。在《物種起源》出版前幾十年，達爾文可能早已熟悉革命變革的形象（詳見&19．1），而且他在自己的書中有好幾次明顯談到科學中的革命。
其中有一處是在第10章，在此，達爾文稱讚賴爾的「自然史中的革命」。此外，在第9章（1859，3O6）討論「地質記錄的不完全」時，達爾文寫道，「在我們的古生物學思想中發生了一場革命」。在《物種起源》的最後一章（其中對他自己理論作了充分的和正式的聲明）中，達爾文直率地說：「我在本書中所闡述的見解，或者有關物種起源的類似見解，一旦普遍地被採納，那麼我們就可以隱約地預見到，在自然史中將發生一場重大的革命」。這個表述有一種特別的達爾文的韻味。它以一種人們所熟知的達爾文獨有的謙虛體現和包含在「我們可以隱約地預見到」這些詞中，但是，它接著又大膽地和有力地宣告「一場更大的革命」。
在一個正式的科學出版物中聲言革命這件事，在科學史中似乎是沒有先例的。許多科學家在通信或手稿中，在筆記或個人的研究日記中都寫道，他們自己的工作或者是革命性的，或者是引起或產生革命的。拉瓦錫在巴黎科學院宣讀了一篇後來發表的論文，該論文提到新的化學，以及必然要用革命（化學基礎中的革命，因而影響到教育）特有的字眼創造出一種新的化學命名法，但是，就像達爾文一樣，他在充分描述新的理論時，沒有使用「革命」這個術語。
我們沒有有關達爾文關於革命或關於科學中的革命的思想發展的直接證據。他肯定熟悉居維葉所使用的地質學意義上的革命概念。賴爾的著作繼續了這一傳統。賴爾的《古人類的地質證據》（1914）中有一章論述了過去時代的「許許多多巨大的地質學革命」。我們從達爾文的自傳中還得知，他把法國大革命與暴力聯繫在一起。在描述他在劍橋同亨斯羅教授的交往中親眼目睹的一個可怕的事件時，達爾文寫道，它是一幕「幾乎同法國大革命時期人們可能經歷過的相似的可怖景象」（1958，65）。他說的是，有兩名盜屍的罪犯被逮住了；當他們被押送到監獄去時，「忽然來了一幫兇惡的流氓，把他們攔住，從警察手中奪去了他們，並且拖著他們的雙腿，在泥濘的石子路面上行走」。這兩名罪犯（受害者），「從頭到腳全身都是污泥，滿臉流血：這是被這幫人踢傷和被石塊擊破的」，所以，「他們簡直好像是死屍一般」。長久地埋在達爾文記憶中的這個暴力的經歷，使我們進一步確信，對於達爾文來說，科學中革命的概念並不是一個暗指變化的無用的隱喻，而是指侵犯科學知識的既成體系的基本信念的完全改變。
早在Iw年1月11日《物種起源》發表10年半之前，達爾文寫信給英國博物學家約瑟夫·胡克爵士（1887，2：23）說：「光明終於閃現出來」。「我幾乎確信（與我原來所持的觀點相反），物種不是（它就像是坦白一次謀殺）永遠不變的」。我們也許可以同意已故的沃爾特·費伊·坎農的說法（1961）：達爾文的確是在認真思考謀殺，思考「賴爾根據他的關於永恆的穩定性的均變論原則所擁護的對一切東西的殺害」。
在此後十五年時間裡，達爾文從把科學中的反叛的暴力看作是「謀殺」（破壞）既成的思想這個1848年以前的觀念發展到在1859年驕傲地宣告「一場重大的革命」。在提出謀殺（破壞）和革命這兩種看法之間的這12年時間裡，包括1848年的革命活動及其結果。這些事件在達爾文在那些年中閱讀的雜誌中是很突出的（見&19．1）。
我們有直接的證據表明，到1859年，正當達爾文要完成《物種起源》一書的寫作的時候，科學中革命的思想還是虛無縹緲的。林奈學會（倫敦）主席托馬斯·貝爾在他1859年5月的就職演說中探討了科學中的革命，這是對學會過去一年活動的評論的一部分。他說（蓋奇1938，56），「只有在相隔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我們才能夠合理地預期任何突然的和輝煌的創新，這些創新將在任何學科的知識的特點上打上一個明顯的和永久的印記」。他繼續說，像「培根、牛頓、奧斯忒、惠斯通、戴維和達蓋爾」這樣的人的出現，「是一種偶然現象」，「他們的生活和經歷是上帝保佑的，目的是在人的周圍環境和追求中引起某個重大的變化」。關於科學革命和革命者（上述六人中有四人是活著的同時代人）的這些評論，是對他的主要觀點的一種註解：「已經過去的那一年，的確不是以任何那些驚人的發現——一它們同時使與之有關的科學部分革命化——為特色的」。這些評論或註解是格外重要的，因為在那一年中，在林奈學會中宣讀了達爾文關於進化論的初步報告和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的論文「論變種無限背離其原型的傾向」。
當宣讀這些論文的時候，貝爾一直在主持會議。研究林奈學會的歷史學家注意到，「貝爾顯然不怎麼知道或根本不知道在他正在主持的會議上關於整個生命尤其是人類生命的思想中的一場革命的開始」（蓋奇1938，56）。此言甚是！但是，在目前更為重要的是，貝爾意識到在科學中發生了革命，而且生命科學正在為革命作準備。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關於自然史中一場即將來臨的革命的論述，可以看作是對貝爾以主席身份所作總結的一個直接回答。
達爾文革命的早期階段
達爾文的進化論清楚地展示了從早期思想基礎的革命到論著中的革命的發展階段。達爾文在隨海軍考察船比格爾號作環球旅行（1831—1836）期間的經歷是極為重要的，尤其是他對化石的研究以及對「現存的動物在形式上與已滅絕的物種有緊密聯繫這一自然法則的確認」；但是，如恩斯特·邁爾（1982，395）堅持認為的，「在1831年參加比格爾號環球旅行的達爾文已經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博物學家了」。我們有可靠的證據表明（同上書，408－409；薩洛韋，1983），達爾文在剛開始環球旅行時並沒有成為一個進化論者。他的這個轉變發生在1837年，那時，他公開了他的第一個關於「物種的演變」的筆記。
達爾文是慢慢得出關於他的思想的結論的。1844年，他寫出了一篇長達230頁手寫稿的論文（達爾文，1958），它包含著後來寫就的《物種起源》的基本內容。因此，考慮到第二年9月的自然選擇理論，而且在大約20年的時間末以任何形式公開他的思想，我們很難說達爾文在1837年變成了一個進化論者。簡言之，思想革命是在1836－1837年完成的；投入革命的第二階段，也就是說，非公開的革命，是1844年形成的。但是，論著中的革命的公開階段是另一個15年之後的事情，那時（1858），達爾文收到了華萊士寄給他的論文，文中提出了自然選擇的獨立見解。
從不公開的革命到公開的理論革命這個轉變應當引起注意的一個方面是，達爾文投入到這個轉變之中正是他寫作1844年論文的時候。1844年7月5日，他寫給妻子一封信，信中說，他「剛剛完成」了他的「物種理論」的「草稿」。他請求，萬一他「突然死去」，她「花四百英鎊讓它出版」，同時專門指出，賴爾將是把這部著作付之出版的最好的編輯（「如果他樂於承擔的話」），而且，如果賴爾不能如願的話，那麼福布斯、亨斯羅、胡克和斯特裡克蘭都可以完成這一囑托。達爾文甚至告訴他的妻子，如果他們這些人「誰都不願」接受這個囑托的話，她要設法找到一個編輯，並且告訴她「如果找一個編輯有什麼困難的話」，如何處置這部書稿。
正如人們都十分熟悉的，達爾文進化論最初是以達爾文和華萊士聯合論文的形式發表出來的。在華萊士寄給達爾文一篇請求轉交地質學家查爾斯·賴爾的論文之後，達爾文發現它是「異常美妙和有趣的」。實際上，這篇使達爾文感到震驚的論文包含著加文·德·比爾爵士所說（1965，148）的「對達爾文本人關於物種靠自然選擇而進化的理論的簡潔的但卻完美的表述」。達爾文的第一個可敬的本能就是隱瞞他自己的著作，發表華萊士的短文。但是，最後經過賴爾和植物學家約瑟夫瑚克——他們都是達爾文的朋友，甚至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是科學和真理的朋友——的勸說，他同意把華萊士寫的論文，與達爾文未發表的1844年論文的摘要，連同達爾文1857年寫給哈佛大學愛沙·葛雷的信的摘錄，同時一起發表出來。其中包含著達爾文一直在寫作的那部著作的「簡短的大綱」。這些書信，連同華萊土的論文都在1858年7月1日倫敦的林奈學會的會議上被宣讀，而且在同年8月20日的《林奈學會會報》上發表，發表時的標題為：「論物種形成變種的傾向，論變種和物種由於自然選擇而永存。」
說到人們對這些新思想的承認，達爾文後來寫道：「我們這次發表的聯合論文，卻很少引起人們的重視；我記得當時只有都柏林的霍頓教授，提出了唯一公開的意見；他斷定說，這篇聯合論文中的一切新觀點都是虛假的，而一切正確的觀點都是陳舊的「（1887，1；85）。（達爾文本人沒有出席林奈學會這次著名的會議。）胡克後來告訴弗朗西斯·達爾文（在1886年），他和賴爾「都曾經強調（就博物學家而言）應當充分注意這些論文以及它們對博物學家、歷史學家等等的未來的影響」（1887，2：125-126）。他說，「論文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但是「沒有任何相應的討論」。那次會議之後，人們「平心靜氣地」談論這個新的學說：「賴爾贊成，而且也許我也有幾分贊同……而[林奈學會的]會員們則為此而懾服，他們在其他情況下可能會反對這一學說」。但是，後來成為林奈學會主席的喬治·邊沁在讀了達爾文一華萊士的論文後感到如此「不安」，以致他撤銷了後來準備列入那次會議日程的發言。在那篇發言中，他利用他對英國植物群的研究支持關於物種穩定性的思想」（達爾文，1887，2：294）。
這一段插曲說明了人們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就對達爾文進化論所作出的貢獻而言，我們應當把多少功勞和榮譽記在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的名下？把「達爾文革命」僅僅歸功於達爾文一人是公平的嗎？華萊士的論文，作為激勵達爾文為了發表而迅速完成《物種起源》的一個可讀版本的直接原因，肯定是頭等重要的。而且，我同時認為，單就這一點來說，也是對進化論學說的一個重大貢獻！但是，從對林奈學會發表的1858年論文的謹慎反應看，單單達爾文和華萊士提出的物種依自然選擇而進化的思想的發表，顯然並沒引起那場革命。正如達爾文《物種起源》一書中所說的，這場革命還有待爭論，有待大量的事實來證明。因為這裡所展示的是生物學中的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一門全新的科學（見斯克裡溫，1959）。發表的時間是1859年11月24日，而且整本書也即將出版。人們所盼望的第二個版本在大約一個半月後的1860年1月7日同讀者見面。緊接著，第三版也問世了。在兩年之內，一共售出了25000本。
有一位科學家在一份科學通報中的確使用了在林奈學會上宣讀的論文。這位科學家就是坎農·亨利·貝克·特裡斯特拉姆。他是一位英國聖公會牧師和鳥類學家，一直從事撒哈拉大沙漠的雲雀和鳴禽的研究。他特別為在這些雲雀和鳴禽的色彩中以及它們的大小和形狀中所看到的「逐漸的」變異或演變打動。1858年，他向他的一位朋友——阿爾弗雷德·牛頓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阿爾弗雷德·牛頓後來成為劍橋大學的第一位動物學教授，那時他剛剛結束對冰島的鳥類考察歸來。當A.牛頓回到家時，他發現有一期八月份的《林奈學會會報》，其中登載著達爾文和華萊士聯合發表的論文。看到這些論文後，他立刻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並且馬上認識到，關於通過自然選擇而進化的新的學說可以證明特裡斯特拉姆的結論以及他所遇見的某些其他的變種。他把這個消息轉達給了特裡斯特拉姆。特裡斯特拉姆在1859年10月的《鶚》雜誌上發表的研究報告談到了達爾文和華萊士給林親學會的通報，並且解釋了自然選擇如何說明了鳥類有一種與它們所處環境的沙地和土壤相配的顏色，從而保護自己免受捕食它們的動物的侵害，並且使它們在自然選擇的過程中處在有利地位；而且，就鳥嘴的不同大小和形狀而言，也是如此，它們因此可以使鳥類在它們要在其中採食蠕蟲的不同種類的土壤中採集食物時更為有利。
特裡斯特拉姆在後來的歷史著作中對於1861年在牛津召開的「英國科學進步協會」的會議上著名的赫肯黎-威爾伯福斯論戰作了非常有趣的評論。在這場論戰中，人們一般認為畢曉普·塞繆爾·威爾伯福斯（「油嘴滑舌的薩姆』」）被赫胥黎羞辱和戰敗，而且被迫退出了他在思想上出醜的地方。然而，事實是，威爾伯福斯給當時在場的許多科學家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這些科學家中包括特裡斯特拉姆，他第一個在出版物中公開改變自己原來的立場，轉向以自然選擇為基礎的新的進化論。威爾伯福斯的論點使他確信，他當時變成了一個反達爾文主義者，而且在他的餘生中也一直如此，儘管他的朋友A．牛頓曾多次試圖使他重新轉向這一理論。此外，我們也許還可以補充說，威爾伯福斯不僅完全沒有為他的行為而感到羞愧，而且發表了經過擴充和訂正的他在《每季評論》上的談話。這篇論文後來又被驕傲地重印在兩卷本的威爾伯福斯論文集中。（關於特裡斯特拉姆和威爾伯福斯的情況，請參見科恩1984）。
最近我有機會重新閱讀了威爾伯福斯的文章，之後我發現，雖然威爾伯福斯激烈地抨擊了達爾文，但他也稱讚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對科學作出的重要貢獻。威爾伯福斯認為，應當歸功於達爾文的在生物學思想中的主要創新是——一無論人們相信與否——自然選擇的思想。當然，威爾伯福斯並不相信進化，而且因此他把自然選擇解釋為上帝擇除不健全者的過程。在我看來，這似乎是格外值得注意的，因為托馬斯·亨利·赫胥黎——達爾文進化論的主要捍衛者之一——有時被稱為「達爾文的斗犬」，他從未完全接受其理論的這個特別的部分（見波爾頓，1896，第18章）。
我們有充足的證據表明，達爾文本人所處時代的科學家和其他思想家認為他的進化論和自然選擇理論是革命性的。在《物種起源》發表前夕的11月21日，英國植物學家休伊特·C．沃森寫信給達爾文說，自然選擇「具有所有偉大的自然真理的特點，它澄清了晦澀不明之處，簡化了錯綜複雜的環節，並且極大豐富了以前的知識」。而且，儘管他提醒達爾文「在某種程度上，需要限制或修改你目前對自然選擇原則的運用，而且如果可能的話，也需要在某種程度上擴展這一原則的應用範圍」。最後他告訴達爾文，「你是本世紀（即使不是所有世紀的）自然史中最偉大的革命者」。20世紀的科學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如恩斯特·邁爾，邁克爾·魯斯，D．R．奧爾德羅伊德和格特魯德.希梅爾法伯）現在也一直認為，科學中的達爾文革命確曾發生，而且達爾文的理論自1859年以來對生物學和古生物學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長期的影響。自達爾文以來生物學的歷史，尤其是在過去2O年中生物學的發展，表明達爾文的進化論對這一學科產生了多麼深刻的影響。因而，我們這裡所說的達爾文的革命是非常容易地通過對這樣一些革命的所有檢驗的一場偉大的革命。
達爾文革命的性質
然而，達爾文的學說究竟有哪些革命特點呢？誰都知道，達爾文並非信奉進化的第一個人。實際上，歷史學家似乎並不太情願找出信奉一種一般進化論的達爾文的先驅，甚或那些早就考慮過自然選擇思想的人。但是，我們必須指出的是，1859年以前對這些思想的表述並沒有像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所做的那樣，根本改變科學的性質。造成這個差別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我看來似乎在於這樣一個事實，達爾文不只是提交了另一篇論文，或者說，他並不只是提出了對一個假說的另一個陳述（不管它表面看來有沒有道理），而是經過認真推理和依據大量經觀察或考察所取得的證據表明，物種經自然選擇而進化的學說，是合乎邏輯的可靠的學說。其中，他把極其豐富的動植物繁殖者的經驗彙集在一起；正如他所說的，這些人實行的是一種人工選擇——從這裡人們可以認識到，自然產生了一種「自然選擇」。他還從動植物的地理分佈中，從地質學史以及有關自然史的其他領域中引證了大量的證據。此外，達爾文以一種引人注目和令人信服的方式陳述了在任何單一物種的個體中自然的幾乎無限變異的事實。這個事實是與種群自然增長法則、與可利用的食物的相應增長的缺乏聯繫在一起的。無論對於他來說，還是對於我們來說，似乎無法迴避的結論是：生存鬥爭，它導致了一個「自然選擇」的過程。後來，他也把這個過程稱作「適者生存」。他在這裡採用了——在A．R．華萊士的建議下——起始於赫伯特·斯賓塞的一個效果不好的使人遺憾的提法。
換句話說，達爾文並不只是重新闡述了關於進化發展的某些舊的一般思想，而是為更進一步的討論和科學的發展提出了新的和富有挑戰性的具體論點。我們在他在相繼的地質時代的化石記錄中所發現的不同物種的沿革問題中找到例證。人們提出了大量的解釋來證明這一現象。居維葉提出了一系列「革命」，和毀滅生命的災變，認為此後是新的生命的誕生。查爾斯·賴爾則提出了一個似乎明顯和合乎邏輯的解釋，即在物種之中存在生存競爭，在這個鬥爭或競爭中，一些物種消失了，我們只能通過化石或地質記錄認識它們。賴爾提出了恩斯特·邁爾（1972，984）所說的「一種微觀災變論」，一個「關於物種平穩地滅絕並且被新產生出的物種所取代的概念」。賴爾和居維葉之間就這個主題的看法上的主要差別在於，賴爾把「災變分散成為與單個物種而不是整個動物群相關的事件」。達爾文將賴爾這個物種之間進行競爭的概念轉變成為個體之間展開競爭的概念。
根據已被人們廣泛接受的確定的變異的事實，一個物種的個體成員的特點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一些變種相應於環境的性質更適合生存。在隨後的生存鬥爭中，一些變種比其他變種更有利；例如，與背景調合的一種顏色也許有助保護某個物種不被某個捕食者在擇食時發現，而且因此有利於生存，而一種與背景大不相同的顏色則很容易使它被發現和吃掉。達爾文在這些現象中看到，一個個體生存的機會依賴於個體所擁有的特殊的變種（變異）。他把這個特定的有差別的生存過程叫做自然選擇：它是這樣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再生產中最終的成功出現在那些其變種（變體）最適合環境，因而最有可能再生產出它們自己的種屬的個體中間。這裡對單一的個體的專注，以及「對有機界一切東西的特點的強調」，在恩斯特.邁爾（1982，46）看來，是認識和思考自然界的革命的新的方法的關鍵：「種群思考」。種群思想家「強調指出，在性方面進行著再生產的物種中的每一個個體與所有其他的個體都是根本不同的」。在研究生物學或自然史的這種新的方式中，不存在任何「理想的類型」，也沒有基本同一的個體的任何「等級」。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進化論，正是以「對每一個體的獨一無二的特點的認識」為基礎的；恩斯特·邁爾認為，這個認識對於達爾文思想的發展來說是「革命性的」。
從賴爾的種間競爭概念到達爾文種內競爭概念的演變是對我曾經稱作思想轉變的創造性過程的一個基本說明（1980，第4章，尤其是該章第3節）。產生這個重大的革命越升的原因是達爾文偶然閱讀了馬爾薩斯的著作。我們非常感激桑德拉·赫伯特（1971；而且尤其參見吉塞林，1909）指出了馬爾薩斯在使達爾文注意「對一個物種的個體的……可怕的修剪」——它「促使達爾文把他所知的物種層次上的鬥爭的知識運用到個體層次上的鬥爭中去」——一方面所起的特定作用。然後，達爾文認識到，「物種平面上的生存是進化的記錄，而個體平面上的生存則是它的推進」。簡而言之，賴爾「專注於物種層次上的競爭」顯然使達爾文沒有認識到「個體平面上的『生存鬥爭』的進化的潛力」。因此。赫伯特斷言，對於達爾文在1838年9月28日之後對自然界中的鬥爭的思想進行解釋的可能性所取得的「新的理解」來說，應當把馬爾薩斯「看作是貢獻者而不是促動者」。因為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是以三個要素為基礎的——「個體的變異性，人口過剩趨向，在自然中起作用的選擇基因」（同上，214）——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轉變作為達爾文創造性思想的一個階段是多麼關鍵。而且，我們現在可以更加明確馬爾薩斯真正起到的作用，即它並不在於給達爾文所提出的假說增加另一個因素，也不在於給達爾文提供了一個人口增長的數學法則，而在於通過使達爾文「把注意力集中在對自然的競爭刺激——一弱肉強食，饑荒，自然災害——正如它們在同一群體的成員的個體差異上所表現的那樣」，從而引導達爾文把賴爾的概念轉變成一個個體內部的鬥爭。這是向對單一種群的個體中間「生存鬥爭（邁爾堅持這一點，1977，324）的認識的「概念轉變」的決定性因素，是向今天人們所熟知的「種群思考」的決定性轉變。
當然，對於充分理解達爾文的思想對馬爾薩斯的感受性以及對導致種群思考（在其中有亞當·斯密經濟思想中的個人主義和競爭的原則，施韋貝爾在1977年，格魯伯在1974年都對此作了揭示）的競爭的重要性的認識來說，還有其他一些必須考慮到的因素。關於這一點，我們也必須充分注意達爾文本人的陳述：自然選擇的概念產生自我的可以稱之為人工選擇——那些為再生產而可能選擇表現出理想特徵的個體的動植物繁殖者的長期實踐——的一個轉化。而且，有一種空幻的看法認為，一個上天注定的過程以一種有點像「選擇」的方式清除了不容易適應環境者。
對達爾文學說的反應
有人抨擊達爾文沒有遵循據說是公認為有效的研究科學的方式的簡單的規定的模式；從這些抨擊中，可似清楚地看出達爾文思想的革命性質。為了弄清楚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進化論在多大程度上背離了傳統的科學思想規範，譬如說人們在牛頓的自然哲學中所看到的規範，人們只要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就行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不是論斷性的，但仍然是因果律的。也就是說，雖然通過自然選擇和各種其他相近的原則，達爾文進化論把一個原因歸於目前的物種由自然選擇產生的過程，但是，即使具備環境條件的話，這門科學也不能比較精確地預言進化的未來過程。換句話說，達爾文指出，甚至當「不可能對未來作出預言」時，一門科學也可以「對過去作令人滿意的解釋」（斯克裡溫1959，477）。
在對達爾文的公開抨擊中，亞當·塞奇威克說，「達爾文的理論不是歸納的——不是以一系列公認的事實為基礎的」（達爾文，1903，1：149頁注），而且，達爾文的方法「也不是真正的培根式的方法」（達爾文，1887，2：299）。他寫信給達爾文說：「你已經拋棄了……真正的歸納法」。但是，達爾文在他的《自傳》（1887，1：83）中聲明，他「應用真正的培根原理，而且絲毫不根據任何已經有的理論，極其廣泛地去搜羅事實」。達爾文非常高興地認識到「所採取的研究方法，無論從哪個方面說，在哲學上都是正確的」（1903，1：189）。亨利·福西特告訴他，根據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看法，達爾文的「推理，自始至終都是相當嚴格地依照嚴密的邏輯原則」。此外，密爾說，達爾文所遵循的「研究方法是這一學科特有的唯一方法」。我們可以理解赫胥黎為什麼對1860年7月《每季評論》中對達爾文的批評尤其感到不快了（達爾文，1887，2：183）。在《每季評論》上的那個批評中，「一位膚淺的冒牌的理工碩士」竟厚顏無恥地嘲笑達爾文「是一個『愚蠢的』人，他竭力『要把他完全不可靠的猜測和臆想的構架支撐住』，而且他『對待自然的方式』要被視為『對自然科學是完全恥辱的』而加以譴責和拒絕」。赫胥黎通過揭露那位批評者對古生物學的無知，以及完全缺乏比較解剖學的知識，而表明這個批評是不合格的；只泉在赫肯黎寫了這些文字之後，他才發現那位批評者是他在牛津的宿敵——一畢曉普·威爾伯福斯（達爾文，1887，2：183）。
另一方面，達爾文的敬慕者則把他與牛頓和哥白尼相比——他們是過去的公認的偉大革命的發起者。德國生理學家埃米爾·杜布瓦盾蒙說，達爾文極為幸運地活著看到他的思想被普遍接受和承認（1912，2，29），這與哈維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哈維在他那個時代的科學家們欣然承認血液循環之前就去世了。T．H．赫胥黎對於「查爾斯·達爾文與伊薩克·牛頓和邁克爾·法拉第齊名」，並且像他們一樣「提出了一位真理的探求者和自然的闡釋者的崇高理想」這一點毫不表示懷疑（達爾文，1887，2：179）。他還說，就像牛頓的名字「與萬有引力理論」有著密切聯繫，達爾文的名字是同「關於棲息在我們地球上的生物的起源的理論」分不開的。而且，《物種起源》一書是擴展自「牛頓的《自然科學的數學原理》發表」以來產生的「自然知識領域」的「最有效的手段」（p．557）。A.R．華萊士（189，142）堅持認為，《物種起源》「不僅把達爾文的名字放在與牛頓同一個平面上，而且他的著作將永遠被視為19世紀科學成就的偉大（即使不是極其偉大的）著作之一」。
甚至達爾文本人也在許多談到接受或反對「牛頓萬有引力理論」的場合，把自己與牛頓相比（1903，2：305）。他極其謹慎和謙虛地堅持認為，他並不想說，自然選擇無論如何都是與萬有引力相當的。而且，他在自己的辯護中確實援引了這樣一個事實：「牛頓不能揭示引力到底是什麼」。達爾文（1887，2：290）還補充說，牛頓反對萊布尼茨並且說：「正是哲學領悟了一個鐘表的運動，雖然你並不知道為什麼重力往地面傾斜」。
達爾文革命的後期階段
在《物種起源》出版之後的20年中，英國以及其他許多地方（在這些地方有許多著名的傑出人物，但在法國普遍缺少支持者），大多數生物學家都逐漸改變原來的立場，轉信物種進化學說。達爾文在1878年寫道：「現在，在生物學家中間，對於進化論幾乎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1887，3：236）。但是，人們對自然選擇、達爾文關於人類的性選擇和共同由來的思想，似乎並無多大興趣（見邁爾，1982，第501及以下各頁；魯斯1979，8；尤其是鮑勒1983）。在我們剛引證過的那封信中，達爾文承認，「關於方法，諸如自然選擇發揮了多大作用，外部條件起多大作用，或者是否存在某種神秘的、先天的完美趨向，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分歧」。如R．W．布爾克哈特說的（《科學》，N83，222：156），「達爾文在其所處時代的最熱烈的擁護者——英國的T．H『赫肯黎和德國的恩斯特·海克爾——對於進化的作用有著與達爾文不同的而巨彼此也互不相同的）理解」。
爭論的主要問題是，進化是否是通過一代又一代的繁殖過程中的小的變異的漸漸積累起來的影響而進行的，或者是否大的變異起著決定性作用。另外一個主要的問題產生於對遺傳性的爭論，這個問題在兩個方面使選擇複雜化了：是什麼機制引起自然選擇對其起作用的變異，而且變異又是如何傳給後代的？到20世紀，孟德爾的遺傳學把注意力從自然選擇和小的變異轉向大的變異、突變和不連續變異（參見愛倫，1978；普羅文，1971；魯斯，1979）。此後，自然選擇和達爾文學說開始衰落，這是朱利安·赫胥黎所說的「達爾文學說的黑暗」時期（1974，22ff．）。20世紀30年代，當我開始做研究生的時候，歷史的評價是明確的。有一本我們都曾讀過的權威著作，即埃裡克·諾登捨爾德的《生物學史》（英文第二版，1935））說，「正如人們通常所做的那樣」，把自然選擇理論「抬高到與牛頓確立的引力定律同樣重要的自然規律的地位」是「極其不合理的」，「時間已經證明了這一點」（p．476）。實際上，諾登捨爾德告誡他的讀者，「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理論在很久以前就被放棄了。達爾文所確定的其他事實也都僅僅具有次要的價值」。那麼，我們以什麼為根據才能「充分證明」在倫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墓地中達爾文的墳墓緊鄰牛頓的墳墓呢？諾登捨爾德的答案是，假若我們不考慮他在科學中的地位而是「依照他對整個人類文化發展的影響」——即他對語文學、哲學、歷史觀和人的一般生命觀的影響——來「評判他」，那麼，他可以享有這樣一種榮譽。
但是，近幾十年，自然選擇又重新得到認可，並且出現了一種「進化論的綜合」（關於這一點請參看邁爾和普羅文1980年的論述，尤其是邁爾的序言）。換言之，最初的達爾文革命衰弱了，因此出現了一場反對達爾文的反革命，這場反革命不是反對整個的進化論，只是反對達爾文的進化論及其自然選擇的首要概念。恩斯特·邁爾根據「遺傳學家與生物學家之間的概念差別」探討了達爾文主義者或新達爾文主義者與他們的論敵之間的這個分歧，並且指出，這兩個派別分別「屬於兩種不同的生物學，我把它們叫做近因生物學和終因生物學」（邁爾和普羅文1980，9；邁爾，1961）。對於一個局外人來說。構成近來進化論生物學——這是遺傳學家和生物學家共同活動的結果—一特點的「進化論的綜合」，很可能就是第二次達爾文革命或者說是達爾文革命的第二階段，或許也可以說是一場變化了的達爾文革命。但是，人們不應當認為這場革命已經結束。入、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修正，它又一次對簡單的自然選擇提出了挑戰，並且根據「不時間斷的平衡」作了說明（見愛爾德雷季和古爾德，1972；古爾德和愛爾德雷季，1977）。
達爾文革命在科學之外的影響
達爾文的思想在科學領域之外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這一影響遠遠超出了它們對於生物學或自然史的重要性。通過對小說的「進化」一直到社會的進化的研究，「進化」已擴『展到人類思想或努力的各個方面，還有誰不熟識這∼點呢？伍德羅·威爾遜在對《美國憲法》的卓越研究中指出，把牛頓的自然哲學原理運用於這一學科是一個錯誤。他說，相反，應當通過進化來理解《憲法》：「政府不是一台機器，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東西。對於達爾文來說，它是可以解釋的，而對於牛頓就不是這樣」（1917，56）。人們都清楚地知道，在19世紀末，出現了一種被稱之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特殊社會思想，它試圖把社會學與進化論聯繫在一起，而達爾文在一封著名的信中曾經說這個聯結是「愚蠢而荒謬的」（1887，3：237）。
當然，在達爾文所處的時代，就進化論而言，真正使人們產生震動的是這一理論對《聖經》的字面解釋所提出的挑戰和懷疑。我並不認為，如果問題只是一個動植物的問題，甚或地球的年代問題，那麼會有人如此強烈地臣對達爾文。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必要把人本身也包括進進化的範圍和進化的過程之中，或者沒有必要斷言人類是自然選擇的結果，那麼，宗教信仰者也就不會作出如此強烈的反應。當然，過去（現在仍然）有某些原教旨主義者如此相信基督教聖經的字面解釋，以致他們可能奮起進行武裝反抗，甚至對地球的年代要比聖經中所計算的年代長這樣一個假設提出質疑。而且我們一定不能忘記，同一種原教旨主義信仰者，現正在美國的州議會和法院中進行努力，為將「神造論」與進化論相並列而確立教室中的「平等時間」原則。
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只是在一個句子中曾經暗示「人類的起源和歷史，由此也將得到許多啟示」，以圖避開人的問題（1859，倒數第三段）。但是，達爾文的批評者自那時到現在一直強調進化論對我們自身的明顯含義以及顯然無法迴避的結論：人類只是持久的進化過程的一個暫時的最終結果。的確，甚至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也不能使自己相信，自然選擇可以解釋或說明歷史中人類的發展，並且認為有必要祈求某個造物主的積極參與（見科特勒，1974）。這個問題是有案可查的。它在1864年第一次出現於《人類學評論》中一篇論「人」的文章中，後又見於《每季評論》（1869）中的一篇書評之中，在這篇書評中，華萊士評述了賴爾的《地質學原理》第10版（1867－1868）和他的《地質學基礎》第6版（1865）。他認為，僅僅自然選擇永遠也不可能產生出人的大腦，人類的語言器官和手等等。達爾文極度痛苦地在1869年3月給華萊士寫信說，「但願你還沒有把你自己的和我的子孫如此斬盡殺絕」。在他自己的那一份《每季評論》中標出這段話時，在「不」字下面連畫了三條線，並且用了一連串的感歎號。
達爾文革命大概是科學中曾經發生過的最重要的革命，因為它的效果和影響在許多不同的思想和信仰領域中都是相當深遠的。這場革命的結果是對世界、人和人的制度的本質重新進行了系統的思考。達爾文革命對世界產生了新的看法，它把世界看作是一個動態的、進化的世界，而不是一個靜態的、有系統的世界，並且認為人類社會是以一種進化的模式向前發展的。我們將會看到，卡爾·馬克思甚至預見了技術和發明的進化史，在這個進化史中，達爾文用來說明動物器官的概念將被用來分析人類工具的發展。
新的達爾文主義的觀點否認任何宇宙目的論，並且認為進化並不是通向一個「更好的」或「更完美的」型式的過程，而是這樣一系列階段：在這些階段中，具有最適合於它們環境的特殊條件的特點的個體得以繁殖和延續———對於社會來說也是如此。特殊的創造將不再有任何根據。任何「絕對的人類中心說」都將成為過去，因為「共同血統」的原則是對所有活著的生物（包括人）而提出來的。關於這些推斷和結論，我們還必須補充說，達爾文的革命給任何關於宇宙或自然中的目的的論點敲響了喪鐘，因為變異是一個偶然的和無定向的過程。在生命科學中，實現了從比較陳舊的生物學概念向新的人口思維的引人注目的重大轉變。而且，除了這些新的方面外，達爾文還開始了方法的創新，引入了一種新的科學理論，在這理論中，預測的作用是與經典的牛頓的模式不同的。
所有這些含義並不是立刻展現出來的，但是，其中有相當部分是如此必然地展現在人們面前，以致引起了直接的激烈的爭論。在歷史上，從未有哪一種科學理論的預言和發表在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中引起如此直接的激烈的爭論——這是達爾文自然選擇進化論的真正革命的特點的一個標誌。對於這種理論的闡釋、評論和抨擊幾乎是同時開始的，而且一直持續到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在現時代其他科學創造者之中，只有一人是可以與達爾文相比的，他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這一事實向人們表明了弗洛伊德早期把他自己思想的未來影響與達爾文思想所曾產生的作用相比時表現出的遠見卓識（見下面第24章）。關於進化論及其意義的歷史的、哲學的甚至科學的爭論，在達爾文去世一個世紀之後仍然影響著嚴肅的思想家們的思想，這一點使我們更進一涉確信達爾文學說的非凡的生命力以及他的進化論的深遠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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