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沿途的食物和住宿,都是依賴身邊僅有的一點盤纏。和曾連長分手時,曾連長又堅持送了我們一點錢。靠這有限的一點資金,我們流亡到了貴州的融縣時,終於分文不名了。
融縣(不知是否如此寫法,記憶已經模糊)是個相當大的縣鎮,當時也擠滿了難民。我們投宿在一家小客棧中,父親發現城裡居然還有當鋪,於是,我們的衣物,母親收藏在內衣中的一些僅有的小首飾,就一一進了當鋪。這樣,只能勉強日換三餐,夜換一宿。然而,就在這最艱苦的時候,母親終於病倒了。當時,貴州廣西一帶,都像瘟疫般流行著瘧疾,病勢兇猛,患者忽冷忽熱。普通瘧疾都隔日發作一次,而貴州的瘧疾,卻每日發作,來勢洶洶,而且持久不退,當時在難民群中,死於瘧疾的人非常多。當地的人稱這個病叫「打擺子」,幾乎人人聽到打擺子就變色,因為這種病可以纏綿數年或數十年,而治療此病的奎寧藥片,又十分昂貴。我們真是「屋漏更兼連夜雨」,母親竟染上了惡性瘧疾,病倒在小客棧裡了。
沒有錢,沒有醫藥,沒有食物,舉目無親而前途茫茫。那局守在小客棧中的日子真是淒慘萬分。母親躺在那張木板床上,終日呻吟不絕,父親每天抱著一些已沒有當鋪肯接受的衣物,出去想辦法,只希望能換得幾片藥片。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間小木板房,我每日守在母親病床前面,聽著母親一聲又一聲的呻吟,我心中越來越慌張,越來越恐怖。自從流亡開始,我早就已經體會出「死亡」及「離別」的意義,這時候,當父親出外奔走,而把照顧母親的責任交給我的時候,我那麼害怕,「死亡」的陰影,似乎籠罩在整個房間裡。
一天,我又在這種情緒下守著母親,那小屋裡空氣極壞,我一直頭昏昏的,心裡又急又怕,母親的呻吟使我緊張得渾身出汗。忽然,母親睜開眼睛望著我,含著滿眼眶的淚水對我說:「孩子,如果媽媽死了,你們怎麼辦?」
我再也撐持不住,「哇」的一聲,我放聲痛哭,我這一哭,把母親也嚇了一大跳,她慌忙摟住我,安慰我,不絕口的說:
「別怕!別怕!媽媽嚇你!」
可是,我哭不停了。哭著,哭著,我渾身抽搐而暈倒了。等我醒來,醫生在屋裡,我躺在母親身邊,頭上壓著冷毛巾,渾身滾燙……我早已感染了瘧疾,只是硬撐在那兒,現在是完全發作了。這樣,在那小客棧裡,母親和我都病倒了。那「打擺子」的滋味,至今還深深刻在我記憶中,它忽兒熱得你滿身大汗,忽兒又冷入骨髓,使你週身抖顫,再加上劇烈的頭疼,和渾身酸痛。六歲的我,畢竟無法忍受這些,我開始哭泣,不停的哭泣。「後來,這病曾折磨我好幾年,忽好忽發,直到勝利後復員到上海,才完全治癒。」
一家五口,病倒了兩個。請醫生的錢再也籌不出來了,客棧的住宿費也欠了很多,客棧老闆生怕我們母女死在他的客棧裡,不住催我們搬走。到了這步田地,真正是已經山窮水盡,一家五口,擠在小房間裡,彼此面面相覷,不禁都淒然淚下。這時,我們全家,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都早已典當一空,再也沒有東西可以賣了。
眼看全家要結束在這小山城裡,母親顯然已放棄了希望,她常常和父親談起死亡。我病得昏昏沉沉,總是回憶起在東安河中的情形,當時何以不死?今日難道會死?這樣,「奇跡」又再度來臨了。這天,父親和往日一樣,又出去「想辦法」。我和母親都躺在那暗沉沉的房間裡呻吟等死。忽然間,門開了,父親帶著一個年輕人走了進來,興奮的對母親嚷:
「你瞧!我遇見了誰?」
同時,那年輕人直撲床前,激動的喊:
「陳師母,你們怎麼會狼狽到這種地步?」
原來,這是父親教過的一個學生,姓蕭。(名字叫什麼,我已記不清楚。)當時,蕭先生正在廣西大學當助教,而廣西大學正好疏散到融縣。父親滿街亂竄時,竟遇到了這位蕭先生!當時,蕭先生一看我們母女都已病得半死,弟弟們也都餓得半死,他毫不遲疑,立即跑出去,請醫生,買藥,買食物,結清欠客棧的錢……他馬不停蹄的為我們全家奔走,那份熱心及熱情,真令人感動。我們一家,總在危急關頭,有這樣的奇遇,也實在是很費解的事。或者,患難之中,人與人之間,更容易發揮潛在的互助之情吧!
我們的難關,終於在蕭先生的全力協助下度過了。瘧疾也被藥物所控制了。但是,我們已身無分文,而前面的路還長著呢,如何繼續下去呢?為了解決我們以後的問題,蕭先生又把父親介紹給廣西大學。當時,廣西大學的教授職員,都已經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學校當局,正為師資缺乏而焦慮,雖在戰爭中,學校仍有復課的信心。當他們和父親一談之下,認為父親是難得的人才,立刻聘用了父親。於是,我們做夢也想不到,在融縣那個小地方,只因我們母女一病,父親竟進入了廣西大學,有了職業,有了薪水,解決了我們以後許多困難。於是,我們跟著廣西大學,集體行動,繼續往貴州撤退。第一步,就是搭乘一條小木船,沿著山間的一條激流融河,往貴州的榕江前進。在這小船中,我們又度過了驚險刺激的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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